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兰西：
完成基础科目之后，斯廷纳就去伞兵学校和突击队员学校接受培训。基础科目一结束，他就去了伞兵学校。他星期五从基础科目班毕业，星期六休息一天，星期天就去伞兵学校报到，星期一早晨便开始训练。
跳伞和突击队的训练非常艰苦。几乎没有多少人喜欢从飞机上往下跳。你随时都会遇到危险；降落伞并不是每次都能打开的；即使能正常打开，伞兵在着地的时候也可能摔成骨折。
当然，夏季在沼泽地上、冬季在大山里待上一两个星期也不是什么好滋味，几乎没法睡觉，没有食物的时候只能依靠野外生存技能。整个训练的紧张程度以及对体能的要求丝毫不亚于实战。突击队员的训练则把一个军人推向了心理与体能的极限。
另一方面，成功地通过这些艰苦训练的军人，有资格感到自豪。优秀的军人往往都是来自空降兵和突击队：空降兵部队和突击队被认为是精锐部队。
尽管如此，在60年代，每个军官都必须到伞兵学校和突击队员学校学习。即将分配到作战部队去的军官，无论是去步兵、装甲兵还是炮兵，都必须上这两所学校。军队希望每个军官都是多面手。军官仅仅在自己的专业领域有效服务是不够的，他们必须具有指挥部队作战所必要的各种技能，也需要由此而带来的广阔发展前景。即使对那些不在作战部队的军官，如军需、弹药和通信军官，也应当能够处理与特种作战有关的任务和挑战。
军官在到他所任职的部队去之前，至少必须在作战部队待2年，从基本的军官资格课程学起。对那些不在作战部队的军官来说，这本身就是个很难得的经历，对他们将来为战斗部队提供服务与支持都有极大的帮助。
现在这已经不再是陆军的做法了，其部分原因是由于军官数量不足，也就是说无论哪个兵种都不再像以前那样有充足的财力培训军官了；另一部分原因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陆军也与时俱进了。现在陆军也采用了企业管理的方法管理军队，大多数军人都是干专业的。40年前，技术部门之外的人被看成是什么地方都可派用场的通才。其理念是到了战场上，你是谁并不重要，如果你有一套基本的军官技能，能够在各种条件下带领好自己的人，那你就是一个较好的领导。
与40年前相比，如今陆军的战备状况和战斗力都已大大提高，但军官在作战部队的训练和体验方面缺乏连续性，这确实是一种损失。
伞兵学校的训练目标历来是：教会学员如何正确背负降落伞和其他设备，如何跳出飞机并安全地降落与着地。最重要的是思想上的警觉、信心，以及对跳伞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作出自动反应的能力。
这个课程一般为4个星期，但是陆军正在进行试验，看是否可以把课程压缩，达到既节约训练时间和经费，又不影响效果的目的。所以，1958年的步兵少尉和中尉班就曾把课程压缩为3个星期。课程的教官都是经过挑选的士官，都是一流的伞兵——他们都是职业跳伞员，而且很厉害。
教学计划中规定地面作业、跳伞塔作业以及跳伞作业各1个星期——每个星期都有一个强化的体能训练项目，每天上午都有一个严格的个人检查，特别是在前2个星期。
每天训练开始前，都要接受黑帽子（空降兵的军官）在队列中的逐一检查。开始是1个小时活动量很大的体能训练：俯卧撑、下蹲跳、仰卧起坐、引体向上、深度弯膝、下蹲出腿，还要穿上作战皮靴跑3英里。黑帽子们在教警觉性时最拿手的就是大声喊叫：“预备！”这可能是冲着某个人喊，也可能是冲着整个小组的人喊。听见这句话的人必须立即单脚离开地面6英寸，摆好准备跳出飞机的正确姿势——下巴抵着胸口，小臂和手指伸出，好像在抓备用降落伞。肘部贴紧身体两侧，并开始数数。“一千、两千、三千、四千”，表示降落伞张开所需要的时间。一旦进入跳伞姿势，就必须屈膝，脚尖向下做上下跳动动作。如果反应慢了，而且/或者动作做得不对，就会听见黑帽子喊“给我做20次，”或者按他们的要求做俯卧撑。
为了确保动作一致和思想警觉，黑帽子用来对付训练中的违规和错误——不管谁做错了——的拿手“武器”就是让你做俯卧撑或下蹲跳。无论是哪一天的训练，受训者都会发现自己多做了200次或者更多次的俯卧撑。
第一个星期，斯廷纳和其他人学习的是如何从不同方向落地（左前方、右前方、左侧、右侧、左后方、右后方）。开始的时候他们站在地面上铺着锯木屑的坑里向上跳起，然后根据口令朝不同方向倒下。他们在地面上掌握了这个技能——也许有100多次跳伞落地的动作——之后，就爬到离地面5英尺高、木头搭建的跳伞落地动作平台上。接着他们就从那儿再往下跳，直到熟练掌握各种落地动作为止。
每一次做跳伞落地动作时，各人都要想定一个“准备落地”的姿势——也就是说，要伸手抓住（假想的）降落伞前面的拉绳，双肘紧贴身体两侧，下巴贴近胸口，双膝微屈，双脚和双膝并拢，脚尖略向下指向地面。着地后要朝能给他最大缓冲的方向翻滚。
