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走了聂荣臻与彭德怀，张国焘的头有点晕乎，脚也显得有些飘飘然。但他心里明白。他感觉自己似乎是微醉了。昨天，《红星报》上凯丰的文章引起的不快与不满，瞬息又袭上心头。一种孤立的感觉，不禁油然而生。但一想起自己掌握了8万大军，浑身又立刻充满了力量，认为这是谁也敌不过的资本，于是内心一下又充实起来，自己又感到好像无比庞大。会师前，身为一部主力红军的统帅，几万大军全凭他的意志行动，更何况他又认为这支部队是他一手经过数年的惨淡经营才发展起来的。不消说，这又是他可以与任何人抗衡的本钱，是可以以此啸傲于任何人的。张国焘非常清楚，他眼中的一方面军，怎么可以与他领导的部队相比呢？不管人数、装备、人的精神面貌等等方面，由此他得出一个结论：四方面军为什么比一方面军强，说明他的政治路线正确，中央的政治路线有问题，此外不能作其他解释。其他的任何解释都是“诡辩”。想着想着，他的脸上又露出笑容来。他在心里说，会师那天，毛泽东和洛甫等中共要员，为什么会冒着倾盆大雨来迎接他，无非是看得起我张国焘的力量。如果我张国焘没有掌握这支强大的兵力，他们会这么礼贤下士么？今后，无非是想借助我的部队、我的武装力量去为中共的路线奋斗。如果今后中共中央的路线正确，四方面军还愿意跟着去卖命，一旦有问题，我张国焘是不会跟着去乱干的。中国革命到底如何闹下去？大家都在摸索，没有一个谱。谁敢担保说自己干的完全对，没有错。各路红军犹如各路诸侯都在自己的地盘上作英勇无畏的抗争，成功与失败，现在还难以定论。中央的“北上”方针，到底能否走通，还是一个未知数。聂荣臻、彭德怀、林彪、杨尚昆这样一些一方面军的干将，今后还要多多接触，因为今后要合作共事嘛。不消说，今后我张国焘还要领导他们，少不了有用得着他们的地方。互相要多增进一些了解。
酒后，张国焘正躺在铺上作人生道路上这么漫无边际的思想的时候，朱德走进屋来。
朱德比张国焘年长，张国焘见朱德屈尊来到自己的住处，心里自然不安，立即起身相迎：
“玉阶兄，请坐！今天有空来小弟处。”
朱德温和他说：
“特立兄来懋功，已经有好几日了，今天是专程拜访。”
张国焘双手揖道：
“岂敢岂敢！总司令大驾光临，国焘只有清茶一杯。”
“很好，很好！”朱德坐在一条长板凳上连连说。
朱德嗅着屋内有一股未散的酒气，余香未灭，微笑着说：
“特立兄，我看你眼睛微红，醉眼朦胧，想必刚喝过酒，想不到你还是一个酒仙哩。”
张国焘摇摇头：
“平时，我不大喝酒，怕醉了误军中大事。刚才是请你的部下彭德怀与聂荣臻两员大将在寒舍小酌，他们在前线奋斗，相当辛苦，聊示慰问而已。”
朱德夸奖他说：
“你真想得周到。”
“不是我想得周到，是现在还有这个条件，请他们吃饭，以后说不定就难啦。”
朱德说：
“这倒也是。”
张国焘紧接着说：
“玉阶兄自南昌暴动开始，在红军中奋斗了七、八年，戎马疆场，纵横驰骋，劳苦功高，我看中共没有谁人可与你相比。”
朱德摇摇头，苦笑了一下，沉痛他说：
“可不要这么说。这两年，红军的损失很大，就拿一方面军来说，过去好比一个巨人，现在全身的肉部好像掉光了，只剩下一副骨架。8个月前，一方面军由江西西行，人数约为9万，一路之上，遇到数说不尽的险阻艰难，牺牲很大，现在可以说干部多于战士。”
停了停，朱德又继续说：
“一方面军在一路之上，所有的炮都丢光了，机关枪所剩不多，又几乎都是空筒子，每支步枪平均约有五颗子弹。就是说少的只有两三颗，多的也不过十来颗罢了。这些少得可怜的子弹，现在可以说只能用作保枪之用了。”
稍停，朱德接着说：
“想起8年前的南昌暴动，我们在三河坝分手时，一些打过游击的同志，在敌军的压力之下，悲观失望，逃亡甚多。最惨的时候，我的身边仅剩下28人，甚至这28人中还有人疑心我也会逃跑。因而放哨对我实行监视，真凄惨啊。后来，我们上了井冈山。情形才逐渐有所好转。经过多年奋斗，才完成一方面军的局面。现在的情形，可以说同当年不相上下。但时移势易，现在敌方力量远较七、八年前为强。要杀出一条生路，也属不易啊。”
