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窝会议后，中共中央为了迅速北上，实现《夏洮战役计划》，对左、右两路军作了进一步调整：左路军由红军总司令部率领，领导人有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等，辖五军、九军、三十一军、三十二军、三十三军，以及军委纵队一部，以马塘、卓克基为中心集结。右路军由中共中央、前敌总指挥部率领，领导人有周恩来、毛泽东、洛甫以及前敌指挥部的徐向前、陈昌浩等。辖一军、三军、四军、三十军、军委纵队一部以及红军大学等，以毛儿盖为中心集结，首先占领包座、班佑地区，再向夏河前进。
张国焘率部来到卓克基，刚在一座寺庙住下，黄超即来报告，说曾中生对扣压他给中央的信不服，押解的路上一直为在杂谷脑未能见到中央慰问团的同志有意见，要求见张国焘，并与之说理斗争。
张国焘的心情本来就有些烦闷，沙窝会议上，他的一些意见未被中央采纳，相反还遭到毛泽东等人的反对。因此紧接着召开的毛儿盖会议，他就不愿意参加，托病缺席。由于他找不到更多的理由来反对《夏洮战役计划》，于是不得不勉强执行。心想，骑驴看唱本，走着瞧吧，他始终没有放弃他的退却主张，并未真正拥护北上方，针。黄超这时来报告曾中生的情况，更在张国焘的烦恼上面增添了一层不快。
张国焘看了一眼面前站着的黄超，极不高兴地说：
“这个曾中生，气焰越来越加嚣张，留着是个祸害。有一天，他如果真的见到中央的人，我们就麻烦了。”
黄超心领神会地说：
“张主席，你的意思是把他除了？”
张国焘压低声音说：
“秘密干掉，不留痕迹。”
黄超附合了一声：
“这个好办。”
张国焘又说：
“干掉曾中生与处决许继慎不同。现在有朱德、刘伯承和一方面军的好些人在身边，不能让他们知道。”
张国焘1931年11月，在白雀园杀害许继慎时，手段十分残忍。在白雀园的曹家河岸，许继慎被张国焘捆绑着，叫他的打手一鞭一鞭抽打身子，要许继慎交代他的“反革命罪行”。刚强的许继慎始终没有承认他是“改组派”、“AB团”、“第三党”，压根儿没有“组织一个领导机关”——反革命的军事委员会，自己更没有当这个委员会的什么主席，没有把部队拖到长江边“去消灭缴械，扯青天白日的旗帜，投降蒋介石的计划，”从没召开过什么“秘密会议”。
于是，许继慎被鞭打得更厉害了。张国焘嫌鞭打还不“解恨”，在场喊叫着：“将许继慎绑到马上，拖！拖！拖死这个家伙。”于是，曾经驮过红军指挥员、红军将领的战马，而今又拖着一个五花大绑的、曾经驰骋沙场、叫敌人闻风丧胆的“罪人”，在沙滩上喋血。
曾经驮过红军指战员出生入死的战马，受着张国焘罪恶的鞭子一阵猛抽，不得不在凹凸不平、极为粗砺的沙滩上狂奔起来。不一会儿，沙滩上便留下斑斑血迹，许继慎被折磨得血肉模糊，奄奄一息。等到沙滩上的一粒粒鹅卵石被鲜血染红了时，许继慎已经被活活拖死了。除心毒手辣的张国焘一人外，连政治保卫局执行的“刽子手”们，都惨不忍睹，暗自掉泪。
张国焘在杀害许继慎时，因远离中央，所以敢明目张胆，气焰嚣张。而今他在与黄超策划杀害曾中生时，因惧怕中央知道问罪，所以不得不采用另外的手法。
一个月色朦胧的秋夜，3个夜行人走在卓克基北面的森林里。透过灰白色的月光，可以看出三入中走在中间的是红四方面军将领曾中生。旁边的两人，不消说是保卫局执行“任务”的。由于长期关押，曾中生已经瘦得不成样子，体质明显下降，因此步履踉跄，加之又是夜晚在森林中躜行，他更是上气不接下气。曾中生不耐烦了，没好气地问身边的保卫局人员：
“你们要把我带到什么地方去？来到这个鬼地方？”
一个押送曾中生的个头高一点的保卫局人员回答道：
“你不是要见张主席吗？”
另一个保卫局人员接着说：
“去左路军总司令部。”
曾中生犯疑，当即问道：
