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纸密令颁发，刚刚拂去了解放战争征尘的上百名师、团、营级军官迅即离开熟悉的岗位集合起来，向南方那个多少有些陌生的国度进发。
在几十年光阴闪过之后回首这段往事，几乎无人不说由于年深岁久，这段奇异经历埋藏得太深，使得记忆的探铲在启封它们的时候也不知不觉磨损得太多了。几乎是四十年后，当年的军事顾问赵瑞来对笔者说：“历史学家为什么要等历史走远了才来研究历史？1950年，我正在滇西南的大山里剿匪时，通信员送来副师长王砚泉的信。信上告诉我，已经确定让我去越南当军事顾问，并要我立即回军部报到。眼下四十年过去了，我只记得信里的一句话了，副师长说：‘……这是我们中国第一次向外国派军事顾问，希望你发挥在国内革命战争中取得的宝贵经验……’这封信我保存了三十多年，可是最后一次搬家，把这封信给烧了，烧成灰了。历史学家，你们来晚了。”
不过，在中国和越南的现代关系史上，这样牵动历史的事件毕竟是不可能磨灭的。让我们记录下几位当年的顾问团成员对久远往事的回忆吧。
张英（原中国赴越军事顾问团办公室主任，后任中国驻斐济大使、外交部领事司司长）：
我于1946年随广东东江纵队离开老家东莞撤到山东，编入后来的第3野战军。在山东，我们打胜了。苦战三年，终于一路打到了南京。进入南京以后，我在华东军政大学第3总队担任组织科科长。1950年4月下旬，总队首长梅嘉生、邓逸凡先我一步调离。邓逸凡走后由原政治部主任李文一担任政委。谁知过了不久，李文一也接到了去军事顾问团的调令，我们刚开完梅、邓首长的欢送会又开了欢送李文一的会。这期间，总队的倪有石、孙志明和王振华也调到顾问团去了。李文一出发前告诉我，上级已经确定我担任副政委，要我抓好总队的工作。
看来我要在南京生活一段时间了。我妻子李南很快请假回了广东东莞老家。我是抗日战争前夕在那里参加革命的，算得上东江纵队的老战士。因为战争环境险恶，我和李南把出生不久的女儿托付给一位农民抚养，自从撤离广东后就再没有音讯。现在战争结束了，我们想把女儿找回来。
李南到东莞不久就来信说，女儿找到了。差不多同时，我也接到了去军事顾问团的命令。
这时顾问团团部已经离开了南京。我想在离开祖国之前再和妻子见上一面，同时看一眼多年不见的小女儿。经过上级批准，我带了一位警卫员，抱着1岁多的儿子，奔波几天到了东莞。
我见到了女儿建芳，她正和养父、养母在一起。我走过去，建芳的养母说：“快叫啊，叫爸爸。”已经8岁的建芳愣了一下，指点着身边的养父说：“这不是爸爸吗？”
养母指着我说：“这是你亲生的爸爸。”
但是建芳没有叫我。
我感到一阵心酸。抗战多年，我没有几天和女儿在一起，解放战争三年多，连女儿的面都没见过。建国了，见到了女儿，却是一见马上就要离别。
一家人在东莞团圆了三天，照了一张相，我就带着警卫员赶往南宁，顾问团正集中在那里准备奔赴越南。
窦金波（中国赴越南军事顾问团第一任炮兵顾问，后任兰州军区炮兵部队首长）：
1950年4月下旬，当时我是炮兵团团长，刚从青岛移兵福建建瓯，遵照军委命令准备参加解放金门岛的战斗，并准备进而解放台湾。要参加那么大的战役，我特别兴奋。
4月底或5月初的一天，我突然接到军部电话通知：“窦金波，到军部来一趟，你的任命有变化。”
我赶紧去了。副军长刘勇跟我开玩笑：“你知不知道要去干什么呀？”
我随口说：“知道了。”
刘勇很吃惊，问：“你怎么知道的？”
我说：“要我当副师长。来福建经过南京，特种兵司令部跟我谈了一下。”
刘勇晃了晃脑袋，把一纸电报推到我面前，说：“看一看这个吧。”
电报说，窦金波调往赴越南军事顾问团，立即到南京向华东军区司令部报到。我完全愣住了，没想到刚刚打下天下，又要出“天下”了。这世界变得真快。
没说的，我立即赶往南京，但心里唯一犯嘀咕的是：“越南那地方还不知道有没有炮兵呢！”
到了南京，司令部军务处处长张怀忠是我在胶东时就认识的一个师长，他把我介绍给了正在组建顾问团班子的梅嘉生。梅嘉生向我谈了顾问团的组成情况，要我先在南京住下，他说，凡去顾问团的干部家属都集中到南京来安排工作，你的妻子很快就要从青岛来了。组织上知道她产期临近，一定会妥善照顾。待顾问团人员到齐后，可能去北京接受中央的任务。
大约是6月20日，梅嘉生率领我们顾问团团以上干部近二十人去北京。很巧，华东军区副司令员粟裕应中央电召也去北京，列车上挂了一节专列车厢，我们也就搭乘他的车厢一起走了。事后才知道，朝鲜局势非常紧张，大规模战争爆发在即，中央同时在考虑解放台湾的问题，召集高级将领去北京商议对策。在列车上，我发觉粟裕将军经常沉思。我不禁想，到越南去，一定也是中央经过慎重考虑下的决心，这当然是光荣的任务。待我从北京参加了中央首长的会见回到南京时，女儿已经降生了。我给刚出生的女儿起了个名字叫“越华”。
