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蓉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史册中熠熠生辉，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其创建和发展，是艰苦奋斗的结果，也是革命的硕果。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高举着鲜艳的革命旗帜，具有鲜明的特色。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对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不朽的贡献，是党和人民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是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支持下，经过几年的浴血奋战，在艰苦的斗争中创建的一块十分重要的革命根据地。这个根据地的基本历史定位是：
时间——始于20世纪30年代。
地点——在陕西和甘肃陇东的结合地区，包括陕西保安（今志丹）、安塞、甘泉、富县、中部（今黄陵）、宜君、旬邑、淳化、耀县和甘肃庆阳、合水、宁县、正宁等县的部分农村。
地位——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发动广大群众，开展土地革命，创建地方工农红军，建立起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全国“硕果仅存”的革命根据地，为党中央和红军长征提供了落脚地，是八路军挺进前线抗战的出发地，全国各解放区的指挥地，解放大西北的战略基地。总之，这块根据地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占有独特而极为重要的位置。
1．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有着深厚的政治和组织、群众基础
陕甘边区，很早就受到革命的影响。1925年10月，冯玉祥领导的国民军刘郁芬师进驻甘肃，共产党员宣侠父、钱清泉受中共北方区执委和李大钊之托，随国民军到达兰州。宣、钱到兰州后，很快与张一悟等人取得联系，同年底建立中共甘肃特别支部。活动至1927年2月，因为国民党右派的破坏，钱清泉等人离甘，支部停止活动。在此前的1926年6月，在中共绥德特支的基础上组建中共绥德地方执行委员会，受北方区执委领导；后改归中共陕甘区执委，党员发展到190余名。1927年3月成立中共陕甘区委时，下属7个地执委、4个部委和直属的16个特别支部、4个支部，党员388名。中共陕甘区委确定党的工作原则是：工作集中，人才集中，工作重点首先致力于农民运动。在地域上，首先集中于陕西，渐及甘肃。中共陕甘区执委积极开展群众工作，统一领导陕甘地区（包括陕北）的群众组织，包括青年团陕甘区执行委员会，陕西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省学生联合会、省青年社等。同时大力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在集中开展陕西工作的同时，中共陕甘区执委决定派人到甘肃秘密重建党的组织。1927年3月成立了兰州、导河（即甘肃临夏）、平凉、宁夏特别支部。到1927年6月，中共陕甘区执委的党员达到21117名。在中共陕甘区执委的直接领导和组织下，广大群众开展反军阀、反帝国主义斗争，支援国民军联军出关参加北伐战争，镇压土豪劣绅与贪官污吏，严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到1927年6月底，仅陕西省的农协组织即遍及60余县，会员达37万余人，农民自卫武装人数在10万以上，陕西的农民运动成为北方农民运动最高涨的省份之一。在中共兰州特支的领导下，兰州青年社等青年组织积极开展活动，创办刊物，宣传共产主义，抨击国民党右派，先后发展青年社员约300人。中共陕甘区执委还创办机关刊物《西北人民》，宣传革命主张。工人运动与农民、妇女、青年学生运动互相配合，促进了陕甘地区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
1927年4月、7月，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发动反革命政变后，陕西反动当局也大力清党反共，解散革命团体，镇压群众运动，西安面临一片恐怖。为了适应突然变化的形势，中共陕甘区执委决定紧急通知各级党组织尽快由半公开活动转入完全秘密状态，重要干部秘密离开西安。7月，中共陕甘区执委撤销，组建中共陕西省委。
从1927年冬起，中共陕西省委遵照党的八七会议精神，组织领导了一系列武装起义；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大屠杀及其反动统治。1927年10月12日，唐澍、李象九、谢子长等领导发动了清涧起义。1928年5月1日发动渭华起义；5月7日发动旬邑起义；5月9日发动淳化起义；还有共产党员王泰吉等组织领导的麟游起义，三原、泾阳、礼泉围攻县城斗争，澄城农民驱逐反驻军的斗争，永寿农民围攻县城斗争。这些斗争虽然最后都失败了，却动员和鼓舞了人民群众同反动派斗争，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嚣张气焰，积累了革命的经验教训，培养和锻炼了一批革命骨干。这也为以后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奠定了深厚的政治和组织、群众基础。