“张国焘会住在这林子吗？”
高个回答说：
“跟着我们走，不会错的。”
秋风届凉。曾中生边走边感到身子冷飕飕的。林子里的葛藤菁草也不断牵扯着他的衣裤。他错误地相信保卫局人员的话，艰难地迈动着步子。
曾中生边走边想，这次见到张国焘，一定要把“托陈取消派”、“右倾首领”等等帽子掀掉。张国焘诬陷我曾中生，以立三路线的观点，反对鄂豫皖中央分局的正确路线，形成小组织式的斗争，结果助长了改组派、AB团、第三党。他回忆起1933年6月红四方面军在南江县木门召开的军事会议之后，张国焘爬上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宝座，自认已站稳脚跟，对反对他错误作法的干部，可以大张挞伐了。于是便在部队和地方党组织中开展所谓反右斗争，把在小河口会议上抵制他们错误领导的干部，统统打作“右派”、“反党分子”，先后秘密杀害了邝继勋、余笃山等人。廖承志等则长期遭到软禁。
往事历历，曾中生一想起就怨恨难平，怒火横生。心想，这次见到张国焘，非叫他说个清楚，即使遭杀身之祸，也在所不辞啦。这不简单是为自己洗雪冤屈，同时是为被张国焘错杀的同志伸张正义，鸣冤叫屈。我曾中生对革命忠心耿耿，何曾有一点点反党行为？怎由他张国焘一手遮天，胡说瞎道？我曾中生受辱期间，写作的《与“剿赤军”作战要诀》，听说你张国焘看了也认为“本书甚有价值。红军干部应人人手执一本。”并批准于1933年10月正式印成单行本，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名义下发红军广大指战员。一个真正的反党分子，会写出这样的书吗？何况正处在冤狱之中！
曾中生一想起这些，沉痛的心海，怒浪掀腾，脚下的步子不自觉地加快起来，想尽快见到张国焘，把心中郁结许久的话，赶快倾倒出来。谁知不小心碰着地上的树桩，他打了一个趔趄，跌倒在树叶枝桠覆盖的林地上。
走在他后面的保卫局人员急问：
“怎么啦？”并用手将曾中生拉起来。
走在前面一点的那个个头高一点的保卫局人员不耐烦地对后面的伙伴说：
“兄弟，差不多了吧，老子的脚杆也走软了。”
后面的人回答说：
“随你便，你说差不多就差不多。”
曾中生从林地上爬起来，还没站稳脚跟，对押送他的人说的黑话还没弄明白，接着猛地飞出一条黑黑的绳子，紧紧套住他的颈子，他还来不及问一声这是为了什么，便痛苦地叫了一声“哎哟”。一声惨叫，在寂静暗灭的森林里结束了一个戎马疆场、战功卓著的红军将领的生命。
张国焘听了执行“任务”的保卫局人员回来报告后对黄超说：
“在部队中宣传，说曾中生通敌，掉进河里淹死了。”
张国焘随后又问黄超：
“廖承志近来怎么样？”
黄超回答说：
“廖承志还比较老实，成天在刻蜡板。”
张国焘点点头，说一声“好！”
廖承志是1933年秋天被派往川陕革命根据地去的，开始任中共川陕省委常务委员、川陕省总工会宣传部长。次年初任四方面军政治部秘书长。因反对张国焘的错误遭到撤职处分，并受到拘禁，失去自由。
26岁的廖承志，因在17岁时就曾赴日留学，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后经中共中央的介绍，转赴德国，在汉堡大学读书。不消说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大知识分子，字是写得很好的。加之母亲何香凝是个国画大师，少年时的廖承志在母亲膝下看母亲作画，朝夕濡染，也对丹青爱好起来。书法、绘画，对于廖承志来说，虽然算不得精通，不能称为大家，但在被张国焘监禁的日子里，可派上了用场。他虽然不及而立之年，但已经学会了比较丰富的斗争经验。