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了心坚持南下与党中央北上方针相抗衡的张国焘，接到徐陈电报，不为电报上中恳的言辞所动。因为他早有自己的打算，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欲避免大的斗争，保存自己的实力，偏安一隅，暂时作个“西南王”，然后窥测革命潮流的动向而取决自己的行动与归宿。
张国焘认真分析了一下电报的内容，措词虽然婉婉转转，但明劝暗催，还不是要我放弃南下的打算，和毛、周、张、博一道北上。不管是毛泽东、洛甫的意见也好，周恩来的主张也好，无非是抬出来压我，要我张国焘就范。什么只要南进有利，可以交换意见，这完全是毛泽东玩的花招，想骗我和他们一道走。如果说可以交换意见，为什么自两河口开会以来，我的意见，他们总是不听，非按他们的主张一意孤行！北上就是对的，南下就是大逆不道！谁对谁错？让历史来作结论吧。中央正确，为什么八、九万人的部队，现在只剩下一两万人，我张国焘才不信哩，走着瞧吧！北上，到底有没有前途，有无出路，还是一个大问号。左路军不愿跟着你毛泽东等人去做冒险的事，什么陕甘根据地，简直是一句空话，一句鬼话。我张国焘自有我的考虑。
于是，张国焘在接到徐、陈电报的当天，立刻致电徐向前与陈昌浩，以总政委的身份命令他们率右路军南下，措词相当激烈，没有丝毫考虑的余地。
陈昌浩先看到张国焘的电报，心里暗暗吃惊，感到张国焘南下的意志十分坚决，没有一点儿可商量的地方，他感到问题的复杂性和严重性，左右为难，十字街头，真不知怎么办哩。
陈昌浩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后，党即派他到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员，回国后任共青团中央委员、共青团江苏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1931年春，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即开始与张国焘共事，始终是张国焘的左右手，得到张国焘的信任与重用，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委员兼共青团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接着担任红四军政治委员、红四方面军政治委员。与徐向前一起组织黄安、商城、潢川、苏家埠、潢川光山等战役，取得重大胜利。1933年初，红四方面军到达川北地区后，陈昌浩兼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西北军区政治部主任，参与张国焘领导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和多次反“围剿”的重大战役。在张国焘将开创鄂豫皖苏区和红四军的另一领导人曾中生被打下去后，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自然便是这块根据地和这支部队的领袖。陈昌浩个人奋斗的历史，他的出名，他的功绩，虽然来自于他本人的才能。但与张国焘的提携，与张国焘的关系，也不无相连。