“起来！起来！马上出发！”
凯丰向在毛儿盖成立起来的中央三队队员紧急地轻声呼唤着。
不管是挣扎在苦涩的恶梦中抑或浸泡在依稀的甜梦中熟睡着的队员们，被一阵突然的呼唤声惊醒了。
刘英睁大眼睛急问道：
“出什么事啦！”
蔡畅跟着问道：
“到哪儿去啊？这黑更瞎火的！”
凯丰不等大家多问，赶紧说：
“一个都不要问，快走！”
中央三队很快集合起来，凯丰对大伙说：
“不要出声，不打火把，不准咳嗽，一个跟着一个，跟我走！”
邓颖超的结核病，由于缺药治疗，加上雪山草地生活的折磨，营养的奇缺，这时更加严重起来。她也不知道出了什么事，走得这么急。她坐在担架上，模模糊糊地由两个担架员抬着急行。平时，她经常咳嗽，还咯血。这要命的急行军、夜行军，还不准咳嗽，真把她憋得要死。要咳嗽时，她只得用一块布捂着嘴巴，不弄出声来。她大惑不解，不知道这是为了什么？到底出了什么事？心中的疑团越滚越大。
一支长长的队伍，了无声息地在夜雾中急急前进。只听见脚步接触地上的树叶、小石块不时发出的轻微的沙沙声。天边的月儿被一块块乌云隐去，四周一片黑暗。寂寞的几颗寒星，仿佛生病了，挂在黑古隆冬的天边黯然无光，有气无力地在那儿眨巴着一双双困眼。夜雾浸湿了大家单薄的军衣，浸润着夜行人的手和脸面，凉丝丝水浸浸的。
有的不小心跌跤了，但二活没说赶快爬起来又赶路。这在过去，少不了要骂几声，出出气，但这时钢铁一般的纪律根本不允许这么作了。即使跌破的伤口在淌血，也不准呻吟一声。
这到底是为了什么？只有毛泽东等少数几个人知道。
中央三队一气急行军10多里路，越过一个山口，才停下来喘口气。
浓浓的夜色中，刘英、蔡畅他们听见后面有马蹄声如繁弦急鼓般传来，大家定睛一看，见是洛甫、博古骑着马跑过来，后面紧跟着几个特务员。
大伙见奔跑过来的是洛甫，赶快跟他打招呼，蔡畅急问道：
“半夜三更走得这么急，是怎么回事？”
洛甫在马上喘着粗气急急说：
“现在张国焘搞分裂，我们不得不离开这里。我们当然还是要想办法争取不分裂。但是，现在的情况非常紧急，三十军发觉我们突然行动，李特带了队伍追来，陈赓、宋任穷他们的干部团在那边山头顶着。你们快往北边跑吧。”
洛甫一气说完，不让刘英她们答腔，便驭着马儿朝前奔去。
“啊！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刘英在暗夜里对身边的蔡畅说。
次日凌晨，红军大学教育长李特率四方面军一部及红军大学学生团部分学员向北急追30多里，跑到中央队驻地阿西，发现三军团及中央机关已离去，驻地一片狼藉。毛泽东以及他的几个特务员站在路边的一座喇嘛庙旁，好像有意在等待李特一行。毛泽东手里燃起一支香烟，表情极为沉静。
天空下起雨来。
毛泽东严肃地望着挎着一把大左轮手枪的李特，向他点点头。李特凝视着毛泽东，不说话。
几个年轻的红大学生，举着一张张蓝纸上写着的“反对毛泽东逃跑”、“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字样的标语，在一旁喊叫，声音不很响亮，似乎还有一点儿颤抖，显然非常勉强。过去他们经常听到毛泽东的名字，知道他的一些事迹，但多数学员还没见过毛泽东。
毛泽东听见学员们喊口号，哈哈笑了起来。
毛泽东对李特说：
“把大家叫到喇嘛庙去，我有话给大家说，站在外面，不要把学员们淋病了。”
