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作家中，有“上海记忆的追寻者”“海派文化阐述者”之称的陈丹燕，评价说：“上海在日益变成一个美国式的全球化都市，并恢复它从前的经济城市的拜金传统。这是我所不喜欢的。”
事实上，不管个人是否愿意。国务院于2009年正式批复，上海于2020年建设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城市发展目标的确认，这座城市将和资本、金融，更加密不可分。但是，上海建设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对这座城市以及城市里的人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是我们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首先，我们必须意识到，“资金有其自身的局限。有些城市缺少内在成功的机制，在这些地方，用钱也买不来使一个城市成功的内在机制。更进一步说，在有些地方，钱会破坏产生内在机制的条件，在这种情况下，钱只能带来很大的祸害。但是，从另一方面说，有了钱就能满足一些需求，从这个意义上说，资金能够帮助建立城市内在的成功机制。因为这些原因，可以说资金是一股强大的势力，既能造成城市的衰退，也能促使城市的再生。但是，有一点必须要弄明白，不是资金能不能到位，而是它是怎么来的，目的是什么，所有这些都是重要的问题。”（《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显然，如何赚钱并花钱，是上海需要不断学习的本领。
只是，在很多看似美好的建设成就背后，可能已经存在了诸多问题。
1949年以前，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多功能经济中心，是与西方联系最广泛、最密切的中国城市。1949年以后，前30年上海是中国的工业中心、商业中心，是除了北京以外的政治重镇和文化中心。1978年以后，特别是1990年浦东开发开放以后，上海走到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
然而正是这次浦东的大规模开发，被《建筑上海》一书的两位作者爱德华·丹尼森和Guang Yu Ren认为是“一个被错失的巨大机遇”。英国《金融时报》驻上海记者杰夫·代尔则表示支持这一结论，“将上海描绘成新模范城市的宣传多得让人喘不过气。在这样一个年代，两位作者对上海当代规划的尖锐批评，可谓一剂苦口良药。”
杰夫·代尔说：“与外滩隔岸相对的浦东一隅被指定为金融区，但市场行为主导了浦东其它地区的土地分配：大量土地被廉价售给出价最高的竞标者，这些收益使上海的财政‘钱包’鼓了起来。”
“其结果是，一群风格前卫、雄伟壮观的高楼大厦拔地而起。它们从远处望去颇具震撼力，但却被孤立在不同的地块上，彼此缺乏关联。现代中国在大事和大框架上表现得十分出色，但对于一些能够产生长期影响的细微之处，却有些粗心大意。在这片金融区周围逛上一圈后，你可能会发现八条车道的大街上，人行横道寥寥无几。在一个似乎事事有规划的国家里，浦东令人惊讶地缺乏整体规划。”
过分追求速度，缺乏经验，可能就是上海犯下的错误。
目前，公认的全球性国际金融中心是伦敦、纽约。除此之外，世界上还存在着许多区域性的国际金融中心，如欧洲的法兰克福、苏黎世、巴黎，亚洲的香港、新加坡和东京等。
在人类文明的历史过程中，“金融”这种东西的出现就是一种奇迹，而奇迹中的奇迹就是，“金融”已经在主导整个世界。短短一条华尔街，它的影响力不会弱于美国白宫，很多城市为了争取“金融中心”的位置，处心积虑经营了数十年甚至上百年（《城市战争》）。
上海有着打造国际金融中心的长远目标并誓与纽约比高下。上海市委常委、副市长屠光绍在2009年6月的一个洽谈会上不经意地露了底，他专门分析上海与纽约这个国际金融中心的差距，而对于处于同一区域的主要竞争对手香港，则只字不提。随后，屠光绍又会见到访的伦敦金融城市长，交流发展国际金融中心的经验。
2010年7月8日，全球首份突出发展能力的“新华—道琼斯国际金融中心发展指数”报告在上海发布。在入选的45个国际金融中心城市中，中国的香港、上海、北京和深圳均处于金融中心成长发展的繁荣区阶段。其中，上海以63.8分的综合得分排名第八（纽约、伦敦和东京排名前三甲），但在“成长发展”这一分项上，上海毫无争议地以87.4的得分高居榜首。
在后危机时代，以上海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金融中心表现令人瞩目。但除了“成长发展”外，上海在金融市场、服务水平和综合环境等方面的落后亦提醒公众，从陆家嘴到华尔街的距离，远不是报告排名反映的那么接近。
屠光绍也毫不讳言上海与纽约的差距：一、上海的法治建设不行。屠光绍解释说：我们现在要打造国际金融中心，我们和国际接轨的税收、信用这些法律体系有差距。二、国际化程度不行。屠光绍认为上海充其量只是一个金融聚集稍微多一点的城市，离国际、金融中心两个方面还远远不够。三、市场化程度不够。屠光绍指出，上海在建设过程当中对怎样发挥主体的作用，主体怎样创新发展这方面的考虑还不够，特别是上海行政化的色彩多一些。四、上海的金融人才不足。上海金融人才与伦敦、纽约就不是一个数量级。五、金融信用环境方面还有很大不足。