以致在一些重大问题的处理上，他总是追随张国焘，和张国焘一致。他自编入右路军，成为前敌指挥部的政委之后，由于和中央一道行军，直接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之下，他不得不听从中央的号令。在中央与张国焘关于北上与南下两个相对立的战略方针的尖锐冲突下，何去何从，对于陈昌浩来说，真是进退两难，举棋难定。依了中央的，得罪了张国焘，他始终不愿意；依了张国焘，又如何向中央交代？怎么办？他拿着电报找徐向前，看徐向前如何处置。
徐向前阅罢张国焘来电，也大为吃惊，心上好像坠入一块大石头，沉重万分。感到党中央的北进方针同张国焘的南下路线已经发展到针锋相对不可调和的明朗化地步，成为牵动全局和影响红军命运、前途的斗争焦点。事情发展得如此严重，徐向前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他没有思想准备，心想他和陈昌浩给张国焘的电报，多少总会起一点作用，张国焘会听众人的规劝，率左路军北上。但和徐向前的预料恰恰相反，张国焘根本不接受他们的意见，却坚持南下，以总政委的身份，向他们发布命令。事关重大，不可贸然从之，徐向前心情极为复杂地对陈昌浩说：
“这样重大的问题，不向中央报告不行，你还是跑一趟吧！”
陈昌浩听了徐向前的话，带着这份与红军命运攸关的电报，策马跑到阿西中央队驻地，见到洛甫、博古，把电报交给他们，让党中央决定。
当天晚上，陈昌浩自阿西给徐向前打电话，通知徐向前到周恩来驻的地方开会。周恩来大病未愈，身体十分羸弱，起不了床，徐向前接到电话，不敢怠慢，草草吃了一点东西，便扬鞭催马，朝阿西赶来。
一路上，徐向前心情颇不平静，前思后想，心像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的，一种不祥的预感包围着他，折磨着他，使他为之忐忑不安。心想，事已至此，只有听中央的了。
徐向前跑到周恩来的住处，已是晚上，马灯光下，见毛泽东、洛甫、博古、王稼祥、陈昌浩都在，大家的表情极为严肃，平时比较随便的毛泽东，脸上也仿佛收敛起了昔日诙谐的情致。他手里燃起一支袅袅的香烟，并没有抽，好像也有许多难以诉说的隐忧。
周恩来半躺在木板床上对走进来的徐向前致以深情的一瞥。徐向前向周恩来亲切地点点头，算是问好。要在平时，他会走近周恩来身边，问问他的上级、红军的统帅的身体健康状况，但在这个时候，好像这个必要的礼仪都须免了，因为关系着红军命运的头等大事代替了一切！
毛泽东对徐向前说：
“就等你来了，我们马上开会。”
接着洛甫对大家说：
“国焘同志来电，叫前敌指挥部率右路军南下，大家看，怎么办？”
博古说：
“北上的方针，国焘同志是同意的，现在又叫南下，是何用意？”
毛泽东问陈昌浩：
“昌浩同志，你说说看。”
陈昌浩回答道：
“既然是中央的既定方针，还是要说服张政委北上。”
毛泽东又问徐向前：
“向前同志，你的意见呢？”
徐向前说：
“我同意昌浩同志的意见。不过，张政委既也下了南下的命令，我们也要想个办法回答他才好。”
周恩来说：
“立刻给国焘同志去一电报，以我们七个人的名义再劝劝他。”
王稼祥接过周恩来的话说：
“目前只有这样，别无他法。”
洛甫接着对大家说：
“我已拟好一份电文，是个草稿，念给大家听听，如果没有意见，即刻给国焘同志发去。”
毛泽东说：
“赶快念来听听。”
朱张刘（伯承）三同志：
目前红军行动是处在最严重的关头，须要我们慎重而又迅速地考虑与决定这个问题。弟等仔细考虑的结果认为：
