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巴嫩的悲剧是长期存在的各种力量斗争的结果：
在奥斯曼帝国瓦解以及土耳其在一战中战败后，国联把黎巴嫩交给法国暂时管理。法国曾许诺黎巴嫩于1941年完全独立，但直到1943年才兑现。到1946年，法国军队才离开黎巴嫩。
黎巴嫩的种族构成很复杂。在其独立时，整个国家大致分成2派，穆斯林和基督教马龙派，而穆斯林又分为逊尼派和什叶派——逊尼派比较温和且比较兴旺，而什叶派则比较激进，政治上具有不稳定性。还有一个较大的、具有类似不稳定性的派别叫做德鲁兹派，其信仰综合了基督教与穆斯林的教义。大约有40万名德鲁兹教派的信徒居住在黎巴嫩和叙利亚的山区。所有这一切，再加上各种各样长期难以平息的世仇，都是问题的隐患。
在1943年建立黎巴嫩政府的过程中，法国试图通过建立一个权力分享的政府来避免种族冲突。这个政府倾向于逊尼派和基督教马龙派——黎巴嫩最保守、最“稳健”的派系。1943年的《国民公约》根据1932年的人口普查（或许是反映基督徒与穆斯林比例几乎相等的最后一次人口普查），决定了政府的种族及宗教组成。关键位置的安排都是根据人口普查得出的公式来决定的，如总统职位预留给基督教马龙派，总理的职位则留给穆斯林逊尼派等等。穆斯林什叶派和德鲁兹派则没有获得任何有实权的职位。
到政府成立时，人口结构已发生改变——例如，什叶派人口数量激增——那个公式就过时了。
尽管种族比例存在着潜在的不稳定态势，黎巴嫩还是作为一个国家繁荣起来。这个国家有两个主要海港，且地处地中海东岸，位于传统的贸易路线上，所以它很快就以东方的大门而闻名——贝鲁特被称作“中东的巴黎”。贸易是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许多大公司在那里建起分公司，贝鲁特很快成为中东的银行业中心，大约有85家商业银行。
然而到了1970年，又多了另一个不稳定因素——巴勒斯坦人。
1947年，联合国把巴勒斯坦一分为二：一部分成为二战中流离失所的犹太人的家园，另一部分则仍然是巴勒斯坦人的家园。犹太人接受了联合国的决定，而阿拉伯人却拒绝接受。
1948年5月14日，犹太人宣布成立独立的以色列国，第二天几个阿拉伯邻国就对它进行入侵。他们的入侵没有成功。当战斗结束时，以色列所占领土超过了联合国当初划定的边界线，埃及和约旦占领了巴勒斯坦的其余领土。60多万曾住在以色列新边境线以内的巴勒斯坦人逃离了这个犹太人国家，成为周边阿拉伯国家的难民——主要是叙利亚和约旦。
失去家园的巴勒斯坦人此时成了无家可归的人，于是便以那些国家为根据地继续进行武装抵抗，但他们的存在以及他们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成了一个主要的政治问题，尤其是对约旦来说。到1970年，这个问题失去了控制。约旦政府对此采取了武力措施，强行把巴解组织（即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驱逐出境。
大约1万名巴解组织战士带着成千上万的巴勒斯坦难民定居到黎巴嫩南部，使得当地十多年来本来就不稳定的局势进一步恶化。1958年，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大多数是什叶派，但也有一些德鲁兹派）起兵叛乱，抵抗基督教派的总统卡米耶·夏蒙的亲西方政府。夏蒙向美国寻求援助，大约1万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和陆军在黎巴嫩海岸登陆。这次武力的炫耀帮助黎巴嫩政府恢复了秩序，随后美国军队便撤走了。
