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9月
和埃博拉一样，马尔堡病毒的秘密藏身之处也不为人知。马尔堡病毒突然在夏尔·莫内和谢姆·穆索凯医生身上出现后，再次变得无影无踪，谁也不知道它去了什么地方。它就像从地球上消失了，但病毒从来不会真的消失，只会躲藏起来，马尔堡病毒还在储存宿主——非洲的某些动物或昆虫身上繁衍生息。
1987年9月2日，大约晚餐时间，为USAMRIID工作的平民生物危害专家尤金·约翰逊站在杜勒斯国际机场海关大门外的到达区，等待从阿姆斯特丹飞来的一个荷兰航空公司航班。这架飞机上有一名来自肯尼亚的乘客，他拎着行囊走过海关，和约翰逊互相点头致意。（“我就不提这个人的名字了，就说他是我认识的某个人吧，总之我很信任他，”约翰逊向我解释道。）他把行囊放在约翰逊脚边，拉开拉链，取出用浴巾包裹得严严实实的某样东西。他解开浴巾，里面是一个没有标记的纸板箱，用胶带缠了许多圈。他把盒子递给约翰逊，两人几乎没有交谈。吉恩拿着盒子走出航站楼，放进轿车的后尾厢，驱车赶往研究所。盒子里是一名十岁丹麦男孩的血清，我们姑且叫他彼得·卡迪奈尔好了。大约一天前，他在内罗毕医院去世，他表现出各种极端症状，显示死于某种尚未确定的第4级病毒。
开车去研究所的路上，约翰逊琢磨着他该怎么处理这个纸板箱。他很想把它塞进烘箱消毒，然后烧成灰烬。先烤后烧，彻底忘掉。每天都有血液和组织样本从世界各处送到研究所，其中绝大多数里并没有任何不寻常的东西，没有让人感兴趣的病毒。换句话说，绝大多数样本只是假警报。约翰逊不确定他愿不愿意花时间分析这个男孩的血清，因为他很有可能不会发现任何东西。他开进德特里克堡的大门，决定还是检查一下好了。他知道这么一来，他大半个晚上都没法休息了，但他必须在血清变质之前做完该做的事情。
约翰逊穿上外科手术服，戴上橡胶手套，拿着盒子走进埃博拉套房的3级整备区，他打开盒子，里面是泡沫填充物。他从填充物里取出一个用胶带密封并打上生物危害标记的金属圆筒。整备区的墙边是一排不锈钢柜橱，有橡胶手套伸进柜橱。这是4级生物安全的操作柜。内部空间与外部世界隔绝，你可以隔着橡胶手套处理高危微生物。操作柜的构造类似于用来处理核弹组件的安全柜。这里的安全柜旨在不让人类直接接触凶险的大自然。约翰逊拧开几个螺母，打开安全柜上的小门，将金属圆筒放进去。他关上门，拧紧螺母。
接下来，他将双手插进手套，拿起金属圆筒，透过小窗看着自己的一举一动，他剥掉胶带。胶带粘在了橡胶手套上，他怎么都摘不掉。该死！他骂道。这会儿是晚上八点，今天肯定没法回家了。他终于打开圆筒，里面是一团泡过消毒剂的纸巾。他打开纸巾，看见一个“密保诺”自封袋，里面是两个带拧盖的塑料试管。他拧开瓶盖，倒出两个非常小的塑料小瓶，里面盛着金黄色的液体：彼得·卡迪奈尔的血清。
男孩的父母在肯尼亚为一家丹麦救济机构工作，住在维多利亚湖畔的基苏木镇。彼得在丹麦的寄宿学校念书。那年8月，死前的几个星期，他去非洲探望父母和姐姐。他姐姐在内罗毕的一家私人学校念书。她和彼得很亲近，彼得来肯尼亚探望家人时，两人绝大多数时候都待在一起：弟弟和姐姐，最好的朋友。