顾问李德这时正好骑马经过喇嘛庙，他由于不习惯也不喜欢夜间急行军，故行动迟缓一些，几乎走在最后。本来他在昨晚午夜时分就接到转移的通知，还叫醒了红军大学的政治委员莫文骅，紧急通知莫文骅：“快起来，中央决定北上，命令即到，你把身边的人组织好，要密切注意李特，不要让他把队伍带走。”这时李德听见红大的学员在喊反对毛泽东的口号，有些不理解，因而停住了脚步，看个究竟。李德又看见李特怒气冲冲地站在那儿，对着毛泽东，心想有点不妙，他更不愿意离开了。李德比较了解李特，知道李特的脾气暴躁，喜欢骂人，而此时被谴责的毛泽东一方，势单力薄，可以说孤身一人，他非常担心会发生什么不幸的事情。平时大家部认为狂暴、粗心的李德，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倒显得细心而有心计起来。
四方面军的战士与红大的学生，陆陆续续走进路旁的喇嘛庙李特和他的特务员也跟着走进去。
那几个年轻的喊口号的学生，还在奉命呼喊反对毛泽东的口号，声音时断时续，俨若庙里的和尚在诵经。
毛泽东站在人群的中央，手里燃着烟卷不紧不慢地对大家说：
“北上的方针，是党中央早决定的，张总政委也举过手，你们知道吗？现在，为了争取时机，党中央组成‘北上抗日先遣支队’先行北上，三军团已于昨夜开拔了。同志们想南下，请便；愿北上的，也请便，绝不强迫。不过，我要奉告大家，南下是没有出路的。至于不愿意和党中央一起北上的同志，可以等一等，我们作为先头部队先走一步。”
毛泽东吸了一口烟，停了停又接着说：“我们先走，去开辟新的根据地。为了完成我们的任务，我们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的队伍。我相信，一年之后，你们会来的。”
毛泽东一讲完，李特便跳了起来，一手按住腰间的大左轮手枪，一手指着毛泽东大声说：
“你毛泽东放弃江西苏区，实行逃跑主义，现在又搞分裂，命令一方面军部队偷偷逃走，你——”
李德在一旁看见李特非常放肆，怕他控制不住自己，造成什么不良的后果来。于是大步跨过去，双手像把铁钳紧紧卡住李特的身子，用俄语大声说：
“你准备干什么？”
李特挣扎着用俄语大声回答说：
“不要你管！走开，你这个保皇派！”
李特三十年代初在苏联列宁格勒学过军事，不消说会讲俄语。
李德一听李特骂他“保皇派”，恼怒了，生气地说：
“一方面军北上是对的，南下才是逃跑，害怕敌人，胆小鬼！”双手仍然紧紧抱住李特的手臂不放。
李特冒火了，大声对红大的学员说：
“喊口号！”
受命喊口号的那几个年轻学员，又开始吼叫起来，还是那几句话，只是声音比刚才要大一些。
口号声一停，李特对李德大声说：
“我们不跟毛泽东、周恩来他们去，他们是苏联的走狗，要把你们带到苏联去！毛泽东、周恩来北上是逃跑，投降帝国主义！”
毛泽东镇定地望着几乎快要发疯的李特，连连抽了几口香烟。
一会李特又对着李德喊叫起来：
“毛泽东在遵义政治局会议上批了你，你还包庇毛泽东！”
李德不服气地说：
“毛泽东现在的主张对，北上没有错。”
毛泽东在一旁向李德投过去会意的一瞥。他目睹李德与李特二人抱着，你一言我一语争吵得十分厉害，走过去用手将二人分开，大声训斥着李特：
“李特，你休要这般猖狂！少在这里胡说瞎道！”
李特看见毛泽东发火了，不再吱声。
在场的四方面军听了毛泽东开始讲的那些话，认为也有几分道理，一个个都不吭声。那几个喊口号的学员也不敢有气无力地叫喊了，这时只好缩手缩脚地站在那里。
李特好像泄了气的皮球，蔫萎了，对他带来的人说：
“走！我们回去。让他们走，看他们有什么好结果？”
接着李特带着人马调头向班佑的路上走去。
