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的嘉陵江，风寒水冷。初春的柔风，虽然吹绉了一江绿绸，但留给浩森江面的，仍然是冷冽和寂寞。
川北苍溪城南与间中之间的塔子山下渡口边，很远很远的峡谷平坝里，到处搭盖着简陋的工棚。新砍的杉树、青杠树支起一张张调残的褐色篷布，有的木架子上则搭盖着树皮或茅草。人们在工棚内外急匆匆地来来去去，搬运着笨重的木棒和木板。幽深暗蓝的丛林里，这里那里突然响着“叮叮当当”、“乒乒梆梆”的敲打声与锤击声。
早晨，红四方面军军事委员会主席张国焘满怀心事地从总指挥部来到一号工地，查看部队造船的情况，身材瘦长的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陪同着他。由于张国焘是个胖子，肥头大耳，加之步子走得急，又翻过几座大山，他那白皙的脸面已经开始沁出热汗来了，气喘吁吁。于是他不得不解开棉衣的扣子，摘下军帽，捏在手中。而精干的徐向前却气不长出，面不改色，好像散步来到这里。
张国焘看见一号工地上到处堆放着新伐的木材，有的已经割锯成一块块木板，散发出浓烈的松柏气味。红褐色的崖壁零乱地堆放着无数破铜烂铁。他知道那是用来冶炼准备造船用的钉子。有什么法呢？到哪里去弄这么多急需的铁钉呢？只有靠红军的双手自己去锻造了。
张国焘和徐向前朝崖壁走过去，想看看这些破铜烂铁究竟是些什么？兴许还能发现一两件“宝贝”。张国焘皱着眉头用肥胖的白手翻看着，见是几口破锅，还有一两只硕大的废钟。他注意辨认着一只弃钟上残缺不全的铸文，见是明朝万历年间锻造的，是阆中四十里远一间灵官庙的存钟。他心想，要不是渡江在即，像这样的文物古董，断不会毁掉，应该留给后人去考证。但眼下既要造船，就顾不得这么多了，不得不将它们击碎，投入化铁“炉”中去冶炼了。
然而，这深山野答中有什么化铁炉呢？张国焘抬起那双皮肉松弛的眼睛向崖壁下的平台望去，见那里有一个根深的坑，显然是红军才挖掘出来的。几个女红军正朝坑里投放木材。由于新伐的山柴水分很多，燃烧起来一阵“噼噼啪啪”炸响，像在燃放一串骤响骤停的鞭炮。湿柴的浓烟将女红军熏得眼泪直淌，红黑的脸蛋花糊糊的，山风将浓烟吹得四处飘散，远远望去，依稀的青烟中，似乎开放着几朵红山茶，特别是那顶八角灰布军帽上的红五星，一闪一闪的，极为鲜丽。
一会，几个年轻力壮的战士走过来，看见张国焘与徐向前便一个劲的呼喊，显得十分亲切：
“张主席！徐总指挥！”
“嗯！”张国焘点点头，微笑着说：
“二十天内，你们工地能拿出三十条船吗？”
“莫来头！张主席，不瞒你说，我们已经有三天没有闭过眼了，‘瞌睡虫’老早就被赶到嘉陵江里喂鱼虾去啦。”一个个子不高瘦筋筋的但却挺有精神的战士笑嘻嘻地回答着。
“好！”张国焘满意地点点头。接着又问道：
“你们的具体任务是什么？”
“砸破铜烂铁来炼铁。”一个大块头的战士立即回答。
“哎——这口钟真可惜！”张国焘喟然长叹一声。
说着说着，这几个战士便挥起二锤、鎯头，铿铿锵锵地捶击起来，不时从扬起的铁锤鎯头下跳出几颗耀眼的金星。
张国焘与徐向前在造船工地上转悠着。一会他们钻进乱糟糟的工地，一会来到拉大锯的坝子，见战士们都在紧张繁忙地工作。一个个脱掉棉衣，光着头在干活。张国焘边走边满意地对徐向前说：
“看来，下个月渡江不成问题。”
“为了策应一方面军，指战员们劲头很高。”徐向前随意漫应着。
张国焘不无感慨地说：
“不是为了策应一方面军，我们也不会放弃川北苏区。前月接他们来电，说准备偷渡长江，要我们与之配合，协同作战。后来不知他们的情况如何？听说正在云贵川交界地区和国民党军队兜圈子，行踪飘忽，方向不定。刘湘的部队，正沿着长江设防，阻拦一方面军偷渡。他们能否偷渡成功？看来还是个问题。如果他们无此力量，我们自不愿贸然放弃川北苏区。”
