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战争中公开报道最少的肯定是心理战。心理战是一项综合性的行动，它有以下几项目的：为战争提供联军支持，反击伊拉克的宣传，威慑萨达姆的军队，动摇伊拉克作战的决心。
心理战行动的准备早在美军集结时就开始了。第4心理战大队大队长托尼·诺曼德上校向施瓦茨科普夫将军提交了一个全面心理战行动的计划，既有战术行动（主要针对敌军），也有战略行动（主要针对民众）。诺曼德曾在巴拿马开展过非常成功的心理战。这一次，他在刚从第4营营长岗位上调来的丹尼尔·德夫林中校带领的参谋人员帮助下，起草了一个宽泛的计划。施瓦茨科普夫从一开始就非常热衷于心理战，这与他对特种部队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心理战实际上并不是一个很难理解的课题，但是很多人把它搞得复杂化了，搞到最后，根本就没法理解了，”德夫林说道。第4心理战大队部署到海湾之后，他担任了该大队的副指挥官。“首先，任何政治、军事、法律、信息或经济行动，本质上都可以是心理的，因此它们都是国家层次上心理战战略计划的一部分；其次，在各大总部司令的影响范围内，任何军事和信息行动在本质上都可以是心理的，都可以成为司令官执行心理战计划的一部分；第三，战场上的任何军事行动都可以成为心理战计划的一部分。真正的优秀指挥官都理解战场的心理本质。”
计划完成之后，诺曼德等了2天才得以向总司令作简要汇报，可是还没来得及汇报，他又被叫走了，于是他让德夫林去汇报。
德夫林叙述说：
“他说，如果他回来之前我必须作汇报的话，叫我不要有顾虑。他告诉我说，‘这次汇报是否成功，将决定我们是参加这次行动，还是回到布拉格堡去耙地上的松针。’这就是我们之间的实际关系。我们之间说话非常直截了当，但也有许多友谊和幽默。他是我的上司，知道我是可以信赖的。”
总司令办公室叫德夫林去了2次，但都因为有更紧急的事情要办而让他回去了。“总司令许多重叠的时间安排真令人惊讶，”德夫林回忆说。最后施瓦茨科普夫将军终于安排时间听取了汇报。
“我进去之后，根据一个活页夹上的内容向施瓦茨科普夫将军做了一次面对面的汇报，”德夫林继续说。“大概有6名参谋跟着我走进办公室，站在房间的一个角上，等着看我被问倒的好戏，因为总部的大多数参谋都不太把我们放在眼里。我汇报结束时，施瓦茨科普夫将军的右拳砰地往桌子一敲，接着说道：‘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目前正在进行一场信息战，而我们正在失利。要使这一切变成现实，需要我做些什么呢？’汇报之后，那些参谋对我们的态度发生了惊人的变化。”
施瓦茨科普夫亲自草拟了一份电报稿，把它说得更加有力，然后让人发给科林·鲍威尔。电报要求给予心理战方面的支持，结果，第4心理战大队于8月25日开始部署到海湾地区。首批到达的小组中包括诺曼德、德夫林和一些策划人员以及其他人员。作为来自布拉格堡派出的心理战小组，诺曼德和他手下的一班参谋人员立刻着手制定更详细的行动计划，其中涉及到大范围的战略、行动和战术任务。即使得到总司令的支持，诺曼德的大部分心理战计划还是在国防部闲置了好几个月，显然是被华盛顿的地缘政治的敏感性耽误的。
“我们担心越界行动，”诺曼德上校后来解释说。越界行动——从沙特阿拉伯越过边界进入伊拉克——在很多情况下本身就有很大的危险性，经常发生事与愿违的情况，造成尴尬局面，因此很可能被华盛顿置于次要地位。这也就意味着无法发动一场战略宣传，以便告诉伊拉克民众为什么这场战争是邪恶的。它也使得针对伊拉克军人的战术行动陷于瘫痪。
“一张传单就是一次越界行动，”诺曼德说道。“他们告诉你要把目标指向伊拉克军人，可是你做不到，因为他们不在你所处的边界的一侧，你又不能进行越界行动。”