2．陕甘边根据地经历了以寺村塬、照金和南梁为中心的三个阶段
1928年3月，中共中央通过《陕西工作决议案》，提出实行工农武装暴动，建立苏维埃政权，是革命发展的前途。同年下半年，中共陕西省委派刘志丹、谢子长等返回陕北，参加陕北特委领导工作。刘志丹、谢子长后被陕北特委派到陕西、甘肃两省交界一带开展兵运工作，实际上就是打人国民党部队，培植革命力量。1929年5月，刘志丹回到家乡保安县，在当地党组织的配合下，当上了县民团团总，他利用这一职务选派一批党、团员进人民团，将保安县民团改造成为革命武装。1930年1月，刘志丹赴南梁一带进行社会调查，深入了解哥老会和民间武装情况。以后，又和谢子长一起打人宁夏骑兵第四师苏雨生部、甘肃庆阳军阀谭世霖部开展兵运工作。1930年10月，刘志丹等在地处陕甘交界的太白镇发动起义，建立起一支100余人的游击队，后又被称为南梁游击队。其后，部队遭到敌人袭击，刘志丹又和地方军阀谈判，使队伍得到休整和补充。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部队中开展的兵运工作，为举行武装起义，建立革命武装，开辟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1）以寺村塬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时期（1932年2月一9月）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立是一个非常艰苦和复杂的过程。以寺村塬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是根据地的初创时期。1931年9月，刘志丹在合水县平定川倒水湾，恢复建立了南梁游击队共300余人，刘志丹任总指挥。同月，中共山西特委领导的晋西游击队西渡黄河到陕北，后改称陕北游击队。10月下旬，两支游击队在林锦庙、东华池一带会合。1932年1月改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2月12日又在甘肃正宁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推动了西北地区革命武装争的发展。游击队在正宁南原的寺村塬一带活动，组织农民群众开展抗粮抗捐斗争，宣传共产党和红军的斗争纲领。4月，在寺村塬成立了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以后，红军陕甘游击队在陕甘边界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寺村塬也成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重要历史见证。
（2）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时期（1932年9月一1933年10月）
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是根据地的发展时期。根据中共中央指示，陕西省委决定创建陕甘边根据地，成立红二十六军。1932年9月中旬，陕甘游击队袭击陕西耀县照金镇，歼敌400余人，游击队在照金组织群众打土豪分粮食，拉开了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发展的序幕。12月24日，陕甘游击队在陕西省宜君县转角镇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团）。红二十六军正式组建后，于12月26日挥师东进，与渭北游击队、渭北群众革命斗争相结合，以耀县照金为中心，在周围各县开展游击活动，打击国民党地方武装，发展了陕甘边根据地。
渭北游击队和渭北群众的革命斗争，是在中共渭北地区党组织领导下，以渭北苏区的创建为依托开展起来的。1931年5月，三原县中共武字区委恢复后，在各村建立赤卫队的基础上，组建了区游击大队，领导群众进行抗粮抗税斗争。1932年7月恢复中共三原县委，8月成立了渭北游击队，9月成立了渭北革命委员会，10月成立了中共渭北特委，在三原、富平、耀县、淳化、泾阳五县交界的广大地区，发动农民群众建立农会和地方武装，打土豪分粮食，摧毁地主豪绅、国民党反动统治，基本形成了以三原的武字区、心字区为中心的渭北苏区。渭北苏区东西横30公里，南北纵25公里，总面积约750平方公里，人口4万多。从1932年11月起，渭北苏区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多次“围剿”，许多党、团员和革命群众牺牲。12月，中共陕北省委决定撤销渭北地委，成立三原中心县委，领导渭北苏区的恢复工作，并领导渭北游击队配合红二十六军在照金等地作战。在敌人三面“围剿”之下，1933年3月，渭北苏区失陷。由渭北游击队第一大队改编的红二十六军第四团也被迫撤离三原武、心两区，北上转移到照金。
