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的背景是：9月份斯廷纳和唐宁去了一趟海湾，亲自观察当时的形势，向施瓦茨科普夫介绍了基本情况，最后制定了大使馆营救行动的细节。此次行动后来被称为“太平洋之风行动”。临走之前，斯廷纳还和鲍威尔联系，看他是否有什么特别指示。
“萨达姆威胁说要掀起一场全球范围的恐怖运动，”鲍威尔告诉他。“我不希望诺曼为此担心，你不要使他再背上对付恐怖分子的压力。告诉他我们希望他把重点放在北面。”
在沙特阿拉伯，斯廷纳和杰西·约翰逊取得了联系。与此同时，唐宁与施瓦茨科普夫的参谋班子以及各分队指挥官协调了“太平洋之风行动”的细节。
在随后的3天里，斯廷纳和杰西·约翰逊走访了每一个联军支援小组和其他特种作战部队，包括那些参与重新训练与装备逃亡到沙特阿拉伯的科威特残余部队的人员，还有那些参与训练渗入科威特城的抵抗分队的人员。
在斯廷纳看来，特种作战部队能作出什么样的贡献，只受制于允许他们做什么——也受制于约翰逊有效管理多重任务的能力。而约翰逊的问题则在于他只有上校军衔——陆军、海军、空军和海军陆战队常规部队的所有分队指挥官都扛着三颗星。这当然不行了。将级军官理所当然应该支配更多的资源，得到更多的尊重。他要和施瓦茨科普夫提这件事情。
与此同时，唐宁已经把“太平洋之风行动”的细节问题定了下来。
拿下大使馆的计划简单得令你不敢相信：先由美国空军提供支持，发动空袭摧毁对方防空火力，将使馆大院隔离开来，然后由特种部队的小分队在夜间乘直升机降落在大院里，干掉伊拉克哨兵，解救被扣在那里的人员。
然而，即使目标非常简单明了，突袭和摧毁那座被占城市中伊拉克人的机会却不那么简单。侵略者把战场指挥部设在使馆旁边的萨菲尔大酒店。附近的海滩以及当地的公路网使得敌人很容易就能接近目标。就连把攻击小分队放在离科威特比较近、便于发起进攻的地方，都有很复杂的后勤问题。
美国第7舰队司令兼中央司令部海军司令斯坦利·R·阿瑟海军中将为此次任务提供了一艘海军两栖攻击舰，解决了部分后勤问题。两栖攻击舰外形像二战时期的护航航母，而且实际上最早的攻击舰就是由这种舰艇改装的。两栖攻击舰长约600英尺，只有“尼米兹号”攻击航母的一半，排水量不到超级航母的五分之一，但是它们能够运载一个海军陆战队加强营及其车辆，而且在攻击展开后，还可以向他们提供支援。为了用直升机快速有效地接送攻击部队，两栖攻击舰优化配置了24架直升机，其自身航速可达到23节。虽然它现在已经比不上更新式的黄蜂级和塔拉瓦级两栖突击舰，但它却为特种作战部队提供了一个出发点和浮动指挥部。
在海湾举行的一次会议上，阿瑟向唐宁保证说，他很快就能让海军陆战队下来，让特种作战部队及其装备上去。
唐宁和斯廷纳都很清楚，行动一开始就要用占绝对优势的火力才能压制伊拉克人，而最行之有效的办法就是使用空军。他们到达后不久就会见了巴斯特·格洛森准将。他是一位特级飞行员，负责美国在海湾地区的所有空军联队，并为中央司令部空军司令查克·霍纳中将负责指导部署和计划。在格洛森在利雅得的小指挥所室内，唐宁和他手下一名指挥官皮特上校把计划摆了出来，仔细介绍了攻击计划。唐宁讲完之后，格洛森脸上露出了非常滑稽的表情。
“你们不是开玩笑吧？”格洛森问。
“不是，”唐宁说，“我们是认真的。”
“你们真的认为你们能深入到科威特城的中心区？”
“如果你能向我们提供我们想要的支持，我们就能做到。”
