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为之
（陕西省社会科学院）
党的宣传教育工作为其传播马克思主义，推进中国革命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西北革命过程中各级党组织和西北革命的主要领导人都高度关注宣传文化工作。刘志丹早在甘肃陇东从事革命根据地创建活动的时期就编写了“苛捐杂税，官逼民反；大家起来，实行共产”的唱词教给民问艺人宣传革命，通过陇东老曲子艺人的演唱，传遍了陇东地区，为后来建立革命根据地做了有力的宣传鼓动工作。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在陕甘边照金革命根据地和南梁革命根据地的不同时期都积极致力于宣传教育文化工作，用党的宣传工作去教育引导群众，传播、普及了马克思主义和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提高了人民群众的思想觉悟和政治水平，调动起广大人民群众贯彻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积极性，这一工作的大力开展，对革命根据地的开创、建设和巩固都产生了重要作用，对后来陕甘宁边区的建设做了重要的群众动员工作。
陕甘红军游击队在照金等地的宣传工作对于提高群众觉悟，建立党在那里的群众基础，为开辟照金根据地创造成熟条件作出了重要贡献。1932年陕甘红军游击队占领龙家寨以后，集中于照金、香山地区，一方面加强部队训练，一方面深入村寨，开展群众工作。“当时，部队干部战士挨家逐户地到群众家里，促膝谈心、启发阶级觉悟，宣传土地革命与苏维埃运动，组织分粮斗争，获得群众热烈拥护。……李妙哉原是陕甘红军游击队的一个大队政委，工作经验比较丰富，尤擅长做群众工作。庙湾战斗后，刘志丹从创建根据地的长远目标着想，派他到芋园进行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工作，李妙哉不负期望，经过艰苦细致的工作，终于在芋园扎下根，建立党在芋园的群众基础，这样，开辟照金根据地的条件日趋成熟了。”在建立和巩固照金革命根据地过程中，照金地区人民群众和农民游击队紧密配合主力红军行动，作出了重要贡献，“先后有三十多名优秀子弟参加了主力红军，有百余名热血男儿、英健妇女参加了地方游击队。他们中许多人在保卫根据地的斗争中献出了年青生命。照金群众还积极开展支前活动，男人们不分昼夜为部队运粮送草、修建工事、打造堞墙，妇女们任劳任怨，为部队赶做军鞋、磨面制粉、做饭洗衣。”人民群众对陕甘边照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巩固作出了重要贡献，这其中党的宣传教育工作发挥了显著作用。
南梁革命根据地非常重视开展宣传工作，通过党的宣传工作教育和引导群众，启发群众觉悟，巩固了红色政权的革命基础。
陕甘边党组织和政府将在群众中间开展宣传教育工作看做做好组织群众的重要工作，中共陕甘边特委在《陕甘边特委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陕甘边区党的任务》中提出：“要在深刻的宣传鼓动过程中组织灾民联合会，并且要保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要地方党的同志和群众对妇女群众深刻的宣传鼓动，以组织拥护红军的洗衣队、慰劳队、缝衣队。”陕甘边根据地党、政府和干部群众对宣传教育工作的重视和投入，推动了根据地的建设和发展。
首先宣传教育工作在动员人民群众参加革命、配合军事斗争中起到积极作用，为建设南梁革命根据地创造了条件。南梁苏维埃政府成立之前，红军的革命干部就深入南梁地区的道川，向群众宣传革命道理，宣传南方苏区革命的大好形势，讲地主的剥削和压迫，讲军阀和民团的暴行，大大启发了广大农民的阶级觉悟和革命思想。在农民纷纷要求摆脱阶级压迫和剥削的基础上，他们领导南梁地区村村组织农民联合会，组成了赤卫队，为建立政权创造条件。