由于官方的抵制，诺曼德不得不一次又一次的带着计划来回奔波于华盛顿和利雅得之间，争取从国防部和国务院的官员以及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和其他高级军官那里得到批准。经过几个星期的努力，他最终获得同意，使计划得以执行。
勉勉强强地，华盛顿把这个计划分成了两半——公开行动的和秘密行动的。“公开的”心理战行动没什么问题，但是秘密行动却被耽搁了。第22条军规：诺曼德想做的几乎所有事情都被看作是“秘密的”，其中许多只是因为要得到另一个组织或国家的帮助而已。只有一部叫《沙漠中的边界》的电影是个例外——但由于延误了时间，其中一些部分已经过时，不得不重新编辑——针对伊拉克的一些主要心理战计划全部被耽搁。这部电影后来被偷偷带进了伊拉克并免费发放到世界各地，可是“战略”心理战行动——针对伊拉克普通民众，告诉他们为什么他们的国家会受到攻击——的其他方面几乎都没有得到执行。
卡尔·斯廷纳对这类事情有他自己的看法：“有些律师干预了这个法案，而你找到的一些人又不想把他们的指纹留在任何跟它有关的危险的东西上。他们就是这样幸存下来的。他们限制这些东西的暴露程度。一旦碰到这件事，你就不得不找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或者总司令来压压这些家伙，或者不让他们过问这些事，否则他们会没完没了地进行阻挠。”
最后，在12月中旬，也就是即将调离第4心理战大队去另有任用之前不久，诺曼德去见施瓦茨科普夫。他很不高兴地站在这位司令官面前说：“我们必须向华盛顿方面发个信息，告诉他们，如果我们不能尽快得到批准，我们就无法执行了。”他递给将军一张纸。“我建议你把这个电报发一发。”
诺曼德精心准备了一份“请战”电报，使用了典型的外交辞令，非常礼貌地请求华盛顿“重新审视”这个问题。
“可恶，”施瓦茨科普夫说着把那张纸撕掉，开始亲自拟写电文。开头是这样写的：“华盛顿拙劣的官僚们”，接下来的话就很难听了。
“你觉得这样如何？”总司令把它递给诺曼德。
“如果你在上面签字，我——”
“已经签了，”施瓦茨科普夫打断他。
以伊拉克军队为目标的心理战行动一下子上了快车道。几个星期后，随着空战的开始，它也驶上了轨道。
“沙漠盾牌/风暴”心理战的主要任务很简单，就是对抗萨达姆的宣传战。从事心理战的战士们正在努力澄清是非。阿拉伯国家是布什总统精心建立的联军的关键部分，因此让这些国家的国民，实际上是使整个穆斯林世界的人都明白联军为什么要打萨达姆的真相，是至关重要的。
开罗是阿拉伯世界的媒体中心，是阿拉伯的“好莱坞”。颇具声望的开罗广播电台就在那里，许多阿拉伯和国际新闻组织在那里都有办事处，阿拉伯的知识分子也愿意聚集到那里。如果你想把话传出去，传到阿拉伯世界——传到整个穆斯林世界——你就要通过这些机构来实现。同时，埃及也是联军中的一员，那里的媒体人员和政府官员一般还是会接受美国倡导的建议和信息的。
10月底诺曼德派德夫林前往开罗。
以下是德夫林对他此次经历的思考：
“要反击伊拉克庞大的宣传机器，需要用事实来说明：萨达姆是不折不扣的卑鄙小人——是个可怕的领导人，不关心民众，不是正直的穆斯林，是个可怕的邻居，一个不值得信任的阿拉伯人和穆斯林，他的话全是谎言。”因此，心理战的目标在于指出这些事实，使他得不到穆斯林世界和其他国家的支持，同时争取穆斯林和世界其他国家对联军的支持。由于美国大使的积极帮助，德夫林顺利地接触到埃及政府和军队领导人，此外，在美国使馆官员的帮助下，他在开罗组织了合作力量，准备对抗伊拉克人喋喋不休的宣传。
“由于伊拉克的入侵实际上已成为电视新闻报道的重要事件，所以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向全世界指出，萨达姆是一个残忍的独裁者。但我们想要对穆斯林世界特别指出，萨达姆攻击他的穆斯林兄弟是没有任何正当理由的，也得不到其他穆斯林世界的支持。”
“根据伊斯兰教的教义，不遵循教义的人会成为坏穆斯林，成为邪恶的人，但是你可以使他洗心革面，变成一个遵循教义的人。一旦这么做了，你就有权要求发动圣战。萨达姆声称自己是个好穆斯林，要求发起圣战。但还是依据伊斯兰教义，穆斯林是不能攻击其他穆斯林的，因此，萨达姆的宣传根本站不住脚。”