格洛森又看了看地图。“你他妈的是对的，”他最后说。“我支持你们。”
他们想要的是格洛森的F-117A和F-15E（空军的前线战术轰炸机）。经过最后完善的计划是：在直升机着陆前整整60秒的时候，由2架F-117A隐形战斗机向伊拉克人设在萨菲尔大酒店的指挥部发射激光制导导弹。那些2000磅的弹头将把那幢8层楼的酒店变成一堆瓦砾，不仅可以摧毁伊军指挥部，还可以打掉敌人的火力控制中心。F-117还将袭击附近的供电塔，切断敌人的电源。接着F-15E攻击鹰战斗轰炸机将在使馆周围地区投下集束炸弹，消灭伊军，并在使馆周围创造一个雷区使之与外界隔离。
集束炸弹成了这场战争中的常用武器，其正式名称是“CBU（集束炸弹组）”，它们实际上是一组小炸弹，可以根据不同的任务进行配置。CBU-87可以在一个区域内撒下200多枚小型杀伤炸弹和破甲炸弹，可以杀伤没有防护的人员，破坏装甲较薄的车辆。CBU-89“大鳄”投下的是大约100枚人员杀伤地雷和反坦克地雷，可以立刻形成一片雷区。大鳄一词源于集束炸弹投放的24枚BLU-92/B反坦克地雷；鳄鱼的形象非常恰当地隐喻了这些武器对交通工具的破坏性。
格洛森不仅答应为攻击提供空军支援，他还亲自把计划拿到施瓦茨科普夫将军那里去讨论。虽然这位司令对这个可能导致战争的攻击行动并不非常感兴趣，因为他还没有准备好，但是他还是表示了同意。
在和施瓦茨科普夫的一次会面中，唐宁介绍了“太平洋之风行动”的简单情况。接着，在唐宁和约翰逊都在场的情况下，斯廷纳向施瓦茨科普夫简要总结了他的视察情况。他说：“我视察了你的战区内所有特种部队的分队，我认为他们干得很出色，联军支援小组能够胜任——他们会把联军部队的情况向你作‘真实报道’。
“你们这里已经有9000人的特种作战部队了，”斯廷纳接着说。“我已经做好准备，为你们提供你们所需要的一切。我知道你对杰西·约翰逊绝对放心——我也是。但是，考虑到他的行动的复杂性，除了特种部队在一般意义上对你们的支援之外，我决定把我最好的两星将军给你一个——甚至可能是2个将军——来处理我们分内的事情。”这次会面之前，他已经私下跟约翰逊谈了这件事情。
“我考虑考虑，”施瓦茨科普夫回答说。
这时候，斯廷纳传达了科林·鲍威尔的指示，希望不要让恐怖分子的事情使施瓦茨科普夫分心，好让他把精力集中在科威特和伊拉克问题上。
“我打算把我的特种部队派三分之一到欧洲，”斯廷纳说道。“但放在这里可能更好一些，他们可以作出更快的反应。
“我还想在沙特阿拉伯或埃及建一个小型的战术指挥部，这样能对你们的需要作出及时的反应。我甚至会穿上没有军衔的普通飞行服，没人会知道我在这里。”
“我会通知你的，”施瓦茨科普夫回答说。
1个星期后，斯廷纳回到美国，从鲍威尔那里了解到关于小型战术指挥所的事就不必再考虑了。根据施瓦茨科普夫的说法，沙特方面不希望他们的国家再有一个四星指挥官。另外，主动提出派个将军去帮施瓦茨科普夫管理特种部队的事也没有任何回音。
斯廷纳认为自己知道其中的原由。我们前面已经多次看到，陆军老大历来对特种作战至少是不熟悉，说得不客气一点，是有敌意。这些态度产生于内部政治的正常机制，任何组织内部都可能出现政治上的勾心斗角。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对非常规作战的普遍不信任。有时候，特种部队的“能干”形象反而伤害了他们的自尊。派这些受过特种训练的精英部队去危险环境里去执行秘密任务，可能会造成不好的声誉。从这一点出发，得出特种部队的人可能干坏事的结论也就不算什么了。