1958年的危机之后，黎巴嫩下一任总统福阿德·谢哈布大力修补与阿拉伯人之间的关系：他在政府中为穆斯林安排了更多的职位，与埃及建立了友好关系，并致力于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
尽管黎巴嫩政府对巴勒斯坦运动历来十分同情，但这种同情从未转化为坚强的支持，他们也不欢迎新来的巴勒斯坦人待在黎巴嫩——只不过是他们力量太弱，无法将他们赶出去而已。很快，巴解组织就从黎巴嫩南部的基地向以色列北部的定居点发起进攻。以色列对巴解组织攻击的报复使得黎巴嫩南部的什叶派深受其害，从而进一步加深了本来已有的仇恨。
到1975年，许多巴解组织成员移居到西贝鲁特。他们在那里建立起作战基地，有自己的法律、法规和税收制度。许多黎巴嫩人对此难以接受，尤其是基督教派的民兵（长枪党），于是在巴勒斯坦与长枪党之间很快爆发了大规模的内战。
大约有4万人在激战中丧生，大部分是黎巴嫩和巴勒斯坦平民。黎巴嫩军队土崩瓦解，实际上丧失了战斗力。
此时，叙利亚人开始介入。
如历史所记载的，叙利亚对黎巴嫩一直有所企图。他们先后两次介入这场冲突，第一次站在巴勒斯坦人一边，第二次站在基督教派民兵一边。他们的立场转变完全是为了更大的目标——控制黎巴嫩。叙利亚人介入后占领了贝卡谷地。这是黎巴嫩的主要山脊与叙利亚边境间的一个战略要地。自此之后他们一直留在那里，并且为了自身的利益，在内战及其后的冲突中精心策划并安排了大批什叶派移居此地。
到1978年，黎巴嫩已成为巴解组织进行作战的主要基地。那一年，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的巴勒斯坦基地进行了大规模的扫荡。大约10万难民被迫逃离饱受内战之苦的西贝鲁特。到此时，黎巴嫩的大部分地区都已成为战场，但此前主要是基督教派民兵与巴解组织作战，而现在则是一场混战。长期的敌意、仇恨、对暴行的记忆以及种族和宗教差异统统爆发出来，每个派别都有自己的武装——装备精良、殊死拼杀；各个派系的武装和种族之间开始互相残杀。
● 德鲁兹派占领了舒夫山地区。该地区控制着贝鲁特及从贝鲁特通往大马士革的主要通道。德鲁兹派控制着由瓦利德·琼布拉特领导的人民社会党，拥有黎巴嫩各派系中装备最好的民兵（尽管数量不多）。人民社会党的主要敌人是基督教派，他们的支援和武器装备都来自叙利亚，还包括炮兵部队中的苏联顾问。到1983年中期，他们的武器装备中就有大约420门现代苏式大炮，包括D-30榴弹炮、BM-21火箭发射器、大量重型迫击炮、空防武器和利比亚给人民社会党的30辆T-54型苏制坦克——都在贝鲁特及其近郊的范围以内。
● 叙利亚军队不但控制了黎巴嫩东北部，更重要的是，他们还控制了贝卡谷地以及那里的什叶派穆斯林居民。
● 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建立了安全区，那里还居住着基督教派、巴勒斯坦人和什叶派穆斯林，但他们相互憎恨。
● 与此同时，恐怖主义也“升级到”一种“由国家支持”的阶段。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有叙利亚、利比亚和伊朗。其中最危险的是伊朗，它发明了新形式的恐怖袭击——自杀炸弹和劫持人质——目的在于通过颠覆行动和恐怖主义来推广伊斯兰革命。侯赛因·谢赫利斯兰姆是恐怖行动的主要策划者。他曾在美国受过教育，是伊朗什叶派领袖阿亚图拉·霍梅尼的追随者，参加过包围美驻德黑兰大使馆以及后来的美国环球航空公司847航班的劫机事件。他成立了旨在执行这一计划的军事武装，叫“赫茨巴拉”，即“真主党”，由来自世界各地的狂热的什叶派原教旨主义者组成。他们由伊朗革命卫队进行训练，然后被送回原来所在地去建立革命组织。这是所有恐怖分子中最危险的，因为他们愿意为了伊斯兰革命而牺牲自己。由于西方人，尤其是美国人，被视为“大撒旦”，因而成了其主要的攻击目标。真主党在黎巴嫩的主要行动（以及恐怖分子训练）基地位于贝卡谷地叙利亚控制的巴尔贝克，离贝鲁特只有1小时的车程。西贝鲁特建立起不少真主党的行动组织。