毛泽东带着特务员与李德也出发了，踏上北上的路，同李特背道而驰。
毛泽东骑马从喇嘛庙下山，通过一座木桥，过了一条河，然后扬鞭策马，朝东北方向急驰。
毛泽东在马上颇为不安，百感交集。这时他只有一个念头，赶快追上三军团司令部，看看他们到底脱离危险没有？
毛泽东一行溯滚滚的包座河上游急驰，艰难地翻过几座高山。有的山上还残存着夜间的积雪，欲溶未溶。毛泽东为了赶路，没有喝一口水，没有吃一捧炒青棵面。忍受着口干、舌燥、肚饥。中午时分，在一个渺无人烟的小村庄里，终于会见了彭德怀。
毛泽东一见彭德怀就急问：
“叶剑英、杨尚昆来了没有？”
“他们二人在司令部。”
“什么时候来的？”
“也是刚到。”
“带我去看看他们。”
毛泽东下马随彭德怀来到村子中央的一间房子，看见叶剑英和杨尚昆确在那里，毛泽东惊喜地说：
“剑英、尚昆，你们终于跑出来了，我担心着呢！唯恐陈昌浩把你们捉了去作人质。你们是怎么跑出来的？”
杨尚昆此时不在三军团当政委，改在总政治部当副主任，陈昌浩兼总政治部主任。毛泽东认为杨尚昆和陈昌浩在一起工作，不好脱身，故也特别关心他的情况。
杨尚昆说：
“昨晚两点离开的时候，我也给别人说去‘打粮’。要‘南下’，总要准备点粮食啊，总政治部的人也不能例外嘛。这样也就把陈昌浩给胡弄过去了。”
毛泽东问叶剑英：
“那么，你那个司令部，总不去‘打粮’啊，怎么办？”
叶剑英回答说：
“昨晚一点多钟，我悄悄去找尚昆，商量怎么脱身。我们设想了几个方案。一个办法是早走，但想想不行。我们一走，不是就暴露了企图；一个办法是晚走，后来考虑晚走也不行，晚走就有可能走不出来了。再一个办法是两点钟和大家一块走。两点钟我摸出来找到了尚昆，就赶快离开了。”
杨尚昆接着说：
“从巴西出来，我们走了10来里，剑英突然想起他的行李没有拿出来，有些着急。但事已至此，也管不了那么多了。主要人出来，就行啦。谁知剑英的那个公务员很厉害，不管人家干涉不干涉，他把行李一卷，用骡子驮起来就走，大约一个钟头以后，就撵到了我们。”毛泽东听了，满意地笑笑。点燃一支香烟，咂了一口，吮吮下唇说：
“你们还算走得顺利，没有被人家捉去。”
叶剑英马上说：
“不顺利啊！从巴西出来，我们走了约莫四、五十分钟光景，听见后面有急速的马蹄声，由远及近传来。幸好天上的月光不明，常被乌云遮盖，地上模糊不清。我们警觉地赶快躲在路边的草丛里。一会，一队骑兵从我们身边跑过，摆动的马尾扫到我们的脸上，痒痒的，痛痛的，我心里一阵发慌，心想这下可糟啦。我憋住气，简直不敢动弹一下，还好，老天保佑，没有被陈昌浩派来追我们的骑兵发现。不然，今天就见不到毛主席啦。”
杨尚昆接着说：
“幸亏路上没有人，就是我们两个在路上走，如果特务员、公务员一大堆，那就糟了。陈昌浩主要想把我们两个抓回去。一旦我们撵上三军团的队伍，陈昌浩的骑兵就不敢追我们了。”
毛泽东苦笑了一下，摆摆头，深深叹了口气，然后又问叶剑英：
“地图带出来没有？”
叶剑英将手中的黑牛皮包朝毛泽东面前一晃，神秘地说：
“装在里面。”
毛泽东喜悦地夸奖说：
“剑英，你真有本事，是怎么弄出来的？”
叶剑英说：
“从胡宗南那里缴获来的这张军事地图，上面有四川、陕西、甘肃等省的情况，非常重要啊。我知道，我们北上十分需要它。这张图，挂在喇嘛庙的前敌指挥部办公的地方。庙堂里，一天到晚都有参谋人员在那儿执勤，陈昌浩也时常进进出出的，怎么拿走，不好行动呐。离出发的时间越来越近了，我急得没法，急中生智，晚上睡觉时有意将地图碰掉，正好，我的床铺紧挨着地图，我趁机还把参谋们‘训’了一顿，说只有这么一张宝贵的地图，为什么挂在这里，容易碰着，碰烂了怎么办？还不赶快收起来！于是，参谋规规矩矩老老实实地将地图卷起来，放在这个牛皮包里。”