张国焘极力安慰朱德说：
“四方面军脱离鄂豫皖西进通南巴时，也是狼狈不堪。今天，一方面军所遭遇的敌军压力，远胜四方面军，并且艰苦转战已达8月之久，能留下这支队伍，也不简单。四方面军正缺干部，一方面军多余的干部，可以抽调到四方面军来任职。同时四方面军也可以拨一些士兵和弹药补充一方面军。一、四方面军完全是一个整体嘛。”
张国焘感到朱德的心情有些郁闷，而他自己在屋子里又已经呆了大半天，头昏脑涨，于是提议说：
“玉阶兄，我们出外散散步，如何？”
“好！到外边走走。”朱德附和着说。于是两人起身一同走出房间。
他们两人沿着抚边的小街踽踽而行。头戴大帽沿的四方面军战士与头戴小帽沿的一方面军战士，看见穿着随便，形同炊事员的总司令与穿戴整洁的张主席走在一起，战士们满脸笑容，眼中充满对领导人的热爱，纷纷向朱德与张国焘敬礼。
穿过一条坎坷不平的小街，他们来到郊外，见坝子里的青稞开始成熟，由青变黄，那些高低不平的小丘上，乱石纵横，杂草丛生。一条小河淌着清清的流水，在村边唱着娓娓的轻歌。他们漫步来到河边，见前面不远的地方，有一群战士正在围攻十余条牛群。战士们正用子弹在那儿捕杀。牛群因受惊而四处狂奔，发出哞哞的惨叫，践踏坏地里的青稞，一个劲朝山下奔去。
被射杀的那条牛的腹部，殷红的血从洞穿的地方外溢，肠子也掉出来一截，呻吟着在地上乱滚，想是在作痛苦的挣扎。朱德与张国焘急急赶过去，想看个究竟。见一方面军的几十个战士七手八脚地围着气绝的牛儿，正在进行宰杀。朱德有些生气地责问他们：
“为何乱射杀牛儿？”
一个战士兴冲冲地回答说：
“总司令，土豪的牛，该杀，改善一下伙食，肠子都快生锈啦！”
朱德皱皱眉，没有再说什么。
张国焘“哎”了一声，摇摇头走开了。
离开了尸解耕牛的场地，他们踏着河边软绵绵的小草，披着一身夕阳，又继续在郊外散步。
张国焘一边走，一边慢吞吞地说：
“射杀一条牛，竟用了十余发宝贵的子弹，实属浪费。在弹药奇缺的今天，根本不应该这么作。更何况，这种杀牛的方法，也容易引起当地人的反感，因为有些野蛮。”
朱德叹息道：
“一方面军的纪律，现在是有些松弛了，因为长途行军作战，不及刚出发的时候了。”
张国焘接过朱德的话说：
“其实，四方面军已学到杀牛的方法，他们先引导牛群分开，然后收绳子将牛拖倒，再行宰杀。这样，就一颗子弹也不费了。”
朱德微微一笑：
“你还内行哩！”
张国焘摆了一下头：
“四方面军长期在这一带活动，向藏民学的。藏民就是用这个办法宰杀牛的，我不止一次目睹过。”
朱德颔首。
接着张国焘又说：
“刚才那个战士说，土豪的牛该杀。其实这个说法也不对。据我所知，这一带藏人，通常拥有几十条或上百条牛的，才算富有，才，称得上是土豪。仅有十几条牛的，不一定是土豪。十几条牛者，这是否属于土豪的财产？大可怀疑。”
朱德当即解释道：
“一方面军刚到，对这个地区的情况不熟，看来需要加强学习，加强纪律教育。”
走着走着，他们已经离开抚边很远了。身后的木楼，茅舍像一幅幅朦胧的剪影，在夕阳余晖的映衬下，依稀贴在酡红色的天边。
朱德对张国焘说：
“我们该回去了，晚餐后还要开会。”
夕阳照着他俩肩并肩的一对身子，在崎岖不平的草地上投射出一双长长的影子。
晚餐后，张国焘正准备去毛泽东住的地方开会，博古的特务员小康与另外两名战士提着一块牛肉兴冲冲地跑来，与走出门的张国焘撞了个满怀。张国焘推开小康，擦着身上粘糊糊的牛肉油腻不高兴地问道：
“什么事，这么急？”
小康连连道歉说：
“哟，碰着了张主席，真对不起。我找你们通讯班的战士。”
“干什么？”张国焘不解地问道。
小康眨巴着一双神秘的眼睛说：
“张主席，这，你就不用问了。”