1933年3月8日，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在照金成立。3月中旬，成立陕甘边区游击队总指挥部。4月5日，陕甘边区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耀县照金土儿梁（坪）召开，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雇农周冬至被选为主席，习仲勋被选为副主席兼党团书记。革命委员会下设土地、肃反、粮食、经济等委员会，还颁布了各种法令。驻地薛家寨。基本上形成了以照金为中心，横跨耀县、淳化、旬邑等县边界的陕甘边根据地，先后建立了一批区、乡、村革命委员会。根据地面积达到2000平方公里，陕甘边区特委归中共陕西省委领导。1933年7月，中共陕西省委被国民党当局破坏，陕甘边区特委在与省委联系中断的情况下，独立领导了创建陕甘边根据地的斗争。8月在照金陈家坡召开的中共陕甘特委扩大会议上，决定把红四团、耀县游击队和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组成陕甘边区红军临时总指挥部。会议还制定了集中主力红军深入陕甘边地区打击消灭敌人，积小胜为大胜的方针，并派人整顿省委组织。这些决定在当时对军事斗争和党的建设都具有积极意义。10月，薛家寨失守后，照金苏区被敌人占领，边区主要领导成员转移到南梁地区开展活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在以照金为中心期间，注意发动群众，争取广大农民群众的支持，在建立革命政权，建设根据地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为以后的根据地建设积累了经验。
（3）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时期（1934年2月一1935年2月）
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是根据地的鼎盛时期。照金苏区被敌人占领后，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中心转移到了华池的南梁。1934年春，刘志丹率领红四十二师在南梁一带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组织革命武装，镇压反动势力，建立乡村政权，形成群众革命斗争高潮。2月25日，红四十二师党委在南梁小河沟四合台村召开群众大会，重建了以习仲勋为主席的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5月，恢复边区特委，刘志丹与西北革命根据地研究同时成立了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11月初，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在南梁荔园堡召开。大会根据中华苏维埃选举法，选举产生了陕甘区苏维埃政府。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设劳动、土地、财政、粮食、文化等委员会，机关驻寨子湾，机关刊物为《红色西北》，下辖陕甘边南区革命委员会和赤安、华池、庆北等县苏维埃政府。至1935年2月，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先后建立了陕甘边南区和12个县级苏维埃政权，在根据地的政权建设、统一战线、土地革命、经济建设、教育文化、干部教育等方面，做了许多工作。所以，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在南梁再次成立，是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正式形成的标志。
3．陕北的革命斗争及陕北革命根据地
在陕甘边革命斗争艰难开展的同时，陕北革命根据地也得以创建。1928年4月，中共陕西省委领导的陕北特别区委员会在绥德西川苗家坪南丰寨（今属子洲县）成立。1930年10月改属中共中央北方局领导，12月划归中共河北省委领导。1933年3月，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派孔原到天津主持北方地区工作。中共陕北临时特别委员会归其领导，马明方代理特委书记。在1933年3月至1935年2月期间，中共陕北特别区委设有同级的陕北省苏维埃政府及先后组建的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陕北红军第一、第二、第三团，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七军第八十四师，以及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陕北特别区委员会，其下领导陕北12个县的党政军群组织。1933年12月，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派谢子长、郭洪涛回陕北工作，谢子长任北方代表派驻西北军事特派员。这一时期，陕北地区党的组织逐步恢复和发展。在中共陕北特委领导下，1934年陕北地区的武装斗争全面开展，农民群众抗粮、抗税、抗租、抗债、抗捐斗争不断高涨，乡村贫农会、赤卫队普遍成立。特别是在粉碎了国民党军的第一次军事“围剿”之后，安定、绥清、绥米、佳吴边等几块根据地（除神府以外）连成一片，形成纵横几百里的陕北根据地。截至1934年底，陕北特委下属府谷、神木、佳县、横山、米东、吴堡、绥德、绥清、清涧、安定、赤源、延川12个县委。
