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来自我在《华尔街日报》曝光希拉洛斯丑闻所做的工作，如果没有贯穿整个2015年和2016年、冒着巨大个人风险与我对话的那些秘密信息来源，本书绝无可能。其中一些人，如泰勒·舒尔茨已经采取公开身份的形式，以他们的真实身份出现在我的笔下。其他人则是以化名出现，或者仅仅作为不具名的信息来源而提到。所有这些人无视他们面临的法律和职业风险，坚持与我沟通，只是基于一个高于一切的关怀：保护病人，免遭希拉洛斯错误的血液检测带来的伤害。我将永远铭记他们的正直与勇气。他们是本篇故事的真正英雄。
如果没有其他数十位希拉洛斯的前员工，本书亦不可能形成，他们克服了最初的惊惶，与我分享他们的经历，帮助我重新建构了公司十五年的历史。对于我，他们慷慨地付出时间，极为支持我的工作。我也要感谢那些实验室科学家们给我上课，教给我晦涩难懂然而充满迷人魅力的血液检测科学。其中，纽约威尔康奈尔医学中心的斯蒂芬·马斯特慷慨地在出版之前审阅了手稿，帮助我减少错误。
本书起始于2015年初的一条爆料。我要感谢长期以来鞭策我、坚定支持我去追踪那条爆料的人：我在《华尔街日报》的编辑迈克·西克诺尔菲。不仅对于我，而且对于一代一代的记者而言，迈克都是一位导师，是《华尔街日报》所秉承的伟大新闻直觉的旗手。在我将这些事件公之于众的追寻中，迈克并不是我唯一的同盟军：杰森·孔蒂现已担任道琼斯公司的法律总顾问，他与他的副手雅各布·戈德斯滕花费了无数的时间审核我的报道，击退了希拉洛斯的律师发起的法律威胁。我还对调查团队的同事克里斯托弗·韦弗（Christopher Weaver）心怀巨大的感激之情，他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帮助我采访监管调查和其他附带事项，其中包括我休假的一段时间。
在《华尔街日报》工作的一个额外好处，是我多年来在这里结下的友谊。其中一位朋友克里斯托弗·斯图尔特（Christopher Stewart）写过几本非虚构的书，他慷慨地与我分享他在出版行业的经验和人脉。正是通过克里斯，我遇到了我的经纪人，弗莱彻公司（Fletcher ＆ Company）的埃里克·鲁弗（Eric Lupfer），他立即看到了这个项目的潜力，推动我去追寻这个故事，不管有多少障碍横亘在路上。埃里克永远的乐观精神会传染，在我迷茫的时刻是完美的解毒剂。
我很幸运，本书由诺普夫出版社（Knopf）的安德鲁·米勒（Andrew Miller）经手。安德鲁的热情和对我的坚定信任，给了我所需要的信心，使本书开花结果。我也很荣幸得到安德鲁的老板、诺普夫·道布尔戴出版集团主席桑尼·梅塔（Sonny Mehta）的支持。从我进入兰登书屋大楼的那一刻开始，安德鲁、桑尼和他们的同事给予我热烈的欢迎，令我有回到家中的感觉。我希望自己没有辜负他们的期望。
本篇传奇故事耗费了我生命中过去三年半的时光。在此期间，我有幸从朋友和家人那里得到建议、支持和温暖。伊安西·杜甘（Ianthe Dugan）、保罗·普拉达（Paulo Prada）、菲利普·希什金（Philip Shishkin）和马修·卡明斯基（Matthew Kaminski）——这里只能列举几个——经常给我鼓励，以及我非常需要的放松调节剂。我的父母简（Jane）和杰拉德（Gérard）、我的姐姐亚历山德拉（Alexandra）一路鼓励我到最后。不过，我力量和灵感的最大源泉，是与我分享生命的四个人：我的妻子莫莉（Molly），以及我的三个孩子萨巴斯蒂安（Sebastian）、杰克（Jack）和弗兰西斯卡（Francesca）。谨以本书献给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