毛泽东伸出大拇指：“你叶剑英真有心计！”
毛泽东又关心地问杨尚昆：
“李伯钊呢？”
“李伯钊派到三十军李先念的部队，教歌去了。她是前两天走的。如果晚两天就留下了。但也不行啊，如果留下，不让她去，那就会引起人家的怀疑，为什么突然不让她走了呢？昨天，听说张国焘给中央来电，还是不同意北上，我感到气候不对，情况不妙，于是赶快派特务员去三十军接李伯钊，结果，那个特务员一去，就被抓起来了。”
毛泽东噗哧一笑：
“我说你杨尚昆，周郎妙计安天下，赔了夫人又折兵哟。”
杨尚昆也笑了：
“还好，只折了一个兵。”
翌日清晨，徐向前刚刚起床，就接到报告，说叶剑英不见了，指挥部的军用地图也不见啦。徐向前大吃一惊，愣了神，坐在床板上半个钟头说不出话来。心想这是怎么搞的，走也不告诉一声呀！他毫无思想准备，心情万分沉重，心乱如麻，脑袋麻木。一阵“叮铃铃”的电话声，把他从麻木中唤醒过来。
徐向前走到窗前握起话筒，沉沉地询问对方道：
“喂——哪里？什么事？”
“我是三十军司令部，报告徐总指挥，一方面军昨晚向北跑了，还放了警戒哨，打不打！”
徐向前正要回答，陈昌浩怒气冲冲跑进屋来，向徐向前同样报告刚才电话的内容，并问徐向前：
“怎么办？到底开不开枪？”
徐向前的脑子，仿佛被人猛然一击，“嗡”的一下，似乎要爆炸了，他万分沉痛地用拳头猛打了一下大腿：
“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
陈昌浩睁着一双义愤与困惑的大眼：
“狗卵子，真气人！”
一会，一方面军离开的消息，霍地便传开了。前敌指挥部开了锅，人来人往，乱哄哄的。指责声，叫骂声此起彼伏，指挥部从来没有这般热闹过。一会，这个人跑进徐向前的屋子问是怎么一回事？一会，那个人又跑进来问，还说了一些难听的话。有的不明真象的干部甚至挥着驳壳枪愤怒地吼叫着：
“把那些逃跑分子追回来！”
“不回来，就开枪打！”
“总指挥，你赶快下命令！”
是解释呢？是劝阻呢？是制止呢？徐向前也被这突发的事件弄得无主张了。不管怎么说，千条万条，他心中牢牢记住一条，红军不能自相残杀！面对忿激的人群，他挥起一只手说：
“你们出去，让我想想。”徐向前关上房门，躺在床板上，蒙起头来。不说一句话。一会，陈昌浩闯进徐向前的屋子，脸色铁青，两眼通红，他像有意跑来找徐向前吵架似地大声说：
“毛泽东、洛甫、博古他们，也太不像话了。不说一声，就偷偷跑了。共产党人，做事光明正大嘛，这哪里有一点点布尔什维克的气味？简直是右倾机会主义，逃跑行为！狗卵子！”
徐向前坐在床上双手紧紧抱住头，不说话。内心充满困惑、激愤、不满和不安。
陈昌浩言犹未尽地又对徐向前讲：
“这种事，太气人了，我已给张政委发了电报，告诉他，一方面军向北逃跑了。向前，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办？”
徐向前痛苦地摇摇头：
“太突然了，太突然了，我也不知道该如何办才好！”
陈昌浩发泄了一阵，盛怒未息地走了出去。
晚上，徐向前在木板床上辗转反侧，彻夜难眠。自投身革命以来，在中国共产党内，他还从未遇到过这样大的意外之事，从未受过这么严重的“打击”。内心矛盾极了，苦痛极了，难过极了。自己在革命征程上的一些往事，不期然地浮现在他的脑海。