4．陕甘边、陕北革命根据地的统一和陕甘宁边区的建立（1935年2月一1937年9月）
1934年秋，陕甘边、陕北根据地在各自粉碎国民党军的第一次军事“围剿”之后，红色区域都不断扩大。陕甘边的游击战争向东推进，陕北游击战争向南发展，两块根据地仅百里之隔，且日趋靠近。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极大惊慌，纠集了陕甘宁晋四省军阀部队约五六万人，向陕甘边、陕北根据地发动第二次“围剿”。严峻的斗争态势，迫切要求两个特委实现统一领导，迫切需要两支红军紧密配合、共同作战。
1935年1月，陕甘边区特委派刘志丹、惠子俊等率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第二团北上，到达陕北根据地的赤源县水晶沟，刘志丹、谢子长就成立西北党和军队的统一领导机构，以及第二次反“围剿”作战方针等问题，进行磋商，取得完全一致意见。2月，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和陕北特委在赤源县周家峻（今属子长县）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成立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和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陕甘边区特委保留。陕甘边区特委和原陕北特委所属各县（工）委均由西北工委领导。西北工委归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领导，1935年6月后改归中共中央北方局领导。在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指挥下，红二十六军和红二十七军并肩战斗，于1935年夏相继解放延川、保安、靖边等六座县城，使陕甘边和陕北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后称西北革命根据地。
1935年9月，中共鄂豫陕省委率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长征到达西北根据地。西北工委和鄂豫陕省委合并为中共陕甘晋省委员会，改组西北军委。陕甘晋省委归中央北方局领导。这一时期，由于实行“左”倾冒险主义，发生了陕甘错误的“肃反”事件，大批红军干部和机关干部被错捕错杀，严重地削弱了根据地的革命力量。加上国民党军队的重兵“围剿”尚未粉碎，西北根据地陷入严重的政治、军事危机。
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西北根据地的靖边县吴起镇。中共中央得知陕北正在“肃反”，立即下令：停止逮捕，停止审查，停止杀人，一切听候中央来解决。同时，派王首道专程赴瓦窑堡查处“肃反”问题。11月初，中央又决定组成党务委员会，专门审查处理“肃反”事件。11月26日，陕北召开平反会议，宣读了《西北中央局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纠正“肃反”工作中的极“左”错误，及时释放了刘志丹等一批领导干部，并给他们重新分配工作，从而挽救了西北的党组织、红军和根据地。
1935年10月以后，各路主力红军陆续长征到达陕北。因为有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存在，根据地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的热情迎接，党和红军有了落脚点。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在西北地区安营扎寨，养精蓄锐，恢复了元气。随着红军西征的迅速推进，到1936年下半年，根据地扩大到陕甘宁三省交界一带，形成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西北革命根据地也得到了巩固、扩大和发展。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全国抗战开始。中国共产党倡导的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9月6日，陕甘宁边区政府正式成立。10月，国民政府行政院通过决议，确认陕甘宁边区为行政院直辖区域，将陕西北部及甘肃、宁夏与陕北接壤地区共26个县划为八路军募补区，归陕甘宁边区政府直接管辖。陕甘宁边区辖区纵横约千里，跨有陕西、甘肃、宁夏三省，东起黄河，北越长城，西到宁夏东部，南达渭北台塬。陕甘宁边区成为中共中央的所在地，成为八路军、新四军和人民抗日武装的后方基地和总指挥部，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1．根据地的创建。