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宾的妻子凯丽·麦克唐纳是他的生意伙伴，经常和他一起陪客户狩猎旅行。要是客户允许，他们还会带上两个年幼的孩子。凯丽不到三十岁，金发棕眼，说话带着清爽的英国口音。她小时候随父母来到非洲。
我们乘两辆路虎上路，凯丽和罗宾各开一辆。“在这里我们总是开两辆车出门，免得哪辆车抛锚，”凯丽解释道，“这种事经常发生。”麦克唐纳家的两个儿子在凯丽的车上。同行者还有三个男人，他们是麦克唐纳狩猎队伍的成员，分别是卡塔纳·夏吉、赫尔曼·安登比和莫里斯·穆拉泰亚。他们是职业猎手，营地里的绝大部分工作由他们完成。他们只会几句英语，但履历比我的胳膊还长。除此之外，队伍里还有我的两个朋友。一个是我小时候的朋友，名叫弗雷德里克·格兰特，另一位是女性，名叫佳美·布坎南，两人都是美国人。我为朋友们准备了一份书面指示，以防我真的感染马尔堡病毒；我把这份指示装进信封，塞在背包里。指示是用打字机打的，单倍行距，有三页纸，描述了人类感染丝状病毒后的症状和病征，以及或许能减缓末期肉体融化的实验性治疗手段。我没有告诉他们有这么一个信封，但假如我头疼难忍倒下，就会取出来交给他们。至少，这足以证明我很紧张。
罗宾拐进对面车道，超过一辆卡车，前方突然驶来一辆轿车，对我们狂闪车灯，喇叭长鸣。
弗雷德·格兰特抓住座椅，大喊：“这家伙为啥冲着我们来？”
“哈，人反正都会死，别太担心。”罗宾答道。他及时拐回卡车前的车道，哼起小调：
活着，爱着
爱着，活着——耶！
路边有个女人架着炭火盆在卖烤玉米，我们停车买了几个。玉米烤得焦干滚烫，很好吃，一个只要五分钱。当地人管这个叫mealy。
罗宾边嚼mealy边开车。他突然捂住下巴，恶狠狠地骂道：“我的牙！我他妈的！填料掉出来了！王八蛋狗娘养的牙医！”他摇下车窗，把几小块金属填充物吐进风中。“气死我了。补了三颗牙，现在全掉出来了。凯丽叫我去看这家伙，说他是个好牙医——好个屁！”
他一脚把油门踩到底，开到凯丽的路虎背后。两辆车像是连在一起似的呼啸行驶。他探身出车窗，把啃过的玉米棒扔向妻子的路虎。玉米棒打中后车窗弹飞，她似乎根本没注意到。我们经过一个警示牌：减少行车事故——敬请安全驾驶。
日落时分，我们在埃尔贡山脚下的奇塔莱镇，购买塔斯克啤酒和木炭。奇塔莱是个市场小镇，主要市场位于通往镇中心的公路旁，临近英国人修建的旧火车站。公路两边是高耸的蓝桉树，人们在树下压实的泥土和下雨的积水坑之间支起摊位，出售雨伞和塑料手表。罗宾开着路虎拐进市场，在人群中缓缓前进。一个男人用斯瓦西里语大喊：“你开错路了！”
“路牌在哪儿？”罗宾对他喊道。
“这儿不需要路牌！”
我们停车，步行穿过小镇，皮条客立刻围了上来。一个穿白色风雪衣的家伙说：“要去奇加维拉吗？去吗？我带你去。跟我走。马上去。姑娘漂亮。我带你去。”夏尔·莫内的女友们大概就住在这里，不过谁知道呢？正是高峰时刻，川流不息的人群在蓝桉树下行走，经过看不见尽头的一排商铺。埃尔贡山俯瞰小镇和树木，升向无法度量的高度，雷暴雨云团笼罩山巅，金色阳光照着山坡。一道山脊犹如剃刀，斜着插进云团。无声的闪电划过山巅，紧接着又是一闪——链状闪电，但没有传来雷声。空气潮湿而寒冷，闷呼呼的，蟋蟀的叫声不绝于耳。
