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资格课程毕业后的2个月中，斯廷纳参加了跳伞长学校的学习（在布拉格堡，2个星期），并且在尤沃里国家林地的野外训练演习中，进一步提高了他领导A级小分队方面的能力。
1965年1月以及随后的6个月，斯廷纳是第3特种兵大队A连B分队的队长。他们进行了更多的野外训练，而且规模也更大。
有一个演习我记得特别清楚（按照“火鸡林”演习的模式），有两个B级小分队参加——我的小分队扮演的是反游击队的角色，对垒的是查理·约翰逊上尉扮演的非常规战争游击队的角色。演习地点在加利福尼亚，它的北面是泰特斯维尔市，南面是墨尔本市，西面靠近圣约翰河，东面濒临大西洋。这一带是老百姓的私人土地，还有一些是用作军事训练的未开垦的处女地。老百姓中有很多人接受过某一个B级小分队的组织和训练，而且参与热情特别高。为了提供支持，陆军航空部队被广泛用于支持。双方都使用了汽船（为越南战争进行的大规模预备训练）。
演习结束的时候，为了使那些参与我们行动的平民朋友减少一些敏感性，重新团结起来（有些人过于投入——他们实际上想继续和他们的“敌人”战斗，有些人还带着枪），我们为整个社区的人举办了一次烧烤野餐会，还进行了军事表演。这很有作用。和平得以恢复。
第二天，在我们准备飞回布拉格堡之前，我看见飞机前面不远的地方有乱哄哄的一大群人。
有几个士官想把一条4英尺长的鳄鱼作为连队的吉祥物偷偷地带回去。我走过去看他们在干什么，发现那条鳄鱼挣脱了绳子，他们正想办法制服它。最后他们终于制服了它，用绳子把它从头到尾捆了个结结实实。
我们降落之后，受到我们的长官霍伊特中校以及亚瑟军士长的欢迎。军士长立刻发现了偷运鳄鱼的事，把4个偷运者和那条鳄鱼带回连里，让他们花了大半夜时间为鳄鱼挖了一个水塘。他们把它的腿用铁链拴住，这样它就无法挣脱，不会把连队真正的吉祥物（一条狗）吃掉。
我没有就此停下来。士官们认为那条鳄鱼也必须具有“空降”资格，尤其是因为那条狗已经有了这个资格。所以他们偷偷地与管索具装配的人谈妥，给它打一个笼头，再特制一顶降落伞。大约1个星期之后，在圣母教堂空降区进行了一次计划中的跳伞。他们把这条鳄鱼推出飞机，然后跟随它跳伞降落到地面。它落下去的时候没问题，可是等他们走到它着陆的地方，他们只看见那条铁链和那顶降落伞。那条鳄鱼已经挣脱了链子，消失得无影无踪。
13年之后，布拉格堡的野生动物管理员在圣母教堂空降区西端的沼泽里发现了一条7英尺长的鳄鱼。那是布拉格堡惟一的一条鳄鱼——它是如何到那里的，至今仍是个谜。
军人，尤其是特种部队的军人，总是在发挥想象，寻找自娱自乐的办法。只要是合法、合乎道德、不伤害他人，就没有错。
1965年7月，在佛罗里达州的训练演习结束之后，我当上了连里的作训参谋，负责训练和战备。这项工作我一直干到1966年春。后来我离开特种部队到堪萨斯州利文沃思的指挥与参谋学院学习。
在这段时间里，各军兵种都由于越南问题而扩大，大量的新兵被征召到陆军中，训练中心达到了饱和。
当年8月，整个连队被调到北卡罗来纳州西部的皮斯加国家林地，在崎岖的高山地区进行训练。连队当时有一个连部和两个B级小分队（第三个B级小分队在埃塞俄比亚执行任务）。这项训练任务持续了大约1个星期的时候，我在调频收音机上收到了霍伊特中校的呼叫——我可以判断出他是在一架直升飞机上——要我到离我们的集结营地大约10英里之外的一个道路交叉口去见他。
我跳上租用的皮卡小货车，径直朝那个地方开去，心想他飞这么远过来（100多英里）有点异乎寻常。无论是什么原因，肯定有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比他先到那个交叉路口，在路口旁边一块小空地上用我们经常随身携带的橙黄色信号布板标出了降落场地。
10分钟之后，他的直升机降落，他没有关直升飞机的发动机，就跑到我面前。“你把部队带回布拉格堡需要多长时间？”他问道——这是他见到我的第一句话。
“要一会儿，”我回答说。“因为他们都分散在山里，在不同的训练区，而且我们也没有足够的运输力量把整个连队一次运走。用我们现有的车辆，加上他们从当地有关系的老百姓那里借一部分车辆，我想我们可以在夜间某个时候回到布拉格堡。”
“好的，”他说道。“回去把他们组织起来，准备出发。”
接着他解释说：“训练中心已经人满为患。今天早晨刚接到一项任务，要我们为三四天之后就到布拉格堡来的大约500名新征召的步兵进行基本入伍训练。
“大队正在研究让他们住在哪里，”他接着说。“哪一部分训练可以比较有效地由委员会来完成”——武器使用训练之类的——“等我回去的时候，这项工作就应当有个最终的眉目了。
“在大队里，你对这种训练比其他人都有经验，”他接着说，“大队长”——当时是勒鲁瓦·斯坦利上校——“和我想让你带一批精选的干部前往杰克逊堡，于上午6时出发，去看看他们如何进行基本作战训练”——这里他指的是前8个星期的训练——“然后把你能收集到的课程计划带回来。”
“这没问题，长官，”我回答说。“我马上就回连里，让他们行动起来。至于基本训练的部分，从头到尾我都了如指掌，闭着眼睛也可以把这些科目教下来。但是，开始的时候还要对我们的干部进行一些基本训练，这我可以在一两天之内完成，并且在我们的训练过程中继续进行。
