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文学
（解放军西安政治学院）
历史杰出人物之所以杰出，就在于他们是在实现国家、民族、大众的社会价值中去升华个人价值。唐太宗吊唁魏徵时痛哭失声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我们今天纪念刘志丹，其目的意义在于学习他的革命精神，保持党的先进性，以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也是刘志丹和成千上万革命先烈的遗愿。
现在有些人不愿意谈，甚至回避“革命”这段历史，我认为这是不符合中国历史事实的历史虚无主义态度。在革命战争年代，谈不上物质条件，革命胜利主要靠的是革命精神，最主要的是牺牲奉献精神。刘志丹的革命精神是多方面的，我想结合当今党的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谈谈刘志丹的革命精神的深刻启示。
毛泽东曾经指出，人是需要一种精神的。没有这种精神，就是行尸走肉。精神支柱是民族的力量源泉。人类社会的发展，不仅需要强大的物质动力，而且需要强大的精神动力，甚至在一定的条件下，精神动力对社会发展所起到的作用更大。和革命战争年代相比，当代中国发展所处的世情、国情、党情等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刘志丹和成千上万革命先烈所铸造的革命精神却具有长远的价值和永久的意义。
胡锦涛指出：“理想信念，是一个政党治国理政的旗帜，是一个民族奋力前行的向导。”理想决定行动，有共同的理想，才会有共同的步调。刘志丹出身于秀才之家，但自从选择了革命的正确道路以后就从未动摇过。青少年时期的刘志丹，在进步思想的熏陶下，萌发了改造社会、振兴中华的愿望。刘志丹在榆林中学求学期间，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教育，确立了坚定的人生信念，对共产主义产生了深刻的信仰。对祖国表示出的强烈热爱与忧患之情，是他信念坚定不移的根源所在。刘志丹的理想信念一经确立，就坚如磐石，始终如一。从在革命的洪流中加人中国共产党之日起，他就把一切都献给了党，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对自己的选择没有怀疑过，对自己的信念没有动摇过。他坚定地表示：“入党就是要为自己的信仰奋斗到底。作为一个人来说，奋斗到底，就是奋斗到死。”
为了革命事业，刘志丹在极其险恶的环境下，过着食不果腹，衣不避体，钻山洞，住丛林，随时都有生命危险的生活；受到敌人多次通缉追捕，家中房屋被烧、财产被抢、亲人被杀、祖坟被挖、家人无处避身，他甚至沿途讨饭；他所走的是一条充满荆棘与坎坷的革命道路，虽几经挫折，出生入死，多次蒙冤，身陷囹圄，但却信念更坚，斗志更旺，锐气更足；冒着生命危险，出生人死，利用各种关系与矛盾，在陕甘地区的军阀部队中举行过大大小小几十次兵变，虽然均遭失败，但他从不气馁，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百折不挠的革命气概。
刘志丹从1925年春加人中国共产党到1936年4月牺牲的十多年里，始终以党的奋斗目标为自己的理想信念，坚定不移地为革命赴汤蹈火，百折不挠，越斗越勇，直至英勇献身。1943年朱德代表党中央和八路军在延安公祭刘志丹的大会上致辞说：“刘志丹自大革命起直到为党牺牲，均在各种不同的环境下，以不同方式组织革命军队，虽屡遭失败，但他百折不回，至死不变，垮了再来，再垮再来，这种精神和毅力是建军的基本条件。如果有人要问共产党员是什么样子，那么就请看看刘志丹同志。”
刘志丹为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设树立了光辉榜样。当今中国，全国各族人民更需要能有效凝聚各个方面智慧和力量的共同理想和信念，这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但是，应该看到，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由于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经济全球化和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党内和社会上出现了共同理想信念弱化、动摇，尤其是部分党政干部忽视思想理论素养的提高，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存在着偏差和误区，理想信念动摇，宗旨意识淡漠，把实现个人价值和建设小康之家作为自己的理想和追求，这违背了共产党人应有的革命精神和理想信念。
保持党的先进性和全民族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体现在个人身上，就是要有更高尚、更美好的人生追求。在革命战争年代，就是要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人民解放而奋斗；在当代，就是要继承革命先烈的遗志，把我们的共同理想都集中在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上。一个高尚的人，就在于他能以崇高的理想、信念和人生追求作为精神支柱，从而能够进行高尚的思维和做出高尚的事迹，那就要像刘志丹等同志一样始终具有崇高的理想、信念、信仰，始终明确自己为什么而活着。一个人如果只是为自己、为家庭而活着，意义是很有限的。只有为国家、为社会、为民族、为集体、为他人的利益，尽心竭力地工作，毫无保留地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这样的人生才有真正的意义，才是光荣的人生、闪光的人生。