我们在埃尔贡山周围的烂泥路上勘察环境，看见了近期动乱的迹象：曾经属于布库苏农户的茅草屋遭到焚烧，已经空无一人。有人说晚上会听见枪声，但我们没听到。病怏怏的香蕉树歪七扭八地围着荒弃的茅草屋。这些茅草屋四周是休耕田地，点缀着非洲杂草和一丛丛小树苗。我们在夏尔·莫内当年的宿营地扎营。厨师莫里斯·穆拉泰亚把一袋木炭倒在地上生火，架起金属壶烧水泡茶。罗宾·麦克唐纳打开折叠椅坐下，脱掉运动鞋。他用双手揉搓脚掌，拔出刀鞘里的匕首，削掉脚趾上的老茧。环绕营地的森林边缘，离我们不远的地方，一头非洲水牛望着我们。罗宾瞥一眼水牛。“公牛，”他嘟囔道，“凶得很。你得盯紧点儿。它们会把你挑到半空中。非洲水牛在非洲是杀人最多的动物之一，只比河马少。那些臭猪杀人如麻。”
我跪在草地上，整理装密封防护服、消毒工具和照明器材的箱子。营火的烟雾缭绕飘荡，麦克唐纳那伙人搭起野营帐篷，发出叮叮当当的响声。凯丽·麦克唐纳在营地周围忙碌，用斯瓦西里语和那几名助手说话。附近有一条从沼泽地流淌出的溪流。罗宾抬起头，听着鸟儿的叫声。“听见了吗？那些是蕉鹃。有一只林戴胜。还有一只灰齿鹑。看见那条长尾巴了吗？”
他走向溪流，我跟上去。“不知道有没有鲑鱼，”他望着水面，“很适合飞蝇钓鱼。”
我伸手试了试水——冰冷，有很多气泡，因为混进了火山灰而呈灰色，并不适合鲑鱼生活。
“说到飞蝇钓鱼。听说过飞蝇钓鳄鱼吗？”罗宾问我。
“没有。”
“找根铁链，挂一块肉。这么大的一块肉。上头会爬满苍蝇！这才叫他妈的飞蝇钓鱼！鳄鱼这东西，臭烘烘的。你站在浅水里，鳄鱼会向你游来。水很浑浊，你看不见它们。要是闻不到它们的臭味，你就绝对不会知道它们来了。然后——哗！鳄鱼把你拖下水。句号。朋友，你就成历史人物了。这就是大自然。你仔细想一想，从河流到海洋，大自然充满了杀手。”
一个戴贝雷帽穿迷彩服的年轻人单膝跪在地上，手持俄制突击步枪，带着几分兴趣望着我们。他叫波利卡普·奥库库，是一名askari——武装警卫。
“Iko simba hpa？”罗宾向他喊道。附近有狮子吗？
“Hakuna simba.”没有留下的狮子。
乌干达来的偷猎者会冲进埃尔贡山地区，见到活物就开枪——人也不例外；因此肯尼亚政府要求去埃尔贡山的游客必须有武装警卫陪同。askari在斯瓦西里语里曾经是“持矛者”的意思，现在指端着突击步枪陪同你的警卫。
奇塔姆洞的洞口位于埃尔贡山东麓，在海拔八千英尺的一条林木茂密的山谷里。我们沿着小径气喘吁吁地爬山，麦克唐纳说：“呸！非洲水牛的味道可真浓，对吧？Mingi水牛。”Mingi是许多的意思。许多水牛。水牛的足迹与人类的足迹斜向交叉，它们的足迹更宽更深，更有目的性，散发着牛尿的臭味。
我背着背包，在泥泞的小径上择路而行。
波利卡普·奥库库扳动突击步枪上的拉杆——咔嗒，啪——打开保险，将一颗子弹送进枪膛。“尤其是雨季，非洲水牛喜欢成群结队出动。”他解释道。
武器上膛的声音让罗宾大皱眉头。“该死，”他嘟囔道，“他那鬼东西可不安全。”
“看，”奥库库指着一丛石块说，“蹄兔。”我们看见一只土拨鼠大小的褐色动物轻快地跑下石块。它有可能是马尔堡病毒的宿主。
这条山谷被树木遮蔽，有非洲橄榄树、非洲雪松、阔叶巴豆树、长满苔藓的非洲红木和仿佛鞭子的灰色埃尔贡柚木。偶尔能看见一棵罗汉松，笔直的银色树干直插天际，高得难以想象，消失在婆娑摇曳的绿色生物空间之中。这不是树顶会形成整片林冠的低地雨林，而是非洲特有的山地雨林，林冠支离破碎，间有孔洞和空隙。一束束阳光落在地面上，照着林间空地上的荨麻、纸莎草和耀眼的野生紫罗兰。每棵树都拥有自己的空间，曲折的树枝在云朵和天空的衬托下，仿佛伸向天堂的手臂。从我们所在的位置，能看见低处山坡上的农田。视线从低处向高处移动，农田变成一片片灌木林和丛生的高大树木，然后是连绵不断的东非原始雨林，全世界最罕见也是最濒危的热带雨林。