彼得来到非洲后，卡迪奈尔全家外出度假，他们驱车穿越肯尼亚——父母想让他看看非洲的美丽和妖娆。彼得的眼睛开始发红的时候，他们正在蒙巴萨，住在海边的旅馆里。父母带他去医院，医生检查后说他得了疟疾。母亲不相信那是疟疾，她觉察到儿子正在死去，急得要命。她坚持要送他去内罗毕接受治疗。“飞行医生”（非洲的航空急救服务）接上他送往内罗毕，以最快速度赶到内罗毕医院。治疗他的是戴维·希尔佛斯坦医生，他曾经在夏尔·莫内将黑色呕吐物喷进穆索凯医生双眼后治疗穆索凯。
“彼得·卡迪奈尔金发蓝眼，高高瘦瘦，是个看起来很结实的十岁少年，”希尔佛斯坦回忆道，我们正在华盛顿他家附近的购物中心喝咖啡。旁边一张桌子上的小姑娘突然大哭，母亲拼命哄着她。购物客人来来去去，走过我们那张桌子。我望着希尔佛斯坦医生的脸：钢丝框眼镜，小胡子，双眼盯着半空中——他在回忆那场非同寻常的死亡病例，语气平淡。“彼得进来时在发烧，但他不当一回事，很活泼，喜欢聊天。我们给他做透视，他的肺部有绒毛。”有黏稠的分泌物在男孩肺部聚集，导致他呼吸困难。“这是典型的ARDS，也就是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很像肺炎早期，”希尔佛斯坦医生说，“很快，他就在我眼前变得肤色发青。他的指尖变成青色，同时还出现了小块红斑。我命令所有人接触他前都必须戴上手套。我们怀疑他感染了马尔堡病毒，但他没有穆索凯医生那样的偏执症状。我们只是预防万一而已。二十四小时后，他上了呼吸机。我们发现他的针刺部位很容易出血，同时出现了肝功能紊乱。小块红斑越来越大，变成了自发性的瘀斑。他的皮肤变成黑紫色。紧接着他的瞳孔开始扩大。这是脑死亡的症状。他的大脑正在出血。”
男孩的身体开始肿胀，皮肤下布满了血包。有些部位的皮肤与皮下组织几乎剥离。这发生在他接上呼吸机后的最终阶段。这是所谓的“第三间隙”。流血进入第一间隙，也就是进入肺部。第二间隙，胃部和肠道。第三间隙，皮肤和肌肉之间。皮肤开始鼓起，像包袋似的与肌肉分离。彼得·卡迪奈尔的皮肤下在大量出血。
你越是琢磨高危病毒，就越会觉得它们不像寄生生物，而是越来越像猎食者。猎食者的特征之一就是会无声无息地潜行，有时候会埋伏很长时间，而后突然暴起袭击。大草原上，青草轻轻起伏，四下里只有刺槐树上非洲鸽在鸣唱，有节奏的叫声响彻一整个炎热的白天，既不变慢也不停歇。远方闪烁的热浪中，一群斑马正在吃草。突然，从草丛中闪出一个身影，一只狮子出现在斑马群里，咬住了其中一只的咽喉。斑马发出惨叫，叫声旋即被打断；猎食者和猎物，两只动物扭打成一团，跳舞似的旋转，直到腾起的尘土淹没了身影；第二天，骨骸上会爬满苍蝇。有些以人类为食的猎杀者已经在地球上存活了很久，比人类要久得多，它们的起源可以追溯至地球形成之时。它们中的一员捕杀并吞噬了一名人类，尤其是在非洲，这种事很容易会被推向时空的起点，于是披上了无比古老的感觉。
彼得·卡迪奈尔的父母和姐姐望着他被某种无形的猎食者慢慢吞噬，震惊得无法思考。他们无法想象他的痛苦，也不能在他身旁安慰他。血液涌入第三间隙，他依然睁着瞳孔扩大的眼睛，眼球充血，视线呆滞而黑暗，犹如无底深渊。他们不知道他能不能看见他们，不知道他看见了什么，不知道那双睁大的眼睛背后在想什么、有什么感觉。接在头部的机器显示脑电波已是直线，脑电活动非常微弱，但直线偶尔会有一次颤动，像是他的脑海里还有什么东西在挣扎，他被摧毁的灵魂还剩下一些残片。