人民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人民群众是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胜利之本和力量源泉，是决定党的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是共产党人的最高行动准则。毛泽东称赞刘志丹是“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刘志丹二十出头就成为陕北出名的革命家、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得到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和热烈拥护，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及其领导的红军时时处处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把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
刘志丹所领导的革命运动，使穷苦民众从得到的实实在在的利益中看到了共产党确实是他们的代表者。土生土长的群众领袖刘志丹是一位非常艰苦朴素、密切联系群众的领导人。他的着装与陕北群众一样：穿着没面的羊皮袄和粗布衣，头上扎着陕北“虎头包”式的白毛巾，长年奔走在一年四季只能身披老羊皮，连内衣都没有的穷苦百姓中间，成为陕北的“活地图”。他虽然担任着师长、军长、主席等重要领导职务，但群众战士见了他都亲切地称呼他为“咱们的老刘”。他就像一团火，无论到哪里，都以强烈的革命热情，感召着周围的每一个人，使他们从具体的实践中认识革命，投身革命，支持革命，形成团结战斗的集体和无坚不摧的力量。刘志丹能在陕北屡挫屡起，就是因为有一批批穷苦民众始终跟他闹革命，并把争取生存、温饱和解放的希望寄托于他举起的红旗。
人民相信、支持、拥护、热爱刘志丹，是因为刘志丹代表的是共产党，心里只有人民。刘志丹无论在地方还是在部队，都非常重视时时处处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与战士的利益。部队没收土豪劣绅的财物首先分给劳苦大众，然后才是部队。部队分配东西时，先分给战士，然后才是干部，有次只剩下了一条女人穿的花棉裤分给刘志丹，他就翻过来穿。他的一双布鞋白天穿在脚上，晚上枕在头下。群众慰问送来的猪、羊肉、白面等，先分给先锋连和义勇军，然后按数量多少分给各部队。行军作战命令，由他自己亲手起草；每晚的口令也是由他自己拟出；每到一地宿营，只要有空必定亲自做饭。他既没有勤务员，也没有警卫员，只配有一匹马、一个马夫兼炊事员，他的马经常是伤病员骑，自己步行。他九死一生、百折不挠创建革命军队和根据地，时时处处为群众和战士利益着想，自己却一生清贫，牺牲时遗物只有几份文件和几支香烟！这就不难理解刘志丹为什么在西北根据地内享有这么高的威信和他领导的革命具有那么强的吸引力。正如林伯渠所说的：“志丹一生献身革命，对党、对自己所热爱的人民，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所创造起来的边区，是和他的血肉分不开的……”
刘志丹的一生始终坚持把党的事业作为自己的事业，除了党和人民的利益，没有任何自己的特殊利益，他给我们留下的是共产党人的崇高品质和楷模形象，在当今社会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人心向背是决定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兴亡的根本因素。广泛地拥有和牢牢地掌握绝大多数人民群众，这是一个党执政的群众基础和选民基础。得人心者得天下。只有获得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广泛地拥有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人民才会在与时俱进的历史发展中选择共产党做他们的代表，共产党才能长期执政。在这方面，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教训是极为深刻的。苏共是一个有88年历史、执政74年的老党、大党，在历史上曾写下无数辉煌。当这个党有20万党员的时候，建立了苏维埃政权；有200万党员的时候，打败了希特勒；但当它拥有2000万党员的时候，却丧失了政权。为什么呢？原因很多，其中一个根本原因就是失去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在苏联，85％的人都认为苏共代表的不是他们的利益，而代表的是党的官僚和国家机关干部的利益。正是苏联党群关系的首先解体，才导致了苏共和苏联解体的悲剧。苏联剧变后的进程证明，最大的赢家不是黑市倒爷，甚至也不是持不同政见者，而是过去党和政府的各级领导成员，他们摇身一变成了今天俄罗斯的新显贵。据俄罗斯《消息报》报道，到1996年苏联官员出身的人员，在总统周围占75％，政党领袖中占57.1％，地方精英中占82.3％，政府中占74.3％，经济领域精英中占61％。美国一个专门研究俄罗斯问题小组的负责人弗兰克·奇福德说：“苏联共产党是唯一一个在自己的葬礼上致富的政党。”可以说，搞垮苏共的主要力量并不是反共分子，而是苏共党内的腐败分子。据俄国学者估计，勃列日涅夫时期苏共内部形成的“特权阶层”有50万～70万人，加上他们的家属，共有300万人之多，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5%。苏共的垮台和社会主义苏联的解体，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苏联既得利益集团的“自我政变”。
苏联共产党丧失政权的历史教训警示我们：任何一个政党的执政地位都不是一劳永逸的，每个执政党必须有忧患意识，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政治问题从根本上说，就是对待人民群众的态度问题、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的事实证明，腐败导致民心丧失，最终丧失政权。