完成落地动作训练之后，他们就上升到“摆动落地动作训练器”上面去训练。那是一个环形框架，用一根钢缆悬挂在平台上方6英尺的地方。携带全副跳伞装具的学员把他的张伞绳钩在这个环形框架上，然后跳下平台，开始自由摆动。地面上的教官不仅控制学员的摆动幅度，还控制学员的着地时间和方式，而且往往是在学员处于最尴尬的位置时让他着地。这套装置最现实地模拟了实战条件下伞兵可能遇到的情况。由于大多数的伤情都发生在伞兵落地时，掌握这些动作对于学员来说就非常重要了。
在第二个星期，他们登上一座高34英尺的跳伞塔，从上面往下跳可以大致体会从飞机上向下跳的情况，只是没有125节大风吹在身上的感觉。专家说，34英尺是制造最大恐惧的最理想高度。没有降落伞的人从这个高度掉下来也有可能不死。超过这个高度，一切都完了。
跳伞塔的顶部是一个模拟飞机机身的箱状结构。从这个“机身”里有一根大约150英尺长的钢缆呈一定角度向下延伸，然后被固定在离地面大约8英尺的地方。学员把自己的张伞绳钩在钢缆的滑轮上。听见“站到门口去”的命令后，学员就在门口取某种姿势站好。听到“走”的命名，他就起跳并冲出去，身体立即蜷缩并开始数数，这时候他下落的距离已经相当于张伞绳的长度——大约8英尺，可以感觉到缆绳的拉力（在实际跳伞过程中，等降落伞张开的时候，人已经下落了大约200—250英尺）。跳伞者感觉到这个拉力的时候，应当检查一下他（想象中）的伞盖，看它是否完全张开，断掉的悬伞绳不能超过4根，伞盖上不能有比头盔大的洞。他是通过与空中其他人的下落速度相比较来进行这项检查的。如果他比其他人的下降速度快，就要考虑打开备用伞。
在下降过程中，跳伞者必须高度警惕，以避开其他伞兵，等他到了离地面50—100英尺的高度时，就要准备着陆。这时候他已经到达钢缆的另一端。到了那儿之后，一个黑帽子会对他作一番讲评，然后叫他上去再跳。一个受训学员至少要从那座34英尺高的跳伞塔上跳15—20次，才“可以进入下一轮训练”。
在第二个星期的最后2天，斯廷纳和他的战友们登上了250英尺的跳伞塔。学员背上一个特制的降落伞，把它连接到一个周长与真降落伞伞盖相同的圆环上。接着他被吊上从跳伞塔延伸出去的机械臂上。到顶之后，他的降落伞被打开，然后让他自由落向地面。他的落地很重，就像真的从一架飞机上跳伞落地一样。
第三个星期完全用来练习跳伞。训练内容包括模拟在飞机上的所有动作。担任跳伞长的黑帽子先让大家熟悉跳伞命令。这些命令包括：“20分钟”，意思是：“初步检查自己的装备；戴上头盔，等。”10分钟后的命令是“准备”，意思是：“解下座位安全带，准备站起来。”接下来的命令是“靠外侧的站起来”，意思是：“坐在靠近飞机舱壁的先站起来。”然后是“坐在中间的站起来”，意思是：“其他的人统统站起来。”接着一道命令是“挂钩”，意思是：“所有跳伞者都把挂钩夹挂上。”挂钩夹的一端是张伞绳，钩子挂在那根钢缆上。下一道命令是“检查装备”，意思是：“伞兵们检查各自的装备以及胸前的张伞绳。”接下来的命令是“检查完毕报告”。报告从待跳伞队伍的后边开始，最后那个人大声说“完毕”，然后拍拍前面人的屁股。这样，报告就从后逐一向前传。传到了最前面那个人时，他向跳伞长打个手势，报告说：“跳伞长，全部检查完毕。”在离开降落区还有1分钟的时候，装卸长（属于机组成员）打开跳伞门。跳伞长向外看看，证实我们确实在降落区上空，接着他向飞机后面看看，确信后面的飞机不低于他的伞兵即将进入的空域。当他确定可以安全跳伞的时候，就指着队伍最前面的伞兵下达命令：“站到门口！”那名伞兵慢慢地走到门口，摆出起跳姿势，等候绿灯闪亮。绿灯一亮，跳伞长就命令说：“走！”并在他的屁股上拍一下。那个人就跳了出去。每隔1分钟就有一个人跳出去。
每次跳伞都是同样的程序。今天，无论多有经验的空降部队，依然在沿用这个程序。
所有用于跳伞的飞机都是C-119运输机（老式的双尾大型运输机）。斯廷纳说，那些人几乎到了“不用降落伞就想往下跳”的地步，“为的是不再在那个锯末坑里不断翻滚，也不必再整天做俯卧撑了”。
“第一次跳是最容易的，”斯廷纳继续说道。“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不过那股125节的狂风是我们大家从来没有体验过的。在地面上，拿着牛角号的黑帽子们对那些动作做得不对的学员大声嚷嚷，对每个人的落地动作进行严格的讲评。
“那个星期我们跳了四次，都是白天跳的。第五次跳的时候是携带了装具，包括我们的负重设备和一支M-1步枪。
“星期六是个重要的日子。毕业了！允许家里人和女朋友前去参加，并帮助把我们的银翼徽章戴起来。我们小组除了几个受伤的，其余的人都毕业了。能够佩戴伞兵的徽章，我们感到既自豪又与众不同。
“有人说他们喜欢从飞机上往下跳。也许是这样。但我不是。虽然我的职业生涯大部分时间是在空降兵中度过的，跳伞多达189次，而且都是在夜间携带所有作战装备往下跳，可是我对从飞机上往下跳却从来没有任何狂热。然而，跳伞学校给了我自信，跳伞已经不再是我担心的事情。
“空降部队的独特性表现在他们具有的作战能力上——也就是所谓‘强行进入’。空降部队的任务与众不同，其特点不仅仅在于跳伞，而且也在于它的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