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我们结束了在佛罗里达的最后一次巡逻任务，简要汇报了执行巡逻任务的情况，然后开始擦拭武器和装备，并把它们交回营地保管。在食堂里饱餐了一顿之后，已近午夜时分，我们钻进睡袋——在干爽的地方——赶紧补一补觉。
大约星期天凌晨3时，那个突击队的干部跑进营地大声喊道：“10分钟后集合。带上所有的东西，准备出发。”
我们从睡袋里钻出来（我们是穿着迷彩服睡的），赶紧穿上一双干靴子，卷起睡袋（它是铺在小床上的），背起突击队员的网状装具（背包）在指定地点以连的队形集合。营地的指挥官（一名少校）在队伍前面宣布说：“敌人在行动地区北部取得了重大突破。”——佐治亚州北部——“命令你们立即出动，对那个作战地区实施紧急增援。”10分钟之后我们坐上公共汽车，向佐治亚州北部进发。
路上的情况下我已记不大清楚了，因为我们一路上大部分时间都在睡觉。但是我还记得大约在中午时分，车开进佐治亚州中部一家霍华德·约翰逊连锁汽车餐厅（毫无疑问这是事先安排的），这时候我们被告知“我们将在这里停留一个小时。这是你们到达前线之前的最后一顿饭”。
使我终生难忘的是，当我们这些脸涂伪装油彩、身穿迷彩服的人突然到达时，当地那些显然刚做完礼拜的人脸上露出的惊讶表情。不过，他们很快就认出了我们是些什么人，特别是那位陪伴我们的突击队中尉宣布说：“突击队员们，50分钟以后上车。”
我真不知道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供这么多人吃饭是怎么做到的，可是餐馆的人做到了，而且我们都吃得很好。
回到车上以后，我们又继续睡觉。
大约在下午4时，公共汽车下了公路，开上一条通向森林的卵石路，在那里有几辆载重两吨半的卡车在等候。一位突击队上尉站在道路中央。我们下车后立即在他面前排好队。他说公共汽车再往前开就不安全了，因为这一地区出现了渗透进来的敌人小分队。我们不得不换乘卡车。他说卡车上还铺了沙袋，我们必须准备对付伏击。我们没有带武器，但我们很高兴地看到每辆卡车上都有两名武装警卫。尽管我们随身都没有武器，但我们已多次演练过从卡车上或者车队里进行反伏击，所以知道怎么办。
我们向前走了最多5英里，就受到一个排“敌人”凭借工事进行的伏击。当然，用的都是炸药和空爆弹，但是他们确实把我们打得够呛。我们很快跳下车，进入路边的沟里。等硝烟散尽后，我们回到公路上集合，并被告知我们乘坐的卡车已被摧毁，剩下的那段路——大约还有5英里，而且是一路上坡——我们必须跑步前进。
在基地的营地（正好在一个风景优美的地方），我们饱餐了一顿晚饭——敞开肚皮吃。接着我们领到了武器和个人装备，整理睡觉的帐篷。就像在佛罗里达州一样，在未来的3个星期内我们没有多少机会接触它们。
第二天早晨就开始了悬崖攀绳训练，担任教官的是一个叫斯廷奇科姆的军士长。我还没有见过任何人在攀崖和绕绳下崖以及对绳索的使用方面超过他的。
首先我们学习在突击队一类的行动中如何打各种所需要的绳结。接着他教我们学习绕绳下悬崖，直到我们完全掌握这方面的技能——首先在比较低的峭壁上（30—50英尺高）练习，然后到比较高的悬崖上（60—80英尺高）训练。最后要求我们把突击队的一个战友背在身上从悬崖上下来。
攀崖训练之后，在已经学到的一些基本技能的基础上，再学习如何适应山地生活，如地面导航、野外生存，以及战场生存。