（一）左路军如果向南行动，则前途将极端不利，因为：
（甲）地形利于敌封锁，而不利于我攻击，丹巴南千余里。懋功南七百里均雪山、老林、隘路。康口、天芦、雅名、邛大直至懋抚一带，敌垒已成，我军绝无攻取可能。
（乙）经济条件，绝不能供养大军，大渡河流域千余里间，亦如毛儿盖者，仅一磨西面而已，绥崇人口八千余，粮本极少。懋抚粮已尽，大军处此有绝粮食之虞。
（丙）阿坝南至冕宁，均少数民族，我军处此区域，有消耗无补充，此事目前已极严重，决难继续下去。
（丁）北面被敌封锁，无战略退路。
（二）因此务望兄等熟思深虑，立下决心，在阿坝、卓克基补充粮食后，改道北进，行军中即有较大之减员，然甘南富庶之区，补充有望。在地形上、经济上、居民上、战略退路上，均有胜利前途。即以往青宁新说，已远胜西康地区。
（三）目前胡敌不敢动，周、王两部到达需时，北面仍空虚，弟等并拟于右路军抽出一部，先行出动，与二十五、二十六军配合行动，吸引敌人追随他们，以利我左路军进入甘肃，开展新局面。
以上所陈，纯从大局前途及利害关系上着想，万望兄等当即立断，则革命之福。
恩来、洛甫、博古、向前、昌浩、泽东、稼祥
九月八日二十二时
洛甫念毕，毛泽东问陈昌浩：
“昌浩同志你有什么意见？”
陈昌浩说：
“同意电报内容，建议力争左右两路军一道北上。如果不成，是否可以考虑南下？两路军最好不要分开。”
毛泽东点点头，然后问徐向前：
“向前同志，你呢？”
徐向前因对南下问题考虑不成熟，没有表态，不置可否。
给张国焘的电报发出后，毛泽东摸黑回到驻地，深深为之不安。他思考着懋功会师以来与张国焘打交道的种种经过。深感这个人实在不好对付。张国焘不愿北进，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关系广大的四方面军，关系全局、关系革命的前途。张国焘之所以不跟中央保持一致，无非是自恃人多枪多，在这个时候，千万不能跟张国焘闹翻，要尽量说服他接受中央的方针，团结四方面军一道前进。在与张国焘关于战略方针之分歧的争论上，不能采取任何过激言行，这个时候，稍有不慎，将导致革命的损失。右路军越过草地之后，损失又颇为惨重，活着的指战员的体质都很差，需要恢复。还要对付敌人的进犯。如果红军内部再出现大的矛盾，不能团结一致，将更会铸成大错。今晚虽然给张国焘发去电报，促他北上，但张国焘是否接受？还是个问题。根据这几个月与他打交道的情况看，他是难以改变态度的。如若张国焘不愿接受北上的方针，下一步又该怎么办了。
毛泽东认真思考着、琢磨着，想找出一个万全之计，团结张国焘北上。但思索半天，一无所获，香烟倒抽了好几支。
“砰砰砰砰”，一阵敲门声打断了毛泽东纷繁的思绪。
毛泽东开门一看，见是彭德怀，问道：
“老彭，有事吗？深更半夜的还没休息？”
彭德怀颇为忧心地说：
“睡不着啊。”
毛泽东关心地问道：
“想些啥？”
彭德怀慎重答道：
“林、聂亲率一军开到俄界地区，听说他们找不到向导，问不到路。茫茫草原，何处是俄界呢？我们准备了电台，另编了密本，对外边说是为了与一军联络，实际上是为了防止突然事故。我已派武亭同志带着指北针寻找一军走过的踪迹，务必把电台密本交给林聂。”
毛泽东莞尔一笑：
“老彭呀，有人说你是个粗人，我看你一点不粗。”
彭德怀继续说下去：
“懋功会师以来，我看张国焘的气味有点不正，还有那个黄超更成问题。左路军为什么迟迟不来？张国焘想搞什么名堂？我们简直等得有点不耐烦了。”
