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计时：本年度
责任人：党委书记刘敬安
任务：让每个移民都能自觉自愿地搬迁
可以说，认识刘敬安，也就使我认识了三峡库区的移民形象和党的干部形象。
这位从当地一个叫中弯村的小山村走出来的农村青年，从他成人起就有了一个改变家乡落后面貌的强烈愿望。他用十几年时间实现了自己的这种愿望。当过生产大队支部书记，1987年就以优异的综合素质成绩考取了乡镇级干部，22岁时开始当书记，一直当到现在。年轻的“刘书记”在百姓中威望很高，这与他能力有关，也与他同农民的天然感情有关。他非常得意地告诉我，在他第一次出任乡党委书记时，仅用半年时间改变了当地祖祖辈辈因为交通不便而无法走出大山的穷困落后面貌。
“那是我在龙溪镇出任党委书记的事。那儿的落后主要是交通闭塞，交通的闭塞使这个峡江腹地的秀美山区在解放后几十年间基本上没有大的发展。百姓们别说致富，就是给孩子上学换几个学费钱都极其困难。住在山里的村民们好不容易养了一头猪，想抬到镇上卖几个钱，可就因为没有路，抬一头猪要走一两天工夫。大山崎岖不平，险峻陡峭。半道上猪崽一个翻斗，跑得无影无踪，抬猪的人却掉进了山崖，成为另一群野猪的美餐。于是有人说，龙溪人养猪，山里的野猪多了，活着的人却越来越少。大山深处有个丰富的煤矿，也因为交通不便，使得当地人只能望煤兴叹。在我到任龙溪之前，曾有七任书记想改变这里的交通落后问题，结果都是因为无钱修路而未能解决。我到任后心想自己能比别人强到哪儿去呢？但经过调查和与农民们促膝交谈，我强烈感受到的是老百姓中蕴藏着一种希望改变自己落后面貌的巨大力量，这力量是我们任何干部个人能力所无法比拟的。
“我们党的事业能否成功，就看我们干部们能否引导和组织起群众的这种力量。龙溪镇党委书记的职位给了我这种发挥能力的机会。我在到任后的一次研究全镇经济发展的党委会议上提出了自己的思路，即依靠群众力量，为全镇修一条致富之路。这个建议得到了镇干部们的一致支持。之后，我们就深入到群众中去做动员工作。当时有人笑话我，说你刘敬安真的有能耐啊？是不是有啥子关系能从上面弄到钱呀？有人还说这家伙可能他的老子是县里省里的大干部哩！我说我啥能耐都没有，父亲也仅仅是个农民出身的教书匠。我的全部本领就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农民们开始也不相信，说镇政府不拿一分钱出来咱咋个修路？我就跟他们算一笔账：你一年养两头猪，没有修路前，你每卖一头猪不算其他意外得损失150元左右。
“这150元是这样一笔账：从家里抬到镇上收购站，得需要8个劳力，这有一笔劳务费；8个劳力从山上帮你把猪抬到镇上，起程时吃一顿，中间要加一顿小餐，猪卖了不更要在镇上馆子里招待一顿？这是第二笔费用；每个劳力一包烟或者一瓶酒你还是要给的吧？这是第三笔开销。这还没有算任何意外，假如猪半途中打个翻斗逃跑了或者帮工跌伤病倒了损失就更不用说了。其次，猪从山上抬下来，折腾一两天，不瘦掉三五斤膘？农民们一听我给他们算的这笔账，连连点头。我就接着说，修路每户花的钱其实就是你两年三年在卖猪上所花去的这些损失掉的钱。这只是一笔简单的账。如果把路修好了，山里的煤矿开发了，你们各家各户的炊事用柴的旧生活方式会彻底改变，镇上的经济搞上去了，大伙儿得到的就远远不止是卖猪损失的钱了，孩子们获得教育机会多了，大伙儿防病治病的机会多了，你们说说合算不合算？农民们最讲究实际，这么几笔账算下来，他们对修路一下来了信心，天天追着干部问啥时候动工修路呀？于是修路的集资款基本有了着落。