虽然基本的地面导航技能仍然有用，可是在崎岖的山地上，计算行军距离的问题与平地相比就复杂得多，具有较大的挑战性。例如，你对自己的步幅就不容易把握了。
接下来学习的是野外生存能力。在山区的蛇和佛罗里达州的蛇就有很大的区别——不是水生蝮蛇和银环蛇，而是铜斑蛇和响尾蛇。在山区找不到沼泽地里的那些能食用的野生植物和野莓。
我们还学习了如何避免被敌人发现的技能。我们学了如何离开危险地区，例如道路和居民区（城镇、房屋等），以及如何通过危险地区（开阔地和道路）而不被发现。
我们也像在佛罗里达的时候一样，进行日夜巡逻。可是这里的崎岖地形以及有些巡逻队员的负重（如机关枪）就与在佛罗里达时不同，需要对巡逻路线进行更周密的计划，要为到达目的地留出较多的时间。
在整个突击队训练计划中，每一次巡逻都必须进行非常周密的计划和演练，以确保不出问题，而且每个学员都必须了解这项计划的各个细节。虽然巡逻队队长和助理队长是预先指定的，可是你却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让你去当这个队长——往往是在最困难的时候，例如在交战过程中。突击队有一名干部（被称为随行评分员）随同巡逻队一起行动。这人往往是个少尉或者是个老资格的士官，有时候两者都是，这要取决于巡逻队的大小。他们的工作是评估每一位巡逻队队员的表现，在出现紧急情况或者危及生命安全的情况时，他要在现场处理问题。
与此同时，在这个地方到处都有侵略者（坏人），他们比我们更熟悉地形，和生活在这一地区的大多数民众进行合作，这就意味着我们不能信任这里的任何人。
12月初的天气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我们最后一次巡逻将是一次长距离的战斗巡逻，要模拟“炸毁”离我们基地大约50—60英里的托科阿大坝。在我们出发之前，气象报告说将有恶劣天气——这就更有理由去执行这项任务了。
一天晚上，我们这支排级规模的巡逻队（大约40人）乘直升机到达位于托科阿河以南3英里、大坝上游30英里处的一个降落场。我们快速向那条河运动的时候，夜色已经降临，气温迅速下降。由于天气很冷，巡逻队队长决定架设一座由3根绳索构成的桥，然后从上面过去，这样我们身上就不会弄湿。
虽然有些地方的水深已经到了脖子，而且水的流速很快，受命游泳过河的人还是带着绳子安全地涉水到达对岸。他把绳子系在一棵树上，然后返回来取两根稍细的、作扶手用的绳索。把这两根绳子拖到对岸之后，我们很快就把这3根绳子变成了绳桥，开始渡河。
大概有10个人成功到达对岸的时候，我们遭到了河对岸大约一个班敌人的伏击（毫无疑问，侵略者事先得知我们的渡河地点）。我们处于一个易受攻击的危险境地，几乎毫无保护自己的能力。
巡逻队队长能做的惟一比较安全的选择，就是命令大家后撤，尽快涉水回到对岸。
枪声不久就停了下来，可是这时候我们大多数人已经浑身湿透。天下起了雪——真正的下雪。巡逻队开始重组，我们按照自己的路线前进。风刮大了，气温变得更低。将近午夜时，我们的衣服开始结冰。这时候突击队的随行评分员（一个参谋军士）告诉巡逻队队长，让部队开始跑步，以便尽可能减少体温下降——一个非常明智的决定。
过了1个来小时，积雪就有了大约4英寸深。有几个学员开始发冷，其中有一个是我的伙伴。他倒在雪地上，哀求别人用工兵锹把他的脑袋打昏。他是一个体格强壮、很有主见的军官。我知道这不是他的本意。再说，我们也没有带这样的工具。
