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尔·亚伯勒面临着一项巨大的工程，但是他首先必须“清理房间”——包括提高门槛。
1961年，也就是接管特种部队之后不久，亚伯勒逐渐意识到特种部队的原有成员中有很大一部分人达不到他的新型作战部队的标准。这些人都很厉害——有翻江倒海的本领。他们都是很有能耐的军人，可是在政治上和心理上比较敏感的形势下，他不能指望他们个个都能够很好地发挥作用。
亚伯勒说：“在绿色贝雷帽部队中，我特别不想留的，是那些‘老油子突击队员’，也就是老式突击队中的那种人。坦率地说，在特种部队中这样的人还不少。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我曾经和突击队并肩战斗，我了解他们，也很钦佩他们的优点：他们是勇敢的‘放血者’。他们是作战的机器。可是他们根本不懂外交，根本不接受任何人的规劝。对于我们所说的比较人性化的特性，例如同情、怜悯、恻隐之心，他们几乎从不放在心上。如果这些事符合当时的情形，那行。如果不是这样，也行。他们去那里就是打打杀杀的。不论你放手让那些突击队或别动队队员去干什么，他们都会去。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不过，我在陆军中的一些同事在陆军部担任重要职务，他们依然把特种部队看成某种突击队。他们从来就不理解我们为什么非要清除那么多‘老油子兵’，也不理解我们后来为什么在资格课程中有那么高的淘汰率。他们无法理解在判断力问题上的淘汰率，也不理解在认识人性问题上的淘汰率。……一个不愿和山民一起卧倒在地，向他作［武器］瞄准示范的人，对我来说是没有用的。
“由于高淘汰率问题，我们不断受到指责。但是只要我决意处理的事，我们就寸步不让。我会坚持对从那个大锅炉、那个体制中出来的每个人提出最起码的要求。”
有些老特种部队的人无论是在岗还是不在岗，都很厉害——这就给亚伯勒增添了更多的麻烦。
由于特种部队的编制有限，提衔晋职都很困难。优秀的军官在可能的情况下往往都不愿意被分配到特种部队来。那时，特种部队对军官的训练水平也比较低：例如校官就可以免修资格课程，而且常常是这样。
由于种种原因，特种部队的优秀士官的前途比较光明，所以士官的质量就比较高，他们的专业技能也比较高（他们中的许多人是二战和/或朝鲜战争的老兵，都具有相当丰富的实战经验；许多人都负过伤），亚伯勒在训练新来者的时候，想充分利用这些士官的专业技能。但是他们总觉得自己的权很大似的，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他们与比他们年轻的士兵一起行动的时候，往往表现出不少野性。
对他们必须加以管束。
不过，更大的问题还是军官问题。尽管有一些明显的例外，很多军官都把分配到特种部队看成是一个暂时的栖息，是一个有男子乐趣的地方——酗酒、胡闹、搞女人、勾搭别人的妻子。
这些现象必须制止。
在到任初期，亚伯勒把他的军官——上尉和上尉以上的军官——带到基地的松林中，直截了当地说了他对他们的期望。他对他们不会温良恭俭让的。
这就是令人难忘的亚伯勒“林中训话”。
“只要由我来负责特种部队，”他开门见山地说，“这里的规矩就要变。要有一个新的开端。
“首先，不准搞女人，不准酗酒，不准胡闹，不准通奸。不能有调皮捣蛋的，不能有不服管束的。从现在起，所有这一切都在被禁之列——不准搞变通。我们要有道德标准，纪律标准，仪表标准。
“第二，所有军官都必须通过资格课程考核。不准有例外。不管他是什么军衔。
“第三，我所说的话适用于所有军衔的人。没有例外。所以你们要把这些话跟你们的士官交代清楚。