是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理想信念、坚持武装斗争的结果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始终高举着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旗帜，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民主革命的纲领和路线方针政策。中国共产党确定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在大革命失败后就是组织发动群众开展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建立根据地。1933年7月，由于杜衡等人被捕叛变，中共陕西省委遭到国民党特务的严重破坏，陕甘边区特委与上级中断了联系。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中共陕甘边特委和陕甘游击队总指挥部于8月中旬在耀县陈家坡举行联席会议，重点讨论成立新的红军主力、恢复红二十六军的问题，习仲勋、秦武山担任会议执行主席，主持会议。习仲勋力主把几路游击队武装统一起来，以避免被各个击破。会议讨论后决定：成立陕甘边区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同时制定了不打大仗打小仗，积小胜为大胜，集中兵力，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深人开展群众工作的战略方针。陈家坡会议为日后红二十六军的重建、西北红军主力的重建与军事斗争形势的改变、巩固发展根据地，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陈家坡会议上，陕甘边特委、革命委员会的领导顾全大局，推举刚恢复党籍的王泰吉担任陕甘边区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总指挥，刘志丹从秦岭山返回后担任参谋长。总指挥部领导几支红军游击队转入外线作战，连获胜利。
10月，国民党第十七路军及地方民团对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发动军事“围剿”，薛家寨失守。陕甘边区特委率党政军领导干部和一部分武装，逐渐转移到甘肃省华池县南梁堡一带，陕甘边党的工作和武装斗争又陷入了困难境地。11月3日至5日，陕甘边区特委和陕甘边红军临时指挥部在甘肃省合水县包家寨召开联席会议，讨论部队改编、根据地重建等问题。会上，刘志丹等总结了创建根据地的经验和教训，批判了杜衡推行的“左”倾错误。会议决定撤销陕甘边区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恢复红二十六军，下辖红四十二师，并建立第一、第二、第三路游击指挥部，开辟安定、南梁、照金三个游击区，以便互为依托，重建陕甘边根据地。这次会议不仅是恢复和扩大红二十六军的关键性会议，也是建立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的重要会议。以后的事实证明了这次会议决定的正确性。
包家寨会议后，陕甘边区特委书记秦武山赴西安寻找省委恢复关系未果，其他委员分散在党政军组织中活动，红四十二师党委代行陕甘边区特委职权。1934年5月，红四十二师党委在南梁寨子湾召开会议，健全了陕甘边区特委，张秀山任书记。同时成立陕甘边革命军事委员会。在陕甘边区特委和红四十二师党委的领导下，1934年夏，陕甘边革命斗争形势得到有利的发展，红四十二师和陕甘游击队粉碎了国民党军的第一次“围剿”，基本形成以南梁为中心，纵横三四百里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特委还创办了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生活》。
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反映了共产党人不屈不挠、英勇顽强的理想和信念，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建立根据地的方针，并不因革命遭受的挫折和个别叛徒的投降和出卖而泄气。当时的许多共产党员都是参加革命不久的热血青年，对于错综复杂的革命斗争缺乏经验，但是，他们对党和人民的忠诚，对革命理想信念的执著，坚定不移地开展革命武装斗争的精神难能可贵。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对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也非常关心和重视，不断发出指示，部署安排工作。虽然其中也包括一些不正确的、受到“左”倾影响的指示，但也从一个角度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坚定不移探索中国革命道路，逐渐积累起革命的经验，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坚实步伐。