我想去背他，但是我立刻意识到这不可能，因为我已经背了一支0.3英寸口径的机枪。我不断拍打他，想使他恢复知觉。他终于慢慢苏醒，跪在地上。但仅仅这样是不够的。巡逻队正在跑步离开我们。我知道我得想办法让他跑动起来，这样才不至于被队伍甩得太远。所以我在他屁股上踢了一脚。他站了起来，摇摇晃晃地走了几步，嘴里嘟哝了几句，然后迈开了蹒跚的步履，最后终于开始跑起来。我让他跑在我前面，不断在后面戳他，直到天亮他才完全摆脱了寒冷。虽然他倒下了两三次，但我每次采用的同样方法奏了效。（那天晚上的事，他后来一点都记不得了。）
其他学员也有过类似的问题，他们的伙伴也采用了自己的办法不让他们停下来。
天亮后依然是大雪纷飞。天幕低垂到了树梢的高度。我们的大多数罗盘上都变得模模糊糊，无法看清。所幸的是，还有几个能用，所以我们才没有迷路。
我们在山里走了一整天，路没有走错。到了下午两三点钟，地上的积雪已经很厚了。巡逻队不得不把最强壮的人换到尖兵的位置上，让他们在前面开路。
夜幕降临的时候，我们应当到达会合地点，从游击队那里获得粮食。我们到达会合地点后，布设警戒，等了1个小时；可是游击队没有来，当然也就没有粮食了。
这时候，随行评分员认为，既然我们已经深入到敌人后方，而且天气这样恶劣，在大路上行走也许比较安全。他带我们走的那条路给了我们希望，显然自下大雪以来，那条路上还没有人走过。所以我们的行进速度可以快一些，把失去的时间抢回来。
到了午夜，我自己也开始出现问题。我还没有失去知觉，因为我在往前走——不停地往前走。可是我举步维艰，不知道自己是谁，也不知道自己在往哪里走。我只知道必须往前走，要和其他人在一起。我想大概有三四个小时，我就是处于这种恍恍惚惚的状态。
又到了天亮。我们离开那条大路，进入林中500码深处，以与公路平行的方向继续向前行进。夜色降临后，我们又回到那条路上。雪停了，但地面积雪已没过了膝盖。天非常冷——我想大概接近零度。从两天前出发到现在，我们什么都没吃，大家都已饥饿难耐。
到了夜里22时左右，我们来到一座农舍，听见了猪的声音。有人传过话来，问有谁会杀猪、剥皮。我说：“我会。”我走到前面。可是我看见那头猪大约重200磅，我知道我还需要帮手——还需要3个人。要有一个人捏住它的拱嘴，不让它尖叫。再要一人抓住它的耳朵，不让它的脑袋乱动。还有一个人要抓住它的尾巴，按住不动，以防止它扭动身躯，把我们都掀翻在猪栏里。
虽然巡逻队的其他人对杀猪毫无经验，可是大家都已饥肠辘辘，所以很快就凑合了3个志愿者。我给他们分配了任务（管拱嘴的、管耳朵的和管尾巴的），很快对他们的任务作了简要说明（我们必须同时动作），然后走进猪栏。我知道这将是一场挑战，但是如果我们想吃，就必须完成这项任务。
与此同时，巡逻队队长着手在农舍四周布设警戒哨。
我们翻越栏杆进入猪栏。我们在另一个猪圈外面转了转，发现里面有2只猪比我们先前选中的要大，于是就扑向我们的目标。这时候，负责耳朵的已经抓住了它的耳朵，可是负责拱嘴和尾巴的2个人都没有完成任务，于是那猪开始尖叫并扭动。我只好跳起来压在它身上，卡住它的喉咙。它跟我在猪粪上翻滚了几圈，过了一会儿，它就不动弹了。接下来我就把它开膛剖肚，大卸八块，为的是吃起来容易一些。