森林的主色是橄榄树带点银色的灰绿色，时而能看见一棵深绿色的罗汉松穿过林冠。罗汉松的树干有浅凹槽，笔直生长，没有树枝，有时候会螺旋向上，树干会略略迂回或弯曲，让整棵树像弯弓似的绷紧蓄力。到了高处，罗汉松会绽放出类似榆树的瓶状树冠，下垂的树枝长着一簇簇常绿针叶，球形果实闪烁其间。奇塔姆洞附近的灌木丛里很难见到罗汉松，因为它们在这条山谷里长不大，我看见一棵还在成长期的罗汉松，粗七英尺，高达上百英尺。我猜它在贝多芬的时代就开始生长了。
“这儿缺少的是猎物，”罗宾说，停下脚步，理了理棒球帽，瞭望森林，“大象全被打死了。要是没被打死，朋友，你会看见这座山上全是大象。Mingi大象。到处都是大象。”
山谷静悄悄的，疣猴“哈哈”的叫声远远传来，它们看见我们都远远避开。这座山仿佛空荡荡的大教堂。我试着想象成群的大象走在红杉般高大的罗汉松之间：仅仅十年前，动乱尚未开始的时候，埃尔贡山还曾是地球的一颗王冠宝石。
遍覆苔藓的石块遮住了洞口，从小径几乎看不见。洞口长着一排非洲雪松，溪水从雪松之间潺潺流出，落在石块上，下雨般的声音回荡在山谷里。走到近处，水声越来越响，活物的气味越来越浓，那是蝙蝠的气味。
石块间长着巨大的带刺荨麻，它们擦过我们裸露在外的皮肤，我们的腿疼得火烧火燎。我忽然想到，这些刺就像注射器的针头。荨麻的刺细胞将某种毒素注入皮肤，破坏皮肤。病毒说不定就在荨麻上。洞口持续不断地向外吹着凉风，飞蛾和小飞虫随风飞舞。昆虫像雪花般飘飞，但这些雪花是活物，是宿主。其中任何一只都有可能携带着病毒，也可能都不携带。
我们在通往洞口的大象足迹上停步，身旁的石壁满是倾斜的磨痕，那是象牙掘取盐分留下的痕印。埃尔贡山曾经是两千头大象的家园，直到偷猎者带着机枪从乌干达蜂拥而至。现在埃尔贡山只剩下一族大象，成员仅有七十只左右。偷猎者在奇塔姆洞口架起机枪，只有学到教训的大象才活了下来。象群尽量远离人类，藏在山区更高的山谷里。象群的首领是睿智的年长母象，负责指挥象群的行动；每隔两周左右，只有在大象对盐分的渴求超过了被射杀的恐惧时，首领才会带着象群去一趟岩洞。
大象不是奇塔姆洞的唯一访客。非洲水牛也在小径上踩出了通往洞口的足迹。我看见水牛新鲜的绿色粪便，还看见了水羚的蹄印。小径上铺着一层干燥了的动物粪便。除了象群，还有许多种类的动物进过奇塔姆洞：薮羚、红麂羚，也许有猴子，也许有狒狒，肯定有麝猫——比家猫稍大的野生猫类动物。老鼠、鼩鼱和田鼠都会进洞，寻找盐分和食物，小型哺乳动物也在洞内留下足迹。非洲豹会在夜间进洞寻找猎物。奇塔姆洞对埃尔贡山就像纽约的时代广场地铁站，是地下的交通汇集处，也是生物混合点，不同物种的动物和昆虫在封闭空间内相遇，非常适合病毒在物种间跳跃。
我打开背包，取出装备放在石块上。这些东西加起来是一套4级防护的野外密封防护服。不是增压的防护服——橙色的雷卡防护服，而是无内压的全身防护服，带有头罩和护住全脸的呼吸面具。防护服是蒂维克材质，这种白色化纤能够抵御潮气和尘埃。我取出绿色橡胶长手套、黄色橡胶靴和带一对紫色过滤器的黑色呼吸面具。这是硅胶质地的North呼吸面具，面罩是聚碳酸酯质地，透光性很好；紫色过滤器能够挡住病毒。呼吸面具有点像昆虫头部，黑色橡胶看上去湿漉漉的有些凶险。我把一卷胶带放在石块上。一顶塑料浴帽，超市买的，一毛钱一个。手电筒，头灯。我从脚开始穿上防护服，向上拉到腋窝，将双臂伸进袖管。我戴好浴帽，用防护服的兜帽盖住浴帽。我从裆部到下巴拉上防护服的拉链。