他们必须决定是否关闭呼吸机。希尔佛斯坦医生对他们说：“还是别让他受苦了，因为他已经脑死亡。”
“要是早点把他从蒙巴萨送过来就好了，”母亲说。
“对不起，但那也没有什么用处。谁也救不了他，”希尔佛斯坦答道，“这个结果从一开始就注定了。”
吉恩戴着探进操作柜的橡胶手套，取出少量男孩的血清，滴进装着猴子活体细胞的三角瓶。要是彼得·卡迪奈尔的血液里存在什么东西，肯定会开始在猴子的细胞内繁殖。做完这些已经是凌晨三点了，约翰逊回家睡觉。
接下来几天，约翰逊密切观察三角瓶，看猴子细胞有否变化。他发现细胞爆裂和死亡。它们感染了某种东西。卡迪奈尔毒株肯定是某种高危病原体：它大量屠杀细胞，而且速度极快。
接下来一步是分离病毒。他从三角瓶中抽出少量液体，注射到三只恒河猴身上，用卡迪奈尔微生物感染它们。其中两只猴子死去，第三只陷入濒死休克，但不知怎的熬过去，活了下来。因此，卡迪奈尔病原体高度危险，能够快速复制，可以杀死猴子。“我很清楚，这肯定是马尔堡病毒，”约翰逊后来这么告诉我。
他取出少量卡迪奈尔毒株，注射给几只豚鼠，看豚鼠会不会得病。它杀豚鼠就像拍苍蝇似的。不止如此，雄性豚鼠的睾丸肿得有高尔夫球那么大，变成紫色。卡迪奈尔毒株是一种老练的有机体，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它能在许多种类的动物体内增殖。这是一种极具侵略性的生命体，凶残，不挑食。它体现出你只有在大自然中才能见到的毒辣，这种毒辣可怕得甚至到了拥有美感的境地。它在非洲某处生存。尤其有意思的一点是它能够轻易在猴类、人类和豚鼠等多个物种身上增殖，对这些物种来说极度致命，因此其原始宿主应该不是猴类、人类或豚鼠，而是另外某种不会被它杀死的动物或昆虫。病毒通常不会杀死天然宿主。马尔堡病毒就像旅行家，能在物种之间传播，打破物种之间的分隔屏障，但从一个物种传播到另一个物种时，它有可能会彻底摧毁这个物种。它根本不知道分界线的存在。它不知道人类是什么，当然，从另一方面说，它也很清楚人类是什么：它知道人类就是肉食。
约翰逊分离出卡迪奈尔毒株，确认这就是马尔堡病毒，他的注意力立刻转向下一个问题：彼得·卡迪奈尔是在何处以何种方式染上病毒的。那孩子去过什么地方？他做了什么事情导致自己被感染？他具体的旅行路线是什么？问题纠缠着约翰逊。他寻找这些丝状病毒的储存宿主已经有好些年了。
他打电话给肯尼亚的一位朋友和同行：彼得·图凯医生，他是内罗毕的肯尼亚医学研究所的科学家。“我们知道这是马尔堡病毒，”吉恩对他说，“你能搞到那孩子的活动历史吗？查清楚他去过哪儿，做了什么？”
图凯医生说他去找孩子的父母谈一谈。
一周后，吉恩的电话响了。打来的是图凯医生。“你猜那孩子去过哪儿？”他说。“埃尔贡山的奇塔姆洞。”
吉恩觉得头皮一阵麻痒。夏尔·莫内和彼得·卡迪奈尔的足迹在全世界只有这一处相交，也就是奇塔姆洞。他们在洞里做了什么？在那里发现了什么？他们触碰了什么？吸入了什么？奇塔姆洞里栖息着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