徐向前思忖着说：
“中央和军委1月22日来电推断，他们必定要渡江。”
这时，三个身穿青布长衫，腰系白布带子，头上包着白布帕子的老头，提着黄黄的粗楠竹筒，从树林那边的小道慢步走来。他们一边走，一边大声武气地摆谈着，很快走近张国焘与徐向前的身边。
徐向前用一口半生不熟的四川话问道：
“老大爷，你们提那么重的东西走人户？到啷格地方去？”
一老者捋着颏下齐胸的胡须大声说：
“我们不到别的地方去，就到你们红军这里来。”
张国焘拍着手说：
“欢迎！欢迎！”
另一个脸色黝黑的者者上下打量着张国焘，见他穿戴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皮肤也白净，心想怕是个大官，于是试探着问道：
“我看你这个红军同志，怕是个首长吧。”
徐向前立刻对老人们说：
“这是我们的张主席张国焘同志。”
那个胡须齐胸的老者伸出大拇指，喜孜孜地说：
“嗨呀！大名鼎鼎的张主席，川北苏维埃谁人不知？哪个不晓？今天在这山旮旯里碰到了，算我们的运气。”
张国焘笑吟吟地对老人们说：
“老大爷，还没开春，天气有点冷，你们来这里做哪样？”
“你说做哪样？还不是为了你们。听说红军造船要桐油，我把自家点灯用的都拿来了，装在这节楠竹里。”那个个头高大的老头迫不及待地说着。
脸膛黝黑的老者吃力地摆动着手中的楠竹筒大声说：
“这也是我自家点灯用的桐油，全拿来了，支援红军。打船没有桐油怎么成？下水不坏事，才有鬼。”
长胡须的者头将手中的楠竹筒搁在地上，不停地摆动着酸软的手臂，深沉地说：
“我家为了嫁孙姑娘，在县城买了好些桐油来漆嫁妆，听说红军需要，乡苏维埃号召支援红军，我全拿来了。”
张国焘、徐向前被川北苏区淳朴的老农这种为红军为革命的奉献精神感动了，内心深处对川北苏区人民升起一层崇高的敬意。张国焘紧紧握着老人们的手说：
“我代表红四方面军感谢你们，感谢川北苏区人民！”
徐向前当即对三个老人说：
“你们献给红军的桐油就放在这里，不要再送到工地了，我们给你们提去。”
三老者拱手齐声说：
“那就多谢了。”
徐向前亲切地对老人们说：
“和我们一道去总部歇会，吃了中午饭再走。”
高个头老者摆摆手：
“不消了，我们家中还有事，不消客气。”
脸膛黝黑的老人说：
“红军和民众，本身是一家人。”
张国焘、徐向前送走了三个老人，手里提着盛满桐油的竹筒，慢慢朝工地走去，心里很不平静。
张国焘查看完造船的一号工地后，在他的特务员小金随卫下，与徐向前一起接着又到二号工地、三号工地转了一圈，傍晚时分才回到总指挥部。
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设在县城一个宽大的祠堂里。祠堂全用大块的青砖镶嵌装修，古朴端庄，很有几分气势。歇山式屋顶，四角的檐口微微翘起。祠堂四周用青石镶砌着高大的石壁，石壁外面有一座石牌坊。青石壁上用钢钻錾刻着很多红军标语，字迹浑厚庄重。石牌坊的两侧錾有一幅对联：
斧头劈开旧世界
镰刀割来新乾坤
张国焘居住在祠堂第二进院落的一间厢房。他拖着疲惫的双腿迈进自己的住室，感到浑身相当困乏，心里也不是滋味。
红四方面军准备西渡嘉陵江的渡江计划，是由张国焘亲自部署的。他亲自参加研究审定每一个可以渡江的渡口，最后终于选定苍溪县城附近地区的渡口。可是这个地段江宽水深，水流湍急，两岸多是悬崖绝壁，不易登攀。川军邓锡侯、田颂尧两部，重兵把守，扼险设防。在选定此处为渡江点的军事会议上，四方面军的高级将领多数持反对意见，认为这个渡河点太险，利少弊多，恐难奏效。唯有张国焘极力赞同，认为这个地方条件最好。理由是敌人决不会疑心红军会在此渡江，红军正可以利用敌人的疏忽麻痹大意，一举成功。这是张国焘将三国上的“空城计”反其道而用之，是他大胆采取的一个军事行动。这个计划虽然遭到部属的反对，他却不以为然，坚持执行。