通常你需要一个后勤小组帮你穿野外生物防护服，我的旅行伙伴弗雷德·格兰特扮演这个角色。“把胶带递给我，谢谢。”我对他说。
我贴住防护服正面的拉链，把手套的腕部和靴子的踝部与防护服贴在一起。
波利卡普·奥库库坐在石块上望着我，枪横放在膝头，脸上特地不露出任何表情。他显然不希望别人以为他见到一个人身穿密封防护服走进奇塔姆洞会大吃一惊。过了一会儿，他转过身，用斯瓦西里语和罗宾·麦克唐纳说了好长一段话。
罗宾扭头问我：“他想知道有多少人死在了洞里。”
“两个，”我说，“但不是在洞里，而是出来以后。一个是成年男人，还有一个男孩。”
奥库库点点头。
“危险很小，”我说，“我只是想尽量谨慎。”
罗宾在泥土里蹭了蹭运动鞋，转身对那位武装警卫说：“你会爆炸，朋友。得上那个病就完了——啪！——句号。就可以跟世界说再见啦。”
“我听说过这种病毒，”奥库库说，“美国人在这里做过些什么。”
“你当时在这里吗？”我问。指的是吉恩·约翰逊团队的那次探洞。
“我当时不在，”奥库库说，“但我们听说过。”
我戴上呼吸面具。能听见空气经由过滤器被我吸入，通过排气孔嘶嘶排出。我收紧脑后的系带。
“感觉怎么样？”弗雷德问。
“挺好。”我说。我觉得我的声音发闷而遥远。我吸一口气。空气流过面罩，清除了水雾。他们看着我把矿工灯戴在头上。
“你打算进去多久？”弗雷德问。
“一个小时应该就会回来。”
“一个小时？”
“嗯——等我一个小时。”
“好。你要是不回来呢？”他问。
“要是不回来？打电话报警。”
洞口很宽，越往里走越开阔。我穿过遍地动物脚印的泥地，沿着一段宽阔的台地向前走，干燥的粪便柔软如海绵。我戴着面具，闻不到蝙蝠和粪便的气味。洞口小瀑布的哗哗声在洞里回荡。我转身回望，见到乌云遮住天空，下午的大雨快要来了。我打开头灯，向前走。
奇塔姆洞往里走有一大片落石。1982年，夏尔·莫内造访后两年，洞顶坍塌了，砸断了一根支撑洞顶的石柱，留下一片一百码见方的碎石堆，碎石堆上方形成了新的洞顶。我带着塑料防水袋装的地图。防水袋用来防止地图被病毒污染。我可以用漂白水清洗防水袋，但不会毁坏地图。地图的绘制者是英国人伊安·雷德蒙，他是象类专家，曾在奇塔姆洞内居住了三个月，他在宿营处位于洞口的一块大石头旁，在夜间观察大象来来去去。他没有任何生物防护装备，身体依然健康。（后来，我把雷德蒙在奇塔姆洞内宿营的事情告诉了彼得·耶林，他非常认真地对我说：“你有没有办法搞到他的血样，拿给我们化验一下？”）
伊安·雷德蒙有个很好玩的想法，他认为奇塔姆洞是大象凿出来的。母象教小象怎么凿岩取盐：凿岩是象类的习得行为，由父母教会子女，而非本能；这种知识在象群内代代相传了几十万年——可能比现代人类的存在时间还要长。大象在奇塔姆洞每晚凿下几磅石块，几十万年很容易就能挖出这么一个洞。这是伊安·雷德蒙的看法。他称之为“洞穴象成”理论：大象创造洞穴的过程。
光线渐渐昏暗，高高的碎石堆挡住洞口，只留下一牙阳光：从这里望去，洞口形如弯月。我来到蝙蝠栖息的区域。这些是果蝙。灯光惊扰了它们，它们从洞顶落下，在我头顶上飞来飞去，发出很像孩童大笑的叫声。蝙蝠底下的石块上沾着湿漉漉、油腻腻的粪便，菠菜绿的糊状物里有些灰色团块，让我想起洛克菲勒焗牡蛎。我有一瞬间难以控制地琢磨起了蝙蝠粪的味道。我连忙甩开这个念头，这是大脑的胡闹。在生物4级区域，你可不能有想吃屎的念头。
