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美杰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
西北革命根据地是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由陕北、陕甘边两块根据地合并建立起来的。这块根据地从其前期1932年3月建立的第一块寺村塬根据地起至1937年2月成立的陕甘宁边区时止，历时四年又十一个月。这其间经历了无数次曲折反复，艰苦斗争。根据地军民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牲，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在西北革命根据地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人依靠自己创建的武装力量，高举土地革命的旗帜，坚持武装斗争，在大江南北的广大农村先后开辟了如井冈山、中央、湘鄂西、鄂豫皖等十多块根据地。可是，一个时期的中央领导工作在“左”倾冒险主义和“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主持下，使苏区党的组织损失90％，白区损失殆尽。在中央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各根据地红军被迫先后撤离，进行战略转移。西北革命根据地在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马明方等人的领导下，抵制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影响，带领军民从实际出发，执行正确的方针政策，贯彻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粉碎了国民党军一次又一次的“围剿”，根据地不断巩固、扩大。在鼎盛时期，西北革命根据地东临黄河之滨，西迄六盘山下，北到长城，南至桥山。曾建立陕甘边、陕北、陕甘晋省，神府、关中特区等及所属53个县苏维埃政府，成为比较完整的一块较大的根据地。
1934年10月，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被迫撤出中央根据地，开始战略大转移，进行长征。长征途中，中央政治局曾几次召开会议讨论落脚点的问题，有的没有定论，有的虽然决定了方向和目标，但由于客观形势的变化未能实现。1935年9月20日，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到达甘肃岷县的哈达铺。根据从当地找到的报纸上获悉陕北红军和根据地仍然存在的情况，毛泽东提出到陕北去。9月27日，中央政治局在通渭县榜罗镇召开会议，正式决定把长征的落脚点放在陕北。长征以来，这个一直困扰中央的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当红军行进到陕甘分界碑的六盘山山顶时，毛泽东高兴地说：“我们已经走过了十个省，走下山去就进入第十一个省陕西省了，那里是我们的根据地，我们的家。”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西北革命根据地，避免了国民党军接连不断的堵截追击，结束了一年来的长途跋涉。从此，开始了中国革命新的历史时期。
从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至1937年2月，西北革命根据地就成为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的所在地。中央党政军领导机关先后驻吴起镇（今吴旗县）、甘泉县下寺湾、瓦窑堡（今子长县）、保安（今志丹县），1937年1月13日进驻延安。在这里领导和指挥西北革命及全国各路红军突围长征。1935年9月16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长征首先到达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延川永坪镇，与创建西北革命根据地的西北红军合并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五军团，拉开了全国红军会师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序幕。11月6日，中央红军与红十五军团会师于甘泉县象鼻子湾。1936年9月下旬，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到达甘肃南部。在西北根据地军民的策应和大力支持下，10月9日，红四方面军指挥部到达会宁，与红一方面军会合。22日红二方面军的红二军团在静宁将台堡、23日红六军团在兴隆镇同红一方面军会师。至此，全国各路红军主力会聚西北革命根据地。西北革命根据地真正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工农红军的大本营和全国革命的领导中心。
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西北革命根据地就在中央的直接领导下，这时，这里发生的一切，无论是从时空或地点来看，都与西北革命根据地不无关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完整系统的形成和成功实践也是如此。九一八事变和华北事变后，中国面临着严重的民族危机。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号召全国人民动员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接着党领导了“一二·九”学生运动，掀起了要求停止内战、抗日救亡的强大群众斗争。这时的斗争目标一方面是号召民众动员起来，积极参加抗日；一方面是揭露蒋介石不抵抗主义，投降卖国行径，总的方针和口号是“反蒋抗日”。中共中央到达陕北还不到两个月，就在西北革命根据地中心瓦窑堡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制定了在新形势下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瓦窑堡会议是统一战线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完整系统理论和正确方针政策的形成。1936年5月，红军在中央机关驻地瓦窑堡，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通电，并与当时进攻红军的国民党东北军和西北军实现了停战。这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斗争策略，已由“反蒋抗日”发展到联合各阶层、各阶级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的“逼蒋抗日”。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迫使国民党停止内战。七七事变爆发后的1937年9月23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实现了国共第二次合作，形成了新的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根据瓦窑堡会议精神，这个统一战线不仅包括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等进步力量，而且包括民族资产阶级、民主党派、部分地方实力派和其他爱国分子等中间力量，还包括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顽固派。确定了在统一战线中坚持党的领导和独立自主原则，采取“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方针，执行“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对消极抗日的反共顽固派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新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内容、原则、方针、政策等，都是在西北革命根据地形成和施行的，在这里得到了成功的实践。