毛泽东苦笑了一下说：
“今晚又给张国焘发去电报，催他迅速北上。”
彭德怀不安地说：
“这些天来，四方面军的一些同志听了张国焘、黄超等人的煽动，对一方面军的同志很不友好。一方面军的同志也对四方面军的同志说过一些过头的话。两军的团结是个问题，发展下去，会更加严重。”
毛泽东解释道：
“下边的同志，主要是不了解事情的真象，不能怪他们。一方面军的同志，要主动的与四方面军的同志搞好团结，不利于两军团结的话不说，不利于两军团结的事不做。”
彭德怀有些生气地说：
“我们坚持北进，拥护中央的路线，如果陈昌浩他们拥护张国焘的南进方针，一军己前走了两天，四方面军如果强行解散三军，怎么办？为了避免红军打红军的不幸事情发生，在这种被迫的情况下，可不可以扣押人质？”
毛泽东思索片刻，回答说：
“不可！和张国焘斗，还得讲究一点策略，处理不当，要坏事的。”
彭德怀认真地说：
“如果张国焘强制三军南进，那么一军就不能单独北进了，中央也不能去。一军单独北进也起不了作用。一同南进，张国焘就可能仗着他的人多枪多，搞掉中央。”
毛泽东思忖着彭德怀的话，严峻地说：
“如果那样，张国焘就是一个十足的军阀、阴谋家了。”
彭德怀进而对毛泽东说：
“谨防张国焘搞鬼，我已秘密派十一团隐蔽在中央队与军委驻地周围，以备万一。”
毛泽东笑着用手点了一下彭德怀的头说：
“老彭呀，看不出来你还相当有心计哩，警惕性这么高。”
彭德怀说：
“和张国焘打交道，是要多有几个心眼。整人之心不可有，但防人之心不可无啊。”
毛泽东点点头：
“是啊，我也是随时提防着他。特别是目前，一方面军处于劣势而四方面军处于优势的时候，更要慎之又慎。”
彭德怀对毛泽东说：
“时间不早啦，怕是已经凌晨了，我该走了，你还有什么要交代的事情。”
毛泽东考虑了一下说：
“有些事，一时还没有想清楚，以后再说吧。你的警惕性高，这很好。目前，我们的处境有点不妙。如果不遇到张国焘闹别扭，情况会好得多。现在，大家的很多时间，都花在给张国焘做工作上。这个人，真有点难办！回去后，你一定要做好团结四方面军的工作。要注意一个‘韧’字，不能学猛张飞，一触即跳。和张国焘打交道，要做‘牛皮糖’，扯不断，切不要当玻璃，玻璃一敲就碎。”
彭德怀认真听着毛泽东的嘱咐，琢磨着每句话的涵义，不断点着头。最后说：
“主席，我该走了，你也该休息啦。”
“不走！”毛泽东当即说：“我肚子饿了，想吃一点东西，我们两人一起宵夜。我请客。”毛泽东脸露笑容又补充了一句：“我请你吃好东西，不容易吃到啊。”
彭德怀心想，过草地以来，毛泽东和大家一样吃青棵，青稞没了，吃野菜，咽草恨，啃树皮。现在供给部为了改善毛泽东的生活，弄点好的给他，我可不能沾边，于是连连说：
“我不饿，我不想吃，我要告辞了。”
“忙什么？”毛泽东赶快劝阻道：“这个东西，不是在我这里，你想吃都吃不到哩。”
这下，彭德怀更感到不安了，非坚持走不行。毛泽东拉住他的衣袖笑着说：
“老彭，我们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嘛。”
毛泽东招呼彭德怀坐下，独自走进隔壁特务员住的房间。彭德怀在毛泽东离开的当儿，目光停留在毛泽东床前的小桌上。见马灯下摆着列宁写的《“左派”幼稚病》与《两个策略》两本小书。好熟悉啊，这两本书1933年毛泽东先后寄给他读过。记得毛泽东还在《两个策略》的扉页上写着“此书要在大革命时读看，就不会犯错误。”在《“左派”幼稚病》这本书上写着“你看了以前送的那一本书，叫做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你看了《‘左派’幼稚病》才会知道‘左’与右同样有危险性。”