走过蝙蝠栖息地，洞穴变得干燥，遍地灰尘。遍地灰尘的干燥洞穴很罕见。绝大多数洞穴很潮湿，因为绝大多数洞穴都是水成的。这个洞穴里没有流水的痕迹，没有河床和钟乳石。这个是埃尔贡山上一个干燥而巨大的洞穴。病毒喜欢干燥的空气、尘土和黑暗，绝大多数病毒在潮湿和阳光下无法存活太久。因此，干燥的洞穴是病毒理想的藏身之处，病毒可以在粪便或尿液残渣内休眠，甚至可以飘浮在没有光线、近乎停滞的凉爽空气之中。
马尔堡病毒粒子很顽强。你完全可以想象它们能在黑暗洞穴内存活很长一段时间。马尔堡病毒在水里能毫无变化地存活五天。汤姆·盖斯伯特证明了这一点。某次，纯粹出于好奇，他把一些马尔堡病毒粒子放进盛有室温清水的三角瓶里，然后把三角瓶在试验台上放了五天（这个试验台位于4级区域内）。他取出水样，滴进盛有活猴细胞的三角瓶里。猴细胞被类晶体撑爆，死于马尔堡病毒。汤姆发现马尔堡病毒粒子放置五天后的感染力和致命程度与新鲜粒子相同。绝大多数病毒离开宿主后活不了多久。艾滋病病毒暴露于空气中只能存活几分钟。没有人做过实验，研究黏附于干燥表面的马尔堡或埃博拉病毒能存活多久，但丝状病毒很可能可以存活一段时间，不过前提是所黏附的表面没有阳光照射，阳光能够破坏这种病毒的遗传物质。
我来到坡顶，伸出戴着手套的手触摸天花板。天花板上嵌着一些棕色的长形物体，那是石化的树干，还有一些发白的碎片，那是石化的骨头。这块岩石是结块的火山灰：埃尔贡山某处喷发留下的遗物。火山灰里嵌着石化的树干，那次喷发吞没了当时的热带雨林，埋藏在灰土和烂泥之中。树干呈深棕色，闪闪发亮，在头灯照射下的反光呈乳白色。有些石化树干从洞顶落下，留下一个个窟窿，洞眼里生长着白色晶体。那是矿物盐的晶体，看起来锋利得可怕。彼得·卡迪奈尔会不会摸了这些晶体？我发现洞眼的晶体之间有蝙蝠栖息：它们以昆虫为食，体型比靠近洞口的果蝠小。我用头灯照亮洞眼，蝙蝠一拥而出，在我头顶盘旋片刻，随即飞走。这时我看见了一件奇妙的东西：石头里嵌着一枚鳄鱼牙齿。火山灰吞没了一条有鳄鱼生活的河流。埃尔贡山那次喷发时捕获并杀死了这些鳄鱼。从河流到海洋，大自然充满了杀手。
我沿着剃刀般锋利的落石蹒跚而行，看见一堆新鲜的大象粪便。粪便有小号啤酒桶那么大。我跨过去，看见一条裂隙，用头灯向下照。我没有看见小象的干尸。我看见一面岩壁，布满了象牙劈凿的印痕。大象在洞里的所有石壁上都留下了印痕。我继续前进，看见一根断裂的石柱。旁边分出一条隧洞向下延伸。我跪倒在地，钻进那条隧洞。隧洞兜了个圈，回到主洞里。我在防护服里热得要烤熟了。面罩内侧有一滴一滴的水珠，在下巴底下汇聚成一小摊。我的脚步踢起灰尘，成团的尘土在靴子四周飘扬。身体完全湿透，脚下却是干燥的尘土，这种感觉很奇妙。我爬出那条隧洞时，脑袋撞在一块石头上。要是没有防护服，石块肯定会划破我的头皮。在洞穴里很容易弄伤头部。这也许就是感染途径：病毒黏附在岩石上，通过伤口进入循环系统。
我继续深入洞穴，终于来到最窄处的最后一面石壁。这里彻底黑暗，我在齐膝高度发现了生活在蛛网上的蜘蛛。蜘蛛的卵鞘垂挂在石块上，到处都能看见。这些蜘蛛在奇塔姆洞的最深处继续它们的生命循环，因为它们肯定能在黑暗中找到食物，有某些昆虫撞进了蜘蛛网。我在洞口看见蛾子和有翅昆虫倾泻而出，显然也有一些飞到了后面来。蜘蛛也可能是宿主，吃昆虫时感染了病毒。马尔堡病毒或许存在于蜘蛛的血液中。莫内和卡迪奈尔也许被蜘蛛咬了。你感觉到蛛网粘在脸上，有一下轻微的刺痛，然后就过去了。你看不见病毒，闻不到病毒，摸不着病毒。只有在开始流血之后，你才会知道它的存在。