与此同时，闹哄哄的声音使那个农舍主人跑出来，站在大雪覆盖的门廊上，这时一挺机枪开了火（不是伤害他，而是引起他的注意）。他立即躺倒在地上，“连滚带爬地”回到屋里。我觉得杀了他的猪心里很不好受，可是后来我知道陆军和这家人订了一些协议，对于突击队员学校的学员从他们家拿来当作食物的东西全都如数付款。
我把那头猪切分之后，大家抓起自己的食物返回树林深处，开始生火烤肉。这是一顿美餐。
当天晚上和第二天白天我们继续赶路。
第二天晚上22时左右，我们进入了离托科阿大坝大约1英里的攻击阵地。我们派出去侦察敌人阵地的巡逻小分队在午夜前后返回，他们报告说有一个燃起篝火的敌人阵地，在大坝以北大约100米的地方，离我们原计划的路线很近。出于这个原因，队长决定改变行动路线，并派出一支6人小分队压制敌人阵地（我是其中之一）。等巡逻队的其他人进入攻击大坝的阵地之后，我们就开始行动。
攻击时间定在凌晨5时。攻击之后，我们应当前往大约1英里之外的开阔地。早晨6时，直升飞机将把我们接出该地区。
突击队于凌晨3时左右出发，向攻击阵地运动——非常小心翼翼地运动。1个小时后，我们小组离开大家，向大坝北面的敌人阵地运动。在运动过程中，我们可以看见那儿的火光，并看见路的另一侧靠近路沟的地方有两个侵略者的卫兵。他们处于一个拐弯处，他们背后有一道大约10英尺高的埂。我们越过公路，绕到他们背后，利用那道埂作掩护，匍匐前进了大约一两百码，直接来到他们头顶上方。
5时55分，无线电里传来消息说，巡逻队其他人已进入攻击阵地。我们有4个人随即从埂上跳下，直接落到那几个坏人的头上，把他们打翻在地。他们还未弄清是怎么回事，就被我们绑了起来，嘴也被堵上了。
就在这时候，我们听见巡逻队对大坝发动攻击的声音——不过没有激烈的交火，也许打了不到10发子弹。这听起来有点奇怪（通常情况下我们会倾泻大量的火力），这是因为在爬上冰雪覆盖的陡峭斜坡时，我们把武器当长矛用了。我们大多数人的步枪枪管都被冰雪堵住，无法射击。
与此同时，我利用那些坏人生的火，背对着它站着。过了最多两分钟——已足够使我打个盹，我向后一仰摔倒在火堆上，火把我的作战服烧着了。幸亏是下了雪。不用说，我立刻醒过来，翻了个身，把身上的火扑灭——这时候，我的衣服背后已经被烧光了。
我没有多少时间来想这个问题。天很快就要亮了。我们必须赶在天亮之前到达直升飞机接我们的降落场。
我们开始跑步前进。
这时天已开始放晴。虽然恶劣的气候把我们完成任务的时间推迟了2天，但直升飞机还是来接我们了。我们到达开阔地后，听见直升机飞过来的隆隆声。在直升机降落过程中，地上的雪被吹得四处飞舞——这是7天来我看到的最壮观的景象。
我们飞回位于达洛尼加的突击队基地营地，受到了相当热烈的欢迎。突击队分部指挥官（一名上校）和一批医生以及随军牧师在那里迎接我们。医生对我们每个人进行了检查，没有发现大问题（有一些小小的冻伤——耳朵、手指以及脚趾）。接下来是一顿热饭菜——我们狼吞虎咽地吃了一通。吃完后我们上了公共汽车，被送回本宁堡。
在返回的途中，我听一名突击队员学校的教官说，在火堆旁被我们放倒的2个人，实际上是大坝上修理爆裂水管的2名工人。他们根本不是“坏人”。
第二天早晨，我们以连的队形集合，看看谁赢得了突击队员证章。没有邀请任何来宾。点到你的名，你就出列。点名之后，大约还有20个人留在原地——他们经过所有的训练，可是却因为某种原因，没有能够拿到突击队员证章。我为他们感到难过，但这就是训练的要求。标准是必须达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