张国焘利用敌人的逆反心理作了这个非同一般的选择之后，他的内心其实还是隐隐感到不安。他想到，如遇不测，譬如船只不能按时造好，或者船只修造的质量出了问题，都会功亏一篑。那时遭到袍泽们耻笑还是小事，造成部队的损失确是大事。于是他为之不安，今天一早便约着徐向前去造船工地巡视一番，勖勉激励指战员们认真努力完成任务，以不误军机大事。
为了西渡嘉陵江，早在2月中旬，四方面军总部就作了认真准备，在旺苍召开了水兵连成立大会，加强划船、推船和浮水的训练。水兵连由4个排16个班260人组成，都是从各军中挑选出来的。同时还建立了船工会，专为水兵连造船和修船。接着在旺苍的东河开始训练。时值严冬，寒风刺骨，河面上浮动着一层薄薄的冰块。战士们冒着严寒，破冰练习浮水，竟有两人冻死，但训练未停，一直持续下去。
水上训练看来基本可以了，现在的问题是造船。张国焘曾亲自布置三十军军长余天云和政委李先念去造船工地检查督促，作政治动员。预计渡江的时间一天天逼近了，现在还没造出一只船来，张国焘不免有些焦急。
张国焘清楚地记得，还是在1月下旬，四方面军发起广（元）昭（化）战役，准备歼击丁德隆旅，拟攻占广元、昭化两城，再向甘肃南部地区发展，寻机打击胡宗南主力的时候，突然接到中央政治局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来电。电文说：“为选择优良条件，争取更大发展计，决定我野战军（中央红军）转入川西，拟从沪州上游渡江，若无障碍，约二月中旬即可渡江北上。为使四方面军与野战军乘蒋敌尚未完全入川实施‘围剿’以前，密切地协同作战，先击破川敌起见，我们建议你们应以群众武装与独立团向东线积极活动，钳制刘（湘）敌，而集中红军主力向西线进攻，宜迅速集结部队，完成进攻准备，于最近时期向嘉陵江以西进攻。”
在接到这一来电之前的十来天，四方面军驻节宁羌的时候，张国焘曾接到中共中央一封电报，说中央政治局在贵州的遵义召集过一次会议，其内容是确认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军事路线却犯了严重错误，主要是中央红军在江西苏区误用保卫苏区的口号，采取保守性的军事防御策略，放弃了游击战的优良传统，因而招致了军事上的失败。另外，电文还告诉四方面军，中央政治局增选毛泽东为常委。
其实，张国焘决定四方面军西渡嘉陵江，还不完全是出于对一方面军的策应。早在头一年的10月，当一方面军脱离江西根据地，向西行动才几天工夫，四方面军就获悉了这一重要情报。张国焘大为震动，立刻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分析一方面军丢掉苏区，突然西行的原委。因为一方面军的这一重大军事行动，事先并没电告四方面军。张国焘是从敌人的材料里直接截获的。高干们在会上一致认为，一方面军的西行，是在敌人的压力之下，不得已采取的军事行动，是一种战略退却。而张国焘更进一步为一方面军在退却路上能否阻止敌人的追击而忧虑。心想一方面军中有那么多干部，共产党的要员几乎都荟萃其中，为何不能粉碎敌人的“围剿”？一方面军之不能在江西立足，应该说是对苏维埃运动的严重打击。苏维埃运动在中国能否胜利？还要打一个大问号哩！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看来大有推敲的必要。张国焘在得知一方面军突围西征的消息后，就开始在琢磨这个问题了。