彭德怀翻看着这两本书，心潮起伏，见毛泽东在书上用红蓝铅笔划了很多道道。还在有的页码的天地里写下不少读书心得，龙飞凤舞，密密麻麻。
彭德怀一边翻看，一边心想，毛泽东今夜到底请我吃什么好东西呢？反正肚子已饿了，吃就吃吧，沾毛泽东一次光。
一会，毛泽东从隔壁小屋里走出来，手里端着一个大土碗，碗里的东西热气腾腾的，毛泽东把土碗放在桌上乐呵呵他说：
“者彭，请你吃羊肠、羊肚，这些东西，不容易吃到吧，该不骗你。”
彭德怀不解地问道：
“哪里弄来的？”
“白天到恩来那儿去，回来的路上，发现路边的壕沟里有一副人家扔下的羊下水，冻得硬邦邦的，叫炊事员捡了回来，收拾收拾做了吃。”
“呃！——”彭德怀颇为难受地叹了口气。
毛泽东笑了一下说：
“老彭，你叹什么气！你认为人家扔掉的东西就不能吃吗？其实洗干净后，一样可以果腹，好久没有打‘牙祭’了，来，今天我们好好打一次‘牙祭’，开一次‘洋（羊）荤’”。
彭德怀苦笑了一下，摇摇头。
接着毛泽东用小土碗倒了两碗开水，对彭德怀说：
“来，我们以水代酒，开怀畅‘饮’”。
彭德怀接过土碗说：
“主席，你真乐观！现在是什么时候，你还好像什么事都没有似的。”
毛泽东说：
“不要紧，天塌下来擎得起，只要有你彭大将军在。”
接着毛泽东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一边嚼一边对烧熟的羊下水赞不绝口。彭德怀看见毛泽东狼吞虎咽的样子，心想，毛泽东真的饿了。
毛泽东一边吃一边问彭德怀：
“你吃过狗肉没有？狗肉弄好了，也很好吃哟。”
彭德怀回答说吃过。毛泽东接着说：
“井冈山那阵，成天吃南瓜茄子，喝红米汤，肠子锈的不行，就弄狗来吃。开始不习惯，想呕吐，一阵阵感到难受，后来逐渐就好了。”
毛泽东送走了彭德怀，向侧屋唤了一声：
“子珍！”
没有声音。
毛泽东用手背擦擦嘴，径直向侧屋走去。
毛泽东推开虚掩的木门，见微弱的马灯光下，贺子珍躺在一张门板搭的床上啜泣，马灯一束惨白的弱光，依稀照着她脸蛋上似有若无的两行泪痕。毛泽东心里一惊，试探着问道：
“子珍，我看你快变成贺黛玉了，什么事使你多愁善感，哭哭啼啼的？”
贺子珍没有理会毛泽东，将脸朝向里壁。
毛泽东从口袋里掏出一支烟卷，摘下马灯罩子，偏着头吸上火，抽了一口，在小屋里来回踱着，琢磨贺子珍今晚为啥不高兴。
毛泽东来回踱了几下，停下来对贺子珍说：
“子珍，是否肚子里的小东西在作怪，害得你难受？”
毛泽东自责起来。想起五、六个月前，部队在第一次渡过赤水河走到四川的古兰境内，妻子在白沙痛苦分娩的情景。当时虽未目击，但听休养连的同志讲起，贺子珍险些丢了命。他由于要部署二渡赤水回师黔北的一场战斗，无法抽身守护在妻子身边，尽一份丈夫义不容辞的责任。妻子分娩以后，当嗷嗷待哺的幼婴托孤于一个四川的老大娘之后，他才赶到柔弱的妻子床侧探视，相对无言，几多心声，征途漫漫，患难夫妻！
今天，妻子又怀孕了，毛泽东何曾希望！但毕竟又是事实。由于环境的险恶和粮食的奇缺，这时更不用奢谈什么营养了，毛泽东为此颇感苦恼，目睹贺子珍消瘦的容颜和行军时艰难的步履，他一阵阵感到不安。
但坚强的贺子珍可却又从未嗔怪过毛泽东！在灾难的西征路上，可以说从未因怀孕造成的身体不适伤心落泪过。可今天是什么事引起她难过？毛泽东再三追问，她总是不说。