因为他在20岁时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入党前的1925年，还是一个17岁的青少年时，就在广州投身过“五卅运动”，并发动岭南大学工人罢工。他的早熟，应该说是来自父亲廖仲恺、母亲何香凝国民党左派领袖的影响。赴日留学期间，他参加日本社会科学研究会和反日大同盟活动，三次被捕，被日本政府驱逐回国。党派他在中共上海法南区委宣传部及革命互济会工作。1928年冬，也就是在他20岁的时候，中共中央又将他派赴德国，一度转为德国共产党党员。参加德国留学生反帝大同盟与中国语言支部工作。翌年，由中共中央负责人翟秋白派赴汉堡中国海员中做工运工作，曾赴荷兰、比利时等国，在中国海员中开展宣传组织活动。1930年，他在荷兰领导成立“西欧中国海员工会分会”，后任汉堡海员俱乐部书记，领导中国海员罢工获胜。朝气蓬勃，意气风发的一个20出头的小伙子，在党领导下，投身异域的革命活动，竟搞得风风火火，又一次遭到德国政府当局驱逐出境的“礼遇”。廖承志回到祖国，党又派他赴苏联莫斯科参加赤色职工国际五大。1931年冬回国到上海，次年初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宣传部长，中共党团成员。后接任全国海员工会中共党团书记兼全国总工会常务委员，参与领导白色恐怖下的海员工人运动。1933年春，因叛徒告密被捕，后经营救出狱。同年秋天，来到川陕革命根据地。
从上面的简历可以看出，年轻的廖承志，踏着父辈革命足迹，不管是在远东的日本岛国，还是欧洲的异国他邦，抑或是神州繁华的都会，都留下战斗的足印。一次又一次的被驱逐出境，一次又一次的从别国的土地上撵出来。无形的枪林弹雨，把他铸造得更加坚强，更加成熟。以致当他来到张国焘身边。无端遭到张国焘的迫害时，他便不得不学会另一种斗争艺术，学会怎样与张国焘相周旋，学会怎样的保存下来不遭杀身之“祸”，一朝获得自由后，更好为党工作。
廖承志在与张国焘斗争时，在这个被关押的特殊战场上，充分运用了他的书法与绘画的这个特长。
张国焘一个偶然的机会发现廖承志的画画得很好。那是在廖承志刚被拘禁不久的一个午后，张国焘装着关心来到廖承志被拘押的楼上，发现廖承志正在用铅笔作画。于是皮笑肉不笑地说：
“廖承志，你还会来这两下哩。”
廖承志停下手中的铅笔，回答说：
“少年时代，常看母亲作画，于是也就信笔涂鸦，学着母亲画起来。后来得到母亲指点，于是爱好日浓。”
张国焘拿起廖承志作的铅笔画一瞧，见是红军在向川北的“干人”（穷人）宣传：一个头戴大军帽的红军站在一株树下的板凳上讲话，周围围着一群打着赤脚的“干人”，穿得十分破烂，有的衣不遮体。树旁的祠堂上刻着两条红军标语：“打土豪，分田地！”“赤化全川！”
张国焘笑笑：
“画得不错嘛！今后多画一点画向群众宣传。”
廖承志说：
“我是闲得无聊，没有事干，作画消遣。”
张国焘表示关怀地说：
“你一边闭门思过，好好认识错误，一边画点画，替红军作宣传，将功补过，不是很好嘛。”
廖承志摇摇头说：
“我画的东西，稍有不慎又怕被你认为是反党罪证，吃罪不起，更不敢拿出来示人。”
张国焘回答道：
“不要紧的，这和你的错误是两回事，不要混为一谈。”
廖承志苦笑了一下：
“我的错误，我的什么错误？哎——”本想继续说下去，但欲言又止。
张国焘说：
“反正你的历史不清楚。你父亲是国民党的大人物，你要交代你同国民党的关系。前年春上，你被国民党逮捕入狱，是怎么出来的，有没有出卖革命同志？这些事都说清楚了吗？来川陕苏区后，你又有一些‘反党’言论。你的错误很多，问题不少嘛。”
廖承志憋着一腔怒火回答张国焘说：
“我十来年的革命经历，党中央最清楚，我没有丝毫隐瞒过组织。没有做过一点对不起党的事。”
张国焘不耐烦地说：
“好了，我们不谈这个，反正你有问题，你犯有严重错误。”随即拿起桌上的一叠画稿欣赏。