张国焘心想，博古的特务员真好，给自己的特务员送牛肉来了。肯定是下午他与朱德在抚边河边看见宰杀的那条牛身上的肉。张国焘的嘴朝屋后一呶：
“他们在后面。”
张国焘走了不远又回来取衣服，心想中央的会不知晚上开到什么时候，这里是高寒地区，天气多变，有时夜间特别冷。他未及跨进门槛，就听见屋后在争执，声音特别大。
张国焘只听见他的特务员用一口四川话大声武气地说：
“牛肉换子弹，从没遇到过这种事，被发现了，要倒霉。”
小康和另外两个一方面军的战士操着一口江西、福建话说：
“牛肉换子弹，公平的买卖。”
通南巴的战士不大听得懂江西福建话，而江西福建的人也不习惯听四川话，双方遂因语言的隔阻，你一言我一语仿佛在那儿争吵。双方的话又是重复，又是解释。
张国焘在隔壁一听，感觉颇有意思，心里好笑。这种趣事居然留住了他的脚步。他决定再听听，看他们到底还说些什么？
只听他的特务员说：
“上级决定，不准用武器弹药跟别人调换东西，我们不敢。”23小康不服气地说：
“有什么关系？你们不肯，是瞧不起我们一方面军，不把一方面军当自己人。骄傲兮兮的做些什么？有什么了不得！”小康他们气冲冲地吼叫着退出了房间。
张国焘无意中听了这场隔壁戏，悄悄的一点没有吭声。
第二天午饭后，博古来看望张国焘。一见面张国焘笑着对博古说：
“邦宪老弟，今天你也有工夫来敝处？”
博古比张国焘小7岁，张国焘自然称他老弟。有时他在背后戏称博古为中共中央的小伙子。
博古一听张国焘称兄道弟的，内心立刻感到不快，开玩笑说：
“国焘同志，你是怎么搞的，你仍和国民党军阀一样，喜欢称兄道弟的。”
张国焘用鼻子哼了一下：
“你老弟的这个批评，我可不能接受。称兄道弟，是中国人表现友爱的传统习惯，这与国民党军阀作风，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博古认真地说：
“共产党人，一般都称‘同志’。称兄道弟，不免有些江湖气，这与中共布尔什维克的意识，极不相称。”
张国焘反驳说：
“我看你这个政治部主任，真会做政治工作。我所说的这种传统称号，是表现彼此之间的平等关系和亲切友爱，其意义与‘同志’是一回事，你不必小题大做。”
博古继而又说：
“听说四方面军称炊事员为‘伙夫’，称饲养员为‘马夫’，称特务员为‘勤务兵’，为什么还要沿用这些旧有的军阀观念呢？特别是‘勤务兵’的称呼，会使人产生‘马弁’的感觉。‘马夫’的称呼，会使人感觉自己所做的工作是‘贱役’，这些，都应该统统改掉才好。”
张国焘看了看博古，心想，你这个中共中央的小伙子，说话直率倒有几分可爱之处，无非是喜欢玩弄一点小聪明，挑一点小毛病。说起话来，满口这个同志那个同志的，充分流露出莫斯科的气味。在中共中央坐了几年第一把交椅，遵义会议遭到贬谪，也不学乖一点，现在仍还神气十足地在教训人。于是毫不客气地给博古顶了回去，一开口就改口了：
“博古同志，沿用旧名称，不一定就是保留旧的观念。我们虽然还沿用一些旧的称呼，但如果你愿意蹲下来考查一下，四方面军的干部与下面的工作人员，生活完全打成一片，有时彼此还互称小名和诨名，说话谈笑毫不拘束，这些情况在国民党军阀军队中是一点看不到的。我们并未接到中央有关这方面的改革命令。如果我们自己制订一些名称，很可能与中央制定的有出入。那么，今日我们在想功相会，作为政治部主任的博古同志，便会以为四方面军妄立名目，迹近造反，你又要大张挞伐啦！”
博古认为，这是张国焘在诡辩。从有红军之日起，早就改变了旧有的称呼，七、八年啦，可四方面军还不改变，这不是地道的军阀主义思想在作怪，还是什么！他轻轻掀了掀鼻梁上的玳瑁眼镜，瞅瞅张国焘又说：
“前天，我亲眼看见四方面军的一个连长，高声怒斥一个士兵。说明上级对士兵缺乏说服教育的精神，实行的是军阀统治。我还听说，更严重的还有打骂的情况，这在一方面军就根本看不到这种现象。”
张国焘偏着头看了一眼博古，不以为然地说：
“博古同志，难道一方面军就没有违犯纪律的事情发生？”