“最后，如果你们有意见，可以有两种方式来处理。你们可以中止自己的职业生涯。你们也可以到我办公室提出调动到其他单位的要求。否则，你们就必须来个脱胎换骨，如果你们还想留在这支部队的话。”
那些最差劲的都走了；那些最好的都留下了。亚伯勒着手进行实质性的改革。
与此同时，特种部队的军官和士官开始觉得有了奔头。如果你到了特种部队，能够干得好，就有希望很快得到提拔，如果你愿意，就有可能在部队长期干下去。
所以特种部队对那些有野性的、不称职的、守旧的人，已经不再是没有发展的地方了。它成了一个让人向往的地方，成了一个可以大有作为的地方。
肯尼迪政府明确表示，“对付叛乱”是美国政府外交政策的正式工具。此后不久，对付叛乱需要的一些主要武器系统的问题就突显出来。它们必须联系与行为和社会科学有关的各种资源——心理学、人类学、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以及国际关系学——一起打造。问题在于如何把这些学科和比较直接的军事功能结合起来，产生一个在对付叛乱的恶劣实战环境中可以有效使用的工具。
特种战争中心必须对这一新领域进行研究。
比尔·亚伯勒本人就是学者和知识分子。他在情报和反情报工作方面的经验使他学到了很多关于如何了解敌人（和朋友）的方法。他知道到哪里去寻找知识和灵感的源泉以及如何去寻找。
他首先去找了罗杰·希尔斯曼。在提出反游击战以及非正规战争的概念方面，希尔斯曼在国务院和白宫都起了很大的作用。希尔斯曼到特种战争中心来过好几次，向亚伯勒和中心的教官和学员提供了这方面的背景信息和观点。
亚伯勒和他的参谋人员还研究了正面和反面的例子。正面的例子是英国人在马来西亚的胜利。它指明了一条可行的反游击战理论——即要深入了解当地文化，在向当地的游击队渗透的过程中不要心慈手软，然后把他们从人民中连根铲除。反面的例子就是法国在印度支那的失败和他们在阿尔及利亚的虚假胜利。
向他提供经常性咨询的人还有一些专家，包括查尔斯·M·泰勒（二战中美国驻南斯拉夫军事代表团团长，后来担任美国之音的台长）、杰伊·扎沃德尼博士（时任宾夕法尼亚大学政治学教授，二战时与华沙的波兰抵抗组织并肩作战，后来发表过许多关于非正规战争和心理战方面的论著）以及其他几个有专长的人。
他所咨询的人和研究的有些问题是有争议的。亚伯勒不怕使学生感到惊讶。他知道，按常规的思维是无法把这项工作做好的。
例如，有左翼思想倾向的法国军人作家贝尔纳·福尔就经常应邀到特种战争学校非常规战争班去讲学。福尔的《没有欢乐的街道》被用作该校的教科书。那是一本经典的历史著作，写的是法国在印度支那进行的那场战争。福尔对美国在东南亚的所作所为进行了言辞犀利、入木三分、不留情面的评论，常常在他的军人听众中引起热烈的反响。亚伯勒写道：“他有事实，有数据，有历史，还有个人体验。而学生方面由于自尊心受到伤害，缺乏充分的资料，所以通常情绪比较低落。”
最后，福尔对美国的越南政策的鄙视，使得“五角大楼的一些人”对他在布拉格堡的频频出现表现出关注。亚伯勒接到华盛顿打来的一个电话：“那个叫贝尔纳·福尔的法国人在特种战争学校是不受欢迎的人。”可是，当亚伯勒要求把这项命令落实成书面文字的时候，他们收回了这项要求，而福尔的出现就像催化剂一样，继续给学校里年轻的绿色贝雷帽们带来冲击。
关于非正规战争的另一个有争议的看法，则来自有传奇色彩的空军上校爱德华·兰斯代尔——似乎是从间谍小说中跳出来的真实人物。实际上他的故事曾经鼓舞了好几位小说家；他是格雷厄姆·格林的《文静的美国人》和莱德勒与伯迪克创作的《丑陋的美国人》中的人物原型（他们的人物中还可以看见罗杰·希尔斯曼的影子）。虽然他的成就是有争议的——他在越南的行为值得怀疑——但却是真实的。在20世纪50年代，兰斯代尔被借调到中央情报局，而后被分配到菲律宾。他使得中央情报局在对付菲律宾的共产党游击队（被称为“胡克”）方面取得了极大的成功。