这里有许多我无法理解的事情。奇塔姆洞在森林生物体系中扮演了一个角色，但谁也说不清究竟是什么角色。我发现一条裂隙，似乎充满了清澈的水，但深不见底。不可能是水，我心想，这里的裂隙肯定是干的。我捡了块石头扔进去，石头飞到一半就溅起了水花：它碰到了水面。石块懒洋洋地打着转向下沉，很快离开了我的视野，涟漪慢慢扩散，渐渐平息，将头灯的光束映在岩壁上。
我爬上掉落的石板，站到碎石堆的最高处，将光束投向前后左右。这里至少有一百码见方，长宽都超过了橄榄球场。光束照不到洞穴的边缘，边缘的岩壁朝各个方向汇入黑暗。正中央的碎石堆使得洞穴有点像口腔上腭。你望进一个人嘴里，看见舌头伸向前方，摆在上腭底下，然后你看见舌头弯曲的表面向后延伸，最后向下变成喉咙：这就是奇塔姆洞的样子。说“啊”，奇塔姆洞。你携带病毒了吗？没有任何工具或感官能告诉你，这个捕食者是不是就站在你面前。我关掉头灯，站在彻底的黑暗中，感觉汗水顺着胸膛滴淌，听见心脏怦怦跳动，脑袋的血液哗哗奔流。
下午的阵雨已经开始。弗雷德·格兰特不想淋湿，所以站在洞口内侧。武装警卫坐在附近的石块上，在膝头上下颠弄步枪，看起来很无聊。
“欢迎归来，”格兰特说，“还好吧？”
“七天以后就知道了。”我说。
他仔细查看我。“面罩上似乎有液体。”
“什么液体？”
“看着像是水。”
“只是面罩内的汗而已。稍等片刻，我这就脱掉防护服。”我拿起塑料洗衣盆（我们带到洞口的装备之一），在瀑布下接了半盆水，拿到洞口大象踩出的小径上，放在地上，把大半加仑“狗娘养的Jik”倒进去。
我站进洗衣盆。尘土从靴子上脱落，漂白水变成棕色，靴子很快就看不见了。我把戴着手套的手伸进棕色的Jik，舀起漂白水泼到头顶和面罩上。我用马桶刷擦洗靴子和腿部，清除明显的泥块。我把防水袋和地图扔进Jik，把手电筒和头灯扔进Jik，摘下呼吸面具，连同紫色过滤器一同扔进Jik，最后连眼镜也扔了进去。
我脱掉绿色长手套，扔进Jik。我撕开胶带，脱掉蒂维克防护服。防护服和黄色靴子泡在了Jik里。满满一洗衣盆的生物防护装备。
我在防护服底下穿了衣服和运动鞋。我脱得一丝不挂，把衣服装进塑料垃圾袋（所谓高危物品袋），加上少许Jik，然后放进第二个口袋。两层塑料袋的外表面都用漂白水清洗过。我从背包里取出干净衣服换上。我把防护装备放进双层塑料袋，添加漂白水。
罗宾·麦克唐纳穿着运动鞋，无声无息地出现在洞口的岩石町上。“蝙蝠屎先生！”他喊道，“怎么样？”
我们拖着高危物品袋，沿小径下山，返回营地。雨越来越大。我们带着一瓶苏格兰威士忌，坐进用餐帐篷的椅子，雨点噼里啪啦落下，嘶嘶穿过树叶。下午三点，乌云密布，天色暗得像晚上，我们点亮帐篷里的油灯。山上雷声隆隆，雨势变成倾盆大雨。
罗宾坐进一把折叠椅。“哎呀，朋友，埃尔贡山的雨就从来不停。一年到头每天都这样。”
电光闪烁，轰隆一声，闪电击中一棵橄榄树。闪电照亮他的脸膛和眼镜。我们就着塔斯克啤酒喝威士忌，打了一圈扑克。罗宾拒绝加入。我感觉他不会打牌。
“罗宾，来两口威士忌吧。”弗雷德·格兰特对他说。
“我不沾烈酒，”他说，“我的胃不喜欢。啤酒就挺好，富含蛋白质，还促进睡眠。”
雨势渐小，乌云暂时消散。橄榄树的树顶向下弯曲，树根消失在阴影中。水珠从树上滴落。齿鹑发出笛声般的长鸣，鸣叫声很快消失，埃尔贡山变得寂静。森林微微摇摆，前后晃动身躯。雨又大起来了。