田大邦（中国军事顾问团派往越军主力团第102团的顾问，后任昆明军区副参谋长）：
1950年春天，我任第14军第119团团长，率部向滇西北进发剿匪，随即又进至西昌地区，配合友军剿匪作战。仗打得很顺利，到5月间就班师返回昆明。当我来到洱源县的时候，突然接到命令，要我一人急返昆明报到，接受新任务。我赶到大理，恰巧碰上副师长王砚泉也接到命令从滇西往昆明赶，我就和他一起到了昆明。我随即向军部报到，原来是让我到越南部队去当顾问。
我们在昆明集中学习了一段时间，主要是学习领会国际主义精神，掌握政策。然后由第37师副师长吴效闵带队乘火车到开远，接着赶到了砚山县。越军主力308师的两个团——第88团和第102团——已经到了，我到第102团担任顾问，我的战友周耀华去了第88团当顾问。第102团团长是武安，政委是黄世勇。武安三十来岁，原先是河内的一个工人，作战勇敢，和我的关系挺融洽。我们团一级顾问最初的主要工作方式是听他们谈训练安排，我们提出意见。看了越军部队以后留给我的印象是，越军战士忠于祖国，能吃苦，这样的部队训练出来是能打仗的。
1952年，中国顾问团照片。左起：许法善、马西夫、罗贵波、史一民、张志善、王宗金、金昭典、王许生、张振东
张祥（中国军事顾问团顾问，后任云南文山军分区副司令员）：
那时候，我还以为国内战争结束了，这辈子我不再打仗了。
1950年初，我任第13军第37师第110团第2营营长，结束了滇南战役后从元江回到昆明，驻守飞机场。5月初的一天，突然接到命令，要我立即去师部报到。我马上进城到连云巷师部所在地，师长周学义告诉我，已经确定，派我去越南当军事顾问，立即出发去开远向军部报到。他还特意叮嘱：“此事绝对保密。”
我赶到开远，在这里遇上了从别的团抽调来的顾问。我们在一起学习了一段时间，主要学习党章、国际主义精神和军事。大约有一个来月，学习结束我们就去了砚山。当时，越军第308师刚刚来不久，由我军整训。我们走前军部开了一个挺隆重的欢送会，会后周希汉军长带我们去第308师，我被分在越军一个小团（营）任顾问。
一到任我就知道了，整训结束之后，进入越南的第一仗就由这个小团打。
李增福（中国军事顾问团顾问，后任昆明卫戍区司令员）：
那个时候我年轻呵，才23岁。
我是江苏沭阳人，1940年13岁的时候参加了抗日游击队。第二年皖南事变发生，随着游击队“升格”，我就成了新四军战士。抗战胜利，我随黄克诚师长进军东北，又从东北一路打下来，到了广东、广西，那就是一路追击了。1949年底我军进了广西，一部分国民党残军就往越南跑，我在的第39军部队拼命追。追到了离镇南关六公里处，突然接到总部命令：就地停止追击，任何部队不得出关。
这样，我到了越南门口又折回来了。
1950年夏天，我们第39军集结到河南漯河整训，这时，我担任营长。有一天，我正在召集排以上干部开会，突然接到了团长的电话：“张师长打电话来，要你带上一个警卫员、一个饲养员，全副武装，立即到团里来。”
我问：“什么事呀？”
团长说：“来了再说。”
我立刻离开会场，带上通讯员侯玉明和饲养员老陈，骑马赶到了团部。原来团长只知道要把我送到师部去。当下，我们套起一辆马车到了师部。师长张竭诚告诉我：“军里来电报，调你到中南军区，另有任用。具体干什么，我也不知道。但是，不管到哪儿，一定要把工作做好。我想，也可能把你派到艰苦的地方去。”
我立正向师长敬礼，说：“派我到哪里都行。”
马车接着往前赶，在哗啦啦的大雨中把我们三人送到了在漯河的军部。刚到军部门口，就见雨里站着军队列处（也就是干部处）的人，冲着我喊：“来的是李营长吗？”
一听我回答说是，他高兴坏了，说，不要进军部了，直接去火车站，票已经买好了，介绍信也开出来了，你直接去武汉报到。
就这样，马车把我拉到车站。只一会儿，火车就来了。
下半夜我到了武汉，想自己找到军区去，结果转了向，只好跑到一家铺子里给军区队列部打了个电话。接电话的人可高兴了，说：“部长正等着你呢，派人到车站也没把你接着，这下你可不能乱跑了，我们马上派车去接你。”
小车把我拉到了中南饭店。我们四野抽调的干部都集中在这里了，我大概是最后一个到的。我一进饭店就遇上发东西：便衣、雨衣、皮鞋，还一人发一块英纳格手表、一支派克钢笔。这后两样当时可是贵重东西，我一下子变成富翁了。我想，这次执行的一定是个特殊任务。