博古用肯定的语气回答道：
“我敢担保没有。部队外出在藏民的土地上‘打粮’，这是总部的决定，红军为了生存采取的权宜之计，不得已而为之，这不能由战士们来负责。”
张国焘摇摇头：
“我说的不是这个。”
博古用困惑的眼光瞧着张国焘：
“你指的什么？”
张国焘说：
“一方面军违犯纪律的事发生在我这里。”
博古更加不解了，闪着惊诧的目光急问：
“你具体说说是怎么回事？”
张国焘答道：
“你的特务员小康，带着两个战士，提着牛肉，来向我身边的人调换子弹。”
“有这等事？”
“我会造谣？博古同志，你回去问问就知道了，事情就发生在昨天。”
博古从口袋里掏出一支香烟，点燃猛吸了一口，一扬头，喷出一口浓烟说：
“如果真的如你所说，这倒是个问题。不过，一方面军确实匮乏弹药，战士们用宝贵的牛肉去换子弹，连自身吃的都不顾，这是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去战胜敌人。”
张同焘反驳说：
“红军的枪支弹药，如同生命一样的宝贵，怎么能随便调换呢？我们的管理十分严格。”
博古申辩道：
“记得你曾经说过，可以拨一部分部队给一方面军，枪支弹药也可以支援一些。这些在未兑现以前，一方面军急着需要子弹，战士们未经请示，在下面做这样的交易，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问题，张主席不必太多虑了。”
张国焘笑了一下：
“好，这件事的是与非，我们暂且不说。就说你刚才讲的，你看到四方面军的一个连长训斥士兵，这只是个别的，并不是普遍的现象，更不能因此就认为是军阀式的统治。四方面军的打骂事件，过去在鄂豫皖时很少发生，到川北后，由于新兵太多，缺乏教育，再加上强迫戒鸦片烟，这种现象是有些增加。但不能以偏概全。一方面军内，博古同志敢担保没有个别的打骂现象？我就不信！难道就可以因此说一方面军是军阀统治？”
就张国焘的年龄、资历来说，博古在他面前，可以说是一个“小伙子”。张国焘完全可以在他面前摆老资格，可以完全不听他这一套。张国焘早年在北京大学学习时，参加过1919年的“五·四”运动。1920年初参与组织成立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任书记。同年10月，参加北京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7月，到上海参加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局成员，留在上海负责中共中央的组织工作，兼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并主编《劳动》周刊。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1922年1月，率中共代表团到苏联出席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同年7月出席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1923年2月，参与领导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6月出席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1924年5月，在北京被北洋军阀逮捕，变节自首，留下一段不光彩的历史，他悄悄隐瞒下来。
张国焘变节自首的经过是这样的。