我国改革开放30年来的发展，确实使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大变化。但也应该看到还面临着许多挑战性问题。最近，《人民论坛》杂志进行了“未来十年十个最严峻挑战”问卷调查，“腐败问题突破民众承受底线”，居十大问题之首；“贫富差距拉大，分配不公激化社会矛盾”，成为第二大挑战。腐败问题和贫富差距拉大问题二者密切相关，如果不能有效遏制，后果极其严重。惩治腐败是我们党的一贯立场和方针，而且惩治腐败的力度逐年加大，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赢得了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但毋庸讳言的是，腐败刘志丹革命精神的当代启示并未得到有效遏制，在某些时期、某些地方、某些领域甚至还呈蔓延之势，主要表现在犯罪的人数越来越多，职务越来越高，金额越来越大，腐败的“出生率”大于“死亡率”的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的同时，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确实得到了提高，2008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位居世界第三位，进出口贸易总额连升三位居世界第3位，外汇储备跃居世界第一位。人民群众得到了更多改革和发展的实惠，城乡居民生活水平进一步提高，生活质量进一步改善，“人均国民总收入”步人中等收入国家。但在社会财富极大增长的同时，贫富差距逐步拉大，基尼系数越过警戒线，社会的贫富差距已突破了合理的限度。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在整个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一定要使群众得到应该得到的、看得见的物质利益，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要使群众得到的、看得见的物质利益不断有所增加。这样才能使群众愈来愈深刻地认识到实行改革开放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祖国的富国之道，也是自己的富裕之道，更加自觉地为之共同奋斗。正如胡锦涛指出的：“群众利益无小事。”“要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和真心实意对人民负责的精神，做到心里装着群众，凡事想着群众，工作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要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为群众诚心诚意办实事，尽心竭力解难事，坚持不懈做好事。”这样，我们党才能获得取之不尽的力量源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才会生机勃勃。
使命意识是指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一定阶级、阶层或政党的成员对其所肩负历史使命的深刻认同进而产生的一种要为完成这一使命而献身的自觉意识。
党的十七大强调指出：“我们党白诞生之日起就勇敢担当起带领中国人民创造幸福生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为了完成这个历史使命，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前赴后继，无数革命先烈献出了宝贵生命。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必须继承承担好这个历史使命。”刘志丹就是为了实现这一历史使命而为之流血牺牲、献出宝贵生命的一位。我们今天纪念他，就是要学习他的这种使命意识，完成他未竞的事业。
毛泽东曾经说过，刘志丹“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精神，永远留在党与人民中间，不会磨灭的”。刘志丹在其为革命奋斗的短短十多年里，曾先后三次被捕，多次被错误地降职和无端指责，但他都能坚持真理，决不随波逐流，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他多次被降职，并错误地受到处分，但他从没有怨言，更不计较职务地位高低，不论在上面，还是在基层，都照样努力工作。在身陷逆境的情况下，他始终维护团结，顾全大局，对党毫不动摇，忠心耿耿。特别是王明“左”倾错误使刘志丹深受其害。刘志丹宁愿自己被捕也想方设法保护前线的同志。刘志丹在狱中戴着手铐和脚镣，面对随时都有可能被活埋、枪毙的危险，却泰然处之，并向同狱的同志说：“我们死也不能说假话。黑云总遮不住太阳。”保持了一个真正共产党员的气节。在党中央的关怀下刘志丹重返革命队伍后，还多次强调：“革命利益高于一切，要识大体顾大局。要绝对服从中央领导，听从中央调遣。”正如周恩来评价刘志丹时所指出的：“志丹同志对党忠贞不贰，很谦虚，最守纪律，他是一个正真具有共产主义品质的共产党员。”党中央也指出：“刘志丹等同志所坚持的政治路线和立场是正确的。”“当陕北‘肃反’问题未彻底弄清楚时，他们一贯地把握了布尔什维克立场和态度，这是值得我党同志们学习和效法的。”