一位特种部队将军回忆说，他与一个海军军官见面时，那人对他说，与特种部队的计划人员坐在一起，就像碰上了“黑暗王子”。“坚定意志行动”是成功的，特种作战司令部极力提高特种部队的专业技能，而且让其他人意识到这一点。随着冷战逐渐结束，这样的态度——还有更糟糕的——实在是屡见不鲜。
特种部队的作战方式要求各兵种的高度配合，但这种配合往往难以实现。
施瓦茨科普夫将军本人明显就不相信特种部队——或者说即使相信，也不希望自己的常规部队做好战斗准备之前让他们先进入伊拉克。
施瓦茨科普夫将军的中央司令部和斯廷纳将军的特种作战司令部的总部都设在佛罗里达州坦帕市附近的同一个基地上。他们是邻居，两个人私交很好，但两个司令部人员之间的摩擦却经常不断。“施瓦茨科普夫是不了解特种作战、害怕特种作战的高级军官的典型例子，”吉姆·格斯特少将回忆海湾战争的初期阶段时说过。“施瓦茨科普夫的心态是，‘我的笼子里盘了一条眼镜蛇，如果我把笼子打开，眼镜蛇就会出来，说不定会使我陷于非常难堪的境地’。”
对于施瓦茨科普夫为什么作出不让斯廷纳把指挥部搬到中东的决定，许多特种作战部队军官都能理解。不管他们如何谨慎地协调指挥结构，同一个战场上有2个四星上将的存在必定会引起不必要的混乱。但是中央司令部司令施瓦茨科普夫对特种部队的抵制绝非仅仅如此。斯廷纳、唐宁和其他人都认为，施瓦茨科普夫坚持特种作战指挥部由上校——不管他能力如何——而不是由将军来代表和管理，这实际上妨碍了特种部队在海湾战争中的作用。他在向特种部队分队提供资源和优先配置方面做得远远不够，妨碍了他们的部署和情报工作。
虽然海豹突击队是最先来到海湾的部队之一，但施瓦茨科普夫却改变了部署方面的优先考虑，比较青睐于常规部队，从而延误了第5特种大队大部分人马的到达。这也就是说，在他最需要的时候，他却无法得到他的特种部队的主力——陆军的绿色贝雷帽——的帮助，而这支部队具有许多特种作战的特长和能力。就剩下一些海豹突击队与沙特的部队一起合作提供情报，协调空中支持，并在一些关键时刻在边境上形成美军的象征性部队。战斗空中支援通常不是海豹突击队的任务，但是它所具有的灵活性以及与不同军种和部门的配合使得他们干起工作来非常得心应手。
8月底9月初，第5特种大队终于到达。特种部队人员分成许多联合支援部队，首先和沙特、埃及和叙利亚的部队合作。最后组建了109个联合支援部队小组，隶属各级指挥部。
9月间，绿色贝雷帽部队换下了边境上的海豹突击队，在沙特阿拉伯一侧与沙特伞兵和边警一起共事，9个侦察分队进行全天监视和“实情报告”。
“在边境上有三大任务，”第5特种大队指挥官詹姆斯·克劳斯上校对手下说。“观察、叫喊、开溜。”特种作战部队通常并不“开溜”。在集结初期，有几个人还截获了一些渗入者和开小差者。
与此同时，伊拉克煽动的恐怖袭击引起了恐慌，这也在情理之中。国家情报机构获悉有多达30个伊拉克恐怖小组正在被派往世界各地，准备袭击美国大使馆和盟国的机构。为了对付这些威胁，特种部队对易受到攻击的大使馆和其他机构设施提供了安全保护，特种作战分队已做好准备，随时应付突发情况。
由于有了这些措施及相关的努力，伊拉克的恐怖企图没有一个得逞——不过至少伊拉克人有两次行动失败了，一次在雅加达，另一次在马尼拉，是恐怖分子在运送或准备炸弹的时候发生了爆炸。“伊拉克人的运气不好，”特种部队指挥官唐宁少将是这么说的。