1925年5月初，直系军阀北京卫戍总司令王怀庆发出通电，要北洋军阀政府通令查禁“过激运动”，派出反动军警，分别包围汉口德润里23号湖北共产党组织的秘密机关和刘芬律师事务所，逮捕了共产党员许白昊、刘芬和原京汉铁路总工会委员长杨德甫等几个工人。并通缉包惠僧和廖乾吾。杨德甫被捕后，在肖耀南的军法处，投降敌人，供出了北京全国铁路总工会的秘密机关和张国焘等负责人。
北洋军阀政府接到京汉路局密函后，当即通知京师警察厅派出侦缉队，前往查抄北京全国铁路总工会秘密会所。在腊库16号杏坛学社内逮捕了张国焘和他的妻子杨子烈。在张国焘等人住处搜出20件重要信函。
张国焘和杨子烈被拘于鹞儿胡同的侦缉队中，由于在狱中惧怕敌人严刑拷打，很快就向敌人屈服了。他在向国民党的亲笔供词中写道：
国焘历年受学校教育，研究经济学，颇以马克思主义与“孔子不患寡而患不均”之言相符合，固信仰之。当独秀去京赴沪以共产主义旗帜相号召时，于民国十年间曾来函邀国焘一致进行。国焘亦随以提倡平民教育，进行社会事业自任。去年，陈独秀加入国民党后，国焘亦随之加入，故国焘可谓国民党内之共产派。按国民党内容复杂，共产派系新加入，主张偏重反对外国侵略。国焘自去年加入该党后，并未任何项职务，可谓之挂名党员。按中国共产派现尚幼稚，既无若何组织，人数亦尚少，故从来并无何项革命行动事业，多偏重研究学理及宣传。国焘在此派内，担任劳动教育及平民教育诸事。又国焘因曾做劳动教育事业，各处工人亦有很少数与国焘相识者，故亦颇知所谓铁路总工会。
杨子烈的供词投敌变节更为露骨：
我的丈夫张国焘因受人之愚迷而研究这种邪学说，而得像现在这种结果，我既是他的妻子是脱不了干系的，我也不愿意脱离干系。政府诸大人是人民的父母，人民做了错事，是应该求诸大人的宽恕，使其有改过自新之余地。铁匠营二十一号是铁路总工会暂时通信机关，张国焘因受人之愚而为干事，到现在我才知道。我的丈夫张国焘，此次做错了事是应该受惩罚的。但是青年阅历尚浅，诸大人素来德量宽洪，许人改过迁善，故敢请诸大人念张国焘初犯，特别加于宽恕。那不但张国焘和我铭感不忘，就是稍有知觉的人，也当感德无涯矣。
经过数日审讯，加之张国焘与杨子烈写了供词，于是北洋军阀政府京师警察厅认为，张国焘等确系共产党，犯有“鼓吹革命煽惑罢工”罪行，立刻将张国焘、杨子烈解送京畿卫戍司令部讯办。
在京畿卫戍司令部的审讯中，张国焘进一步向敌人供出了在北京的共产党员名单，其中包括中共北方区委的主要负责人和领导骨干。
根据张国焘向敌人这一招供，京畿卫戍总司令王怀庆密咨内务部总长，“请转令严拿共产党李大钊等归案讯办”，内称：
案据京师警察厅解送拿获共产党人张国焘等一案，业将审讯情形函达在案。兹经派员将张国焘提讯明确，据称：伊等以私组工党为名，实行共产主义。陈独秀为南方首领，有谭铭（平）之等辅助进行；北方则李大钊为首领，伊与张昆弟等辅助进行。北方党员甚多，大半皆系教员学生之类，一时记忆不清。查李大钊充膺北京大学教员，风范所关，宜如何束身自爱，乃竟提倡共产主义，意图紊乱国宪，殊属胆玩不法。除张国焘等先行呈明大总统分别依法判决外，其逸犯李大钊等相应咨行党部查照，转令严速查拿，务获归案讯办，以维治安，而遏乱萌。
接着张国焘又向敌人供出全国铁路各路在党工人名单，其中包括京绥路7人、京奉路21人、胶济路3人、正太路2人、京汉路8人、津浦路2人、粤汉路1人、道清路2人、陇海路1人、京广路24人，每个人都有具体姓名和通讯地址。全国铁路总工会委员长孙云鹏和其他铁路工人运动的领导人，如项德隆、李振瀛等，都在名单中，被张国焘一齐出卖了。敌人如获至宝，京畿卫戍总司令王怀庆再次密咨内务部，要求按照张国焘供出的名单，转令严拿讯办。
北洋军阀政府内务部，按照《张国焘供出在京党员名单》以及《张国焘供出各路在党工人名单》，南北配合，迅速缉拿李大钊等共产党人。在敌人所要缉拿的“要犯”中，除李大钊等少数人在党中央保护下逃脱外，孙云鹏、范体仁以及道清路的吴鹏九，津浦路的叶云清等人被敌人逮去。
这是张国焘用自己的行为写下的叛徒历史。