2．根据地的创建，既注意学习其他革命根据地的经验，也注意当地特点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注意学习和借鉴了其他革命根据地的经验和教训，也注意结合当地的特点。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没有合法斗争的条件与可能，武装斗争是适合中国革命特点的宝贵经验。渭北苏区是陕甘地区建立的第一个苏区。渭北的武字区、心字区，从大革命时期起就一直没有停止过武装斗争。渭北苏区的开辟，为红二十六军的创建，为以照金和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提供了条件，培养了干部，输送了力量。渭北苏区的斗争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为革命斗争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渭北群众的领袖黄子文，是开创这块革命根据地的领导者之一。习仲勋后来回忆说：黄子文入党早，经验丰富，看问题全面而且很有见解。从1928年起，他就在渭北开始搞武装斗争，1932年成立的原富耀革命委员会，就是黄子文领导的。黄子文、黄子祥兄弟在渭北很有影响，全家为革命牺牲了好几个人。从习仲勋的回忆，可见黄子文领导武装斗争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张秀山也曾被派到渭北游击队工作。渭北开展的革命武装斗争，对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产生了重要影响。
习仲勋后来专门总结说：从渭北苏区长期的斗争中，可以看出在敌人统治的中心地区是不能建立根据地的。渭北苏区在平原上，四面都受敌人包围，对敌斗争要采取灵活的进攻政策，保守一隅是要失败的。而当时的“左”倾机会主义者迷信城市中心论，从夺取西安、三原等中心城市出发，反对所谓“上山逃跑主义”，在根据地内不顾实际情况强令分配土地，一再反对苏区同志的所谓“富家路线”、“右倾机会主义”。这种“左”倾机会主义的路线，实际证明是失败的路线。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刘志丹，十分重视革命经验教训的总结。他深刻地总结大革命失败后在陕甘地区参与和领导多次兵变失败的教训，“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军事运动没有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没有建立起革命根据地。如果我们像毛泽东同志那样，以井冈山为依托，搞武装割据，建立根据地，逐步发展扩大游击区，即使严重局面到来，我们也有站脚的地方和回旋的余地。现在最根本的一条，是要有根据地”。刘志丹1932年7月间的这番话，充分表明他是把井冈山作为学习的榜样。
在陕甘边根据地的创建过程中，刘志丹等共产党人既学习其他根据地的经验，也注意陕甘边的特点。如强调军事运动与农民运动的紧密结合，就考虑到陕甘边的特点。正是有了这种善于学习和吸取别人的经验教训，又紧密结合当地实际、不断开拓进取的精神，陕甘边根据地才能克服多次挫折，克服党内“左”倾教条主义错误领导的影响，最终建立起来。
3．根据地的创建，认真贯彻执行了党的统一战线政策
正如习仲勋所总结：陕甘边的斗争史，是统一战线的又斗争又联合的历史。陕甘边党组织和红军对于同国民党政权有矛盾的地方武装，总是努力争取。凡同情、倾向革命的都热忱相待，一些哥老会头目、民团团总、保安团、红枪会，经过团结争取，他们都为革命做过许多好事。即使是对于某些土匪，也尽量改造，将他们改造成为红军游击队。如庆阳杨培胜领导的游击队，开始是有土匪成分的，后来经过长期改造把土匪成分洗刷了，吸收一些新的农民成分，就成为红军游击队。黄龙山的“山大王”郭宝珊，经过刘志丹等人多方面的耐心细致工作，终于把他引上革命道路，从红军时代直到解放战争时期，郭宝珊立了许多战功。
4．根据地的创建。注意了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政治思想等建设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立和建设，离不开革命的武装斗争和红色政权，更离不开党的领导。陕甘边根据地领导人时刻不忘加强党的组织领导和对党的政治思想等建设，形成了一个坚强、正确的领导核心。1934年春，陕甘边第三路游击指挥部在陕西省的富县、黄陵，宜君、耀县、旬邑、淳化和甘肃的正宁、宁县一带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根据地。为加强党对该地区工作的领导，陕甘边区特委特意于1934年9月成立由张邦英担任书记的中共陕甘边南区委员会，下属耀县县委等，机关驻黄陵县小石崖。在根据地的建设中，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也注意加强党的组织领导和政治思想等建设。在照金时，刘志丹就按照古田会议精神，批判了部队的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等错误思想；同时还对党员干部进行统一战线教育。他指出：革命要建立统一战线，敌人越少越好，朋友越多越好。我们增加一份力量，敌人就减少一份力量。他还身体力行，努力争取同国民党政权有矛盾的地方武装。他还奉行实事求是的原则，对一些同志不顾敌强我弱的客观条件，一定要打硬仗，去攻占敌人强固的城镇据点，刚打下一块地方，还没有很好地把群众组织起来，就要马上平分土地，结果造成中农恐慌、富农逃跑的现象提出了批评。当游击运动发展过程中，一些游击队混进了坏人，组织严重不纯，屡次侵犯群众利益，遭到群众反对时，根据地领导人及时对各县游击队进行了整编，加强了党的领导，使根据地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所以，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发展和为中国革命作出的贡献，都是和加强党的领导及党的政治思想等建设分不开的。