那么，如果四方面军老蹲在一个地方，不积极向外发展，什么时候都在应付敌人的“围剿”，长此以往，是否会与一方面军一样的被动，到头来咀嚼一方面军同样的苦果？而四方面军就地发展，又确有困难。因为四方面军的枪枝弹药，质地愈来愈低，兵力虽有5万，但实际能作战的枪枝不到两万，其中多属土制，几乎差不多是从四川军阀作战缴来的货色。如果同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作战，才可缴获较好的枪弹来补充自己。再则川北苏区经过历年的战争蹂躏，粮食及其他物质资财均感匮乏，也不再适应5万之众的部队生存，要想发展，只有另图更张。
于是张国焘在接到中共中央要四方面军西渡嘉陵江策应一方面军的电报后，更坚定了他撤离川北苏区的打算。因为这样做的结果，既主动配合了一方面军，尊重了中央的意见，是一种听从中央调遣的表现。同时，也是自身的需要，不能不说是一箭双雕的万全之策。
但一旦作出撤离川北的决定，张国焘又不免有些犹豫彷徨起来。
1933年初，酒绿灯红的大上海，鬼影憧憧，租界里密探包打听四出活动，国民党的特务鹰犬横行十里洋场。中共中央由于王明错误路线作祟，以及掌握中央核心机密的顾顺章、向忠发先后被捕叛变，在上海呆不下去，不得不迁往江西苏区，将中央的一些负责干部分别派往各革命根据地去开展工作。作为驻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团成员的张国焘，刚自苏俄归来，自愿去鄂豫皖苏区。他认为过去对这一带情况还比较熟悉，大好中原，正便于他纵横驰骋。如果以鄂豫皖为起点，再向北发展，以期在大江以北掌握更广泛的地区，这更令他心驰神往。因为自他投身革命后，在中共的一些重大原则问题上，他总与党的方针政策相左，比如中共第一次与国民党合作，中共党员参加国民党这个问题上，他持反对意见；以后的南昌暴动，他又阻挠。他自认是中共的“少数派”，一直受到中共与第三国际的指责，被斥为机会主义的代表。加之在党内他又爱搞点小宗派，以致屡遭抨击。可他总是耿耿于怀，对中央与国际的批评不以为然，有时还认为自己受了委屈。因此，共产国际认为需要很好对他进行帮助教育，遂将张国焘调往莫斯科。这样做的结果也是为了让中共的领导好放手去工作，以免张国焘的干扰。张国焘同妻子杨子烈在苏俄一住就是六年，脱离了国内残酷的阶级斗争的异域生活，终不是那么的风平浪静，他又或多或少卷进莫斯科孙逸仙大学（中山大学）的风波，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负责人瞿秋白产生矛盾，又同共产国际东方部中国部的负责人多有龃龉。他对自己在国内所犯错误在共产国际有关负责人面前，总是闪烁其词，或作诡辩。他始终认为自己“高明”，没错；要错也是中共的某些负责人或共产国际，或斯大林其人。这时，正好他所反对的李立三下台了，中共的领导权正由留俄回来的一些年轻人所掌握，他这个老牌的共产党人，应该回去“收拾”中共的“残局”，机不可失。于是在国际领导机构做了一番检查之后，斯大林才向他发放了通行证。
张国焘回国后，并没被国际所赏识，提高到中共领导人的地位，国际所信任的是像王明这样的教条主义的青年。他看到中央没有他的席位，于是当中央自上海迁往江西苏区分发其他高级干部至各苏区的时候，他主动提出去鄂豫皖，他决定在那儿甩手大干一番，打出一个天下来，再与中央理论。
1931年三月中旬，张国焘以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与军委主席的身份，来到鄂豫皖苏区，同他一起来的还有沈泽民与陈昌浩。从此，张国焘开始了他的5年游击生涯。