当代中国，强调保持党的先进性和党的执政地位，强调做好本职工作，最重要的是要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正确的权利观、地位观、利益观；尤其是共产党员必须确立忠心耿耿为党为国为民族竭尽全力地工作的意识。敬畏使命、忠诚使命、献身使命，就像刘志丹那样，毫无自私自利之心，始终保持和发扬艰苦奋斗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就能够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始终做到拒腐蚀、永不沾，经受住权力、金钱、美色的考验，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创新是社会发展的基础，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真正的创造活动总是给社会产生有价值的成果。人类的文明史实质是创造力的实现结果。
刘志丹在领导创建陕甘红军和根据地过程中，坚持把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创造性地指导工作。他的革命胆略和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来自于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党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的学习理解，来自于他敏锐深邃的洞察力和实事求是的作风，来自于他对人民的无限热爱和对敌人的无比仇恨。刘志丹胸怀宽广，身居丛林窑洞，心想全国革命和人民的解放事业，工作实事求是，又善于在实践中学习和总结经验，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他能够坚定地为理想信念奋斗的根本条件。
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西北地区革命斗争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是他立于不败之地的精神武器，也是他能够驾驭各种复杂斗争局面和战胜各种艰难险阻的理论旗帜。在革命斗争中，刘志丹很善于总结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在经过无数的失败挫折与成功后，刘志丹形成了适合西北地区军队和根据地建设的许多重要思想，如军队建设思想、军事战略战术思想、建立革命根据地思想、建立统一战线思想等。
在这里，我想着重谈谈刘志丹关于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思想和渭华起义的特殊意义。刘志丹比较早地认识到建立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他强调：“一个革命军队没有根据地就如同一个人没有家一样，就难免处于困境，甚至遭受失败。”他认为，在革命力量暂时还很弱小的情况下，根据地只能建立在反革命力量薄弱的地方。他每到一地，就开展地方工作，找当地党政同志谈话，派军队人员帮助建立党政机关。依靠群众，开展土地改革，进行根据地的经济、政治、文化建设。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陕西省委号召共产党员到农村去，到军队中去，准备力量，武装反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1928年3月，省委决定在党的力量强大、群众基础较好的渭华地区发动起义，以陕西东部为暴动区，成立中共陕东特委，省委常委刘继曾兼任书记。省委书记潘自力到渭华地区布置检查，准备在5月初组织农民起义。5月1日，在陕西省委和陕东特委的领导下，渭（南）华（县）地区农民在渭华原上分片召开群众大会，宣布举行起义，建立了区、乡苏维埃政权及武装力量陕东赤卫队。5月10日，由陕西省委掌握的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八路新编第三旅（旅长许权中），在唐澍、刘志丹等人率领下，由潼关开往渭华地区，参加渭华地区农民起义。在华县高塘镇起义部队改编为西北工农革命军，总司令唐澍，军委主席刘志丹，政治委员刘继曾，参谋长王泰吉，军党委书记吴浩然，总顾问许权中。全军千余人，设四个大队和一个骑兵队。工农革命军与起义农民相结合，在很短时间内，渭华地区武装斗争风起云涌，很快形成了以华县高塘、渭南塔山为中心，东至少华山，西到临潼，北接渭河，南连秦岭，约200平方公里的红色割据区，苏维埃政权在华县、渭南、五一（民国初期县治，今属渭南市临渭区）三个县48个区、村建立。虽然起义仅仅坚持了50多天，但其特点及为后来建立陕甘根据地的贡献值得总结和研究：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中国民主革命的实质是农民问题，武装斗争实质上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以农民为主体的新式农民战争，特别是大革命失败后，敌强我弱，敌人长期占据中心城市，农村敌人力量相对薄弱，党的工作重心在农村。对于这一基本国情和革命特点，陕西省委和刘志丹的认识比较早，实践上也走在全国前列：第一，将起义地点选择在农村，方向正确。这与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一开始在城市或进攻城市不同。第二，在全国开党领导的军队与农民相结合发动大规模武装起义建立革命政权的先河。这与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一开始要么是党领导的军事力量，要么是党领导的军事力量和工人武装及工人运动相结合不同。第三，渭华起义为在西北地区探索中国革命胜利道路作出了贡献。渭华起义失败后，刘志丹又为创建根据地奋斗了七年之久，与其他同志一起，创建了陕甘革命根据地，最后与陕北根据地统一为西北根据地，成为红军万里长征后党中央和各路主力军的落脚点和中国革命胜利的出发点，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地。我认为，对于这些还应该进一步总结和研究，使之成为陕西的“特色”和“名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