张国焘见廖承志每张画稿的题或落款都有一行或几行字，说明作画的时间地点，有的还即兴诌上几句，点点画的内容含义。张国焘赞赏道：
“你的字写得不错嘛，有些诗也写得好。刻写红军教材、党员课本正缺人哩。你不如为政治部做点事，以赎罪愆。”
廖承志笑笑：
“刻蜡板，我倒会，前几年做海员工作时学会的。”
就这样，廖承志这个被张国焘关押的犯人，开始成天在拘禁的小楼上刻蜡板，刻写党员课本与红军教材，同时还为红军画点画。张国焘看着廖承志有用，也就没有加害于他，而廖承志也就靠着刻写蜡板的那支钢笔和一支画笔，保全了他的性命，不然他将同许继慎、曾中生等人一样，遭到极为悲惨的命运。
这又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桩怪事了。一个共产党的“罪犯”，在被拘押的日子里，刻写党员课本让中共党员阅读。当时“左”得出奇的张国焘，怎么又丧失了警惕性呢？难道他不怕廖承志在刻写的课本中放毒？
廖承志靠手中的两支笔，生存下来，他暗自庆幸。于是他格外钟情于这两支日夜摩挲的笔杆。心想，不是因为它们的保护，说不定哪一天就去见马克思了。张国焘的凶残与不人道，他是知道的。许继慎在白雀园被马活活拖死的事，是尽人皆知的。但廖承志不知道曾中生在卓克基北面的森林中被张国焘派人用绳子活活勒死的事。如果当时他知道了，一定会毛骨悚然，怒火万丈！同时加倍对张国焘的警惕！
廖承志在被张国焘关押的日子里，一天他经过一个藏族的喇嘛庙前，他将口袋里仅有的几个钱用来买了几炷清香，几根蜡烛。但他没进喇嘛庙里去进香，而是从庙门匆匆一过。看管他的保卫局人员问他买香烛干吗？廖承志轻描淡写地回答说：
“留作以后用。”
年轻的、不谙人事的保卫局人员，当然不知道廖承志的良苦用心了，一个大大的疑问号挂在他的脸上。他也不便多问，毕竟廖承志没有干什么坏事。于是只得跟在廖承志身后，默默地朝着对于廖承志来说没有自由的小楼走去。
廖承志的一门心事，这个红小鬼哪里猜得着哩！
原来是廖承志准备在飞出牢笼的那一天，将刻写蜡板的钢笔与作画用的画笔，连同画具一起，供在面前，然后点上香烛焚祭，他还想要虔诚地叩上几个头，感谢它们的保护。
廖承志深深地盼望着这一天的到来。
经过千辛万苦，右路军终于越过茫茫草地，从死亡的世界回到了人间。部队进入半农半牧的巴西、阿西、班佑地区。右路军中的中央队及军委机关驻阿西。徐向前、陈昌浩、叶剑英率前敌指挥部驻巴西。两地相距约四、五十里。
距离巴西、班佑100多里的上下包座，是通往甘南的必经之地。胡宗南部在那儿扼守。上下包座相距数十里，包座河纵贯其间，山高路险，森林密布。守敌据此险隘，筑碉修堡，胡宗南又急调驻守漳腊的伍诚仁第四十九师，星夜奔集包座，企图扼住红军北进。
抢在胡宗南增援部队赶来之前，强占包座，出师甘南，是摆在右路军面前的紧急任务。如若失此战机，红军就有被迫退回草地的危险。徐向前、陈昌浩请示党中央，建议由四方面军的三十军、四军承担攻取包座的任务。必须赶在敌援兵到来之前，速战速决，然后集中兵力打援。其具体部署是以三十军的八十九师二六四团攻击包座南部的大戒寺；八十八师两个团和八十九师另两个团位于包座西北地区，相机打援；以四军一部攻击包座以北的求吉寺守敌。一军作预备队，集结于巴西和班佑地区待机，并负责保护党中央的安全。徐向前的指挥所，设在上下包座之间的一个山头上。
8月末，二六四团向大戒寺一营守敌发起攻击，一夜激战，歼敌两个连，余敌退据大戒寺山后的碉堡里顽抗。30日夜，援敌四十九师先头部队进抵大戒寺南。为诱使援敌全部进入红军的伏击圈内，二六四团略予抵抗后，奉命撤至大戒寺东北。是夜，敌进大戒寺。翌日，敌师长伍诚仁率师部进到大戒寺以南，令3个团的兵力沿包座河东西两岸进击，企图压迫红军于上下包座附近而聚歼之。当天午后3时，红军下令反击。埋伏在山林间的八十八、八十九师指战员，一举楔入敌3个团中间，将敌割成3块，激战至晚，将敌四十九师大部歼灭。