“长官，为了比较顺利地组织训练，我们能做的就是回去挑选和配备一个训练营的干部。这个训练营由3个连组成。”接着我大体上说了这样一个结构应当如何运作的问题。“这3个连应当由上尉军官指挥，军士长由一名一级军士长担任；每个连的4个排长由中尉担任，副排长由一名军士长或者一级军士担任；每个排有4个班，班长由参谋军士或中士担任。”我还对他说，如果能让3名连长加上各排派出的1名代表（军官或者士官）和我一起去杰克逊堡（总共15个人），亲自看一看这项训练是如何组织的，一定会有很大的收获。
“可以，”霍伊特回答说。“其中一个连由你指挥。你把你那儿的人集中起来，我回去确保挑选适当的人前往杰克逊堡。”
在返回集结营地的途中，我心里在想：“伙计，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造就一个训练有素、目标明确的营。有这么多优秀的士官，我们完全有能力把这些新兵训练出来。”
这时候我不禁把我们参加训练的特种部队的表现与我上一次在杰克逊堡参训时要处理的问题进行了一番对比。当时参加训练管理的人有我、内德·莱尔（一名优秀的军士长，据我所知他是陆军中惟一获准把刺刀作为奖章佩戴的人）、一名专业4级连部文书（当时正面临着囤积信件和私藏色情材料的指控）、4名士官（都有医生证明，免除他们早晨20分钟的跑步；于是我把他们放在战略位置上，这样，我在管理连队的时候，他们就可以管管那些掉队的人）、一个伙房的军士（他服用止痛药物已经上瘾），此外还有一个我不信任的军需士官。这就是与我共事的几个人，我认为我们干得不错——实事求是地说。
在杰克逊堡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我要管两个连200多名新兵的训练，每个连都有自身的训练周期：其中一个连已经开训7个星期，另一个连才刚刚开始1个星期。我们在安排训练的时候，确保每个连自始至终有一个士官跟着。另外2名士官和我从凌晨4时到中午训练一个连，从下午1时到晚上9时训练另一个连。
换句话说，考虑到我们执行这次任务的将是一批有才干并且能关心部下的干部，这对我们来说将是小菜一碟，对我们以及那些新兵都将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体验。
霍伊特中校离开后，我就打电话给集结营地，告诉无线电员通知各分队长，要他们做好准备，我一回去就开会。
开会的时候，我把新的任务告诉了各分队长，指示他们以“渗透”的办法把部队拉出来，以便在午夜时分到达布拉格堡。“渗透”意味着可以单车行动，可以走不同的道路，而不必形成车队，走同一条路。我没有告诉他们怎样去做，因为我知道他们会想出“怎么做”的办法。
现在是大约下午3时；他们有9个小时来完成返回任务。
第二天早晨5时，我在连部见到霍伊特中校。他已经完成了他的那部分工作。我所推荐的营级编制的人员名单已经开好，而且挑选出来准备去杰克逊堡的小组已经处于待命状态，随时可以出发。
出发之前，我向中校提出了另一项要求：“为了把那些新兵领上路，我们需要事先把营房准备好，包括准备好床铺。我们要尽早把这项工作完成，这样在新兵到来之前，我们才能有较多的时间对训练教官进行培训。”我知道有些老资格的士官也许会对准备床铺的事表示出不满，但是我也知道在训练周期结束的时候，他们会明白这是一个明智之举。这将体现在新兵的态度和动力上，他们会意识到，在一批善于关心人的职业军人的手下，他们是何其幸运。
在杰克逊堡的日子是很有价值的。我们观察了正在进行的训练，和那儿的干部进行交流，并把他们的所有课程计划都带了回来。
回到布拉格堡之后，我们用了3天时间进行组织，把我们共用的训练场收拾得井井有条。然后我们进行了为期2天的“训练教官培训”，这个训练将使我们顺利完成前2个星期的训练任务。
第四天的下午4时得到通知后，我们接收了大约500名直接从地方征召来的新兵。
随后的8个星期不仅对我们的干部，而且对那些新兵都是一段难忘的、有意义的体验。干部们表现出非凡的职业技能和爱心，整个受训营都表现出令人难以置信的悟性、动机和才智。
虽然受训者后来都作为单个兵员去了越南，许多人都选择军队作为终生职业。有些人后来成为优秀士官，而且又回到了特种部队。另一些人——受过更好教育的人——后来都成了职业军官。
越南战争向特种部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当时特别重要的是训练B级小分队，于是这成为我们的主要任务。我在第3特种兵大队的最后7个月的时间里，我们组织、训练、部署了3个派往东南亚（泰国和越南）的B级小分队。
由于在越南越来越强调反游击战和顾问活动——组织、训练、装备和部署山民部落来对抗北越军队渗透；组织南越机动特攻部队；向南越部队提供顾问——的重要性，战术训练的主要方向集中在营和营以下单位的战术，包括空中火力支援及炮火支援的部署和整合。
实际上，我将被安排去部署我们派出的3支部队。可是大约在部署他们之前的1个月，我接到通知说，陆军人事局还没有同意让我去。后来我从人事局得知，原因是我已经被挑选去指挥与参谋学院学习，然后我将去越南（虽然这一点没有特别说明，我知道我很可能会被分配去那儿的特种部队）。
1966年5月下旬，我离开了第3特种兵大队A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