● “被剥夺继承权者行动组织”（通常被称作阿玛尔）是由纳比赫·贝里领导的。此人是一名律师，出生于西非，曾在法国求学，家住美国底特律北部。贝里的目标是减少基督教少数派的权力，让人数上超过基督教派的什叶派利用其数量上的优势来主导黎巴嫩的政治。阿玛尔主要得到叙利亚的支持，它的两个主要敌人就是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
● 问题：叙利亚和阿玛尔是朋友吗？答案是：在方便的时候是。问题：德鲁兹派和阿玛尔是朋友吗？答案：在方便的时候是。问题：叙利亚和伊朗是朋友吗？答案：在方便的时候是。
● 在贝鲁特内部也存在着几支独立的民兵组织，如自称是代表人民工人党的“莫拉比通”（Maurabi Toon），但它们存在的目的却是从事违法活动：抢劫、伏击和绑架。
1982年6月，以色列武装部队对黎巴嫩发动了代号为“加里利和平行动”的全面入侵，其目的在于一举清除巴解组织。在2个星期的激战中，以色列部队赶走了盘据在以色列北部边境据点中的巴解组织，消灭了占领贝卡谷地的大部分叙利亚军队，包括防空炮兵、坦克和战斗机，然后一直推进到贝鲁特，和在那里的基督教长枪党民兵取得联系，并包围了穆斯林军事活动的中心，穆斯林居住的西贝鲁特。巴解组织当时正在西贝鲁特训练其恐怖分子，并以此为据点对以色列和约旦发动进攻。同时那里也成为175000巴勒斯坦人的最新成立的一个临时难民营，这些人都是早些时候在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的扫荡中逃出来的。很快，以色列就每天对西贝鲁特进行轰炸。
以色列对叙利亚军事力量的毁灭性打击使得叙利亚总统哈菲兹·阿萨德颜面扫地。在此后的几个月里，阿萨德向苏联求助，以重建其溃败的部队，并把以色列作为其主要报复目标。
在此关键时刻，美国国务院介入了，其长远目标是促进黎巴嫩的稳定——而只要巴解组织在那里，那就是不可能的。其近期目标是平息战火，使巴解组织、叙利亚并最终使以色列的军队撤出黎巴嫩。为此，国防部提议派遣多国部队，以保证巴解组织可以安全撤退到任何一个愿意接纳他们的阿拉伯国家。
尽管参谋长联席会议反对为此动用美国军队，但国防部长卡斯珀·温伯格认为，如果美国不带头，其他国际伙伴是不会自愿加入的。他还认为美国在贝鲁特的军事存在是阻止以色列摧毁城市，并使其最终撤出的惟一方法。
8月25日，大约800名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同法国和意大利的特遣分队一起登陆，然后驻扎在以色列、叙利亚和巴解组织之间。
这时，突尼斯表示愿意接纳亚西尔·阿拉法特和他的巴解组织战士。他们的撤退于9月1日完成。10天后，海军陆战队返回舰艇，法国人和意大利人也相继撤离。
巴解组织撤离协定中有一部分内容是美国和黎巴嫩政府的承诺，允许那些遵纪守法的巴勒斯坦平民，包括撤离的巴解组织成员的家属继续留在黎巴嫩，过上安全、平静的日子。这一承诺得到了以色列以及一些（不是全部）黎巴嫩派系领导人的担保。
2个星期后，黎巴嫩当选总统贝希尔·杰马耶勒被一个叙利亚特工（可能是）在他家屋顶上放置的炸弹炸死。他的女儿已在此前一次针对他的伏击中丧生。杰马耶勒是一味主张用武力解决内部问题的好战分子，基督教派长枪党武装的领导人。以色列一直是这个派别的主要支持者。以色列原本指望与他签署一项最符合本国安全利益的和平条约。杰马耶勒的死使得这些愿望化成了泡影。由于叙利亚把黎巴嫩视为对抗以色列的战略缓冲区，所以它从自身利益出发，并不希望看到这一条约的签署。
第二天，以色列军队进入了西贝鲁特，违背了它关于保护那些选择留下来的巴勒斯坦平民安全的承诺。他们宣称是为了保护难民，清除了阿拉法特留下的巴解组织设施和补给。