徐向前出生于山西五台山，他的父亲是个秀才，在学校里教书。他一共有5个兄弟妹妹：两个姐姐，一个哥哥，他排行老四。
徐向前幼年时代在五台山上了三年私塾，接着念了三年正规小学。以后就在一家书店当店员。不久进入太原师范学校学习。毕业后在五台山壮志中学附属小学当教师，这是阎锡山创办的一所学校。
当时的山西，被军阀统治着，政治反动社会落后，进步的书籍、进步的思想很难传入。但当1915年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乘机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的时候，徐向前作为学生示威游行的一个领导人，第一次在太原街头向人们演讲。一个血性男儿，不甘于日本侵略者的侵略与欺凌，开始起来向罪恶的社会抗争。
为了寻求革命，1924年，徐向前到了当时革命的中心广州，进了黄埔军官学校，并参加了国民党。其时，徐向前才22岁。
徐向前的父亲不愿意儿子做这些“危险”的事情，极力反对他有志于革命的种种行为。徐向前进黄埔军校的事只告诉了他的哥哥，是背着保守的父亲潜逃到广州去的。其时他已经结了婚，有一个嗷嗷待哺的女儿。为了自己的追求，他什么也不顾了。结果，他到黄埔军校不久，妻子便病故了。
徐向前是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与后来是他的死对头的胡宗南同班。毕业以后，任班长，开始东征，讨伐陈炯明。以后又对阎锡山作战，年轻气盛，英勇无畏。两年光景，他就擢升为副团长。1926年当国民革命军占领了武汉，徐向前在这里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接着赴广州参与领导武装暴动。先后任红军第四师第十团的党代表、第四师参谋长、师长。1929年，被中共中央派往鄂东北，任红军十一军三十一师副师长、中共鄂豫边特委委员、鄂豫边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参与指挥部队挫败国民党军队的三次“会剿”，巩固扩大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就在他参与领导鄂豫皖苏区的革命斗争中，认识了张国焘，并与张国焘一起为扩大根据地作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1930年春，徐向前任红一军副军长兼第一师师长，率部连克云梦、光山、罗田等县城。1931年初，红一军与十五军合编为红四军，他任参谋长。参与指挥部队挫败国民党军队的第一、第二次“围剿”。同年7月，他任红四军军长，率部南下作战，连克英山等四城，威震武汉。11月任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兼红四军军长，并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此后组织指挥过黄安、商（城）潢（川）、苏家埠、潢（川）光（山）战役，粉碎了国民党军的第三次“围剿”，取得一系列重大胜利。1932年10月，他又率红四方面军主力西征，几多艰辛，辗转入川，与张国焘一起，领导创建了川陕革命根据地。连续指挥红军反击敌人的“三路围攻”、“六路围攻”，奋力拼搏，呕心沥血，终于赢得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为了配合一方面军长征，他又与张国焘一道，指挥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一路斩关夺隘，强险飞渡，率领四方面军终于在懋功与一方面军会师。