1950年代初到越南的中国军事顾问团战士。（李增福供稿）
发完了东西，大家一起去照相，得到通知明天动身去南宁。临走了，军区一位部长宣布：“你们是到‘越南工作团’工作。具体任务到南宁以后由工作团首长安排。”这下子，我才明明白白地知道，我要去越南打仗了。
吴涌军（军事顾问团顾问，后任海军福建基地政委）：
1949年夏天，我作为第3野战军第20军的一个营教导员，参加了上海战役。上海，是我度过了少年和青年一段美好时光的地方。我终于回到上海了，还在上海找到了失去联系已经12年的母亲。我见到母亲的时候，她一下子认不出我了，还说：“你是从扬中老家来的，你们小一辈的人我都不认识了。你的老一辈是谁呀？”我说：“你再看看我！”这下子母亲把我认了出来，一下子大哭起来。我也激动得说不出话来。我真想在上海多停留一段时间。
不久，部队移驻昆山。接下来，我来到南京，进入华东军政大学“高干团”，又称“一团”，开始了学习生活。我从小就喜欢读书，现在胜利了，能安下心来读书了，我特别想读出一个好成绩来，补上少年时期的欠缺。
一个崭新的国家在我们手中活脱脱诞生，接下来，我们应该去建设她。时间过得特别快，转眼就是半年。1950年初夏的一天，政治部主任把我叫到办公室，郑重地通知我：“根据党中央的指示，上级决定派你作为军事顾问到越南去，去帮助越南人民进行抗法战争。现在你就去野战军司令部报到、集中。”主任还问我有什么意见没有，但我什么也说不出来——我怎么也没有想到这辈子会出国呀。
接受了命令，我来到中央路野战军招待所，邓清河、窦金波、于步血、倪有石、陈镇已经先我一步来了。我还很快知道李文一也要调到顾问团来。我们大家聚在一起就谈起了去越南的事。
我实在是百感交集，不知有多少念头涌上心来，晚上想得都睡不着觉。新鲜、激动，又带着不安，我那时的心情实在难以形诸语言。
我本是贫苦农家的孩子，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参加新四军，打仗已经整整10年了。我打过日本侵略军，接着打国民党军队，可是从来没有打过法国人呀，这个仗将怎么个打法？多少年来，我一直受教育说，参加革命，要履行国际主义义务。但是毕竟只是从理论上明白，现在要我去实践了，我还没有经验呢。越南，这个邻国的解放战争究竟是怎么回事，我还一点不知道呢。
说真的，这时我格外留恋起国内来了。我打了十年仗，从踏上战场的那一刻起，我就没有想到过我还会亲眼看到胜利的今天。可是如今毕竟胜利了，我怎么不该多享受一分胜利的快乐呢？到越南去，又要置身战场，这个仗什么时候能打完呢？
还有，胜利了，我也28岁了，也应该考虑结婚成家了，我要在打下的天地里好好地生活。
再有，我还有在江苏扬中县老家的父亲，在上海做工的母亲，胜利了，我也该尽一尽过去没有尽到的供奉之责呀。
我还想到了我的妹妹。我和她感情很深。那一年我9岁，她才6岁，家里没办法养活她，把她卖给人家当童养媳了。卖她的那天夜里，妹妹哭，母亲哭，我也哭。我紧紧抱住母亲的双腿说：“不要卖妹妹。我就要长大了，我长大了能养活妹妹。”可是母亲对我说：“你才9岁……”从此我没有见到妹妹。现在胜利了，我要找到妹妹。
去越南，对一个人来说是生活的一个大变化，谁没有自己的想法呢？同去的邓清河是一位师政委，是老红军，他和我谈起去越南的事，也流露过希望留在国内的意思。可是邓政委说，想来想去，最后还是得服从上级决定，到越南去履行国际主义义务。自己的事情，就先放在一边吧。
我也是这样想的。想想那些在过去的战斗中牺牲在身边的许多战士，我能活着看到胜利，怎么还能讨价还价呢？我想，和我一起走向越南的顾问们，绝大部分人也都怀着同样的信念。世界上的事情，想一想也就想定了。
我们在南京集中以后，上级允许顾问以短暂的时间处理个人事宜。我决心找妹妹。我先赶到无锡，找到同在部队但已经五年没有见面的哥哥，他在苏南军区参谋集训队当队长。哥哥告诉我，他已经根据线索到常州找过妹妹，可惜，妹妹已经不在人间了。我们只晚了一步，妹妹就在常州解放以后因病死去了。
听了哥哥的话，我的泪水直在眼眶里打晃，难过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于是我向哥哥辞行，家事全托付于他，我要全心全意地去越南打仗了。
7月下旬，我随顾问团来到南宁，团长韦国清也从北京来了。我们在一起制订了《出国守则》。我记忆中最深刻的，就是中央对顾问团的指示：“把越南人民的解放事业当做自己的事业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