根据地领导人亲自参加宣传教育工作，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工作密切结合，有效地发挥了宣传教育工作的作用，推进了革命工作的开展。在军事斗争的基础上，习仲勋、张秀山、张策等到南梁地区积极开展党、政、军工作，甚至挨家挨户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建立了雇农工会、贫农团、赤卫队、少先队、妇女会等群众组织，并且在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和武装群众的基础上，先后在白马庙川、玉皇庙川、小河沟川、豹子川、二将川以及保安的五保川、义正川等地建立区乡一级的革命委员会。以后又逐步建立了南区、庆阳、淳耀等县一级的革命委员会和华池等县一级的苏维埃政府。为建立整个边区的革命政权做好了各方面的准备工作。
利用各种形式，对广大群众全面进行宣传教育工作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宣传工作取得辉煌成就的重要经验。南梁政府成立后，专门成立了文化委员会，由蔡子伟任文化委员长。每逢传统节日或庆祝战斗胜利，文化委员会充分利用平凉曲子、陇东老曲子、陇东道情、快板等文艺形式，组织军民演出“闹红”节目，宣传革命。另外，苏维埃政府还组织宣传队下村串户，利用人们喜闻乐见的形式宣传党的政策，如给荔园堡群众教唱革命歌曲“穷苦大众一条心，跟上红军闹革命，打土豪呀分田地，穷人能过好光景，嗨嗨呀呼嗨，穷人能过好光景”，宣传穷人受苦挨冻的根由，提高群众的思想觉悟，动员他们参加革命。做好妇女宣传教育工作是南梁革命根据地深入开展这项工作的重要举措。南梁苏维埃政府的首任妇女委员长张景文，积极投身到党的宣传教育工作中去。她亲自编唱鼓励妇女解放，参加革命的信天游“婆姨女子放开脚，长发剪成短毛盖，男当红军女宣传，革命势力大无边”，带领开展妇女工作，宣传婚姻自由，开展妇女放足，动员妇女走出家门，参加生产和工作。在她的影响下许多姑娘、婆姨走出家门参加了革命工作。
各级党和西北革命根据地领导人在陕甘边革命活动开展过程中高度关注军队中的教育工作，1934年7月中共陕甘边特委作出的《陕甘边特委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陕甘边区党的任务》中就明确指出：“要扩大军队，必须巩固部队。巩固部队的办法除了加强党的领导外，最主要的是加紧教育训练，今后各连队的政治人员，一方面按照政治课程去教育，另外必须组织列宁室、识字班、政治研究会等以提高战士的政治水平。同时，特委责成革命委员会在后方开设军事政治学校，以训练大批的军政干部，这一任务在目前扩大部队开展游击运动的过程中最为迫切。”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领导人对于军事教育在扩大和巩固军队，保卫革命根据地中的作用有着深刻的认识，并身体力行参加军事教育活动，从而有利地推动了艰苦战争环境中根据地军事教育事业的发展。1932年1月西北反帝同盟军成立后，刘志丹就在部队中开办了军政干部训练班。1933年又创办了随营学校，既学习军事知识，又扫盲识字。1934年3月，南梁苏维埃政府成立后，随营学校在南梁改办为红军干部学校，动开展过程中高度关注军队中的教育工作，1934年7月中共陕甘边特委作出的《陕甘边特委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陕甘边区党的任务》中就明确指出：“要扩大军队，必须巩固部队。巩固部队的办法除了加强党的领导外，最主要的是加紧教育训练，今后各连队的政治人员，一方面按照政治课程去教育，另外必须组织列宁室、识字班、政治研究会等以提高战士的政治水平。同时，特委责成革命委员会在后方开设军事政治学校，以训练大批的军政干部，这一任务在目前扩大部队开展游击运动的过程中最为迫切。”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领导人对于军事教育在扩大和巩固军队，保卫革命根据地中的作用有着深刻的认识，并身体力行参加军事教育活动，从而有利地推动了艰苦战争环境中根据地军事教育事业的发展。