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架埃航客机沿主跑道缓缓驶入另一端的滑道，并按要求停下之后，留在斯戈尼拉的海豹突击队乘着皮卡冲过去，在飞机四周建起环形防线。
此后不久，我的2架C-141无灯火降落，停在埃及客机刚刚驶离的跑道上。随后，我们把C-141上的人加入到已把埃航2843班机围起来的海豹突击队中。
在去斯戈尼拉的路上，鲍勃上校和我一直保持着联系，计划并协调他的海豹突击队将要执行的任务，以便确保埃及客机的安全，并制服恐怖分子。
“博”中尉是2名小分队指挥官之一。他将在737客机后面的停机坪把他的攻击部队集合起来，做好准备，在必要的时候，一声令下就对飞机实施攻击。
“兰迪”中尉将在飞机周围建立环形安全防线，不过是在我们留在斯戈尼拉的部队已建起的防线之外。
鲍勃还把狙击手安排在可以看见飞机舱内情况的射击位置。
到10月11日（星期五）凌晨2时左右，鲍勃和我已经在飞机的尾翼下方建起了我们的指挥所。我可以看见里面亮着灯，有2个人在来回走动。
鲍勃和我走到737飞机机首，插上机内通话系统的插头。我亮明了身份，并对飞机驾驶员进行询问。他没有回答。
“如果你不合作的话，我们会采取其他办法，”我告诉他。
这句话使飞行员有了回应。“机上有我的机组成员和一名‘大使’，”飞行员说道。至于机上是否还有其他人，他不置可否。
“那你就从飞机上下来，”我告诉他。“带上那位大使。”
在他们开门之前，鲍勃告诉我，说他的狙击手报告发现里面有穿军装的武装人员。“没问题，头儿，”他对我说。“他们已经在瞄准镜中了。”
门开了。飞行员走下舷梯，后面跟着“大使”。他们都很紧张，尤其是那位“大使”。当他们看见身着全黑作战服，全副武装的海豹突击队的射手时，他们的神情更紧张了。
我对那位“大使”非常怀疑。尽管他穿着西装，但我估计他是一名将军军官，也许是埃及政府的情报官员，是被派来确保在突尼斯万无一失的。
但我们见面时，那位“大使”拿出了一份逼真的外交护照和一封信，上面称其是埃及政府正式任命的代表。
“我的命令是把飞机上的恐怖分子带走，用飞机把他们送回到美国就杀害利昂·克林霍弗一事受审，”我告诉他。
他一听似乎显得更加紧张，问谁有阿司匹林。
“我们这里有，”我说道。
在来斯戈尼拉的飞行途中，我觉得有点头疼。那时已是10月11日，自10月7日以来，我们每天的睡眠都没有超过2小时。我让随队军医达雷尔给我两片阿司匹林，我感觉他似乎往我的口袋里塞了一把。
我把阿司匹林分了近一半给这位大使，他一口吞下了好几片。然后他又向我要一支香烟。我的无线电话报务员满足了他的要求。他想打一个紧急电话。我告诉他我们会把他护送到那边的基地指挥所去（比尔·斯皮尔曼的作战中心），并让他打电话。
当他被护送前往作战中心的时候，我派了我的一名情报军官和另外两个人一起去给电话装上窃听器。如果需要的话，他们将和他一直待在一起，让我知道他们所听到的东西。
原来他急于想与埃及外长阿卜杜勒·马吉德通话。他对此刻的糟糕局面做了汇报，并询问该怎么办。
他得到的答复是：“你要尽你所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他那一天大部分时间都在打电话，与埃及国内各种各样的人联系——他十分担心目前困境的不确定性。但他更加担心飞机上那些重要乘客可能会引起的后果（这些人的身份此时还不清楚，但他显然谈的不是恐怖分子）。
我的人把从他电话中获得的这些情报告诉了我。后来事实证明这些信息十分有用。
让飞行员和大使下了飞机后，我就决定在海豹突击队中尉指挥官帕特的陪同下亲自登机，看看机上都有谁。