“接着我们就按人头、按村庄划分任务，包干到户。是你家的任务，从路基用料到开山劈岩要的炸药等全部由你自己解决，我们干部和镇政府就是帮助大家统一规划，分段检查，做好服务和后勤保障。干部们除了做上面这些事外，便是全部下去给百姓当义务工，哪里困难最大，干部就在哪里带头干活。这样一来，群众就把修路当成自己家里的事一样认真对待，那种积极性主动性是前所未有的，我一生也无法忘记那段时间里他们所表现出的感人情景。有个妇女，家里没有劳力，便卖掉三头猪，到外乡叫来民工帮她修那段承包的路。卖猪的钱花光了，民工也走了，她独自蹲在路头哭了三天。村上的人都忙着自己的修路任务，腾不出人手帮助别人，这位妇女就自己一个人干了起来。白天平地整路基，晚上她出不起钱拉电灯，就弄点油倒在一个竹筒里，再用一根线做灯芯，点亮这样一盏绿豆大的小灯，在风雨飘打中去凿岩开石，几十天内天天如此，直到凿完最后一方峭岩……百姓们就是靠这种精神，用了半年时间修成了龙溪镇历史上第一条全长25公里的公路，而且修得质量特别的好。
“当宽阔的大路像条金色的彩带明艳艳地出现在祖祖辈辈只能依靠拐杖走山攀岩的百姓面前时，沿线的群众简直沸腾了，天天有事没事地跑到公路上，那种喜悦的心情是从心底里奔涌出来的。有一位从小双目失明的老大娘对村上的人说，通车那天，你们一定要把我抬到公路上。老人家说她有两个愿望：一是要听一听汽车的声音是什么样，二是一定要亲手摸一摸我这个‘刘书记’的脸，看看是不是跟她想像中的共产党一个样。你说咱们的老百姓多么可敬可爱！我们当干部的就做了这样一点动员和组织工作，他们竟然对我们怀有如此深的感激之情！可以说，从那一刻起，我就坚定了这样一种信念：再大的困难，再难的事，只要充分地相信人民群众，并依靠他们的力量，世上就没有办不成的事。中国的老百姓最通情达理，关键的问题是，我们的干部要设身处地地为他们想事情，做事情。百万三峡移民，世界级难题，靠谁？我想最终依靠的还是我们的人民群众，我们的移民自己。当干部的要完成好动员百万移民‘走得出，稳得住，逐步能致富’的目标，能做的就是把心放下，放到老百姓的心坎上，设身处地地为他们的利益想事做事……”
书记刘敬安的思维与他的人一样帅气，充满着活力和创造性。
2001年2月，他从区委书记的岗位上抽调到一个移民大镇当镇党委书记。从表面上看，他由过去统管六乡一镇的一个区委调到一个镇上工作，任务轻了不少，可实际上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官小了，担子重了”。当时他面临全镇5000个移民有4000人不愿走的局面。
三峡移民不像修路那样直接让百姓们可以看到对自己有那么多实惠，相反更多的是需要他们作出牺牲，不仅是物质的，还有精神方面的。刘敬安和千千万万个从事移民工作的干部一样，他们面临的不是群众的拥护和欢迎，而是冷淡和抵触，有时甚至还有非常激烈的对抗。
“智慧书记”刘敬安还能不能在这种局面下应付自如，神算出奇？
刚刚上任的新书记刘敬安，正在主持党委会议，突然听到会议室外面吵吵嚷嚷，而且有人在大声冲他说话：
“新来的书记快出来！你躲躲闪闪算咋回事？”
“哼，听说他还是个要提拔的年轻干部。呸，我们坚决不同意！”
“对，姓刘的，不解决我们的问题，你就别想在咱镇上待下去！”
“出来！出来呀！”
“……”
“不像话，刘书记刚来，你们也不放过！”会议上，有人站起来要去给刘敬安讲几句公道话。
“别别，还是我去。”刘敬安一边宣布“暂时休会”，一面夹起笔记本往外走。
“喂喂，就是这个人，他来了！”移民见刘敬安出现在他们面前，便窃窃私语起来。
好嘛，黑压压的一大片，足有二百来个“上访”移民！再瞧瞧他们的表情，个个怒气冲冲，火冒三丈。刘敬安见此情景，一脸笑容，然后不慌不忙地动手给移民们倒开水，招呼大家能坐的就坐下，能找个地方靠一靠的就靠一靠。
“看看，这个人还蛮会来事嘛！”
“啥子蛮会来事？看他能不能解决我们的事才是真的！”