兰斯代尔采取了好几种办法。首先，为了对抗共产党的影响，他推出了一个无疑有很大影响的人物——拉蒙·麦格赛赛。有人争论说，麦格赛赛是菲律宾的华盛顿和林肯。他后来成为菲律宾总统，但是上任后不久就因飞机失事而死亡。第二，兰斯代尔后来被人们说成是在“黑色”心理战方面有超群才华的人——散布能够伤人的谣言。例如，他在农村散布谣言说，内心邪恶的人将成为当地吸血鬼的盘中餐。接着他让手下人把一个死胡克的血抽干，然后在脖子上戳洞，再把尸体仍到一条人来人往的路上。谣言不胫而走，说胡克是吸血鬼的美餐。第三点也是比尔·亚伯勒研究非正规战和政治战时最重要的核心问题。亚伯勒写道：“埃德·兰斯代尔使我认识到，我们所说的民事行为与正规军在民众中发挥作用的能力之间的关系。这种认识对菲律宾的游击战起了很大的作用。它使民众觉得，军队不是压迫者，穿军装的人代表的是政府；如果他们热情地支持并帮助民众，那么政府肯定也是这样考虑问题的。”军人所做的好事证明了政府的仁慈、善意和诚信。
“在后来的研究中，”亚伯勒写道，“我发现这个概念的发明者不是埃德·兰斯代尔……而是毛泽东。毛泽东是这种思想在当代最伟大的推动者。
“我研究了毛泽东最终把蒋介石赶出中国大陆的一系列作战行动。我发现，在开始的时候，国民党部队在数量上大大超过共产党的武装力量。但是，当毛泽东沿长征的道路一路退却的时候，他领导的军队对老百姓非常慷慨，非常热爱，也非常尊重。所以老百姓和共产党军队的关系不是通常那种军民关系，老百姓不是躲避他们，而是欢迎他们。
“这样的行为要追溯到毛泽东的九项规定。他要求红军记住这些规定（它们甚至被谱成歌曲天天唱）。这些规定得到了严格执行。违反这些规定的人将受到严厉惩处，也许被处死。”
这里有一个例子：
● 不拿贫苦农民一针一线。
● 借东西要还。
● 损坏东西要赔。
● 买东西要付钱。
● 买卖公平。
● 对老百姓有礼貌，尽可能帮助他们。
亚伯勒继续写道，这实际上意味着“军人所熟悉的战场上的那些普通规定已经用不上了。即使老百姓妨碍了军队，也不能把他们赶走。鼓励军人把自己的最后一份口粮与农民共享。如果下了一块门板睡觉（这是中国的一种习惯），那么部队在离开之前要把门板还回去。一个最佳的阵地也许就在一个墓穴上。即便如此，红军也会尊重老百姓，把枪架到其他地方。
“结果，红军的力量壮大了，蒋介石的部队越来越不得人心。”
亚伯勒研究了毛泽东以及其他一些共产党领导人，如切·格瓦拉、越南的武元甲和长征等人，对多维战争有了比较全面的认识。（值得一提的是，“国防部那帮人”并不鼓励这样的研究。）亚伯勒的研究表明，他们的非正规战争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 要有打持久战的耐心。“时间对我们有利。时间将是我们最好的战略家。”——长征。
● 各级指战员的政治觉悟。
● 努力把所有“小人物”都吸引到游击队方面来。
● 通过不断地宣传和恐怖袭击削弱敌人的士气。
● 在战术上有利于游击队时，不断对敌人的人员和敏感点实施攻击。
● 避免与势均力敌或者占优势的敌人展开阵地战。
● 只有在生死存亡或者掩护他人撤退时才打防御战。
● 把敌人的供应系统当成自己的，让敌人运送存储军需物资，然后夺取之。
● 不断努力把秘密武装变成正规武装，在有把握取得胜利的时间和情况下，把仗打到敌人的领地上。
有了这些研究作为指导，特种部队新的发展方向已经非常清楚了。