这架飞机的机舱是按贵宾座的形式设计的，有三张“办公桌”。机舱远处的一张桌子边坐着那4个恐怖分子，没有武器，一眼就能认出来。其中3个人看起来有20多岁，另一个要年轻一点。他们旁边的另外一张桌子边坐着8到10名埃及反恐部队成员（777部队），他们都穿着军装，配有自动手枪。右边的另一张桌子边坐着2个身着便装的人——很明显都是大人物。一个看上去像阿拉伯人，长相凶狠。另一个年轻一点，满头红发，一脸雀斑，不像我所熟悉的这一地区的任何种族的人。此外还有副驾驶员、导航员和另外4名机组成员。
尽管777部队的人全副武装，我并没有把他们当成一种威胁。碰巧几年前我曾训练过777部队，但我知道他们并没有保持他们的专业水准。此时他们发现自己面对的是曾经训练过他们的人——世界上最好的反恐部队。他们知道这一点。
帕特和我四下里看了看，然后下了飞机。
我回到尾翼下的指挥所时，遇到了弗兰克上校和几名作战参谋，他们将用他们的智慧和经验来协助我。鲍勃也把他的执行军官汤姆队长安排给弗兰克。这两个人什么情况都能处理。
鲍勃负责这里的安全。我让弗兰克看好那个舱门，注意那些仍在飞机里的人。
在我们降落并控制那架飞机15分钟后，意大利各式各样的部队开始出现，并在我们阵地外布防——陆军、警察，甚至还有拿着二战时期武器的新兵（这些人最近在比尔·斯皮尔曼的停车场附近打过鸟）。整个场面有一点滑稽。他们乘坐五花八门的运载工具来到这里——皮卡、摩托、轿车，甚至还有建筑用的三轮铲斗车，有五六个人就是坐在铲斗里面来的。
安尼奇阿里奇上校非常吃惊，因为美国武装部队突然出现并占领了他的部分基地。他决定要有所表示，于是他下令自己的部队迅速行动起来。
几乎在同一时间，两名意大利官员出现在现场。他们想登机看看上面有谁，但弗兰克和汤姆没有让他们上去。
10月11日（星期五）午夜过后不久的局势是这样的：
我们约有80到90名全副武装的射手和狙击手把飞机围了两圈，而且占据了有利位置。但我们外围警戒线此刻正直接对着意大利人——双方相持不下。尽管我估计他们的人数是我们3倍左右，但如果他们要和我们较量的话，我并不担心。他们更明白这一点。但是我担心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比如说车辆的回火，可能会让那些年轻的士兵紧张，打起枪来。如果这样，就会有人丧命，而且主要是意大利人。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比尔·斯皮尔曼和安尼奇阿里奇上校一起上了飞机。后面紧跟着那位即将主持指挥权移交仪式的意大利陆军三星中将（他的名字我记不起来了）。后来我们很快发现这位三星中将在场是非常幸运的。他很友好，也很明智，并尽其所能给双方提供帮助——他方和我方——小心翼翼地处理这个难题。在此后24小时里，我们两个人密切协作，共同处理了这个复杂情况。
我们相互介绍之后，我向他说明了我的任务以及我所知道的意大利政府的立场——他们已同意把这些恐怖分子交给我们。
“如果这让我来决定，我马上就把他们交给你，”他回答道，“但是我没有收到这样的命令。你要理解我现在的处境。”
“也许命令还没有传达到你这里，”我告诉他。“你去问问你的上司，我再和驻罗马的大使核实一下，你看怎么样？”
他同意了。
我和我的联络军官取得联系，叫他给我接通拉布大使的电话。过了5分钟，拉布大使的电话接通后，我告诉他我们已经让埃及客机迫降在斯戈尼拉，机上有4名恐怖分子。我的任务是逮捕这些恐怖分子，用飞机将他们送回美国受审，我认为意大利政府已经同意将他们移交给我们。
“你们做了什么？”他大吃一惊，脱口而出。从他的反应我可以感觉到，他对此也一无所知。但他说他会去核实一下。
15分钟后，那位意大利中将回来了。“我一直问到了国防部，”他说道。“谁都不知道有这样一个协议。
“你必须知道，”他又补充说道，“遭到劫持的是一艘意大利的船。这是在意大利的国土上，有意大利的司法程序。我们不能把他们交给你们。”