人群里议论声不小。
“你是刘书记吧？我们想问你：你们这些当官的，还管不管我们的事了？光说让我们搬迁搬迁，就是不办正事。今天我们来找你，就一句话：如果满足不了我们的要求，就别想让我们搬走一个！你这个书记也别想在我们移民身上捞一点点政治资本！”
有人出言不逊。随即几百双眼睛看着这位年轻的书记有何反应。
刘敬安脸上的笑容消失了。只见他静静地转过身，不无激动地开口道：“同志们，父老乡亲们，刚才听到你们讲的话，我确实非常激动，心头真的难以平静。但细细一想，是你们说得对，如果我们当干部的，不能满足大伙的要求，又硬逼着你们移民搬迁，还想通过牺牲你们的利益给自己捞取些政治资本，那确实会很招人恨的，换我当移民也会跟你们一个样的！不过我想，今天大伙百忙中丢下自己家的活跑到镇上来找我，我觉得大家还是信任我的，信任我们政府和党的，所以尽管你们说什么的都有，但我还是高兴多于不开心。我想你们肯定是想来解决问题的吧。既然是来解决问题的，那么我建议你们不要这么多人他一句你一句，弄得我也无法回答清楚。你们可以商量一下，把想解决的问题集中一下，然后派几个代表，我们再一起商讨，你们看如何？”
方才还吵得不亦乐乎的场面一下静了。
对啊，人家刘书记讲得有道理嘛！咱是来解决问题的，吵架吵十天半月也不一定有啥子结果嘛！
派代表吧。瞧这书记年纪轻轻，还真有两下子嘛！
就是，要不怎么到咱这个移民大镇来嘛！
有人对刘敬安开始产生好感。
“刘书记，不是我们不响应国家的号召，可既然让我们搬迁到他乡，有些事我们认为有必要弄弄清楚再走也不过分吧！你说我们村一走就是五百多人，不能说走就走，村上的集体建设从解放到现在已经几十年了，改革开放后的村级管理也有一二十年了，过去大伙对村级财务一直有意见，主要是干部不公开，现在我们人都要走了，该不该公开呀？这是其一。其二，村上有个村办企业，既然是全村百姓集体所有，那该不该在我们走之前对它的财产进行一下评估，对以后所产生的经济效益有个说法？第三个问题是，过去村上搞了集体互助性质的这‘基金’那‘基金’，现在我们人要走，总该把这些基金分拆分拆好让我们带走啊！再有，解放到现在几十年来村上修了路，建了小水电站等等，我们人走了带不动它们，也不再享用得着了，也该补偿我们一些现金吧？我们提的这些要求该不该满足呀？刘书记你说句公道话！”
听完移民们反映的问题，刘敬安心头久久不能平静：是啊，移民问题真的太复杂了，有些是政策和法规上无法考虑到的。可移民们反映的那些事情多少是有些道理的，即使是他们对一些公益设施提出的要求有些过分，也应该说都在情理之中，因为这不仅说明移民们想得到某些利益补偿，同时还应当充分看到他们对集体事业、对家乡一草一木所怀有的那份同样不可割舍的感情！
“同志们，乡亲们，刚才大家反映的问题，有的是政策上有明文规定的，有的则是没有说明白的。但我总的感觉，你们提的意见多数是完全合理的，因此我个人认为政府和组织也是应该满足大家的。说实话，今天我从内心感谢大家，因为你们给我给我们所有移民干部上了一堂生动和实实在在的课。有人说我们镇上多数移民不愿走，为啥不愿走？我看就是因为我们干部的工作还没有落到移民们所想所求上，有些实际的具体的问题没有很好地得到答复，得到满足，得到一个公平合理的结果！就凭这一点，我应该好好谢谢你们，我给你们鞠一躬！”刘敬安书记说完这番话，向二百多位兴隆村的移民深深地弯下腰。而这一刻，让所有在场的移民感动了。
“刘书记，你说到我们心坎上了！”群众纷纷说话。
“说到还远远不够，必须做到。”刘敬安直起腰板，提高嗓门说：“我在这里向大伙表个态：半个月内，将你们刚才反映的4个主要问题全部解决。如果半个月内没有解决，你们以后就别信我这个人，我也不配当你们的书记！怎么样，大家说这样行吗？”
“行！行行！”
