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砖窑，千夫所指，阴森恐怖。而黑工厂，估计也好不到哪儿去。
那天，我找到了报社领导，报告了思想家说给我的这个选题。在每天下午都要召开的编前会议上，大家认为，写黑工厂不如写黑中介，因为南方黑工厂的工人都是黑中介介绍过去的。这里和北方不同，全国各地的人都涌来这里打工，这里的工厂从来不缺工人，而黑工厂不需要从车站等地去拉人抢人。
很多刚刚走出校门的大学生，很多刚刚来到南方的打工仔，他们都是通过职业中介寻找工作的，如果揭露出黑中介的骗术伎俩，稿件的服务性和社会反响更大。
我欣然接受。
那天我来到了火车站旁边的一条街道上，汽车引擎声、人们说话声、店铺音乐声，将这里爆炒成了凌晨时分的森林公园。在这里，即使面对面说话，也要用很大的声音才能够听清楚。
街边的店铺中间有一条过道，过道处放着一个黑色的音箱，音箱里反复播放着一家职介所的广告，说他们是经过市工商局和劳动局批准的正规中介机构，有着十多年经营的放心职业中介。音箱旁站着一个女孩子，手持一大把传单，我刚刚走近，她就把一张传单塞进我手中。我一看，上面全是各种职位和薪水，还有很多跨国公司，诸如什么微软、诺基亚等等公司的名称。女孩拉着我的胳膊说，她能够帮助我找到跨国公司的工作。
我跟着女孩走进小巷，然后又走上狭窄逼仄的台阶，左拐右拐，终于上到了楼顶。这间没有任何招牌、任何标志的房间就是女孩子所说的能够介绍我到跨国公司去上班的职介所。
职介所里找工作的人很多，都是一张张年轻而胆怯的面孔。职介所的墙上贴满了各种用人信息：司机包吃住，2000元；业务员，2000至3000元，包底薪；打字员，包吃住，1500元……这些信息看起来都很诱人。但是，我在墙上没有看到这家职介所的营业执照和收费标准，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没有出示任何证件。
接待我的是一个瘦瘦的、长着一张南方脸孔的女孩子，身材矮小，皮肤黝黑，鼻子扁平，嘴唇微凸，却口齿伶俐，喋喋不休。她拿出一张印刷粗糙的表格让我填写，上面的内容仅有姓名、年龄、民族、婚否、联系方式、身份证号码，至于文化程度、家庭地址、工作经历等等内容，一概没有。
我填写好了以后，女孩子就说：“交200元。”她说得理直气壮，好像黄世仁在向杨白劳讨要200元地租一样。我给了200元钱，她给我开了一张收款收据。
此前，为了这次暗访，我向报社申请了500元采访经费。
女孩问：“你想找什么工作？”
我说：“什么工作赚钱多，我就做什么。”
女孩从抽斗里拿出一个软皮笔记本，随手翻着，而和她相隔一张桌子的我，不知道她在查看什么，那上面记载着什么。她看了一会儿后，似乎很慷慨大度地说：“这家公司招人，工资3000元以上，你的情况完全合适。现在只剩下最后几个名额了。”
她从没有问过我一句做过什么工作，没有问过我的学历和专业，她连我的文化程度也不知道，居然就信口开河地说我“完全合适”。真是滑稽！
她在一张纸上写了那个公司的地址，又告诉我怎么乘公交车，最后还不忘说一句：“这个好机会我让给你了，我看你是一个老实人。”她想让我说句感谢她的话，我偏不说。
我问：“如果这家公司不合适，还能不能回来再找你？”
她厌烦地摆摆手：“肯定合适，你以后努力工作吧。”
我转了两趟公交车，来到了一家小区里，拿出女孩写给我的纸条，和保安交涉后，找到了这家位于居民楼里的公司。
这家公司门外没有任何标志，和那家黑中介一样。我敲门进入，看到客厅的墙上挂着一条横幅，上面是我看不懂的英文字母。两个女子长得很漂亮，身材高挑，化着淡妆，穿着黑色的职业套裙。
高个子的女子在看过了黑中介写给我的“介绍单“后，就介绍说她们公司是一家跨国企业，总部是巴黎顶尖服装公司，“巴黎是世界时装之都，你应该知道吧？”她问。
我点点头。
“公司要在国内开拓市场，需要人员，公司实力不容怀疑，它在欧美与皮尔·卡丹一样驰名。公司的待遇也很高，底薪3000元，以后逐年增加。”高个子的女子说。
高个女子和我交谈，矮个女子一直在旁边发短信。过了一会儿，又响起了敲门声，进来了两个男子，也是来应聘的。矮个女子在交谈几句后，对那两名男子说：“你们被录取了，公司统一着装，先交300元服装费，再交100元照相费，要办理证件和胸卡。”两名男子毫不犹豫地掏出400元，递到了矮个女子的手中。