与此同时，四军一部也向求吉寺之两营守敌发起猛攻。很快歼敌1个多营，残敌继续凭险固守。徐向前亲临求吉寺前沿指挥。由于寺庙的院墙又高又厚，敌人又在庙后的山上筑了坚固的工事，控制着制高点，很不好攻，红军打得异常艰苦，十师师长王友钩壮烈牺牲。
包座之战，三十军打得英勇顽强，战果辉煌。是役，共毙伤敌师长伍诚仁以下40余人，俘敌800余人，缴获长短枪1500余枝，轻机枪50余挺，电台1部，粮食、牦牛、马匹甚多，为右路军北进甘南打开了一条胜利的通道。
却说张国焘自沙窝会议勉强接受北进的战略方针后，率左路军越过草地向北开拔，由于中央知道他北上意志不坚，恐中途发生变故，中央政治局在草地艰难的行进中，于8月24日将毛儿盖会议所作的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电告他，坚定他北进的思想。电报说：
我军到甘南后，应迅以主力出洮河东岸，占领岷州，水间地区。打破敌人兰州、松潘封锁计划；并依据以岷州甘中心之洮河地区，有计划地向东进攻，以便取得甘陕两省广大地区，为中国苏维埃运动的有力根据地。这一方针是估计到政治、军事、经济、民众各种条件而决定的，而且目前为我们主观力量能够执行。
针对张国焘的西进思想，电报还着重指出：
以主力向洮河以西，令敌沿洮河封锁则我被迫向黄河以西，然后敌沿黄河东岸向我封锁，则我将处于地形上、经济上、居民条件上比较大不利之地位。
电报最后明确表示：
目前应令右路军全力迅速夺取哈达铺，控制西固、岷州间地段，并相机夺取岷州为第一要务。左路军则迅速出墨洼、班佑，出洮河左岸，然后并肩东进。断不宜以右路突出黑错、旧城，致失先机之利。
与此同时，徐向前、陈昌浩也以张国焘的老部属、老关系、老朋友的身份，致电张国焘，敦促左路军向右路军靠拢，以便两路集中向夏河、洮河、岷州前进。徐向前和陈昌浩在电报中说：
主力合而后分，兵家大忌，前途所关，盼立决复示，迟疑则误尽中国革命大事。
就在徐向前和陈昌浩指挥右路军之三十军进击包座的战斗中，陈昌浩为红军的前途虑，再次致电张国焘，殷殷催促“左路军宜很快向此方进，不然前进道路必为敌阻。”
右路军占领了包座，大军北向。然而左路军那边，不见动静。右路军左等右等左路军前来会合，终竟不至，党中央十分焦急。毛泽东派人将徐向前、陈昌浩通知到他下榻的地方，对他俩说：
“昌浩、向前，包座为我军占领，北进已无敌阻拦，你们能否做做张总政委的工作，催他带左路军速来。”
徐向前说：
“如果左路军过草地有困难，我们可以派出一个团，带上马匹、牦牛、粮食去接应他们。”
毛泽东问陈昌浩：
“你说哩？”
陈昌浩答道：
“令四军三十一团准备粮食，待命出动。”
毛泽东当即表态：
“这个办法好，一发电报催，二派部队接，就这么办。”
毛泽东考虑片刻，用铅笔在军委信笺上拟了一个电报槁，递给徐、陈二人：“你们看，是不是这样？”
徐、陈阅后都表示没有意见。毛泽东然后在电报结尾落上昌浩、向前、泽东三人的名字。
毛泽东草拟的电报指出：敌薛岳主力尚在平武、广元、昭化一线，吴纵队因二、六军团胜利正被抽调中；蒋令胡部绕道开西固，计程近万里，而胡欲待薛岳到松潘、南坪接防后，才集中开进；于学忠仅有一部在两当、徽县设防；目前文县、武都、西固、岷州一带虽有唐维源之十二师，鲁大昌之十四师，但碉堡未成，也较空隙。从下包座地区去岷州仅六天路程，且路大、房多，粮足。右路军须以主力向前推进，以一、三军控制罗达地区，四、三十军主力控制白骨寺地区，其一部控制包座。这样，两条平行向东路线就为我军控制，随时可以与胡宗南有把握地作战。待左路军到达后，以两个支队分向南坪、文县方向佯攻胁敌，集中主力从武都、西固、岷州间打出，必能争取伟大胜利。
