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在和平战役结束后的一段时间内，红河三角洲敌后的形势还相当严峻。法军主力撤出和平，转而集中机动兵力在红河三角洲地区反复扫荡，意在巩固局面。越军主力在和平战役中消耗颇大，一时亦无力进行有力的反击。
武元甲接受了中国顾问的建议，越南总军委于1952年3月18日举行扩大会议，提出了本年度的三大任务：开展政治整训，坚持敌后游击战争，积极准备在9月间发起西北战役。武元甲后来指出：“中国顾问对和平战役的胜利没有我们那么高的评价，但完全赞同发动西北战役，把进攻的方向转向山林地区。”
与会的越军总部和各师负责人大都对此表示赞同。也有许多人提出了疑虑，主要是担心发生供给困难。因为移兵西北，运输线拉长了，势必动员更多的民工，增加当地政府的负担。有人指出，西北地势起伏，多峡谷，兵力不易展开，有可能将战役时间拉长，部队体力消耗大，容易出现较大的非战斗减员。还有人担心西北是越南的少数民族聚居区，群众基础比较薄弱，会出现一些预想不到的困难。有人还指出，主力进军西北，法军有可能乘虚向富寿一带的越军根据地进攻。
胡志明主席来到会场，听取了关于未来主要战场的不同意见。他倾向于积极地组织西北战役，在会议上鼓励越军干部们克服困难。他还要求中国军事顾问团予以具体的帮助。
罗贵波、梅嘉生、邓逸凡参加了这次会议。罗贵波在3月18日的会议上发言，对越南总军委提出了五点意见。
罗贵波的主要意见是：
1.法军虽然受到了打击和消耗，但程度并不严重，尚有力量在平原地区实施扫荡。越军必须继续准备反扫荡，在作战中消耗敌人，逐步减少以至迫使敌人停止扫荡。
2.贯彻正确的战术思想与作战指导思想，主要是贯彻游击战的战术思想和作战指导思想，积小胜为大胜。纠正只打大仗的片面思想，也要纠正机械理解保卫村庄保卫地方的思想。
3.加强敌后斗争的统一领导、指挥，精简部队机关，迅速统一敌后工作的领导，制定敌后部队机关的编制及实施计划，健全联区和省的军事领导机关，明确其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
4.加强敌后群众工作，严格群众纪律，帮助群众做好反扫荡的准备工作。
5.搞好敌后供应，一方面由上级负责供给，一方面要做群众工作，设法就地解决。
梅嘉生、邓逸凡也在会上讲话，介绍了中国抗日战争中的敌后斗争经验，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1952年4月，越南劳动党举行了第三次中央全会，全会正式决定，将主力部队的主攻方向转向西北地区。相应地，会议通过了《关于健全少数民族政策的决议》。
罗贵波于1952年4月14日向中共中央军委报告了中国军事顾问团提出的《越南西北部作战方案》。他报告说，对在越南西北部开辟战场问题，经过几次的解释说服，已在越共党中央和越军高级干部中基本打通了思想。但越军总军委领导上和师团一部分干部中，对西北之地形、供给及少数民族问题尚存一些顾虑。主要思想是不愿到山地作战，强调地形困难、供给困难及少数民族难弄。
罗贵波指出，目前的有利条件是，这次胡主席也着重交代顾问团，要从始至终具体帮助越方完成西北作战任务。
罗贵波报告说，战役将在9月中旬发动。拟以八个团的兵力，第一步先攻取义路及周围据点。义路周围计有12个独立据点，敌总兵力约八个连，工事较坚固。战斗发起后，还要准备对付三至五个营的伞兵部队。因此，在部署上拟使用三个团打外围据点，用两个团攻义路市，其余三个团布置在义路附近，隐蔽驻防，准备围歼伞兵。另一打法：对义路市先采取围困，设法引诱伞兵来援，先求歼灭伞兵，再攻义路。待攻取义路后，再视部队伤亡减员情况，休整半月，即开始向山萝进军，拟今年内求得解放西北大部地区，然后于明年攻取莱州。
罗贵波分析说，先攻取义路，有利方面在于：（1）就整个西北敌情来说，义路比较突出，位置背靠解放区；（2）越军攻取义路后，继续进军西北有了立足点；（3）从越军主力集结地到义路，只有三天路程，后方供应上便于解决。而目前进攻义路的不利方面在于：义路去年秋季攻打过，但未攻下，因敌空中援兵赶到，只好作罢。有鉴于此，目前法军戒备较严。
中共中央军委接到罗贵波的报告后很快于1952年4月19日复电，原则上同意罗贵波上报的西北战役方案，并提醒应注意两件事：（1）加强战场准备工作，应选派比较强的干部，组织若干武工队，进入西北地区详细侦察义路、山萝、莱州地区的敌人的工事、道路交通、粮食等情况，并且积极进行群众工作，创造主力开进和作战的条件；（2）除部队的政治整训应注意少数民族政策的教育外，在军事演习中，应注意攻坚的战术教育，要注意攻坚演习，以提高攻坚能力和信心。现在云南训练的炮兵团是否提前回越，亦请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