“让我向华盛顿核实一下，看看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就站在飞机旁边，在这位意大利三星中将的身旁，我又给五角大楼打了一个电话。我不记得是谁接的电话，像是海军中将莫罗，但我知道所有的头头们都在听。
“我想向你们汇报最新的情况，并重新核对我的任务。这里的情况是这样的：我们已经控制了飞机。我已经核查过机上确实有那4名恐怖分子，同时还有8到10名对我们来说构不成什么威胁的777部队的武装卫兵。机上还有另外2个人。一个40多岁、样子很厉害的阿拉伯人，一定是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和他一起坐在桌子旁的是个满头红发、一脸雀斑的年轻人。我们还没有确认这2个人的身份。我已经让飞行员下了飞机。和他一起下来的是一名声称是大使的人。他现在正在给埃及打电话，我们正在监听他的通话。他主要是在询问如何应付他们现在的困境。
“斯戈尼拉的意大利基地指挥官觉得他必须作出反应，”我继续说道。“我想这不是为了别的，更多的是为了挽回面子。据我估计，他们在我们周围部署了大约300人的军队。我们现在正相持不下。有一位意大利三星中将和我在一起。他把电话直打到他们的国防部，也没发现有任何人知道要将恐怖分子移交给我们的协议。我也和拉布大使谈过了。他也不知道有这个协议。
“我对目前的局势并不担心。我们的火力足以取胜。我担心的是那些训练不足的意大利军队，其中有些刚应征入伍的新兵。他们那里没有人能控制这一紧张局势。汽车或者建筑用铲斗车的回火就可能促成一场交火，这将导致大量意军伤亡。我认为我们不是来对付我们的盟友意大利军队的，我们是来对付恐怖分子的。
“就现在这种局面，我想重新核实一下我的任务，是否是要把恐怖分子带下飞机并把他们送回美国。”
我说完后，听到的是“等一会儿”。
大约5分钟后，有答复了——我想说话的是温伯格部长，但也有可能是海军上将克罗，因为我从来没有在卫星电话上听过他的声音：“你是在场职务最高的美国人，你觉得怎么做是正确的就怎么做。”
我答说“明白”。这正是我求之不得的答复。这样我就有权按照我所认为最好的方式行事。
此时已是凌晨4时。我们着陆已将近2个小时，还在设法解决这一大堆的麻烦事。在这段时间里，我无意中听见意大利军官之间的谈话，包括一些争论，好像都是关于哪一级“官员”（法官）有对恐怖分子进行审判的权限。意大利的司法系统非常复杂，涉及到许多法官，各司其职。可想而知，这将使找出最有利于美国的解决方法变得更加复杂。
听了这些谈论后，我想了想，得出了我的结论：不管意大利司法系统多么复杂，不管要涉及到多少法官，我们无论如何也要想出一个办法，让意大利政府承担起诉恐怖分子的责任。我们需要找到一个办法让他们难辞其咎。
不一会儿，我想到了一个办法。
这时候，为了找一个比较合适的地方讨论问题，那位意大利三星中将和我走到了不远处的基地指挥官的办公室，反正他要打电话也得在那儿。
到那儿以后，我提出了一个我认为对双方政府都有利的建议。我对他说：“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使双方部队脱离接触，把美国部队和意大利部队之间发生交火的可能性降到最低限度。如果发生这种事故，太阳升起的时候，停机坪上将会躺着许多受伤的意大利士兵——这是你我都必须设法避免的。
“这个完成后，我将把777部队的卫兵带下飞机，解除他们的武装，并把他们带到一个安全的等候区。接下来我们将把其他机组成员带下飞机，只把那4名恐怖分子和那2个不明身份的人留在机上。
“做完这些事之后，我将把我布置在飞机周围的安全部队人数减到最低。
“天亮后，你或者你指派的任何人可以进入飞机，把剩下的人一个一个地带走。然后，由你带着我给你提供的2个特种兵，把他们押解到地方检察官指定的地方，或起诉，或关押；我们将协助举证或指认。”我心里想的是，让一些曾被扣作人质的人从埃及坐飞机过来，把恐怖分子排成一列让他们进行指认，但我没有马上向中将说明。