1932年1月西北反帝同盟军成立后，刘志丹就在部队中开办了军政干部训练班。1933年又创办了随营学校，既学习军事知识，又扫盲识字。1934年3月，南梁苏维埃政府成立后，随营学校在南梁改办为红军干部学校，后学校迁址豹子川张岔乌鸦寺，改名“陕甘边区军政。干部学校”，成为一所培训红军干部和地方干部的军政学校。刘志丹兼任校长，习仲勋兼任政委，吴岱峰任副校长主持日常工作，马文瑞、蔡子伟等为教员。学校“住房全部是土窑洞，有些是在干校成立后，学员们自己动手挖成的，门窗因陋就简，用木材和木棍做成，室内盘土炕。……学员主要来自部队中下级干部，还有少量地方干部。没有什么正规的教室和教材，给每人发根铅笔和一点麻纸，教员在台上讲或在黑板上写，学员们做笔记。干校的生活也很简单，主食是黄米，蔬菜很少，但羊肉常常吃，大家叫它‘黄米杠子烂羊肉’，生活得很愉快”。学校开设政治、军事、语文、政权建设等课程。当时军事课由刘志丹亲自讲授，卓有成效地提高了学员的军事素养和有关游击战争的知识水平。吴岱峰、马文瑞、蔡子伟等分别教授政治、语文、政权建设等课程。学校共办了三期，第一期1个月，第二期70多天，第三期3个月，共培训军政干部322名，被分配到红军、游击队、赤卫军和边区政府工作，都成了陕甘红军和南梁根据地的中坚，有效地加强了军队力量，巩固了根据地政权建设。
部队中进行宣传教育工作对进一步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武装部队发挥了重要作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部队收编了部分当地武装，对他们进行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对于改造这些部队，非常重要。为改造这些部队，红军领导和战士做了大量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有计划地给他们上政治课，向他们宣传马列主义，讲革命的道理和革命的胜利前途，讲国民党的反动、卖国行为。军队中开展的宣传教育工作对提高这些部队的觉悟，坚定他们的立场，起了重要作用。
陕甘边苏区党政军组织在发布政治、军事、经济等政策和法令的同时，也发布了文化方面的政策和法令，明确地规定陕甘边苏区实施的知识分子政策和文化教育政策，指出对政治上清楚的知识分子，一概相信并分配适当工作，明确了边区的文化教育政策主要是兴办列宁小学，推动农村青少年教育。
根据地领导人的重视是以列宁小学为代表的根据地普通教育和群众教育稳步发展的重要原因。事实上早在陕甘边革命委员会在南梁成立初期，根据地领导人为配合革命斗争的需要，就着眼于下一代培养，促进群众教育的工作。刘志丹精辟地论述了指示的重要性，从历史发展轨迹中总结了知识对于社会发展的意义，指出：“没有知识会犯更大的错误，历史上农民起义总是失败”，“人无知识就变得愚昧狭隘”。为办好普通教育，边区政府委派文化委员长蔡子伟同志负责筹办陕甘边根据地的红色学校——列宁小学。刘志丹、习仲勋、蔡子伟等根据地领导不仅以身作则，亲临学校讲课、作报告，传播革命理念，宣传斗争形势，而且关心学校的具体建设工作。当时学校的笔、墨、纸等教学用品缺乏，刘志丹就从陕甘边军事委员会的经费中挤出30元送给列宁小学做经费，习仲勋也从边区政府的办公用品中挤出笔、墨、纸送给学校，以解决学校教学的需要。列宁小学在霍建德、高敏珍、胡兆阳、张景文等学校领导和教员的努力下，在南梁革命根据地主要领导人和广大群众的大力支持下得到了长足进步，学校白手起家，泥土台当桌凳，石板做黑板，自编教材，开设国语、算术、体育、歌咏等课程。在校学生由1934年3月最初的10多人增加到了1935年春的60多人。从1934年3月至1949年9月新中国成立前的15年时间里，这所具有光荣革命历史和传统的初级小学，共培养毕业生210多人，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新中国成立后的建设培养了有用人才。