中国共产党利用第二次直奉战争，冯玉祥联合奉系军阀发动北京政变的机会，设法从北京、天津保定等地监狱中，营救出被捕的工会负责人和共产党员，张国焘也随着出狱了。
太复杂也太困难了，中国共产党未及很好审查被捕的重要党员在狱中的表现，也由于张国焘善于伪装与躲闪，1925年1月，在中国共产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又当上中央执行局委员、中央局委员，任中共中央工农部长兼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同年底兼任中共中央军事部长。接着在次年的1月，张国焘任中共出席国民党二大的党团书记。10月任中共中央驻湖北区委代表。同年底任中共湖北区委书记。1927年5月，在中共五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务委员。1927年7月，任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后任中共中央代表参加南昌起义。在中共“八·七会议”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9月任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1928年6月出席中共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被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1931年初回国，任中共中央常务委员。5月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兼鄂豫皖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11月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
林林总总，张国焘自出席中共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在党内的地位一直不低，甚至还愈来愈显赫。而博古呢？1925年才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初才开始出任共青团中央宣传部长，列席中共六届四中全会，4月任共青团中央书记。1934年1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忽然直线上升，被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务委员、中共中央书记。这时博古才28岁，可谓少年得志，平步青云。在张国焘眼里，博古完全是一个“小伙子”，他怎么会买博古的帐哩！
本来，博古是专门来找张国焘谈军中的政治工作问题，但张国焘压根儿听不进去，博古反而被碰了一鼻子灰。最后张国焘反以教训的口吻对博古说：
“我劝你不要有这些误解，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隔阂，你作为一个政治部主任，对于两军的政治工作，应该提出建设性的工作计划，决定积极奋斗的目标。如果企图根据这个或那个理由，再指责四方面军是军阀主义，那是不公平的，是有害两军团结的。”
对于张国焘这样的中共元老，说实在的，博古也不敢吹胡子瞪眼睛，也只有用马列主义的理论去进行说服。说服不了，他也无法，只得回去向中央汇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