高个女子一直背对着他们，但她好像一直在听着他们交谈，一直在看着他们。两个男子交过钱后，高个女子温柔地说：“你考虑一下，本来不想要你交钱，但是这是公司规定，全球几十万员工都是这样。”她好像在替我着想，满脸都是真诚。
我说：“我没有钱。”
她问：“你有多少钱？先交一部分，其余的工作后再交。”她边笑着说，边向我抛出一个媚眼。
那个媚眼确实很让人动心，像渔网一样勾住了你鱼儿一样乱闯乱撞的心，但是我没有动心。因为我清楚地知道，面前这个高大丰满的女人，是一条美女蛇。她们的目的绝不仅仅是这400元，交过400元之后，还会以种种借口，不断地要求你交钱，直到有一天，你无法承受，你恍然大悟，你身无分文，你只能选择离开。
而我现在就想离开。
我走向门口。
高个女子在身后很气愤地说：“来了还走什么？真没见过你这种男人，这么小气，不就几百元钱吗？”
我一边含糊其辞地说自己没有那么多钱，一边移动脚步。走到门口，刚准备拉门出去，门突然被从外面推开了，两个膘肥体壮的男人闯进来，几乎要将我撞倒在地。
他们一人拉着我一条手臂，将我拉进了卧室里。
来到卧室后，先前各交了400元的两名男子也进来了。他们四个人站在四角，将我围在中间。我现在才明白，那两个男子是托儿。
他们威逼我掏出身上所有的东西。
就在这时候，挂在腰间的传呼响了，我拿出来，上面显示出天气预报，我随手删除了。一名头发染成黄色的男子好像突然醒悟过来，他一把抢过传呼，看了看后，问：“谁呼的？”那时候传呼已经几近古董。
我装出一副很轻松的神情说：“我姑姑喊我回家吃饭。”
“你是哪里人？”黄头发问，他手指笨拙地翻看着我传呼上的一个个留言。
那时候我还不会说当地话，就老老实实地说家在北方，姑姑大学毕业后，工作分配到了这里，后来在这里成家了，姑父是工商局长。
站在身后一个留着小胡子的男子讥笑说：“你他妈真会吹牛，我姑父还是克林顿呢。”
我说出了这个城市工商局局长的名字。我说：“你们不相信，就去打电话问吧。”
他们四个人都不说话了，过了几秒钟，小胡子说：“你姑父是工商局局长，你还用找工作？”
我说：“我刚刚从北方过来，我想依靠自己的能力找到一份工作。我谁也不想依靠。”
小胡子出去了一会儿，然后又进来了，我想他一定是去用外面的电脑查找本市工商局局长的姓名。小胡子进来后就一句话不说，像被冷霜打过的紫茄子。他一定相信了我是工商局局长的亲戚。
我装着没有看到小胡子的神情变化，我相信这些小毛贼一定都没有见过工商局长，也一定没有听过工商局长，就开始吹嘘自己这个“姑父”的能耐。我把他演绎成了一个从基层民警干到局长的资深警察，编造出他出生入死的经历，后来，他调到工商局当局长，我甚至还编造出他的习惯用语，他喜欢吃的饭菜，他喜欢穿的运动装的品牌……
为了让他们进一步确信，我随口说出了一个电话号码，我说这就是我姑姑家的电话，如果不相信，可以去拨打。我相信他们是没有胆量拨打的。
他们果然害怕了。他们听我讲着，面面相觑，不知道该怎么办。他们就像课堂上回答不出问题的劣等学生，而我就是他们的老师。
后来，小胡子把传呼还给我，他说：“我们也不认识，无冤无仇，也没有拿你一分钱，你快点走吧。”
我慢慢腾腾地走到门边，他们跟在我的身后，就像我的随从一样，诚惶诚恐，俯首帖耳。高个女子怒气冲冲地站在我的面前，她说：“我又没有把你怎么样，你把你姑父叫来，我也不怕。”因为激动，她的脸像猴子屁股一样。
我心想，我又没有让你害怕。
我一言不发，拉开门，独自走进电梯里。我知道他们一定会走进另一部电梯，然后监视着我，看我走向哪里。我不在乎他们，我一个人走在花树夹道的小区里，走在他们凝望的视线里，走得不慌不忙，走得从容自如，就像老农走在自家成熟的田地里。
走出小区后，我打的离开了。
在这家报社，跑工商口的记者与工商局局长同名。报社里流传着很多关于他们两个的趣事。他们说，这名记者一走进工商局大院里，就有人开玩笑说：“局座驾到，有失远迎，赎罪赎罪。”工商局开会的时候，这名记者坐在下面做记录，有人故意开玩笑说：“局座，请您老主席台上就坐。”而工商局长也是一个很风趣的人，有一次，他对记者说：“我给你们报社写了那么多稿子，我是你们的记者，怎么不给我发稿费？”
没想到，一撮小毛贼被一个名字吓破了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