中将看来很喜欢这个主意。他点了点头，说给他几分钟，让他和上司讨论一下这个提议。他拿起电话，15分钟后，他告诉我这个提议是可行的。
此后不久，他下令让那些包围飞机的部队撤退。从那些部队的反应来看，他们似乎如释重负。所幸的是，他们似乎没有带着憎恨之情离开。
同时，白宫又给克拉克西打电话，告诉他们美国总统强烈要求将恐怖分子绳之以法。
意大利总理声称，就他个人而言，把劫持者交给美国处置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这涉及到意大利法律的问题，意大利法庭才有这一权限。
在随后的1个小时里，我们解除了777部队卫兵的武装，让他们下飞机后，就把他们带到一个能够得到食物和休息的地方（在武装护送之下）。然后，飞机上的电力供给被切断，机组成员离开了飞机，在基地的某个地方和他们的机长见面了。
这样，飞机上就只剩下4名恐怖分子和那2个身份不明的人。
此时，为了减轻意大利人的焦虑，我们把飞机附近的部队减少为由6名海豹突击队担任的明岗，但反应部队仍留在附近，以防不测。
天亮时，安尼奇阿里奇上校在几名武装警卫和一辆警车的护送下，与那位埃及“大使”一起出现了。上校和大使登上了飞机，经过大约2个小时的谈判后，他们说服了4名劫持者投降。这4个人被带上警车，送往空军基地的禁闭室关押。后来，他们被带到市里，受到了地区检察官的传讯。
此时，那2个不明身份的人声称自己是巴解组织的特使，具有外交豁免权，拒绝离开飞机。那个长相很凶的人拿着一本伊拉克外交护照，上面的名字我记不清了。但我们怀疑——我们肯定能够证明——他是这次恐怖行动的策划者阿布·阿巴斯。另一个人，就是那个红头发的人，原来是巴解组织驻开罗办公室的一名文职——（后来我们得知）他叫哈桑。
如果阿巴斯真的在飞机上，我们就可以把他带下来受审，那么我们在对付恐怖主义的斗争中就会取得更大的胜利，而不是仅仅抓获4名劫持者。他是策划者和组织者；那4个人不过是打手而已。
不幸的是，我们还没有确认他的身份。更重要的是，他现在是在意大利的地盘上。克拉克西总理并没有把阿巴斯绳之以法的意思。这位总理不愿意合作。他自始至终的意图就是尽快找到一架飞机把阿巴斯带出意大利，送到愿意接纳他的安全的庇护所（我们最后是从意大利政府内部的一个消息来源才得知这一点的）。
与此同时，确定这个长相凶狠的巴勒斯坦人是否就是阿巴斯成了我们的首要任务。我们根据中央情报局通过通讯卫星传来的照片进行辨认——这是我们当时刚刚开发的一项新技术。
有这项技术之前，如果我们在华盛顿之外（或是其他任何地方），照片及附加的地图必须通过特种邮递班机来递送，到晚上才能送到我们这里。即使电子工业的工程师一再告诉我们，在那一年的年初这还是不可能做到的，但我们一位年轻的陆军上尉却设计出一种能让我们通过通讯卫星发送图片装置的电路图和所需的系统。里奇上尉当时在我们的情报部工作，他是我所见过的最聪明、工作最努力的年轻军官之一。
在这名中尉设计出这个被我们称为“PIRATE”的系统后，业界给我们做了2套。我们把一套给了中央情报局，另一套我们自己用。
通过PIRATE，中央情报局给我们发来了巴勒斯坦领导人的照片。这样，我们确定此人就是阿布·阿巴斯。
既然恐怖分子已被意大利逮捕，我想现在该是我们低调淡出的时候了。现在天已大亮，带着长焦镜头照相机的记者们已在栅栏外出现。因此，我对鲍勃上校和他的海豹突击队队员说，他们的任务已经完成，可以返回基地了。
他们的飞机于9时起飞。他们对自己以及他们在反恐作战中的成绩感觉良好。
为了确保此事能有一个“令人满意的”结果，我和其他一些必要的人员以及那个攻击指挥所一起留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