毛泽东、周恩来、洛甫、陈昌浩、徐向前等人不断敦促张国焘北上。这段时间，羽书交驰，函电频催，张国焘不得不有所表示。8月30日，他向位于卓克基、马尔康一带的左路军第二纵队发出向北集中，准备向右路军靠拢的电令。同时，他亲率第一纵队向班佑移动。
但是，张国焘始终不愿放弃西进方针，更不同意党中央关于两路军集中北进，创造川陕甘苏区的决定。
早在8月中旬，毛泽东等就曾电告张国焘，红军主力不宜深入阿坝地区，但张国焘置若罔闻。左路军一路占领阿坝后，为遂其出甘边、青海的意图，张国焘即命新成立不久的中共川康省委以阿坝为中心，大力开展工作，争取“赤化草地”，使阿坝成为新苏区之一部。同时，命令第一纵队一部向黄河以北探进。该部以阿坝格尔底寺和尚罗车儿兄弟俩为向导，由上阿坝翻山沿结柯河北行，进占了黄河东岸之齐哈玛。因缺乏渡河设备，加上黄河北岸有“南番”牧主唐隆古洼的武装阻击，该部红军未能找到渡河点，驻齐哈玛数日后，只得沿来路返回阿坝。
停停走走，踟踟蹰蹰，张国焘率左路军向班佑进军途中，离开刷金寺的第三天，忽然大雨倾盆，噶曲河陡发大水，张国焘站在河边望着滚滚黄水直叹息：“这么大的水，如何过得去。”
站在张国焘身边的刘伯承说：
“我和一些人亲自去试过，河虽然涨水，但有的地方河面宽，水并不深，部队渡河没多大问题。即便是暂时渡不了，稍停几日，等水退了再渡。”
张国焘双手拤腰望着远方不高兴地说：
“算了，算了，还是掉过头去，回到刷金寺再说，我们只好南下。”
一场大雨帮了张国焘的忙，更坚定了他南下的主张，说不定张国焘在心底暗自庆幸这场突降的大雨哩。
和刘伯承并肩站在一起的朱德神色凝重地看了张国焘一眼，望着奔流不息的河水说：
“北上，是经过中央几次讨论后定下来的，现在右路军已经过了草地，我们怎么好翻悔呢？”
张国焘不以为然地说：
“情况变了嘛，过不了河，这怪得了我们？”
朱德坚持说：
“想想办法，还是过得去的，右路军在等我们哩。”
张国焘说：
“不要紧，我给徐向前、陈昌浩发一个电报去，说明一下情况就得了。”
朱德和刘伯承对视了一下，两人疑虑不安的目光碰在一起，没有表态。因为张国焘是红军总政委，对这样重大的军事行动有裁决权。
当天，张国焘就率部西返，立刻致电徐向前与陈昌浩并转中央：
噶曲河上游侦察七十里，亦不能徒涉和架桥，各部粮食能吃三天，二十五师只两天，电台已绝粮，茫茫草地，前进不能，坐侍自毙，无向导，结果痛苦如此，决于明晨分三天全部赶回阿坝。上次毛儿盖绝粮，部队受大损；这次又强向班佑进，结果如此。再北进，不但时机已失，且恐多阻碍。
毛泽东收到张国焘来电直摇头，自言自语说，张国焘连北进的方针也不同意啦，实际上是要南下。
其实，张国焘编造的理由并不能成立。毛泽东知道，四方面军有一支100多人的造船队，西渡嘉陵江时立了大功，即是噶曲河水涨，无法徒涉和架桥，这支造船队也可以就地取材，营造简便的渡河工具。所谓粮食缺乏，也是个借口。因为阿坝那些地方，粮食与毛儿盖地区相比要多，张国焘来电也说过。右路军从毛儿盖出发，每人只带了供两三天食用的炒青棵，总算越过了草地，那么大的困难也都克服了，左路军在阿坝筹的粮食，肯定不会比右路军的少。为什么又不能过草地呢？更况右路军还要带粮食去接应左路军。张国焘分明不愿意北上，这两点理由怎么能自圆其说？无非是找找借口而已。这是毛泽东接到张国焘的电报后得出的结论。
毛泽东捏着张国焘的电报找洛甫、周恩来、博古、王稼祥一一商量，大家心里十分焦急，因打开包座之后，如不把握住战机，迅速北进，敌军向北奔集就麻烦了。机不我待，大家一致的意见是右路军中的先头部队——一军继续乘胜北向，同时再电催张国焘来巴西地区会台，中央在巴西继续等待左路军的到来。于是右路军中的前敌指挥部令一军一师为先头部队，向甘肃南部迭部地区的俄界探路开进。而敌在文县、武都、西固、岷州一线的兵力不多，又筑碉未成，难以阻挡红军的突击。