如果他们是为了教会一个受游击队威胁的国家的军队如何与当地游击队作战，那么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教会他们如何仔细策划并执行军事的与非军事的行动，从而使这些军队能够赢得并继续得到人民的支持。所有这一切都要求有高度的纪律性，不仅绿色贝雷帽部队要这样，当地的武装部队也要这样。这样的纪律能够确保部队在政治敏感地区有高水平的行为和道德表现。
虽然常规部队的军人通常并不关注处于战火中的老百姓，但是缺少这种关注往往会产生政治和心理方面的附带结果，这种附带结果显然会给战场上的辉煌胜利造成负面影响。军事领导人必须认真调整自己的思维。在美国陆军中，特种部队是第一个正式接受这种课程教育并将其作为作战原则而付诸实践的部队。
没有过多久，贯彻执行美国版毛泽东“行为规范”的绿色贝雷帽部队，开始对生活在偏远地区、往往是丛林中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小人物”的生活产生巨大的影响。先前，这些人在整个军事行动计划中并不起多大作用。这些“小人物”往往对在他们中间的外国军人持怀疑态度。然而，这些军人具有良好的个人素质和军事技术，他们很快就得到越来越多的相互合作和信任，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仰慕和友谊。
绿色贝雷帽部队关注其他军人很少关注的各种小事情。例如，他们帮助某个村民用一种比较简单的方法打井，改善了他的供水状况。他们和他并肩劳动，建起一座小木桥，这样他到那块原始的土地上干活时，就不必再在沼泽地上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半英里了。他们教会他如何挖灌溉渠。他们给他种子，这些种子长出了他从来没有见过的好蔬菜。最令人感到奇怪，而且也最令人感到温暖的是，他们是把这个村民当成自己人看待的。他们可以用当地语言与他交谈——也许不够流利，但是用于交流已经足够。他们和村里的老百姓生活在一起。他们和村民们同餐共饮，晚上和他们一起围坐在火堆旁，和他们交谈，住在和他们一样的农舍里。
一旦他们之间建立起友谊之后，保卫村庄的军事任务就开始了。绿色贝雷帽部队规划了村子的防御工事轮廓，村民们把一根根尖桩埋在地上，尖头对着通向村子的道路。在绿色贝雷帽的帮助下，他们在村子里挖了防护掩体。他们还建立了报警系统，所使用的是旧轮胎的轮毂和空炮弹壳，遇到情况就发出警报。在这段时间里，绿色贝雷帽和村民们一起劳动；在遇到袭击的时候，他们就与村民们并肩战斗。
绿色贝雷帽A级小分队都具有一些医学专长——有两名受过严格训练的医务人员，而在他们的影响下，小分队其他8个人也学了不少医疗技术。
学习这种专长和特种部队原先的使命有关，那就是组织和训练游击队以及地下武装。在刚开始的时候，游击队简直不堪一击。在他们逐步发展壮大的过程中，为了保护自己，他们必须隐藏在茂密的丛林、大片的沼泽和崇山峻岭这些难以到达的地区。在这样的条件下能够生存下来往往就是一种胜利。如果某个游击队员生了病或者负了伤，那他是没有任何可以依赖的外来援助的。
绿色贝雷帽的医疗技能在这方面发挥了作用。绿色贝雷帽部队的医务兵可以提供医疗知识，以确保游击队员的战斗力。
这些技能在那些和游击队基地几乎同样与世隔绝的乡村也起到了类似的作用。这也是产生友谊和信任的原因。对村民们来说，看牙病，作产前检查，服用抗菌素，接受预防接种，学习营养和疾病防护知识都是有生以来的第一次。
为完成这些任务所进行的训练是强化的、高难度的，而且是尽可能接近实际的。他们让从国外完成任务归来的绿色贝雷帽提供充分的信息，并让他们帮助培训前去接替他们的人。此外他们还建立起一些模拟的村庄，连细节方面都很像。为了完成任务，绿色贝雷帽做了很多准备工作，他们的生活就像在实地一样，包括吃饭、住宿、作业、语言以及其他的一切。