整个阿拉伯世界和穆斯林世界都必须注意这个事实，但显而易见的是这样的话不能直接由美国人来说。
“我们要把这些话带到整个穆斯林世界，让大家都知道，根据古兰经和伊斯兰教教义，许多有名望的伊斯兰阿訇都认为萨达姆的理由和推论是错误的。我们的目标不是让阿訇们说我们想说的话，我们想让他们把这些穆斯林世界公认的专家已经说过的话说出来、印出来并散发出去，那就是：根据伊斯兰的风俗和教义，萨达姆的声明是虚伪的。”
这个信息散发出去了，德夫林的人和他们的埃及同事找到了一些方法，将它插入戏剧、广播、电视节目、肥皂剧、杂志和报纸中。世界伊斯兰教领袖举行的伊斯兰会议谴责了萨达姆，最终的结果就是所有的媒体都报道了公认的穆斯林人士对萨达姆异口同声的谴责。
“我从来没告诉他们该写些什么，只是建议说，陈述他们信仰的文章（节目，或会议等）可能会有用处，他们会从中得到启示，其结果之一就是，一个著名的伊斯兰学者很快就写出了一本书。
“高效的心理战并不总是在准备信息；如果能对现有的材料、计划和信息进行恰当的引导，那才是真正的高效。”
心理战的另一个方面表现在，第4心理战大队就像政治运动的媒体顾问一样，为那些对抗萨达姆宣传的美国官员和其他人员提供谈话要点。我们每隔几天就给美国、埃及和英国等其他联军国家的领导人提供4到5个可以在公共采访、记者招待会或发表声明时运用的信息话题，这样就能表明联军确实是在用同一个声音说话。事实上，在盟国政府与领导人之间，各种观点在不断交流，我们从中挑选四五个要点供大家使用。
“眼看着这些工作一步步展开，真是太神奇了。随着这些观点被那些领导人认同，被大使和总司令传播，我们可以看见，经过1个星期左右时间，它们就通过媒体反馈回来了。”
军事圈以外很少有人意识到心理战行动的存在，即使是军方……
“你必须对取得的成就感到满意，因为你肯定得不到任何承认，”这是德夫林的结论。
战争打响以后，莱顿·邓巴上校接任第4心理战大队大队长，部队的任务多种多样：
12月，科威特城的建筑物上开始出现招贴画，鼓励人们反对萨达姆——这是一项心理战工程。空袭投下首批炸弹2天之后，心理战部队——主要是宾夕法尼亚州空中国民警卫队的成员——创建了“海湾之声”广播节目，通过3个地面电台和1架空中的EC-130进行调幅和调频两种波段广播。微妙的心理战广播与音乐和新闻节目轮流播出。
B-52的载弹量很大，轰炸时能把大片地区变成废墟，而且响声震天。换句话说，B-52不仅是战略和战术武器，也是心理武器。领教过它的威力的地面部队绝对不想再有这样的体验——或者被迫再次体验。
心理战传单和B-52攻击相结合的方法被用来对付6个伊拉克的军事单位。此次行动通过几天时间展开，第一天将传单散发到某个单位，警告他们在某个特定的时间他们将遭到B-52的袭击，敦促这些军人赶紧逃跑。到了预定时间，满载炸弹的B-52就会飞临他们上空。随后，散发新一轮传单，让他们想一想这次袭击，警告他们新的一轮空袭很快就会开始。在他们附近的友邻部队也将收到警告，这样的结果往往是集体叛逃，或者就像卡尔·斯廷纳说的，“他们会拼命逃跑。”
空军方面一开始很不情愿认同这个方案（谁会向那些他们即将去轰炸的人发出警告？），但最终他们却成了极力鼓吹它的推崇者。这些行动传达了一种无与伦比的巨大力量，让敌人充满了恐惧。
赢得一场战争并不一定要将敌人消灭掉，敌人不敢打就已经足够了。
后来，空军采用了一场心理战行动，目标是敌人的地对空导弹阵地，警告他们如果把雷达打开就会遭到轰炸。“这样就使得那些坏家伙不敢向空军的飞机射击，”诺曼德说。“结果他们成了我们最有力的支持者。”
心理战传单的一个特点就是对伊拉克军人进行正面描述。有一个部队的记事员后来指出：“他总是被说成一个体面、勇敢的小伙子，是被其领导者误导了，但联军会接纳他，给他应有的尊严。”对联军的描述则使人丝毫不感到害怕。
