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当然不可能人人都凭200元投入擒获2.59亿彩票巨奖。但是，若身在上海的你无病无痛，其实也是个十足的幸运儿。用上海话说，就是你“额角头高”。
额角头（egodou），原指“额头、脑门，人头部最突出的部分”。往往与“碰”连用，表示碰运气。额角头高，表示运气特别好的意思。（《诙词典》）
无病无灾对任何人而言，自然都是好事。但一旦染病需要治疗，就绝对是坏事，尤其是在上海这么贵的城市——治个小感冒，一不留神都会花掉上百元的城市。
陈晓兰，上海一家医院的普通医生，因为10年不懈地与医疗腐败现象顽强斗争，而成为“2007年《感动中国》人物”之一。
1997年，在上海市虹口区广中路地段医院理疗科工作的医师陈晓兰，开始举报假冒伪劣产品——光量子氧透射液体治疗仪和配套的石英玻璃输液器。至今，被她揭露的各种医疗器械达20多种，其中9种假劣医疗器械被查处。2007年，她举报黑心医院上海协和医院，最终该医院被查封。
2006年，她在接受《人民日报》采访时，出示了一张医药费用清单，这是一个临终病人住院3天产生的费用。死者张印月，2005年底因“感染性”休克被送到上海某三级甲等医院抢救，不到3天（总共64个小时）死亡，费用总计：8645.62元。其中医护人员专业技能收费（诊疗费及护理费）58元，包括医生诊疗费34元，护理人员护理费24元；医械收费2827.16元；药品收费5591.46元；其他费用169元。
陈晓兰从一个医生的角度对这份清单进行了剖析，以此揭示上海“看病贵”、“普通人看不起病”的原因：
首先是用药贵。5591.46元药品费用中，抗生素收费2510.72元；大输液749.88元；抢救药物191.06元；其他与抢救相关的药569.8元；与抢救无关的药品1570元。
在抢救中，医院总共用了5种抗生素：庆大霉素（0.38元/支）、亚胺培南（218元/支，用量7支）、盐酸万古霉素（180.4元/支，用量3支）、罗氏芬（118元/支，用量2支）、头孢他啶（103元/支，用量2支）。
陈晓兰说，同为抗生素，价格却有天壤之别。有经验的医生知道，对于一般性感染，抗生素使用并非越贵越好，许多感染用传统便宜的抗生素像庆大霉素、青霉素等可以治好。病历显示，在使用了多支价格不菲的抗生素之后，张印月的白血球数量不降反升，从最初被诊断为“感染性”休克的白血球指数1万，到死亡前8小时的白血球指数达2.3万，说明感染没有控制住。
导致用药费贵的原因，除了追求单价贵的药物之外，也存在滥用充数、提高费用总额的问题。清单显示，张印月总共输液1.9万多毫升，合计19公斤，几乎占到这位瘦小老人体重的一半，而大部分用药都通过输液方式进入他的体内。
陈晓兰说：“我早年做医生的时候，临床上有个用药规矩：能口服的不注射，能肌肉注射的不静脉注射或静脉滴注。当时我们取笑业务水平不高的同事，往往用‘一瓶’来称呼，因为凡是病人过来，他总是给人吊一瓶输液。可是现在，医院里到处都是‘一瓶’！”
陈晓兰介绍，我国大输液产业近年来的用量以20%增长，目前已经成为我国医药工业5大支柱产业中“生产能力利用率最高、发展最为稳定的一种”，而患者则是支撑这一产业的群体。陈晓兰说，病历显示张印月进医院时肾功能已经丧失，而治疗学要求，病人处在“少尿”状态时，应严格控制输液，但是病人居然被输了1.9万多毫升的液体！
另外，就是医疗器械费贵。在2827.16元的医疗器械费用中，化验费934元，检查费62元，摄片费80元，输氧费病室治疗费1095元，一次性医械及易耗医材费656.16元。
“在医疗器械费用中，我希望大家能够注意利润这一块。”陈晓兰特别强调，现在提到医院的运行机制，往往讲“以药养医”。事实上，在很多医院，以药养医早已成为历史，现在的情况是，以“疗”养医，以“查”养医。无论是“疗”还是“查”，都依靠医院内的各种医疗器械。她分析说，对比医疗器械费用和药品费用可以看出，尽管药品费用占到病人就医费用的大头，共计5591.46元，但由于药品在医院内只允许15%的利润率，所以利润总量只有838.72元。相反，医疗器械产生的费用，尽管表面上看只有2827.16元，但是按利润率80%计算，医院可获利2261.73元。
“由于医疗器械的种类多，有的用来检查，有的用来治疗，其价格和成本都不一样，利润也不尽一致，80%是我取的一个约数，并不算高，许多医疗器械产生的利润率，甚至可高达90%以上，因为我国的医疗器械没有淘汰机制，只要进入医院，坏了也照样可以赚钱，为了降低成本，医疗器械在医院‘带病工作’的情况很普遍。”陈晓兰说。