为了有助于训练，亚伯勒还在布拉格堡建了部分模拟越南游击队居住的村庄，从使用的器具、饲养的家畜和逃离用的通道，应有尽有。亚伯勒后来去越南的时候发现，在越南人的步兵训练中心有一个模拟村庄就模仿了他的模型。他感到很有趣，也感到很欣慰。
比尔·亚伯勒不仅非常关注特种部队的强化准备工作，还非常关注诸如服装、急救包和应急口粮在内的（陆军）专用装备。可以预计，那些陆军中的“大人物”在处理这些问题时会感到很棘手。
比尔·亚伯勒回忆了下面一段往事：
我一直认为特种兵的装备主要是为了保存自己，这和武器没有多大关系。士兵的健康很重要，在这方面我们要尽量做到让他得到最好的着装、战地急救包和应急口粮。实际上，我认为如果拥有精良武器的美国人和使用较差武器的当地武装在一起的时候，它自身的可信度就受到了损害。例如我就不相信特种部队应当配备M-16；特种部队士兵更需要生存的武器。即便他在特定条件下没有适当的武器，他还可以从敌人手中夺取，或者临时制作。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布拉格堡的训练体系中就包括从世界各地收集来的五花八门的武器。一个特种部队的军人应当熟悉所有这些武器并能组装、使用它们。
我认为特种部队士兵不是一个直接作战的工具。我认为他是一个催化剂，他可以把人吸引到自己的身边，训练他们，帮助他们担当起领导任务，他所携带的武器是第二位的。
所以我花了大量的时间研究个人装备和特种服装，虽然后勤供应部门和其他一些人对这些东西没有好感，认为这些观点太理想化，认为在陆军中最基本的东西是给予士兵一件精良的武器、充足的弹药、身上穿的衣服和脚上穿的鞋子，以及必要的运输手段。
1961年，我到马萨诸塞州内蒂克的后勤仓库，看看有没有可供我们去东南亚的人员使用的热带装备。我去了之后大吃一惊。他们没有任何适用于丛林作战的装备。二战中在丛林和热带地区作战的经验已被丢得一干二净了。
我在后勤博物馆发现了他们所说的“热带迷彩服”。可是这些服装的设计思路和淘粪工的工作服如出一辙，没有任何实用价值。一件衬衣和一条裤子。衬衣有两个上口袋，但没有下口袋。裤子上只有一般的口袋，没有可以携带大件东西的口袋。不过衣服的面料还可以。面料织得非常细密，穿上能够防止蚊虫的叮咬。
于是我说：“好吧，我们来看看。面料不错。我们可以从这里开始。”我接着又说：“给我送一件去，我们进行一些修改，看看能不能把它改得比较适合作战用。”所以我就带了几件他们所说的“热带迷彩服”，在裤子上加了可以放大东西的口袋，在衬衣上加了两只带褶的大口袋。我把胸前的两只袋改成了斜向的，以利于在穿上伪装网的情况下方便手的进出，戴上肩章，在腰部扣上搭襻以便把上衣束紧。衣服袖子设计得比较宽大，在没有蚊虫或者天气允许的时候，可以把袖子卷起来。
在我们的帮助下，军需部门逐步改出了在越南使用的丛林作战服——尽管他们根本就没有承认有必要进行修改。
可是真正做起来却很难。仅仅有关发放丛林作战服的文件就重达好几磅。在第一批服装发放的时候，就下了一道命令，规定只有在战场上穿，而且只能是特种部队穿。
当然这已经是过去的事了。
在结束的时候，他轻描淡写却又恰到好处地说，美国军队非常幸运，因为在美国最终向越南派遣大批部队的时候，我们为特种部队设计的丛林作战服已经得到了普遍使用。
就在比尔·亚伯勒培养造就新型军人的时候，陆军老大还在继续走传统的道路，对这个怪人在北卡罗来纳州所做的事投以非常冷淡的目光，尽管这支部队得到了总统的青睐，得到了相当多的资金（“他们所得到的，就是我失去的”——军队历来是以零和的方式运作的），而且他还有权从最好的部队挑选最优秀的士兵——尤其是其中最优秀的士官——“把他们从陆军中挖走，”这是一位四星上将所说的。