“感觉怎么样，蝙蝠屎先生？”罗宾说，“有什么精神症状吗？然后就开始在厕所里自言自语？从今往后的每一天都有可能开始犯病。”
精神症状已经开始出现。我想起脑袋怎么撞上洞顶，那一下撞出了个肿包。肿包周围的皮肤上会有微小裂伤。我开始理解暴露在丝状病毒下的心态了：我会没事的。没问题的。暴露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艾滋病、埃博拉和其他雨林病原体的显现，无疑是热带生物圈遭到破坏的自然结果。这些新出现的病毒从生态被破坏的区域浮出水面，其中许多来自热带雨林破损的边缘区域，还有迅速被人类蚕食的热带稀树大草原。热带雨林是全世界最深的物种储备池，包含了地球上的大多数动植物。雨林也是全世界最大的病毒储备池，因为所有活物都携带病毒。病毒走出一个生态系统之后，往往会在人类群体中波浪式传播，仿佛是正在衰亡的生物圈的回声。列举一些新显病毒：拉沙热病毒、裂谷热病毒、奥罗波凯病毒、罗西奥病毒、委内瑞拉出血热病毒、委内瑞拉马脑脊髓炎病毒、猴痘病毒、登革热病毒、基孔肯亚病毒、汉坦病毒、马丘波病毒、胡宁病毒、狂犬病毒属的莫科拉病毒和杜文黑基病毒、勒当泰病毒、科萨努尔森林脑炎病毒、HIV（无疑也是新显病毒，因为它对人类的渗透正变得越来越快，而且看不到尽头）、塞姆利基森林病毒、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病毒、辛德毕斯病毒、奥-奈氏病毒、无名圣保罗病毒、马尔堡病毒、苏丹埃博拉病毒、扎伊尔埃博拉病毒、雷斯顿埃博拉病毒。
从一定意义上说，地球正在启动对人类的免疫反应。它开始对人类这种寄生生物做出反应，人类的泛滥仿佛感染，混凝土的坏死点遍布全球，欧洲、日本和美国犹如癌症的烂肉，挤满了不停复制的灵长类动物，人类群落无限扩张和蔓延，很可能会给生物圈带来大灭绝。也许生物圈并不“喜欢”容纳五十亿人类。也可能是一百年间人类的极度增殖突然产生了海量肉类，这些肉存在于生物圈的每个角落，面对想要吞噬它的另一种生命体，很可能无法保护自己。大自然有自我平衡的手段。雨林有自己的防护手段。地球的免疫系统察觉了人类的活动，开始发挥作用。大自然在试图除掉人类这种寄生生物的感染。说不定艾滋病只是大自然的清除过程的第一步。
艾滋病可被视为20世纪最严重的环境灾难。艾滋病病毒很可能是从非洲灵长类动物——猴类或类人猿——传给人类的。举例来说，HIV-2（HIV最主要的两个毒株之一）也许是一种突变病毒，从非洲乌白眉猴传给人类：也许是猎杀或捕捉猴子的人接触了带血的组织。HIV-1（另一个主要毒株）可能是从黑猩猩传给人类的：也许是在猎人宰杀黑猩猩的时候。最近在西非的加蓬，科学家从一只黑猩猩体内分离出了一个猿类艾滋病病毒的毒株，这是目前在动物界发现的最接近HIV-1的病毒。
1980年，洛杉矶的一位医生最早注意到了艾滋病病毒的存在，他发现他的几名男性同性恋正在死于某种传染病。假如当时有人说这种南加州男同性恋圈内的未知疾病源于非洲黑猩猩，医学界只怕会哄堂大笑。但现在没有人会嘲笑了。有一点越想越有意思：黑猩猩是一种热带雨林的濒危动物，但这种病毒从黑猩猩传给了人类，因此转瞬之间就不需要担心灭绝了。我们不妨这样说：热带雨林病毒非常擅长为自己争取利益。