鄂豫皖苏区，原有曾中生等一批红军将领在那儿领导斗争。张国焘这个“钦差大臣”到了不久，借肃清“立三路线”、“整肃”为名，将曾中生、许继慎等一批重要干部削职的削职，查办的查办，砍头的砍头。曾中生原为鄂豫皖中央分局委员、革命委员会副主席，四方面军政委，也因张国焘的排挤打击，不断受到降职、撤职的处分。鄂豫皖军委会皖西分会主席兼四军十二师师长许继慎，竟遭到杀害。
红四方面军在蒋介石第四次大规模进攻面前，最终撤出这片血肉相濡的土地，不得不作开发川北新苏区的千里之行。
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率领红四方面军辗转来到巴山蜀水，一切又得从头做起。终于又开辟出新的川陕苏区。
四方面军于1932年底入川之后不久，张国焘、徐向前领导四方面军采取行之有效的积极防御的方针，在长达10个月的艰苦战斗中，四方面军以付出伤亡两万余人的代价，换取粉碎刘湘的“六路围攻”、歼敌人万余人的重大胜利，使川陕苏区空前扩大。东起城口，西抵嘉陵江，南至营山、渠县，北迄陕南的镇巴、西乡、宁强，总面积达42000余平方公里，人口400余万，建立了23个县和一个市的苏维埃政权。此时，红四方面军已从入川时的四个师、15000余人发展到4个军、8万余人。
从鄂豫皖苏区到川陕苏区的建立，四方面军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张国焘付出了很大的心力与才思。不管是勾心斗角也好，打击陷害也好，明争暗斗也好，身体力行也好，发号施令也好，心毒手辣也好，甜言蜜语也好，体恤下属也好，虚伪矫饰也好，文过饰非也好，独断专行也好，拉帮结派也好，两面三刀也好，暗渡陈仓也好，明火执仗也好，见风使舵也好，个人奋斗也好，群策群力也好，张国焘终于学会了一套组织领导一支庞大武装力量的特殊技能。他以拥有这支庞大的军队而自豪，他以握有这支重要的武装力量而自重，他以控制这支庞大的军队而自恃。历史，终于没有辜负他5年来的苦心孤诣。当然，作为红四方面军的另一个领导人徐向前的功绩也是不能抹杀的，应该说与张国焘并驾齐驱。
今天，当红四方面军要撤离张国焘与之奋斗的川北苏区的时候，他不免有几分惆怅。特别是在一号造船工地碰见几位送桐油的老人，更牵起他两年来对川北苏维埃的种种回忆与思考，牵动起他的怀念与留念之情。四方面军与川北人民群众的血肉关系，使得他不免对这片土地眷念起来，而今又将转移到新的地方去。新的根据地又将建在什么地方？怎样去开辟？怎样去奋斗？苏维埃运动又如何发展？眼前的渡江计划能否实现？种种思绪，纷至沓来。
张国焘正在这样漫无边际、前思后想之际，陈昌浩走了进来。
陈昌浩的个头与张国焘差不多一般高，只是不及张国焘肥胖。面部轮廓分明，显得十分精干。张国焘对陈昌浩说：
“昌浩，我正准备找你呢？”
“张主席，有事？”
“白天，我与向前到造船工地看了看，战士们和工人们热情可嘉，下月渡江，看来问题不大。你要抓紧抢渡的训练，那是个关键，先遣营渡江成功了，全军才有希望。”
陈昌浩回答说：
“这方面的工作，余天云、李先念抓得紧。三十军人十八师二六三团先遣营，正在紧张地进行水上练兵，渡江演习，进一步熟练水上技术。战士们的情绪普遍都好，希望早日渡江。”
“昌浩，你对渡江后的战略方针，有何想法？”
陈昌浩不假思索地回答道：
“这个问题不是已经开过两次军委会，专门作过研究，以策应一方面军为行动目标吗？”
张国焘闪着狡黠的眼光接着说道：
“其实，策应一方面军，可以说是一句口号，也可以说是一个战略行动。”
陈昌浩有些困惑：
“此话怎讲？”
张国焘胸有成竹地说：