右路军久等左路军不至，陈昌浩也特别心焦，他既是新增补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又是前敌指挥部的政治委员，可以说党内军内都任有要职，他与徐向前一样，都希望张国焘率领左路军赶快越过草地北来，因为这不是关系张国焘一个人的事，是关系全局，关系左路军命运的大问题。于是他成天往中央驻地跑，向党中央请示考虑如何使张国焘转弯子，如何说服张国焘迅速北上，寻求出一个妥善解决问题的办法来。
毛泽东、洛甫、周恩来等人与陈昌浩几经磋商，最后研究出一个以前敌指挥部徐向前、陈昌浩的名义，发出一请示张国焘的电报：
朱总司令、张总政委：
胡不开岷，目前突击南、岷时间甚易。总的行动究竟如何？一军是否速占罗达？三军是否跟进？敌人是否快打？飞示。再延实令人痛心。中政局考虑是否南进。毛、张皆言只要南进便有利，可以交换意见；周意北进便有出路；我们意以不分散主力为原则，左路速来北上为上策；右路南去南进为下策。万一左路无法北进，只有实行下策。如能乘敌向北调时取松潘、南坪仍为上策。请即明电中央局商议，我们决执行。
昌浩、向前九月八日
在研究这封电报的内容时，毛泽东、洛甫、周恩来、博古几个人，真动了一番脑筋，颇费一番心思，因此措词极为考究。电报有五层意思，但终其一点，是希望张国焘率右路军赶快北上。
电报的第一层意思强调由于一军打开包座，已扫清北进通道，创造了红军向北突击氓州、南坪的有利条件，告诉张国焘，右路军中的一军，已向甘肃南部的俄界进军，是否继续向甘肃南部的罗达前进，让三军跟进，把握时机北进消灭敌人。如果迟疑不决，将贻误战机，令人痛心！但是否能此行动，向张国焘指示，因为他是红军总政委。言词恳切，态度诚挚，希望部队北上的一颗红心，仿佛在电报的字里行间跳动。“飞示，再延实令人痛心？”何其急迫！拳拳之心，溢于言表。
电报的第二层意思是说明中央十分尊重张国焘坚持南进的意见。“中政局正考虑是否南进。”毛泽东、洛甫认为只要南进有利，可以交换意见。实际上这些话的后面已经否定了南进的主张，因在过去张国焘参加的若干次会上，中央政治局的多数同志都分析过北上、西进或南下的利弊，几乎都一致认为只有北进才有出路。所谓交换意见，不过是一个缓冲，是争取张国焘改变态度的一种变相说法。毛泽东、洛甫这两个在党内军内负有要职的人物，这时不得不以此姿态，表示要同张国焘采取民主协商的方式，来解决军内争端。因为毛泽东、洛甫知道，张国焘对他俩的印象不好，他俩不可“锋芒毕露”，让张国焘更加反感，在这非常时期，团结高于一切。忍让的策略是必不可少的。
电报的第三层意思，把周恩来抬出来。说周恩来坚持北进：“周意北进便有出路”。周恩来历来在党内军内地位很高，又是中共六大选出来的政治局五位常委之一，其资历至少可以与张国焘平起平坐，甚至比张国焘这个政治局委员还高一点。张国焘就说过，一、四方面军中，就只有他与周恩来两人是六大选出来的政治局委员，其他的都是在以后的会议上增补的。把周恩来这个颇有影响的人物抬出来，看能否“镇住”张国焘。
第四层意思，以徐向前、陈昌浩的口气，说团结的重要，说不愿分散主力，要让左右两路军并肩前进，并直截了当分析了当前的战略方向，何为上策？何为下策？也只有长期跟随张国焘的诤友，才能这么旗帜鲜明地劝谏张国焘北上，因为张国焘不会怀疑他们有什么不良的动机。是否容易接受北上的主张呢？
电报的第五层意思，意在说明迫不得已之时，才实行下策，即右路军南下与左路军一道。但笔锋马上一转，“如能乘敌向北调时取松潘、南坪仍为上策。”这仍然是北进的去向，终希望左路军北上。
看来，毛泽东等人在与张国焘关于北上还是南下的问题上，在拟定一份电报时，也是煞费一番苦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