“刘书记，我们在村上等你，你一定得来啊！”移民们情绪高涨，脸上也纷纷露出了笑容。
“我肯定去！不是明天就是后天！我还等着给你们办外迁壮行酒呢！”刘敬安说。
“好啊，我们早等着喝你的酒呢！”移民们一边说着一边陆陆续续地离开了镇政府。
当夜，刘敬安立即召开镇移民工作会议，第二天就带人到了这个兴隆村。用了不到10天时间，将村上多年没公开的村财务一笔一笔算清并公布给全体村民，对集体和民间搞的各种基金也都理清楚，同时对村办企业的财产作了核算，就连移民们没有提出的其他公有性质的一些村务事宜也一一盘点理清，该分的分给移民，该补偿的补偿给移民，属于不动迁的公益事业也给村民们说个明白。当刘敬安他们把村上的这些事处理完回到镇上不出三日，这个闹事的“搬不走”村的五百多名外迁移民，全部自觉自愿地到镇上办理了外迁手续，高高兴兴、痛痛快快地离开了家乡。
事后刘敬安在镇移民干部会议上说，兴隆村从“搬不走”村到移民先进村，靠的不是谁的高明和能耐，靠的是群众他们自己，是群众给我们指出了解决实际问题的方向。
这一年从二三月份开始宣传动员，到8月底年度移民外迁结束的五六个月时间里，刘敬安先后解决了368起移民闹到他那儿的“上访”事件，而解决这些“上访”事件最出奇的招数不是其他，是他和同事不惜跑断腿的“下访”——干部们通过深入到移民中间进行细致耐心的调查核实，把工作中出现的政策性问题和单个的实际问题，在移民的家中、村头，甚至是田头或床头，将移民们结在心头的疙瘩一一解开，让每一件关系到他们实际利益的事办到他们的心坎上。
但移民工作的复杂性难以想像，有时一些事情的出现没有任何理由，只可能是一种感觉。而感觉的东西常常是烙在广大移民心头的一块不能言说的痛处。
那一天刘敬安在乡下一个移民点工作。一位干部告诉他有个妇女说啥就是不听，谁在她面前说移民搬迁的事她就跟谁急，甚至备好了一瓶毒药，扬言再有人来她家动员，她就当场把那瓶毒药喝下去。事情僵到这个份上，干部们进也不是退也不是，搬迁“倒计时”一天天地滚动着，而全村其他原来没有啥想法的移民这时也推三阻四地不到政府那儿去办销户手续，瞪大着眼睛看干部如何动员那个扬言“死不搬”的妇女。
刘敬安不得不亲自出马。他要会一会这个妇女。
“你是谁呀？别过来！我才不管你是啥官，你再过来我就喝了……”那妇女一手拿着满满的一瓶毒药，一手指着刘敬安不让他进门。
“婶子，我没有啥事，只是来看看你家的情况，你千万别做蠢事，放下那瓶子！你有啥子困难我们平静下来一起商量，你……”刘敬安一边说着，一边只好止步。
“我有啥子困难呀？没有，啥子困难都没有！你们不动员我搬迁就啥子事也没有，你们走，走！”那妇女下逐客令。
这可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刘敬安笑着摇摇头，便席地而坐。可未等他的屁股着地，那妇女就拉开嗓门，又哭又闹起来：“你们别逼我，逼我就……”话还未说完，便举起毒药瓶往嘴里“咕咚咕咚”地直灌……
“哎哎，你这是怎么啦！”刘敬安“噌”地从地上跳起来，与另外几名村民赶紧飞步上前抢下妇女手中的毒药瓶，可为时已晚，一瓶毒药已经少了小半。
“快快，立即送往镇医院！”刘敬安一边与村民们一起抬起那喝毒药的妇女，一边火速与镇机关联系派车来接应。
经过及时抢救，这位妇女终于脱了险。在日后的三天住院期间，刘敬安派出两名女干部天天像伺候自己的亲人一样给这位女移民以无微不至的关怀，自己每天抽出时间来到病榻前问寒问暖。
出院那天，刘敬安把那妇女接到镇政府，特意备了一席丰盛的饭菜，与镇长等领导有说有笑地祝贺那妇女恢复身体健康，天南海北啥子事都聊，就是一句不提“移民”的事。
吃着聊着，说着笑着，突然那妇女抱头痛哭起来：“书记，镇长啊，你们咋就不提移民的事嘛！啊，为啥子不提移民的事嘛！”