5．根据地的创建。精心选择了比较理想的地区
在甘肃省地图册上，可以看到南梁位于华池县境内荔园堡川。南梁既是一个乡镇，也是一个比较大的地域概念。从南梁地区的概念来说，它位于陕甘交界的桥山山脉中段的陇东境内，周围沟壑纵横，森林茂密，回旋余地大，方圆几百里的广大地区都便于红军的游击活动。同时，南梁地区的群众有着强烈的革命愿望，使根据地的建立有着良好的群众基础。再次，南梁还是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薄弱地区，当时陇东的地方军阀和陕西的地方军阀矛盾重重，南梁一带敌人兵力空虚，正是建立革命根据地的理想之地。而且，这里还受到过革命的影响。1928年初，清涧起义的余部曾在这里进行过革命宣传；1930年至1931年间，南梁游击队和陕北游击队曾在这里活动；1932年冬红军陕甘游击队也在这里休整过。所以，以南梁为中心、东西约200公里、南北约150公里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得以建立。
按习仲勋的说法，这也是失败中“碰钉子碰出来的”。因为当时敌我力量的对比，共产党显然处于劣势，处于敌人的四面包围之中，尤其是在平原地区于敌人有利。而在距敌人统治中心较远、其统治力量鞭试论陕甘边革命根磊地的地位和作用蝴圈黔长莫及，有利于革命力量的生长和存在、有利于根据地的开拓和发展的地区，虽然人口稀少，经济文化落后，环境极其艰苦，但是群众有强烈的土地革命愿望，这就是创建革命根据地的群众基础。于是，陕甘边根据地领导人从实际出发，审时度势，先进行群众工作，一村一村做调查，一家一户做工作；此后组织武装，开辟苏区，建立政权。这样就把根据地逐渐建立起来。同时，还注意不搞孤立主义，在确定中心区的基础上，以主力红军为骨干，建立多处游击区，以扩大回旋余地，形成互相呼应配合的局面，把革命力量的积聚和扩大统一起来。
陕甘边根据地的革命斗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与全国其他根据地一样，有着共同的发展规律，即把马列主义和实际情况相结合、以正确的思想为指导，根据地就取得胜利，得到发展；反之亦然。同时，由于历史、地理和社会的具体环境不同，陕甘边根据地在斗争实践中，又形成自身的特点和具体经验，成为它能够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克服内外重重困难，战胜强大于自己好几倍的敌人的重要原因和条件。
1．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在探索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民主革命的道路中，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坚持把工作重点放在农村，在农村开展游击战争，深入进行土地革命，建立和发展红色政权，和毛泽东后来概括总结的中国民主革命的正确道路是完全一致的。1928年中共六大提出的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民主政权的中心任务，也在根据地的创立和建设中得到贯彻和落实。虽然根据地建设中受到“左”倾错误的干扰，特别是1935年的错误“肃反”事件几乎使根据地毁于一旦，但因为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的及时赶到，西北革命根据地得到挽救。在中国革命处于十分困难的条件下，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及西北革命根据地为党和红军提供了落脚点，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开赴前线抗日提供了出发地，并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作出新的贡献。这是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所作出的巨大而独特的贡献。
2．为党的事业培养了大批的优秀党员干部