9月16日晚，以色列军队允许长枪党武装进入位于西贝鲁特萨卜拉和沙提拉的巴勒斯坦难民营，寻找针对以色列人的零星枪击的源头。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地区性的仇恨是如此根深蒂固），长枪党开始肆虐。当他们的射击停止后，700多名手无寸铁的巴勒斯坦人遭到屠杀。
黎巴嫩政府立即要求美国海军陆战队回来保护西贝鲁特的人民。
参谋长联席会议又一次强烈反对，不过这一次国防部长温伯格站到了反对派一边。上一次海军陆战队的调停是一次有限的短期行动，但这一次看起来却是遥遥无期、漫无目的的——因此要冒彻底失败的危险。
里根总统没有听取这些反对意见。他明显感觉到他必须尽其所能来防止对巴勒斯坦人民的另一次大屠杀。
这一次海军陆战队的人数比上次几乎多了1倍——大约1500人的海军陆战队两栖部队。法国和意大利部队也同意返回。参谋长联席会议给海军陆战队的任务代号为“存在行动”——意思是希望他们能在那里为人所见，从而通过在整个城市巡逻来阻隔相互敌对的双方，并试图成为所有派系的朋友。参谋长联席会议要求海军陆战队尽可能做到公正——并且希望这一任务的持续时间不超过2个月。
对于一支部队来说这是一次不同寻常的任务，但此前已有过类似的行动。问题在于，并不是每个派别都尊重他们和他们的存在。另外一个问题是：海军陆战队想在能够俯瞰城市的地方设立行动总部，但所有这些地区都已被参战派系所占领。这意味着海军陆战队只能在机场附近地势较低的平地上安营扎寨，没有其他地方可去了。不过他们选为兵营的那幢建筑使得他们能够比较方便地进入那些与他们任务相关的地方，包括美国大使馆。那幢楼也是贝鲁特最结实的建筑。他们觉得在那里可以保护自己……
1983年4月18日，一个使用自杀性汽车炸弹的袭击者——也许是来自贝卡谷地巴尔贝克的谢赫·阿卜杜拉兵营来的真主党狂热分子——摧毁了贝鲁特的美国大使馆，63人丧生，其中17名是美国人，包括中央情报局站长，其下属官员中除2人外全部遇难。这是针对美军设施的第一次汽车炸弹袭击。
这次袭击后果严重，其中最重要的是情报方面的损失。整个美国的人工情报机制（即与当地特工的联系）实际上已被摧毁。几个月中，美军在获悉贝鲁特和黎巴嫩其他地区事态发展的能力上出现了很大的漏洞。这一失败后来又缠上了美国。
此次袭击的长远影响更加严重。没有证据说明华盛顿有任何人理解驻外美国人所受到的威胁的后果，或者这次袭击对未来政策的影响。恐怖主义成了一种战争形式，并最终迫使美国撤出了黎巴嫩。对此美国是没有准备的。
1个月后，国务卿乔治·舒尔茨试图促成一项协定（即5.17协定），提出所有外国部队同时撤出黎巴嫩。黎巴嫩总统贝希尔·杰马耶勒的兄弟阿明·杰马耶勒和以色列总理梅纳赫姆·贝京在协定上签了字（条件是叙利亚也要签字），但当舒尔茨前去大马士革向阿萨德提出该计划时，阿萨德表示无论如何也不从黎巴嫩撤出。就阿萨德而言，这是在凭借实力地位左右局势。
叙利亚宣布美国总统的中东特使菲利普·哈比卜为不受欢迎的人，进一步拒绝合作。
替换哈比卜的总统助理、国家安全顾问罗伯特·巴德·麦克法兰相信，如果能说服叙利亚和以色列撤军，那么直接与各派系领导人接触也许会找到解决黎巴嫩问题的方法。在去黎巴嫩之前，麦克法兰和阿萨德在大马士革会面，会面结束后他意识到：阿萨德控制着黎巴嫩的未来——而且不打算放弃这一地位。
麦克法兰于8月1日抵达黎巴嫩。在此后的2个星期里，他建议华盛顿暂停促成叙以双方联合撤军的努力，而是致力于对黎巴嫩各派系进行调解。麦克法兰、美国大使雷金纳德·巴塞洛缪与纳比赫·贝里和瓦利德·琼布拉特多次会面，促使他们与杰马耶勒达成和解，但毫无进展。贝里和琼布拉特都责怪杰马耶勒——说他与调解各派系相比，更关心保住基督教派的总统职位。其实，贝里和琼布拉特都是外部势力的傀儡——通过谈判达成和平协定的努力已几乎没有回旋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