“接应中央，大义所在。以此动员全军，大有好处。而一方面军处在危难之时，我们也不得不设法与之配合。但一方面军人才济济，战将如云，都打了败仗，也不知他们是怎么搞的？今后，我们的前途如何？吉凶难卜呀！”
“是的，我们今后还要作艰苦的奋斗，四方面军的任务相当艰巨。”
张国焘不无忧虑地说：
“一方面军现在何处？情况怎样？不得而知。如何策应他们，也是个未知数。”
陈昌浩说：
“当然，只有相机行事了。”
张国焘接着说：
“我们渡江之后，完全进入新区，我看，我们只能根据自己的处境，来决定我们的政策，不能再照搬苏维埃的办法了。”
陈昌浩没有回答，似在思考张国焘的话。
张国焘接着感慨地说：
“你我泽民三人，从上海到鄂豫皖苏区，现在刚好4年，4年的光景，我好像做了一场恶梦，泽民在恶梦中殉难了，可以说革命到底了。留下我们后死的人，继续奋斗。这三、四年中，你配合我好，没有你的支持，四方面军不会有这个局面。”
“还不是你领导有方。”
“鄂豫皖我们一起奋斗的人，牺牲的牺牲，投敌的投敌，病死的病死，没有几个老同志了。像你这样在莫斯科系统学习过的人，又有理论，又有作战经验，又有领导才能的，就更少了。四方面军的担子，今后要放在你的肩上了。”
“张主席，你是党的元老，斗争经验丰富，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都拥护你，尊你为统帅。我水平低，没有当好你的助手，你要多多的指教。”陈昌浩恭维地说着。
张国焘摇摇头：
“其实，我知道四方面军的干部，不是都拥护我的，比如曾中生，就是一个反对派的头子。他现在怎么样？”
“曾中生自肃反以来，一直不服，特别是撤了他的军分会主席以后，意见更大，经常和一些气味相投的人在一起，攻击我们现行的各项政策。”
张国焘气愤地拍了一下桌子：
“曾中生是一个十足的反革命！要把他看管起来，不准他乱说乱动，扰乱军心。”
陈昌浩紧接过张国焘的话说：
“今天我到这里来，就是为了曾中生的事。”
“什么事！”
“曾中生下午找我，说要见你，要你尽快安排一个时间。”
“是不是想翻案！”张国焘愠怒地说，“现在你通知他马上来，看他说些啥？”
“好！”陈昌浩退出厢房，消失在夜色中。
陈昌浩走后，张国焘背着手在屋里踱来踱去，心想如何对付曾中生的“反扑”。
不一会，陈昌浩领着曾中生来到总部，走进张国焘居住的厢房。
曾中生的脸庞，在桌上马灯的光照下，显得一片蜡黄，没有血色，眼神迟顿，精神萎靡。一两年工夫，过去四方面军的一位战将，竟被张国焘折磨成这般模样。
张国焘强装着一副笑脸对曾中生说：
“中生同志，近来身体不好吗？看你气色不佳，要多注意哩！”
曾中生瞥了一眼张国焘说：
“国焘同志，几时恢复我的工作？”
张国焘颇为“关心”地说：
“身体不好就休息嘛！等身体好了再说。”
曾中生憋着一腔怒火大声说：
“我不需要你这种关心，你这是软刀子割人，看起不厉害，实际上很厉害。”
张国焘睁大眼睛、怒视着曾中生：
“你不要血口喷人，对你姓曾的够客气的了。”
“客气？还没被你整死！”
张国焘提高嗓门说：
“你曾中生有那么多错误，还没改正，怎么工作呀？”
曾中生忿忿地问张国焘：
“请问张主席，我曾中生到底有哪些错误？倒想洗耳恭听。”
张国焘指着曾中生说：
“你执行李立三路线；你包屁像许继慎这样的反革命分子；你还有许多反党言行。”
曾中生反驳说：
“李立三是党中央的负责人，他有错，我如何知道？那是全党的事，不是我曾中生的发明。至于说到许继慎，完全是你张国焘整死的，许继慎没有错。”
“砰！”张国焘猛拍了一下桌子：“住嘴！你现在还在为反革命鸣冤叫屈，单凭这一点，就可以枪毙你！”
“你敢！四方面军不是你张国焘一个人的天下；不是你张国焘一个人的军队，你可以随便捕人、杀人！十足的军阀主义！”
屋里充满火药味，陈昌浩看见事情有点不妙，立刻从中进行劝说：