作为根据地的教育机关，列宁小学将教授学生知识与宣传革命有机地结合起来，将培养莘莘学子与唤醒群众的革命觉悟密切地统一起来。学校通过给同学们教授“马克思是谁呢？是世界革命的领袖。他终生领导着我们穷苦人革命，还把穷人革命的办法指示出来”，“马克思、恩格斯，世界革命二导师”，“拿刀杀豪绅，拿枪打白军”这样的内容，不但传授了知识，而且传播了革命知识，培养了学生的革命情感。列宁小学适应战时环境的需要，为培养学生保卫革命成果的军事能力，在教学内容中增加了军事课程。学生们拿着红缨枪、木大刀，练习武术、拼杀，培养了他们顽强勇敢的革命精神和长大参加红军的雄心壮志。学校除教学生文化外，还带领他们参加劳动，深入到群众中去，宣传“闹革命，打江山，穷苦人儿把身翻，要想把穷根剜，跟上红军上前线”等革命道理，鼓舞群众参加革命，保卫和建设西北革命根据地。第一所列宁小学创办起来之后，陕甘革命根据地其他乡、村也根据自身的具体情况陆续创办了列宁小学，推动了根据地普通教育事业的发展，很好地传播了革命思想和先进文化知识。为全面提高西北革命根据地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根据地党和政府非常注重发展成人教育，通过宣传教育进一步提高根据地群众的革命积极性。为提升群众的文化水平，根据地各个地方相继成立了成年人识字班，开展扫除文盲活动。如华池县各区还开展了“列宁文化运动”，在南梁、刘坪、白马庙、柔远等地办起了16处扫盲识字班和夜校。教学内容上成人教育在识字的基础上，相继增加了默写、唱歌、时事、卫生等内容。这些举措最大限度上使农民和战士掌握了更多的文化知识，大力发展了革命教育事业。
通过出版红色刊物来推动党的宣传工作，既体现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领导人对利用新传媒开展宣传教育工作的重视，体现了陕甘边区特委和政府能够得心应手利用新传媒方式开创宣传文化工作的新局面，又表明了根据地文化建设工作，乃至整个根据地建设进入了一个欣欣向荣的新阶段。为了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团结、教育、激励人民群众，1934年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于南梁根据地荔园堡创办了《红色西北》，1935年1月20日陕甘边特委在南梁创办了党内刊物《布尔塞维克的生活》。中共陕甘边特委宣传部长龚逢春兼任主编的《红色西北》，以黑、红、蓝三色油墨套印，编排精巧，图文并茂，表现了根据地在刊物印刷和出版方面的力量。作为中共陕甘边特委、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机关报，《红色西北》主要刊登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建设等消息，尤以红军战讯为最多，并刊登陕甘边党政军领导机关的某些决议和宣传号召性文件，有力地配合和推动了陕甘边根据地的各项斗争和建设。对于《红色西北》的出版工作，根据地领导倾注了心血，刘志丹、习仲勋、惠子俊、蔡子伟等陕甘边区党政军领导经常为《红色西北》撰稿，他们还派人设法搞来油印机和质地较好的有光纸、蜡纸和油墨，保证了刊物的印刷质量，使这个刊物受到党政工作者、红军指战员和根据地人民的欢迎。领导人的关注和根据地的建设成果共同促进了文化事业的发展和繁荣。
陕甘边区文化出版事业的发展，又进一步促进了党的宣传事业。正如《布尔塞维克的生活》宗旨所说，。“为了使广大党员群众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坚定的把握上，铁一般的团结起来，为了加强党的战斗力量，……提高每一位党员的政治水平，传达党的经验教训，交换一党的工作方法，并传达一切政治及群众斗争的消息，以引起党员的工作积极性”，“英勇的来领导千百万广大劳苦群众的斗争，争取西北以至全中国苏维埃革命的最后胜利”，陕甘边区特委和政府创办革命刊物的初衷就是要利用它来宣传马克思主义，通过党的刊物来提高党员的政治水平和工作能力。这些刊物对于更好地繁荣西北革命根据地党的宣传事业发挥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