这种描述并不是偶然的。心理战策划人员对自己的产品进行了市场测评，他们发现伊拉克军人对比较简单的图画和比较差的纸印制的传单反应较好。招贴画显得太西方化。他们还发现了哪些内容能起作用，哪些不起作用。
“我们有一些已经投降的伊拉克战俘，”诺曼德说道。“我们和他们一起说笑，一起开玩笑。我们发现他们在那里最想念的东西是香蕉，因此，在传单上一次又一次地提到香蕉。”
于是心理战传单上开始印上放满香蕉的水果盘。
策划广告上每一个微妙的细节都需要时间。完成一份简单的传单要花1个半星期左右的时间，可能涉及75个人的工作。后来各种飞机都在散发传单，包括B-52、F-16、F/A-18和MC-130战爪。仅第8特种作战中队就从MC-130上投下了大约1900万张传单。
对86743名伊拉克俘虏的心理战调查发现，98%的人见过传单，80%的人说他们受了传单的影响，另外还有70%的人声称这些传单帮助他们下了投降的决心。此外还发现，58%的人听到了广播的信息，46%的人认为这些信息很有说服力，34%的人说这些传单使他们信服，促使他们决心投降。听到喇叭广播的人少些，受影响的也少些：34%的人听到了，18%的人认为有说服力，而只有16%的人认为这些信息使他们下定决心投降。由于这些数据是由俘虏提供的，他们很可能急于迎合他们的俘虏者，因此不可全信。但尽管如此，伊拉克军队叛逃人数很多，这的确表明心理战行动大大打击了他们许多部队的士气。
实际上，打击敌人的士气并不是心理战的主要目标。
“心理战有两大基本功能，”诺曼德上校说。“那就是劝服和告知。劝服是很重要的，但提供信息却是我们所做的大部分工作。在很多时候，你是否能劝服一个敌军士兵投降是个未知数，因此你的主要任务并不是非要劝服他，而是让他知道他必须做些什么。如果形势发展到一定程度，你已无法继续下去了，那么你就必须这样做，以便解救你自己。”
相应地，心理战部队会给在科威特和伊拉克的敌军提供通向联军战线的详细地图，他们可以去那里投降或等候被遣送回国。
为敌人提供地图，并向那些即将受到攻击的部队发出警告，这似乎是一项很奇怪的军事战术，甚至是一项很怪的特种部队战术。这些都是影子武士，但实际上其目标却是特种部队的一个传统：影响人的思维和心理。成功的心理战行动还体现了特种部队的另一项原则：创造性的思维。举例说，心理战的策划者认识到，某次轰炸的目的是使被攻击的目标失去战斗力，而不是简单地消灭尽可能多的敌人——这就意味着成功的心理宣传实际上可以取得比实际轰炸本身更好的效果。那些传单有助于使联军显得势不可挡。
因此，随着战争的进展，那么多伊拉克人开小差也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心理战部队还与前线附近的地面部队一起战斗，他们的宣传攻势是为了迷惑敌人，或者诱使敌人暴露自己的阵地。
有一个很成功的例子：一个海军陆战队分队录制了轻型装甲车开动的声音。心理战分队就用喇叭播放录音，使伊拉克的某个部队相信轻型装甲车正在边境附近活动。当伊拉克军队开始向他们开火的时候，海军陆战队的飞机和火炮就对敌人的阵地进行了集中火力攻击。
在地面战争中，有66支装备了大喇叭的宣传分队伴同作战部队行动，鼓励敌人投降或引导敌人的战俘。这些分队帮助看管和控制被联军抓来的大量俘虏。
约有900名从事心理战的军人参加了这次心理战中的不同活动，其中大部分都受过高等教育，有许多人是语言专家。第4心理战大队（空军）中大约有50名博士。诺曼德本人就获得过政治学文学士学位、国际事务硕士和战略筹划硕士学位，德夫林获得过历史教育理学士学位、国家安全事务及国际关系2个硕士学位。他们两人都是训练有素、经验丰富的美国陆军海外地区军官，军事战略家和联合兵种军官。
有意思的是，临床心理学家在心理战中作用不大，他们的面太窄了。“他们关注的是个人的思维过程，但他们没有超越这个过程来研究这种思维的效果。他们不考虑这种思维会给某个社会和文化造成什么样的影响，”诺曼德解释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