回首往事，他与张国焘、陈昌浩共事五、六年来，有时配合得好，有时也不尽然；有时没有矛盾，有时也非常矛盾；有时痛快，有时也不痛快。他对张国焘的某些作法有意见，有看法。比如他曾抵制过张国焘的“肃反”扩大化错误，为受张国焘迫害的许继慎说过话。他不满意张国焘为了个人的权势，排除异己的行为。以致两军会合后，他曾对陈昌浩说过心里话，想离开四方面军，去中央做点具体工作。但右路军如果接受中央命令单独北上，等于把四方面军分成两半，他也舍不得呀。四方面军是徐向前眼看着从小到大发展起来的，他徐向前操了不少心，流过不少汗，他和大家费了几多心血，枪林弹雨，出生入死，才形成这么一支队伍，真不容易啊！分成两半，各去一方，无论从理智上或感情上说，他都接受不了，如果接受张国焘的指示，带领右路军南下吧，又违抗中央方针，不与中央保持一致。因为党中央北上的方针，不是随心所欲地决定的，曾经过政治局的同志三番五次的研究，不能说它是错误的。到底北上好？还是南下好？真费推敲，真是进退两难啊！如今，一方面军单独北进，“不辞而别”，他觉得他徐向前好像遭到党的“遗弃”。跟着党中央北上？还是跟着张国焘南下？太难决定啦，难迈步子啊。北上嘛，自己只能带上个特务员，骑马去追中央，因为陈昌浩是政治委员，他不点头，徐向前一个人是带不动队伍的，最多只能悄悄带走几个人。今后到底应该怎么办？路该如何走？一下子，他仿佛变成了一只断线风筝，在巨风中飘浮颠狂，失去依托，暗夜里，徐向前竟在木床上痛哭起来。
却说张国焘在刷金寺给陈昌浩发去密电之后，心绪有些不宁。他自个儿揣度着将会出现的几种情况，几种局面。一种是毛泽东等人在前敌指挥部陈昌浩等的挟持下，乖乖南下，按他的意志办事，终于“大功告成”。一种情形是毛泽东等人不服，陈昌浩正在按他的旨意“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张国焘相信毛泽东等人斗不过陈昌浩，因为他知道一方面军中的一军团已经北进至甘南，毛泽东等人身边只有三军团的三、四千人，而四方面军则有三军、四军等部队两三万人。张国焘心想毛泽东不敢与之较量。还有一种情况是毛泽东不来硬的一套，采用软的一手。如果这样，陈昌浩恐难对付。当然他希望出现第一种局面，迫不得已才用第二种方法，他希望不要出现第三种情况。
张国焘在总司令部一方面焦急地等待着陈昌浩的来电，一方面电令左路军各部暂停前进。左路军花了三天时间，重过草地，归途中又遇大雨，部队极度疲劳，疾病增加，屡有减员。本来已经北进的左路军，在张国焘错误的指示下，二过草地，遭到不少损失。
张国焘终于盼来了陈昌浩的电报。
陈昌浩在急电里说：
一、三两军团违抗总司令部暂停前进的命令，私自北进。
电文里还说毛泽东等人因前敌指挥部已打开北进通道，以左路军为水所阻，不能再事等待而坐失良机为由，竟自动直接下令一、三两军团，以“北上先遣队”名义，单独秘密向北挺进。电报里还说，中央各机关和一、三两军团乘夜秘密移动，一、三两军团原担任的对敌警戒任务，未作交待，就撤守了。使四方面军的某些驻地完全暴露，易受敌军攻击，等到前敌指挥部发觉这件事，一、三军团的殿后人员，才告诉他们这次行动是奉有中央的直接命令的。
