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以后，当我有机会和这家报业集团的总编坐在一张桌子上吃饭的时候，他总会说起第一次见到我的情景，他戏谑地说那时候的我是一个愣头青，身上透着一股天不怕地不怕的劲头。
在见到总编前的一个晚上，我趴在出租屋的床上，用钢笔书写了一份简历。和刚出道时不一样，这个时候的我已经知道了一份简历对一个人的求职成功会有多重要。我在简历中书写了自己这两年的暗访经历，并在简历的最后很煽情地引用了阿基米德的一句话：“如果给我一根杠杆，我就能撬动地球。”现在想起来，我那时候真是穷酸迂腐得让人牙疼。
然后，我在城中村外的一家打字复印店把这份简历变成了一份铅字。打字店老板收了我5元钱，让我一直心疼到半夜。
第二天天刚亮，我就起身了，穿着自己仅有的一套像样的衣服，对着钉在墙上的镜片把衣领捏了又捏，让破旧的衣领出现原先的棱角来，然后又蘸着水把头发梳成一个三七分的发型，骑着自行车出门了。
那天，我的心中充满了必胜的信念，我一定要做这家报社的记者，我一定能够成为这家报社的记者。我像一个信心爆棚的拳击手一样，提着双拳走上拳台；像提着两把亮光闪闪的大刀一样，一出手就会将对方斩落马下。
我对自己说：如果这家报社不要我做记者，那就是他们的损失。也正是因为拥有这种狂妄，我才总结了以前求职的教训，不找总编室，不找人事部，不找那些部门主任，我就直接要见报业集团的总编——这个报社的很多中层领导都难以见到的人。
报业大楼门口有保安，保安盯着每一个进进出出的人，拦住每一个企图进入大楼的外人。然而，只要你经过报业大楼的大门时，昂首阔步，不看保安，做出一副很拽的样子来，即使你是生面孔，保安也不会阻拦你的。这种办法我在很多地方屡试不爽，省政府、市政府都畅通无阻。
我来到了报社大楼的一楼，径直走向电梯。尽管一楼的大厅有平面图，上面写着每一个楼层的组织机构，但是我不能看，因为一看就会露馅。我装着很熟悉的样子，坐着电梯直达顶层。然后在几个看起来年龄很大的老者探寻的目光中，摸摸已经不再坚挺的衣领，器宇轩昂地走出电梯。
后来，当我再乘这部电梯的时候，我总是谦逊地礼让，让别人先走，我站在电梯门口伸出手臂，阻挡着随时会关上的电梯门，不管电梯里站立的是长者还是孩子，我总是最后一个走出电梯。然而，那天，为了让所有人相信我是这幢大楼里上班的人，我极力装出一副很拽的样子。
走出电梯，我看着门上的标贴，连连叫苦，顶层居然都是各位老总的办公室，刚才电梯里的那几位老者，可能都是这家报业集团的领导，他们会不会觉得这个牛逼哄哄的男子，太没有教养了？
后来我才知道那几个老者是这家报业集团的副总编、副社长。
我躲藏在楼梯口，调整好呼吸，看到楼道间没有人了，便走到标贴上写着“总编”字样的办公室前敲门，没有人应答。再敲，还是没有人应答。
正在我不知所措的时候，隔壁房间走出了一个娇小利索的女孩子，手中抱着一摞文件。她疑惑地看着我，问我干什么。我说：“老总让我今天早晨过来。你知道老总去哪里了吗？”
女孩子说：“老总可能还没有来上班，你到办公室等一下吧，他应该快来了。”她推开了她办公室的房门，伸出手臂，让我进去。
可是，我不敢进去，我担心进去后她或者她的同事会问我一些情况，我回答得驴唇不对马嘴，就会露馅。我装着很有礼貌地说：“谢谢，不用了，我就在这里等等。”
楼道的另一边有一个吸烟室，吸烟室的房门打开，就能看到楼道里经过的每一个人。我走进吸烟室，一边吸着我4.5元的黄红梅，一边仔细观察着那间“总编”标贴的房门，什么时候会打开。
十几分钟后，上来了三个人，年龄都在50岁左右，都穿着夹克长裤，都穿着皮鞋，他们走到了“总编”门前，我站起身来，然而，我还没有看清楚谁是老总，谁打开了房门，他们居然都走进去了。我在吸烟室里徘徊犹豫，想着该不该走进去面见老总？
几分钟后，我来到了总编门前，听见里面有模糊的说话声和突然爆发出来的笑声。我想走进去，可是又担心影响他们谈话。后来，我又回到了吸烟室。
又过了十几分钟，好不容易等到老总房间的门打开了，走出来两个人，我心中一阵高兴。现在剩下总编一个人在办公室了，我进去后想和他说什么就说什么，我也占占别人的时间，也让想见到他的人在外面等候。
可是，当我摁灭香烟的时候，总编的办公室走进去了更多的人，三个年龄大的，四个年龄小的，有的穿夹克，有的穿西装。这下惨了，他们进去后不知道会说话说到什么时候，而且，哪一个是老总，我更分辨不清楚了。
我不能再等下去了，总编很忙，可能要等到下午，等到天黑，也不会等到与总编单独相处的时间。
直到现在，我还不知道哪个是老总。我决定主动出击。
我叩响了房门，里面的说话声音停止了，有人打开房门，我看到一个50岁左右的男子坐在老板桌后，目光沉静地望着我，他穿着一件灰色夹克。其余的人分散地坐在沙发上和老板桌对面的椅子上。这个50岁左右的男子肯定就是总编了。
然而，突然看到这么多的人，我又觉得当着他们的面毛遂自荐不合适。我装着刚刚发现这么多人，笑着对老总点点头说：“哦，您很忙，那我不打扰了。”我带上了房门，退回到吸烟室继续等待。
过了半个小时，这半个小时漫长得像走不完的夜路，老总的办公室门终于打开了，然而这次出来的是八个人，穿着灰色夹克的老总也出来了。他们走进了电梯。
我几步就跨到了电梯门口，可是电梯门还是顽强地关闭了，然后红色的数字不断缩小，电梯一层一层地向下降落。最后，数字变成了负一。有人去了负一楼的地下停车场，我想，那一定是总编。我当时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么肯定，可能是一种本能的反应。
我走进了另一部电梯，电梯飞流直下，畅通无阻，直达负一层，老天爷保佑我，让我能够追上总编。
电梯门打开，我看到穿灰色夹克的总编拉开一辆蓝色车子的车门，准备探身钻进，我飞奔过去，张开双臂拦住了总编，气喘吁吁地说：“等一下，等一下。”
总编惊愕地看着我，下意识地退后两步。我从口袋里掏出已经被压得皱皱巴巴的简历，打开，双手递到了总编的手中，我说：“我要做记者，我一定能做最好的记者，请您给我机会。”
总编接过我的简历，匆匆扫过一眼，然后看着满头大汗的我说：“对不起，我现在有点急事，明天就和你联系。”
我看着总编的车子徐徐开走了，开出了停车场，我弯下腰去，深深地鞠一躬，我在心中祈祷：上帝保佑我。再起身时，已经满眼泪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