不过，在上海兴致勃勃展望未来的同时，也有人对这一城市发展目标提出了异议。北京港澳战略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蒯辙元就提出质疑：中国有必要建两个国际金融中心吗？（另一个指的是香港）他的结论是：没有必要。“即使在2020年都无必要建两个国际金融中心”。他的主要理由是：
首先，从世界金融发展史和现实来看，至今在任何一个发达国家都无两个旗鼓相当的国际金融中心并存并立。世界性国际金融中心和地区性国际金融中心都是历史形成的，绝不是政府说建就能建成的，也不是靠宣传吹成的，更不是自封的。同时，他列举了德国，其陷入八个国际金融中心并立竞争的混乱状态，至今仍未改变。
第二，从中国自身和世界发展的趋势来看，中国建“合作双赢”的两个国际金融中心尚无必要。从根本上来说，这是由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模式所决定的。这种带有半计划性或较强计划性的市场经济发展模式，注定了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真正实现市场化和国际化的难度很大，也很难获得西方国家的认同。
第三，从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和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同建的战略考量而言，现时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并无完全必要。蒯辙元认为中央匆匆将上海打造成国际金融之都，可能就是出于市场经济姓“资”、姓“社”的考量。而他觉得香港经济，香港国际金融中心业已是中国经济、中国金融业、金融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无需为此另起炉灶。
事实上，对于非专业人士来说，确实很难理解，建立一座国际金融中心的意义和必要性，以及城市和城市里的人为此需要付出的代价。那么，我们不妨换个角度重新审视。如果上海于2020年如愿以偿，成为与纽约和伦敦比肩的国际金融之都，那么我们将面临怎样的局面。
这时，就不得不提及，已经引起人们足够重视的“交通、贫困和污染”之外的另一大“城市病”——金融，一种超级城市病。
以纽约、伦敦和我们最熟悉的香港为例。“与它们在金融界的地位相匹配的是，2008年的次贷危机之后，纽约首当其冲成为金融危机的发源地，伦敦紧随其后，成为金融危机的扛旗者，香港应声起舞，成为金融危机的重灾地。直至今日，尽管美国疯狂印刷钞票以求自保，纽约仍然心力交瘁；而英国财长出身的前首相布朗也是绞尽脑汁，但伦敦还是游行四起；更惨的是香港，梦魇缠身”。
也就是说，一旦上海更加依赖“金融”发展，由此引发的金融危机，也将对这座城市和城内的居民造成更大和更深远的伤害，且避无可避。
“不仅仅是这三大金融中心（纽约、伦敦和香港），还包括其他许多城市，无论是政府主导型的亚洲城市模式，还是市场主导型的欧美城市模式，城市化过程都没有摆脱金融资本极度膨胀所带来的金融危机的困扰（如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大萧条、90年代前期欧洲发达国家的货币危机、后期新兴市场的危机等）。”
“解决‘金融’这一‘城市病’，简单依靠监管部门就能达到效果——事实上，每次危机后金融监管都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同样需要人们提升对金融资本的认识水准，并小心平衡金融创新和金融监管之间的冲突；更需要发挥科技进步的威力，找到解决金融资本超速膨胀问题的途径。然而，让我们失望的是，这一‘城市病’不仅无法根治，而且每隔数年随着病情爆发，还会变得越来越凶猛”（《城市战争》）。
上海，显然是一座崇尚物质享受的城市，无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所以，同样对自己的拜金毫不遮掩的“文学超男”郭敬明就能在这座城市如鱼得水，他说自己的《小时代》是一部“献礼上海”之作，更有时代性，主要反映当今上海这座城市里年轻人的生活状态。而韩寒却调侃这部小说：“尽是LV、爱马仕的，我觉得就是给那些县级市的读者做品牌普及的吧。他（指郭敬明）说要写一整个时代，我想就是‘恒隆时代’吧。”
我们不去讨论小说是否反映了时代，但郭敬明和他的文字，至少反映了上海的喜好。什么样的人更容易在上海生活，更容易被这座城市接纳，在“郭富豪”的身上表露无遗。
而上海“魔都”的特性，除了提供声色犬马之外，也在于她的索取。她越是金光灿灿、妩媚动人，你就越要为了靠近她而付出昂贵的代价。对上海来说，这很公平，这就是一笔交易。你付得起，留下；没钱或者嫌贵，走人。公平，但也冷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