中共中央根据新时期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所制定的新政策，或对过去所执行政策的修改和调整，也都是首先在西北革命根据地试行和执行的，有些是在这里取得经验后向其他根据地推广或提供借鉴的。
牵制了国民党大量军队，策应各路红军的战略转移。中央红军长征后，国民党蒋介石在调集兵力围堵追击的同时，又调集军队“围剿”西北革命根据地，致使其战线拉长，南北不顾。1935年2月，蒋介石调集26个团的兵力，对西北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二次“围剿”。根据地红军在刘志丹等领导下，经过十多次战斗，先后解放了延长、延川、安定、安塞、靖边、保安六座县城，粉碎了国民党军的“围剿”。当年7月，蒋介石又调集阎锡山、高桂滋、井岳秀、马鸿逵等部15万人，对西北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三次“围剿”，妄图一举摧毁根据地，消灭西北红军，使长征中的各路红军无立足之地。在刘志丹指挥下，西北红军先后取得绥德县老君殿、吴堡县慕家原寨子、定仙墉、横山等战斗的胜利，给进犯之敌以重创，使晋军龟缩在黄河东岸，不敢西犯。西北根据地的反“围剿”战争，牵制了国民党大量兵力，客观上起到了减轻各路红军在长征中的压力，策应红军战略转移的积极作用。
壮大了革命武装力量。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西北革命根据地前夕，根据地的正规红军部队已发展到5000多人，各路游击师，游击纵队、支队总数已达4000多人，与红二十五军合编后的红十五军团，正规红军已近万人。红军和游击队的装备已有很大改善，战略战术水平也有很大的提高。为了扩大和巩固根据地，人民踊跃参加红军。1936年初，陕北省根据中央《关于猛烈扩大红军的指示》，接受中央下达招收7000人的任务，仅三个月时间，就有9000多人应征人伍。富县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就招收1000多人参加红军，陕甘军委军事部派人组织成立独立团，后编人红二十九军。短短几个月，红军和地方武装力量就达到3万多人，仅渡黄河东征的正规红军就有1.4万多人。这支武装力量与后来的红二、四方面军会合，成为抗日的急先锋，中华民族的精英。
为党和国家培养造就了一批高级干部，西北革命根据地在刘志丹、谢子长的领导和培养下，涌现出了一批无产阶级革命家、党政军高级领导干部，如习仲勋、马明方、马文瑞、阎红彦、杨森、杨琪、张秀山、张达志、王世泰、贺晋年、张策、郭洪涛、张邦英、龚逢春、刘景范、崔田民、蔡子伟、高朗亭、李赤然、王兆相等。他们不但为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为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立下了丰功伟绩，而且为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优良的传统为后来形成的延安精神打下了基础。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根据地形成了优良的传统，如实事求是、艰苦奋斗的精神。根据地和红军的领导者能够抵制“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影响，从实际出发，制定方针政策。他们在领导群众土改中，对地主不搞肉体消灭，给富农以出路；在军事战略上，坚持农村割据，开展游击战争，不攻打大城市；在统战工作中，团结国民党中的爱国人士，争取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他们提出创建自己武装的三种形式，即白色的（派人做争取国民党军队及地方民团的工作）、灰色的（派人做土匪武装的争取工作）、红色的（创建工农武装）。红军长期转战深山老林，餐风宿露，经常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党政军人员没有房住，自己动手挖窑洞、造土炕。为了减轻人民负担，自己动手开荒种地。又如坚定的信仰、百折不挠的革命意志。根据地主要创建者谢子长先后参与领导清涧起义、渭华起义，到国民党军中做兵运工作，失败了，重新起来再干，毫不气馁、动摇。全家有11人参加革命，9人牺牲，剩下老少寡妇继续革命不灰心。大革命时期加人共产党的王泰吉，在领导麟游起义、参加渭华起义失败后，曾两度被国民党当局关押，他在临刑前赋诗：“功名不必自我成，革命实践做先锋。遗嘱同志莫顾虑，宇宙将来到处红。”再如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不惜牺牲个人一切的精神。根据地主要创建者刘志丹，曾多次受“左”倾错误领导人的排挤、打击，几次降职以至降为普通一兵。在错误“肃反”中，通讯兵把逮捕他的密件交给了他，他完全有机会脱险，但他为了不致引起党的分裂，无视个人安危，毅然来到瓦窑堡，直至被捕。曾任中共陕甘边特委书记的张秀山、红军陕北第三团团长王兆相、中共神府特委组织部长毛凤翔三人的父亲在土改中被错杀，但他们都以大局为重，毫不计较个人恩怨，坚持革命不动摇，为党为人民作出了重要贡献。所有这些，都为后来延安精神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为根据地的创建和迎接中央的到来，作出了英勇的牺牲与无私的奉献。根据地在创立和发展过程中，屡遭国民党军和反动民团的围攻，根据地内游击队和红军的指战员们不怕流血牺牲，英勇抵抗。为反击敌人“围剿”保卫根据地牺牲的指战员和革命群众数以千计，其中突出的代表有谢子长、刘志丹、李妙斋、畅森、黄更、钟学高、谢绍安、杨重远、白明善、王兆卿、毕维舟、谢维俊、周冬至、王满堂等。西北革命根据地人民不会忘记这些长眠于黄土高原的英雄们。
西北革命根据地虽地域偏僻，土瘠民贫，但人民还是节衣缩食，千方百计为中央红军筹粮、筹款，各方动员做好战地勤务工作。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吴起镇农民捐粮2.5万斤，猪羊50多头（只），几千斤羊毛和成百匹布。陕北省筹粮970余石，赤源县筹款1600多元。群众争先恐后地把伤员接回自己家里疗养，仅赤源县六区一次就安置伤员200多名。在直罗镇战役中，富县和中宜县就组织了数百副担架转送伤员和军用物资。红军东征时，仅绥德、清涧两县就在20天内造船60多只，延水县出担架1000多副、驮畜800多头。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仅四个多月，陕北省妇女就做军鞋8486双，袜子553双，延川县在四天内就赶缝军服3000多套。根据地内军爱民、民拥军，军民亲如一家人的感人场面，随处可见，谱写了一曲曲动人的凯歌。“千家万户把门开，快把亲人迎进来，热腾腾的油糕摆上桌，滚滚的米酒捧给亲人喝……”这首脍炙人口的陕北民歌《山丹丹开花红艳艳》，就是当时情景的真实写照，至今流传，经久不衰。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军民关系，成为后来不断开展“双拥”工作的光辉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