将军们开始窃窃私语，对绿色贝雷帽成为暴发户，对它成为亚伯勒的“私人部队”表示不满。他们的话从来没有公开过，但是多数人还是对经过试验证明有效的东西表示赞同。“在布拉格堡他们让当兵的吃老挝人吃的东西。究竟是干什么？打胜仗要靠火力，不是靠令人讨厌的食物。”有些话说得更明白：“他们在那儿自行其是。他们不遵守规章制度。他们搞自己的一套，不按军队的规定来搞。”
有些指责并不是空穴来风：虽然亚伯勒实际上从来没有违反规章制度，可是他却在任意曲解；只要规章制度上有空子可钻，他就钻。如果对规章制度进行严格的解释，他就钻不了空子了。
他在作辩解的时候，从来不说假话。在不得不临时处理问题的时候，你几乎不可避免地会发现自己在钻制度的空子。实际上，很难想象怎样才能建立起规章制度所没有预见到的组织。
肯尼迪总统遇刺身亡后不久，反对意见达到了高潮。常规思想根深蒂固的现任陆军参谋长H·K·约翰逊将军（马克斯韦尔·泰勒将军担任驻南越大使之后，陆军参谋长的职务由他接任）就是对这种新型军人很不理解的将军之一。他对亚伯勒的所作所为深感不安，认为他走得太远了。
约翰逊的解决办法是：他必须让比尔·亚伯勒知道是谁说了算。在亚伯勒和总统之间还隔了陆军中的好几层呢。他认为亚伯勒根本没把他们放在眼里。
其实，约翰逊是个正直、诚信的人，也是个英雄。在二战中他曾经被日本人俘虏过。在采取行动之前，他先去看了亚伯勒的部队的操练——他离开的时候印象很深。“我跟你说吧，”他对一位将军朋友说，“他组织了一支很棒的部队。”
即使如此，亚伯勒还是得离开。毕竟他已经干了4年，到了该换个地方的时候了。
当时，亚伯勒已经晋升为两星少将。他被派往韩国，作为联合国驻板门店军事停战委员会高级成员。他在那里同朝鲜和中国的谈判代表打交道，他在特种部队的经验使他具备了相当的能力。这项工作不仅要谈判技巧，而且具有心理战和宣传方面的技能。许多观察家说，他是共产党方面在板门店所遇到的最强劲的谈判对手。
从韩国回来之后，他到了五角大楼，所干的一项最重要的工作是负责陆军情报工作（他的正式头衔是负责情报工作的助理参谋长）。后来（1966年）他被晋升为中将，负责在韩国的情报工作大队。1969年他前往夏威夷担任美国陆军太平洋战区参谋长和副总司令。1971年，他在部队服役36年之后退休。
在比尔·亚伯勒担任特种部队司令的时候，他的绿色贝雷帽部队不仅被派往东南亚执行任务，而且还活跃在世界其他几个地方。
他们应一些中美洲和南美洲国家的邀请，从巴拿马的基地派出好几个小分队到了那些国家。例如，在哥伦比亚发生了长达10年的被称为“暴力”的反政府武装暴乱，造成了大约30万人的死亡。绿色贝雷帽部队和哥伦比亚保安部队的官员们一起研究，拿出了一个完整的计划——以民事行为为基础，帮助当地发展经济、医疗卫生和教育——以对付恐怖活动。虽然哥伦比亚还会受到恐怖之苦，但是反政府组织“暴力”的活动结束了。
在美国最北面的地方，绿色贝雷帽用极地的装备，靠狗拉的雪橇、雪地鼬鼠和飞机展开活动，给那里的人看病、看牙，并教会他们如何做计划。
有的绿色贝雷帽小分队在美国托管的太平洋岛屿上活动，修建道路、校舍和娱乐设施。有的在菲律宾活动。还有一些在埃塞俄比亚和刚果（后称扎伊尔，后来又改称刚果）。
1961年，当比尔·亚伯勒担任特种部队司令的时候，特种部队经历了4年的改革和极大的发展。他离开特种部队的时候已经是一名少将。为了绿色贝雷帽部队，他和他的上司经常发生一些不愉快，但他的职业生涯还是挺顺利的。
在这4年的发展期间，有许多优秀的军人加入到已经发生很大变化的美国特种部队的行列。其中一个是年轻的卡尔·斯廷纳上尉。下面该说一说关于他的故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