“好好说嘛，不要吵好不好！”
张国焘转对陈昌浩说：
“昌浩，这，你是知道的，许继慎是一个十足的反革命分子，这桩反革命案，还是你发现报告的，今天姓曾的大谈什么搞错了，不知是何用意？”接着又面对曾中生说：
“我看，就是由于你包庇重用了许继慎，他才这么大胆搞反革命活动。今天你曾中生想替许继慎翻案，办不到！你是不是还想听听关于许继慎的反革命罪行。如你不厌烦，我再重复一次。”
张国焘端起桌上的口盅，喝了一口茶水继续说道：
“许继慎师部的吴参谋，就是一个暗藏在我们内部的‘改组派’、国民党特务。前年肃反时，在他的公文箱中发现两封私通敌人的信件和一份通讯密码。信中的词句多是用这个密码写成的。而他的所作所为，许继慎都知道。这个反革命分子的主要任务，就是负责联络许继慎向白军投降，等待时机，准备拖出一支部队。这不是反革命行为，还是什么？这件事，还是昌浩向我报告才知道的。”
陈昌浩在一旁点点头。
曾中生气愤地对张国焘说：
“你刚才说的，完全是一件假案，现在愈来愈清楚了。”
“嗯？”张国焘怒眼圆睁。
“其实，你张国焘并不是不知道，你就会借机整人，与你意见不和的人，你一个个置于死地。”
陈昌浩在一旁极力劝阻着曾中生：
“可不要这么说，我们的肃反工作，中央都是肯定的。”
曾中生否定说：
“但是问题不少，错杀了很多同志！许师长就是其中一个。刚才张主席说的许继慎反革命案，实际上是敌人的阴谋。我们中了敌人的奸计，敌人借我们的刀，杀自己的同志。你们说的所谓吴参谋的事，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有一个叫曾扩情的特务头子，以黄埔军校同学关系，派了一个名叫钟梅桥的人，到英山找许继慎，带着一封诡称许师长已经与敌勾结，表示欢迎许师长投降的信。这个姓钟的特务刚到达英山，即被十二师政治部逮捕。许师长光明磊落，连人带信一并送交四军军部。徐向前总指挥和我一起，立即审问这个特务，认为完全是敌人的阴谋诡计。于是连人带信和军部意见送交鄂豫皖中央分局处理，你张主席不问青红皂白，不尊重军部意见，竟将许师长杀害。我一直对这件事不满，你就说我包庇许继慎，还说我有许多反党言行，也要加以迫害。敌人利用送信的办法，挑拨离间，阴谋破坏红军的事，不是只发生在许继慎身上，国民党的大员刘峙不也曾给张主席送来一封信，说张主席派去的人已经会到，信上还有这样的词句，说张主席肯那样办乃中华民族前途之大幸，请趁早下手云云。当时沈泽民同志看后，付之一笑，认为显然是敌人挑拨我们内部自相怀疑的一种把戏。泽民同志并没把张主席当反革命处理。为什么曾扩情给许继慎送来同类性质的信，却成了反革命的物证呢？”
张国焘余怒未息地搔着脑壳，在屋内踱来踱去，不敢正视曾中生。
曾中生言有未尽，又接着说道：
“请问张主席，你到底要把我软禁到什么时候？再这样下去，我要向中央反映。”
张国焘斜睨了曾中生一眼：
“你的胆子还不小哩，敢密告我。我知道你对撤了军分会主席不满，撤了你的军政委不满，早就怀恨在心。告诉你，我张国焘没有错，是你曾中生错了，中央不会支持你的。”
曾中生红着双眼，饱含着热泪大声说：
“那我们走着瞧吧！”说完忿忿地离开了厢房。
曾中生走后，张国焘背着手不安地在屋子里踱来踱去。陈昌浩也感到不安，蹙着双眉站在方桌边不说话。
张国焘踱了一会，停下来对陈昌浩说：
“曾中生气焰嚣张，立即把他监禁起来，看管起来，防止出现变故。特别是以后和一方面军会合后，更要防止他同中央接近，谨防他向中央报告，如果留下来确实不利，干脆像这样。”张国焘挥起右手做了一个下劈的动作。
陈昌浩会意地睁大眼睛盯着张国焘，久久没有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