显然，在陈晓兰的剖析下，不难发现，医院已不单纯是治病疗伤的场所，更大程度上成了牟取私利和暴力的营业机构。医生不仅仅是医生，他还多了另一个身份：商人。
虽然我们不清楚像南京医院爆出的“倒卖病人”的丑闻在上海是否存在，甚至是否普遍。但医生拿红包、吃回扣，在广大患者身边并不稀罕。上海人又是如此精明的一群，时常还能看到有孝心的儿子或女儿，在论坛发帖询问“老爸做一个1万元的手术，给医生多少红包比较合适”等类似的问题。
显然，医生拿红包、吃回扣，成了业内心照不宣的潜规则。对此，先后在多家医疗器械销售公司做过销售的赵国雄，心里自有一本清楚的帐。与陈晓兰相似，他也是上海医疗腐败黑幕的揭发者。
“没关系，你就直接写我的名字吧，这个行业太黑了，我有必要来说一说它的黑幕。”赵国雄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采访时，一点也不避讳自己的身份曝光，他说，“医生回扣高的时候，一天能够拿到2万元。”
根据业内估计，上海每年80余家医疗单位开展人工关节置换手术7000余例。这个数量相当于阑尾炎手术的数量，这也就意味着人工关节手术实际上已经到了几乎没有什么技术含量的水平。
赵国雄提供了一份详细的价目表，其中显示，同样的一个人工全髋关节，国产价格最便宜的只要7150元，而进口产品价格最高达到36923元。
事实上，按照业内行规，无论是国产还是进口的人工关节，给每个主刀医生的回扣都在20％-30％之间，一般进口人工关节的回扣在5000元到9000元之间，而国产的只有2000元到4500元之间。由于两者价格相差悬殊，因此医生只认定进口产品，所以，上海大医院的骨科几乎都被进口产品垄断。
医生为了拿更多的回扣就使用更贵的医疗用品，相应的，患者要付出的医疗费用也就越高，所以看病不贵，才怪！
2008年9月至2009年1月间，赵国雄前往上海市28家公立医院，收集了430份医疗费用清单，对各病种的费用水平、住院费用构成、自费费用比例等进行分析，完成了一份试图回答“看病贵究竟有多贵，又贵在哪里”的医疗费用“田野调查”报告。
大多数病例（76%）的单次住院费用低于1.5万元，全部430例住院清单的平均费用为每例13809.26元，赵国雄觉得，这些数据的实际意义并不大。因为，对于非患者来讲，他在消费支出的心理中，总是将医疗费用的准备金放到高限的水平。
比如，此次住院费用清单调查中，最高一例的住院费用超过26万元，这可能发生到任何一个家庭上，也就是，任何一个家庭在储蓄的主观计划中，医疗费用准备金有可能倾向于向26万元的水平靠拢，而不是向1.5万元的水平去低就。如果储蓄水平仅仅高于1.5万元，一个家庭或一个个人对于医疗费用的预期可能是比较焦虑的，或许，只有当现金储蓄超过10万元之后，人们才会在进行其他消费时稍稍忘却医疗费用的阴影。
赵国雄在对其中43例自费比例最高的手术类费用进行分析后得出，整体费用结构是外科植入物占64%，高价外科械材占13%，其他项目占23%。由于其他项目（23%）主要涉及国家定价的手术费标准及通用的基本手术械材，还包括输血、麻醉、监护等手术类费用当中的辅助性费用，因此基本不具备费用弹性调整的空间。所以，外科植入物及高价外科械材成为最核心的高费用组，是住院医疗费用的主要项目因素。
外科植入物包括：支架、导管、球囊、栓子、夹子、补片、心脏起搏器、人工关节、骨科及脑外科内固定材料、人工脑膜、人工晶状体、人工骨等。这类材料发端于心脏、脑外科、骨科，现在正在向全身各个部位各个系统的外科手术蔓延。高价外科械材包括，超声刀、吻合器、一次性内镜械材、血管缝合器等等。
赵国雄指出，由于以上这些外科材料有商业贿赂的刺激，使用得越多，主刀医生的灰色收入越多，外科手术正在以各种名义被搞得越来越复杂。一些传统上本来很基本的手术，比如，阑尾炎手术、胆囊切除手术、骨折固定等等，其费用几十倍乃至上百倍于过去的水平。更为严重的是，由于巨大的经济利益的诱惑，有患者正在受到欺骗式诱导，接受原本并不需要的手术，或超范围手术。
上海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胡苏云，对于赵国雄的调查报告所得出的一些基本结论表示认可。她说，现实的情况是，医药行业在自费药品和自费的医疗械材上“大做文章”，而医生在商业贿赂的影响下，往往摒弃了无太多“油水”的医保内产品，而是向患者推荐价格昂贵的自费药品和器械。“这就形成了一个怪圈，医保范围在逐步扩大，而自费的药品和器械产品越来越多，价格越来越贵。”