席间气氛突然紧张起来。大家你看我我看你，不知如何是好。
那妇女看着大家，不由得破涕为笑：“我是问你们为啥子不问我同意不同意移民嘛！我现在告诉你们：我在未出院之前，就已经下决心响应国家的号召，光光荣荣地当一名三峡外迁移民！今天是准备同刘书记和镇长签协议的呀！”
“哈哈哈……”沉默的饭席，猛地爆发出一阵欢快的笑声。
“来，我代表镇党委镇政府，向你表示最诚挚的感谢！祝你身体早日康复，祝你全家在新的落户地早日致富，生活越来越幸福！”眼眶里噙着泪花的刘敬安站起身，端着酒杯，十分激动地对这位妇女说。
“来，我们都祝福你和你的全家！”镇长和其他人全都站了起来。
“谢谢！谢谢你们。”那妇女已经泣不成声，她抖动着嘴唇，掏出了自己心头的话：“我所以思想转变得这么快，其实全是看在你们这些干部的面上，我是被你们的真诚所感动的，同时觉得你们做移民工作也太不容易了，我想我们再不支持你们实在太不应该了……”
又一个群众自我转变的精彩故事。
然而移民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并非个个都如此精彩，用刘敬安自己的话说：“我们每天都处在情绪高度紧张和亢奋之中，你刚刚为解决一件难事而兴高采烈，转眼可能又被另一件更困难的事弄得束手无策，精疲力竭，甚至欲哭无泪……”
这样的事终于又发生了：
一批外迁安徽宣城的250名移民马上就要出发了，按照规定的时间表必须在28日前起程，而起程之前的一个星期内又必须将各家各户的物资全部装运先行。23日那天，事情发生了突变，移民们突然宣布不走了，说是从迁入地那里传来消息，原先当地政府同意给每户打一口井没有兑现。
刘敬安一听心急如焚，这绝对不是闹着玩的事。每一批移民外迁什么时候走，走多少人，怎么个走法，是经过层层严密组织并要经北京方面批准后才能实施的，一旦方案确定，那可就是军令如山的事。
“喂喂，安徽宣城吗？我们的移民反映你们原先答应的每户打一口井，是不是现在没有兑现呀？”电话立即打向千里之外的迁入地。
“哎呀刘书记，你们移民是误会了，我们本来确实准备给每户打一口井的，可后来在施工操作中发现，这儿的地质条件不允许，有的地方能打出水，有的地方就是打穿地球也不出水呀！所以我们就只好改成在移民村那儿打三口大井，再用水管接到每家每户，效果是一样的，保证户户都能用上水的呀！”安徽方面如此解释。
“原来是这样啊！好好，谢谢你们啦！我们马上跟移民说清楚……”刘敬安放下电话，心头总算松了一口气。可他万万没有想到，移民们仍然不干。
“那也得等他们把自来水管接到每家每户，瞅着没啥问题了我们再迁过去！”移民们坚持说。
“这这……”刘敬安简直觉得无话可说了。但无话也得说，“倒计时”不等人哪！
接下去便是拉锯式地僵持在那儿：一边说保证不会成问题的，一边说那可没准。
就这么个问题，一直拖到25日。刘敬安又跟安徽方面取得联系，并再次确认对方保证尽快把自来水设备安装完毕。得到这一消息时已是深夜12点钟，为了抓紧已经失去的时间，刘敬安他们半夜将移民户主集中起来开会，征求意见。可争执仍旧，一直到凌晨4点仍没有得到解决。
干部们急得火烧眉毛，移民们看似平静但心头也非常着急。时间不等人哪！
第二天，协商会议继续召开。
“我们和迁入地的政府已经都答应一定把提水和送水的设备安装好，可你们还是不同意搬迁出发，这样就是缺少对政府的信任了，不利于解决问题嘛！”刘敬安一遍又一遍陈述理由。
移民们则认为：“啥事情都要眼见为实，一旦我们到了那边，人生地不熟的，人家会按照我们现在提出的要求做吗？做不了我们又能找谁？你刘书记到时一甩手，说你们现在已经不是我们三峡人了，干吗还找我们嘛？那时我们哭天天不应，叫地地无声，可就惨嘞！”
“怎么会嘛！无论如何你们都是共和国的公民，不会没人管嘛！”