张国焘阅罢，暴跳如雷。他万万没有想到毛泽东会有这么一招，他气急败坏地在总部办公室里一个人大声骂了起来：
“右倾机会主义！逃跑主义！连一点信义都不讲啦，还算什么布尔什维克？”
张国焘涨红着脸，在屋子里不停地来回走着，因过分激动，一会儿脸庞又由绯红变得煞白起来。他琢磨着，在心里捣鼓着。这不过是毛泽东使出的金蝉脱壳的诡计：利用四方面军经过重大牺牲所打开的北进道路，悄悄溜走，再也不管其他大多数同志和军队；使用“北上先遣队”的名义，暗中挟带着中央机关和各要人，要蒋介石误认为中共重心仍在毛儿盖，进攻的箭头不会指向他那个支队。真狡猾啊，老谋深算的毛泽东这一步棋走得妙哉！一箭双雕啊。毛泽东等人既可安然溜走，又把敌人进攻的矛头推向我这里。张国焘认为，毛泽东之所以要这么做，一是“失败观念”支配了他，一是“宁肯我负人，不肯人负我”的“权谋”思想在作祟。就由于这种“不健康”的心理因素的主宰，什么共产主义的原则和道义观念，都被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唉！只有毛泽东会玩这一套“把戏”，现在看来，两军会合后，毛泽东玩的尽是“权术”，而洛甫、博古等死硬的幼稚的教条主义者，不过是供毛泽东“利用”而已。毛泽东等私撤防线，秘密北进，显然是不顾大局的“自私”行为。
张国焘越想越气愤，真想向着北方大骂毛泽东一顿，以平息心中的怒火。正在这时，朱德走进办公室来。
张国焘对朱德大声说：
“毛泽东搞分裂，带领一方面军私自走了。你看看，这是陈昌浩刚发来的电报。”
朱德看完电文十分惊诧，一点没有思想准备。慈祥温和的双眼赶快从张国焘激愤的脸上移向窗外，紧紧凝视着窗外一株高大的楸树，沉默着，黧黑的颜面泛起一种痛苦的表情，身子纹丝不动。
张国焘看见朱德不说话，不知道他在想些什么？他希望朱德的嘴里响起一串谴责毛泽东不仁不义的声音。骂得越凶，他越高兴；骂得越起劲，他越解恨。可是朱德保持着缄默，因为他不明白事态为什么发展到如此严重的地步？党中央竟来个“不辞而别”，这个中的原委是什么？真有点蹊跷呀。他一张饱经风霜的面庞笼罩着一股异乎寻常的严峻而又深沉的情愫，额头上那些纵横交错的皱纹里，好像储满了深邃的思考。
朱德为中国革命历史在这儿打了个结，陷入深深的思索之中朱德为当前红军出现的裂痕，陷入极端的痛苦之中。
朱德为红军这个遭受过极度创伤的巨人被无情的历史刀剑劈成两半，陷入莫可名状的悲愤之中。
豪爽、正直、忠厚的朱德，说什么也不理解当前会出现这个难堪的局面。
张国焘独自又发泄了一阵后对朱德说：
“毛泽东抹煞了总司令部的职权，不顾党的团结，私自带兵北溜，他既然会搞分裂，我们只好单独行动了，不再听中央的那一套。”
朱德凝视着张国焘燃烧着愤怒之火的双眼，严肃地说：
“一方面军进到甘肃地区以后，蒋介石还是不会放松他们，他们仍会遇到很多危险，处境也不会好，斗争依然困难。希望一般同志，不要过多责难，应以党的团结为重，最好大事化小，从而弥补这个裂痕。”
张国焘看朱德是这么个息事宁人的态度，也不好再说什么，加上朱德在红军中的威望，张国焘也不好把朱德怎么样。他只是感到朱德对毛泽东的“分裂”行为不作谴责，有些窝火，心里暗暗地说：你这个老家伙，是个和事佬，一点没有“原则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