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及以后的西北革命根据地中工作，以后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特别是成为各条战线试的领导人的比比皆是。除了刘志丹、谢子长英年早逝，许多人以后都成为党政军的高级干部或党和国家领导人。1945年在延安召开中共七大时，陕甘宁边区代表团的144名代表中，就有30多人在陕甘边根据地和以后的西北革命根据地工作过，如习仲勋、马文瑞、汪锋、阎红彦、张秀山、陈国栋、张仲良、吴岱峰、王世泰、黄罗斌、张邦英、刘景范、高锦纯、马锡五、朱理治、郭洪涛、郭述申、唐洪澄、高长久、崔田夫、张达志、赵伯平、白如冰、高朗亭、高峰、魏怀礼、白茜、慕纯农、王季龙、白炳圻（马义）、白坚、范子文、李培福、李子厚等人。还有马明方虽然因故没有参加中共七大，但也当选为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他们对中共七大的成功召开和七大路线的制定及实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3．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留下了许多的革命文物和遗址、遗迹，成为今天进行党的光辉历史和革命传统教育的生动教材。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不仅发生了许多重要的历史事件，也留下了许多重要历史人物的足迹。如毛泽东、邓小平、周恩来、彭德怀、刘伯承、李富春以及著名“四八”烈士之一王若飞等，都在这片土地上战斗过，留下了他们的精神风貌和人格风范。革命前辈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艰苦奋斗精神，一往无前的革命气概，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已经永载史册，成为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诞生于陕甘边陇东老区的《绣金匾》、《咱们领袖毛泽东》、《军民大生产》三首民歌，不仅在当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也成为不朽的红色经典，在中国革命音乐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4．为党留下紧紧依靠人民群众的深刻启示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离不开人民群众的支持。广泛发动群众，和群众打成一片，也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得以创立和存在的宝贵经验，特别是在开辟根据地的时候，非常困难。但共产党员相信，“只要政策对头，紧紧依靠群众，困难是可以克服的。”他们一村一村地做调查研究，一家一户地做群众工作，相继组织起农会、贫农团、赤卫队和游击队，同时实行分土地、分粮食、分牛羊、戒烟、戒赌、放足等等深得群众拥护的政策。由于他们和群众休戚相关，生死相依，许多青年要求参军，游击队得到发展，革命根据地也得以建立和巩固。
我们要永远牢记历史，不忘过去，珍爱和平，向往未来，继承发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真正做到执政为民，把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1．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版。
2．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西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版。
3．《关于西北红军战争历史中的几个问题》，《党史通讯》1986年第8期。
4．齐心：《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创立和发展》，陕西社会科学院1982年印行。
5．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党史》，2009年送审本。
6．《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7．《习仲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
8．习仲勋：《跟着毛泽东走就是胜利》，1951年7月4日《人民日报》。
9．习仲勋：《红日照亮了陕甘高原——回忆毛主席在陕甘宁边区的伟大革命实践》，1978年12月20日《人民日报》。
10．习仲勋：《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回忆刘志丹同志》，1979年10月16日《人民日报》。
11．习仲勋：《难忘的教诲——纪念刘志丹同志九十诞辰》，1993年10月24日《人民日报》。
12．《刘志丹纪念文集》编委会：《刘志丹纪念文集》，军事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13．习仲勋：《深切怀念王泰吉同志》，1984年3月3日《人民日报》。
14．《习仲勋传》编委会：《习仲勋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
15．张秀山：《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
16．《郭洪涛回忆录》，中央党史出版社2004年版。
17．《华池县志》编纂委员会：《华池县志》，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