为什么医生变商人、回扣成常规？《瞭望东方周刊》于2009年刊发的“解放医生”专题回答了这个问题——因为正常途径的收入太少了。
72岁的协和名医罗爱伦说：“你想不到吧，我做了48年医生，退休工资才3140块，加上补贴不到4000。”而她在香港行医的一个朋友在美国、上海、香港都有房子，退休后每月还有18万港币退休金。“人家看见我们就像看见穷光蛋一样。”
“为什么一些医生不顾尊严地要去拿红包？因为他收入低。美国的麻醉护士年薪8万美元，麻醉大夫年薪25-30万美元，所以你给他红包是侮辱他。如果是少数人拿红包，那该批他，如果80%-90%的医生都靠拿灰色收入来维持一个比较好的生活，那就需要政府在制定政策上给予关注了。”北京协和医院麻醉科主任黄宇光说。
“医院是个知识密集型的单位，我们医院年轻的住院医生都是博士以上，护士都是本科。但我们几乎都是超负荷工作。我有次问飞行员，为什么你们工资那么高，他说是为了安全，就是要让飞行员脑子里只考虑飞行。其实医生也一样呀，为什么不能给他高薪，让他脑子里只考虑看病呢？”协和医院呼吸内科副主任许文兵说。
可惜，病人懂得要让医生填饱肚子才能专心看病，所以自觉地排队给红包，而政府却似乎不懂这个道理。所谓“医改”一波又一波，但改来改去都不见明显效果。红包、回扣照样满天飞，为了疗伤治病，老百姓不仅要支付常规费用，还得额外给医生们付本该由政府承担的“工资”。
上海一直在说让社区医院运作起来，缓解“大医院就医难”的问题。但是，医院是建起来了，老百姓却不愿意去自家门口的社区医院看病。
因为这些医院“水平不行”。“这边配配药么蛮好的，看病还得到大医院去。”65岁的张老伯说，他患高血压，知道自己吃什么药，吃光了就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配。《新民晚报》的记者跑了几家社区卫生中心，采访了10多位前来就诊的市民，几乎每一个人都对记者说这样的话。
每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大厅里，医生全部“挂牌”上墙。其中，本科生通常只有2-3名，所占比例相当小。有家中心共有31名医生，只有2人拥有本科学历，其余全部是大学、大专或中专毕业。预诊台一名护士说，“本科”是全日制大学毕业，“大学”指的是夜大或其他成人高校。
“我老伴来抽血，那个护士扎了几次都没扎对，疼得我老伴直吸气。”这样的水准让很多患者望而却步。
医疗资源分配不均，小医院留不住人才，这是关键。“社区医院的工资真的留不住人啊。”一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院长说，医院里有个苏州大学毕业的本科生，小姑娘每个月工资加奖金才2000多元，算上过年过节的福利，一个月平均才3000元。“这点钱怎么够她结婚、买房？人家肯定要走的嘛。”
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的医生几乎都认为，造成医疗资源分布不均的一个根本原因是，中国的医生是依附于医院，而不是属于全社会的。
医生依附于医院的结果是，“同一个级别的医生、不同医院的医生水平差距很大，没准某个县医院的主任医师还不如我们这里的一个住院医师呢，光看职称怎么能衡量一个医生的真实水平？如果医生变成了自由职业者，职称其实没有太大用处。美国的医生是没有职称的，我聘不聘你是根据你的本事。”北京天坛医院副院长王拥军说。
他介绍说，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医生都是自由职业者，美国的医院就是个空架子，由医生行业协会评定医生资质，考过一个试取得一个资质。另外，在协会里，医生的每一次医疗事故都有记录，保险公司卡得特别紧，而这些记录都是联网的。
“美国规定，医院要聘大夫，大夫的医疗责任险一半是由医院付，有的医院是全付。如果你老出事故，我聘你的成本就高，这个医生就不好找工作。所以医生的水平不应该由医院来评估，而应该由第三方行业协会来评估。”这就真正将医生从医院里解放出来。
所以说，新医改允许医生多点执业，这是走上了正确的轨道。但是，“多点执业主要不是解决收入问题，而是解决人才的充分利用、健康发展和合理流动问题，解决医疗资源分配不均的问题。”北京市第六医院副院长危天倪说。
实际上，针对一次又一次的医改，黄天宇说，医生们需要的不是给钱，而是给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