艾滋病病毒是一种快速突变病毒，它会不停改变。这种高频突变体犹如变色龙，在人群和个人之间传播时，会自发改变它的个性。它甚至会在感染过程中变异，死于艾滋病的患者往往感染了多个毒株，它们全是在感染者体内自发出现的。一种病毒能够迅速突变，也就很难研制针对它的疫苗。换个角度看，这说明艾滋病病毒是生态系统改变的自然幸存者。艾滋病病毒和其他新显病毒逃过了热带生物圈的毁灭，因为它们突变得比生态系统的改变更快。它们无疑擅长逃离艰难环境，因为某些病毒已经存在了四十亿年之久。很容易让人联想起逃离沉船的老鼠。
我猜艾滋病恐怕不是大自然展现出的最强力量。人类能不能在高危病毒的威胁下维持五十亿人口，这个问题谁都没法回答。无法回答。答案隐藏在热带生态系统的迷宫之中。艾滋病是雨林的爆发，但还只是开始。
没问题的，我心想。当然了，我不会有事的，我们都不会有事的。不会有任何问题。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进过奇塔姆洞的绝大多数人都没有生病。三到十八天。增殖刚开始的时候，你不会有任何感觉。我不禁想起在雷斯顿埃博拉爆发事件中与军方争夺管辖权的乔·麦考米克，我想起他在苏丹寻找埃博拉病毒时的经历。他乘飞机深入丛林，在挤满垂死患者的茅草屋里与埃博拉狭路相逢，被沾血针头刺破大拇指，但他运气很好，活了下来。事实证明乔·麦考米克对雷斯顿埃博拉病毒的看法是正确的：它对人类并不具有高度传染性。然后我又想起乔·麦考米克的另一个发现，这是埃博拉病毒治疗中的少数几个突破之一。在苏丹的时候，他以为他会死于埃博拉感染，因此发现暴露在丝状病毒之下后，苏格兰威士忌是唯一的解药。
秋日的某一天，我开车去看废弃的猴舍，想知道它现在成了什么样子。那是个温暖的小阳春日子，棕色雾霭笼罩了华盛顿。我拐下环城公路，悄悄开近那幢楼。这地方已经荒弃，比坟墓还安静。门前的枫香树偶尔飘落一两片枯叶。停车场周围的很多办公室挂着“出租”标牌。我感觉到的不是病毒，而是财务危机——80年代园地的临床症状，就像高烧过后的蜕皮。我穿过楼后的草地，来到陆军研究所的突入点：那扇玻璃门。门锁着，门框上还没撕干净的银色胶带。我向楼里张望，看见地上满是棕红色污渍。墙上挂着“自己的烂摊子自己收拾”的标牌。我在标牌旁边认出了那条气密走廊，也就是士兵进入高危区域时穿过的灰色区域。灰色的煤渣砖墙壁：名副其实的灰色区域。
我窸窸窣窣地踩着草地上的塑料碎片走动。我看见生锈的空调外机周围有接骨木莓即将成熟。我听见球落地的声音，看见男孩在操场上运球。篮球弹跳的响声在昔日的猴舍大楼回荡。孩童的叫声来自树丛另一侧的日托中心。我在楼后乱转，来到一扇窗前，向内张望。房间里长出了攀缘藤蔓，附在窗户上，寻找温暖的阳光。藤蔓在楼里是怎么找到水源的？这些藤蔓是鞑靼忍冬，常见于废弃地点的野草。鞑靼忍冬的花朵没有气味，这一点和病毒相同。它们在人类放弃的居所里活得逍遥自在，让我想起了塔耳塔洛斯，维吉尔《埃涅伊德》中的阴间或地狱，亡者的幽魂在阴影中窃窃私语。
隔着纠结的藤蔓，我看不见昔日的高危区域。感觉就像在眺望雨林。我绕到大楼侧面，发现另一扇贴着胶带的玻璃门。我趴在门上，拢起双手挡在眼睛四周以遮住反光，看见一个提桶，桶里结了一层棕色硬壳。硬壳看着像是风干的猴粪。我猜想桶里肯定装过次氯酸钠漂白水。蜘蛛在墙壁和桶之间结了网。蜘蛛把苍蝇和黄蜂的外壳扔在靠近蛛网的地上。时值秋日，蜘蛛把卵鞘留在了蛛网上，为自己的复制循环做准备。生命又在猴舍里安营扎寨。埃博拉曾在这些房间里兴起，闪现身影，进食，然后回归森林。
它还会回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