原来是贺子珍刚刚听到一个十分不幸的消息，她不愿告诉丈夫，怕分他的心，因为艰难的革命需要他。至少是目前不想告诉他，于是她就将痛苦酿造的一杯苦酒独饮了。
在一军团当号兵的贺子珍的小弟弟贺敏仁被部队处决了，你说胞姊贺子珍听到伤心不伤心？
这是什么回事呢？
贺子珍有兄弟姊妹五人。哥哥贺敏学和她一起很早就参加了革命，是江西的秘密党员。小妹先园被敌人杀害了。还有一个妹妹贺怡和一个小弟贺敏仁。
小弟弟贺敏仁在大革命失败，父亲贺焕文和母亲温土秀逃离永新的时候，寄养在舅毋家里。长到十三、四岁，便和哥哥姐姐参加革命，在黄公略领导的游击队第三纵队当战士。以后第三纵队扩大为红六军，贺敏仁便在红六军中当小号兵。由于他和姐姐贺子珍一样，长得十分标致，兼之他的名字叫“敏仁”，于是战士们便戏称他叫“美人”。由于他年龄小，又长得乖，大家爱跟他开玩笑，加上姐姐贺子珍的关系，他自觉身份似乎要高人一等，生活有点自由散漫，骄傲自大，看不起周围的战士，以致渐渐的和周围的人相处得不大长分好。西证路上，贺敏仁在一个团当司号兵。当部队进驻藏族地区，一次他经过一个喇嘛庙时，发现藏民在国民党的反宣传下逃跑时匆忙遗下一些银元和铜板。其他的战士看见了都不敢动，都知道部队的纪律。可贺敏仁不管这些，悄悄跑进去拿走一些，想以此买点吃食，因为这时他正饿得不行，为了填饱肚子，他什么都不管啦。但就在贺敏仁私自带走银元的同时，被战士发现了，于是告诉了贺敏仁所在的团部。罪名是擅自进入喇嘛庙，取走一千多个花边（银元）。这当然是一起严重违犯纪律的事件，如果不加制止红军私自闯入民宅再拿走其他东西，这支部队还成为什么为穷人打天下的部队，人民怎么会拥护它？再加上红军经过兄弟民族地区，由于历史原因造成的民族隔阂，部队更要执行铁的纪律，不然便会不攻自破。
贺敏仁所在的团部将这一重大事件迅速报告了师部。师部下令将贺敏仁五花大绑起来，由于贺敏仁平时和同志们的关系不大好，这下又违犯了纪律，于是当即便有人提议该杀。贺敏仁大声呼唤说他冤枉，他只拿了百十个铜板，完全是有人诬告，借机泄愤。他恳求同他一起参军的一个永新老乡，替他写封信告诉姐姐贺子珍，希望姐姐干预这件事，救他一命。团长和政委为这件事也颇伤脑筋，因为考虑到贺子珍与毛泽东的关系，于是建议师部给毛泽东发个电报，听听毛泽东的意见再作处置。殊不知在那困难的环境里要发份电报也实非容易，要先给电池充上电才能发报，有时候电充不足还发不出去。给毛泽东发的这份电报三拖两拖，延误了不少时间。迫于战士的呼声和维护红军铁的纪律，师政委等得不耐烦了，决定马上执行。
师部向毛泽东的请示电报，终于发出去了，但毛泽东并不知道，是中央其他的同志处理的。意见是调查核实，缓期执行。但等中央的电报回来，贺敏仁已经被处决了。而那个永新老乡替贺敏仁写的信，也还来不及写哩。
贺敏仁被处决的时候，痛哭流涕地呼喊着：
“冤枉哇！我只拿了百十个铜板钱，而不是一千多个银元。冤枉啊冤枉！大哥大姐，你们在哪儿？”
贺敏仁的鸣冤叫屈可能是对的。因为西征路上最强壮的民夫，也只能挑七、八十块银元。贺敏仁是一个不满18岁的红小鬼，怎么能拿走一千多块银元呢。
如果说犯罪的事实有点夸大，以后即使弄清楚了，可是人已经死了。西证路上，死人似乎是微不足道的，就连毛泽东的妻弟也难幸免。但这恰恰说明红军执行纪律的坚决，不徇私情，连红军领袖毛泽东的亲属违犯了纪律，同样要绳之以法，在红军铁一般的纪律面前，人人平等，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