就在这一切正在进行的同时，特种作战部队在佛罗里达近海开始了准备“太平洋之风行动”的训练。他们建了一个大使馆的实体模型，海军借给他们一艘两栖攻击舰。他们把问题解决了：例如，陆军和空军习惯于夜间作战，而海军则不然。唐宁叫攻击舰舰长把甲板上的灯关掉时，那个舰长差点跳起来。
“我的上帝，我不能这么做，”舰长表示反对。
“不，我们能这么做，”唐宁回答说。于是灯就关掉了。
在道格中校的率领下，来自陆军特种飞行队的30架直升机满载着特种作战部队，在漆黑的夜里从甲板上起飞，没有发生旋翼的叶片相碰或相擦的事故。那位舰长转身对唐宁说：“如果不是知道此刻我是清醒的，我会以为这是在做梦。”
过了一会儿，2架空军F-15战斗机从海湾飞来，协助布拉格堡的实弹演习。F-15低空进入，震破了附近的费耶特维尔的一些窗户玻璃。不过震碎几块玻璃似乎是次要的。
与此同时，特种部队的计划人员也在制定其他任务，其中最有作为的是挑起并协助游击活动，类似于当年最终把苏联赶出阿富汗的那种游击活动。情报分析专家们注意到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人和南部的什叶派穆斯林对萨达姆政权很不满。在这些地区鼓励反对派活动，并在科威特发起游击运动，这样就可以牵制伊拉克部分军队，从而削弱、干扰伊拉克军方。伊拉克入侵后不久，一个特种作战部队地面和空中作业人员分队就飞抵土耳其，考察在伊拉克北部活动的可能性。到9月底，第10特种大队将有大约一半人员出现在该地区，从土耳其搜索救援在伊拉克北部被击落的美国空军飞行员。该行动由曾经当过突击队员的理查德准将负责。
在科威特至少活跃着4个不同的反对派团体，估计约有3500名武装人员。这些团体本来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得到鼓励和支持，特别是特种作战部队已作为象征性部队来到前线，装备先进的海豹突击队已在海湾的情况下。但是，支持抵抗运动和实施破坏活动的计划没有得到华盛顿和施瓦茨科普夫的支持，他们担心在敌后损失美国人所产生的政治后果。
另外一种方法同样可以提供科威特城的情报来源，那就是在特种作战中央司令部之下成立一个特别计划小组，由特种部队1名中校、2名准尉和5名士官组成。该小组将为挑选出来的科威特人员进行非常规特种作战训练，然后让他们渗透到科威特去。在整个冲突过程中，特别计划小组将为科威特抵抗力量提供行动指令和所需的情报收集。来自科威特被占地区的人工情报有95%都是这样得来的。
然而，到10月底，伊拉克人发起的一次有组织的清剿大大地削弱了科威特的抵抗力量。从那里偷偷带出来的照片中可以看见挂在灯柱上被支解的尸体——对其他人的警告。
特种部队的计划人员还详细策划了针对萨达姆的行动。
这个伊拉克独裁者习惯于藏匿行踪，使用替身，神出鬼没于他的临时指挥部（如改装的休闲车），永久性指挥部以及住所之间。特种作战部队的计划是在他上了休闲车之后袭击他，或者，就像斯廷纳说的，“我们将在某个晚上，当他在他的窝里嘲笑我们的时候袭击他。”
但这个计划中也有一些小问题：这种冒险行动除了有极大的困难，而且美国法律也禁止刺杀国家元首。诚然，一旦战斗打响，萨达姆将成为合法目标，但是，由于当时的情况，该计划就不了了之了。
其他一些计划也是如此。12月，萨达姆释放了美国人质，包括被他称为“客人”的使馆人员。“太平洋之风行动”和类似计划就悄然收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