“那你既然说那边肯定会按照要求安装好自来水设备，如果达不到要求怎么办吧？我们现在还算你的人嘛，算三峡人嘛，你给个准信！”
“如果是那样的话，我刘敬安以镇党委书记的身份，也愿以一名共产党员的身份，向你们保证：我会留在那个地方，直到负责给你们解决好问题为止。如果解决不好，你们怎么处置我都可以。”刘敬安用沙哑的嗓子，一字一句地这样对移民说。
“好啊，这可是你自己说的！但光说还不行，你得用文字的形式给我们保证下来。”移民们说。
“有这个必要吗？”刘敬安感到委屈。
“有这个必要。否则我们心里不踏实。”
“那好吧，你们把意见写出来，我签字。”刘敬安说这话时脸上露着的是笑，心里却在流泪。
当这份“人质”式的特殊保证书签上“刘敬安”三个字时，已是26日深夜12点。
第二天黎明的霞光刚刚在东方露出，移民们便自觉投入了物资装运。这一天是27日，全村移民的物资装运完毕起程时，晚霞已经染红了神女峰。
28日，原定的外迁大军起程时间不变，250名到安徽宣城的移民随着其他乡镇的一千多名移民浩浩荡荡地离开三峡，踏上了千里迁徙之旅。刘敬安等移民干部随队而行，他是必须同行者，因为移民手中有他的“人质”式保证书，保证书有这样一条内容：如果他不能为移民们处理好自来水设备，所有到安徽宣城的250名外迁移民出现返迁事件，及其经济损失和政治影响，他要负全部责任。
刘敬安没有退路，除非跳进滔滔的长江。但跳下后又让谁来解决这样的事？他清楚和明白这一切，所以他必须随行。移民们也明白这一切，所以他们也用不着将“刘书记”看管起来，只要手里有他签字的纸条便足够了。
移民专用的巨轮威威风风地在长江里顺水向东而驶。移民们暂且忘却了心头的不愉快，将目光投向大江两岸那些新鲜而陌生的景致，有说有笑。几天后，巨轮到达芜湖码头，移民必须上岸换乘汽车再到达移民点。其他乡镇的所有移民都纷纷争先恐后地登岸了，惟独刘敬安他们镇的250个移民就是一动不动。
“又怎么啦？”干部们急死了。
“还是老问题，如果看不到用水的事解决好，我们就留在船上不走！”移民们说。
刘敬安出现在舱门口，这回他的脸上没了笑容：“我只想说一句话：你们现在不上岸，这不是我们已经约定的内容。如果出现不测的后果，责任全在你们，我不负任何责任。”说完，刘敬安朝干部们一挥手，“我们到岸上去等他们！”
干部们全部撤到了岸上。这回轮到移民们开始着慌，“走走，快上岸吧！都闷好几天了，还不快出去吸吸新鲜空气？走走！”
这一走，全都上了岸。
轮船改成汽车，各个移民点开始分路而行。刘敬安他们镇的250名移民的队伍加上护送的干部，行驶在路上依然是浩浩荡荡的。
很快，宣城到了。移民点到了。
“下车下车，新家到了。瞧这漂亮的房子！”干部们纷纷跳下车。
当地欢迎队伍的锣鼓已响起，但车上的移民却闷着头，一个也没有下来——显然，又是一次准备好了的行动。
当着对接地的干部和百姓，刘敬安的脸上一阵白一阵红，他觉得自己的脸面这辈子算丢尽了。可他很快恢复了常态，笑着对车上车下的人说：“现在就剩下一件事要做：这是我的任务。谁都不怪！”
他转身跑到井边，开始履行自己的承诺。
当地干部明白过来后，便纷纷同刘敬安一起进入了紧张的协商和行动……5天后，一条条新架起的自来水管，满灌着清澈的水流，终于通进了移民们的各家各户。
5天后，移民们一见到水，谁也没有再动员他们下车，转眼间只见所有的人纷纷迫不及待地拥进了自家的新居，随即是欢笑和齐鸣的鞭炮声……
“刘书记，太感谢你了！”
“刘书记，真是委屈你了！我们不该这样为难你啊！”
那一晚，刘敬安重新感受到了几年前他在那个贫穷的山村为百姓们修成一条公路后的那种干群鱼水深情……
他哭了。哭得很伤感，也很痛快。他说，这就是移民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