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初秋，母亲来到了我所工作的这座南方城市。
这是母亲第一次来到大城市。此前，她连县城都没有去过，她去过最远的地方就是与家乡相隔十多里的山下的乡镇。那个乡镇每隔十天就有一次庙会。母亲每隔几个月，就和同村的婶子们提着竹篮，去庙会上购买生活用品：肥皂火柴、油盐酱醋什么的。每次去山下的乡镇赶庙会的时候，母亲和婶子们都像孩子过新年一样兴奋，她们提前几天就会做好准备，而去“上会”的那一天，都会穿着平时舍不得穿的，一直压在箱底的洋布衣服。
母亲是我们村第一个来到大城市的人，而且是南方的异常繁华的大城市。她是由在县城蹬三轮车的、见过世面的弟弟送来的。
此前，我给家中邮寄了1000元钱，这些钱足够母亲和弟弟买两张卧铺车票。可是，他们舍不得花钱，他们买了两张绿皮车厢的硬座车票，在闷热的车厢里摇摇晃晃了三十多个小时，才来到了我生活的这座城市。
这是母亲和弟弟第一次坐火车。
我在火车站接到母亲的时候，母亲和弟弟都穿着厚厚的棉衣，他们在大街上单衣短袖的人群中显得异常抢眼和臃肿。他们站在出站口的墙边，惊恐地看着身边来来往往的人，用胆怯的目光在人群中寻找着我。他们一看到我，脸上的怯懦一下子荡然无存，拉着我的手用粗笨的家乡话又说又笑，惹来很多好奇的目光。
他们的脚边放着两个蛇皮袋子、两个帆布提包。那两个提包是我当初上中学时用来背馍的，已经洗尽了原来的黄色，变成了不灰不白的颜色。我问：“怎么带这么多东西？这么远的路，太难拿了。”
母亲说：“村里人知道我要来你这里，都给你送东西，这都是你叔你婶的心意，我就都带上了。”
我拎起蛇皮袋子和提包，感觉每个都沉甸甸的。我问里面都是些什么，弟弟说：“有大红枣、核桃、绿豆、坨坨馍、花生仁、辣椒面、花椒面，还有脆瓜。”
弟弟说，当时脆瓜在我们那个偏远的山区还没有上市，这是村里一个种脆瓜的叔叔专门挑选了几个熟了的脆瓜，让带给我的。脆瓜，在一些地方叫香瓜，最好吃的是一种叫做“小白兔”的脆瓜，用拳头砸开后，香气四溢。我知道这个种瓜的叔叔，他种了一辈子瓜，小时候我们偷过他无数次瓜，我们趁着月色潜进瓜地里，摸到大大的圆圆的东西就摘下来，然后，西瓜在前面滚动，我们在后面爬动，一有风吹草动，就赶快停下来，全身贴紧地面，心跳如鼓。那时候偷到的瓜几乎都没有成熟，我们到了安全地带后，将这些半生不熟的西瓜用拳头砸开，用手抓着瓜瓤吃，吃完后满手都是黏黏的糖汁……有时候，我们还偷脆瓜，没有成熟的脆瓜瓜瓤很苦，我们只能啃吃瓜皮……第二天，种瓜叔叔看到瓜皮瓜瓤，总会在村中悲愤地叫骂。
没想到，多年后，种瓜叔叔把他的头茬熟瓜给我送来了。
我们先乘地铁，后坐公交车，我们在公交车上用家乡话大声交谈着，完全没有顾及到身边诧异的目光。家乡话咬字很重，尾音较长，即使轻声说话，也像和人吵架一样。而南方话发音轻柔，莺莺燕燕，显得非常好听。浓重的西北方言在南方婉转的语言中，显得极为另类，就像鸟语林里突然传来了粗犷的叫声。
母亲对城市的一切都感到很好奇，她问我地铁是什么，我说，地铁就是地下跑的火车。母亲想了想后，感慨地说：“啊呀，这城里人就是行，地底下还能跑火车，我回去给村里人说，他们肯定都不相信。”
母亲最感慨的是城市的高楼大厦，还有街道上川流不息的车辆。母亲站在一幢大楼前面，仰着头看着，她说：“这楼这么高，都要踮起脚后跟看，嘎嘎肯定都飞不过去。”家乡人把喜鹊叫“嘎嘎”。
我说：“城里就没有嘎嘎。”
母亲疑惑地说：“城里咋能没嘎嘎呢？嘎嘎是益鸟，专吃虫子的。”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母亲想了想，似乎想通了，就说：“城里没有庄稼，可能就不要嘎嘎。”
我们过马路的时候，在路边等候了很长时间，红灯才转为了绿灯。母亲抓着我的手臂，小心翼翼地迈动着脚步，惊慌不安地看着身边的汽车。母亲说：“这车咋就这么多？一个挨一个，一眼望不到头，就像蚂蚁一样。”
我说：“在城市生活，有房子有车子，就算成功了。”
回到我居住的城乡结合部的那个村庄的时候，母亲兴奋地说：“今儿个跟着我娃来了一趟大城市，坐了地铁，还坐了公共汽车，看了洋楼和这么多的小卧车，这一辈子妈没白活。”家乡人把小轿车叫小卧车，还有的人叫屎壳郎，它确实像屎壳郎一样又矮又小。
母亲还骄傲地说：“恐怕在咱整个乡镇，妈是第一个坐地铁的农民。”
我说：“可能是的，这地铁不是每个城市都有，现在也只在少数几个大城市才有。”
母亲神情严肃地说：“我娃在大城市给国家干事，就要好好干，把国家的事情一定要当回事，不要叫人家戳脊梁骨。”
我点点头。以前每次回家的时候，父亲和母亲都会叮咛我“把国家的事好好干”。
弟弟说：“哥，你以后也在城市买房买车，做个城里人。”
我嘴上含糊答应着，其实我知道，要在大城市站稳脚跟，谈何容易。我居住在城乡结合部，这里的每个人都和我一样，都想在这座南方大都市拥有自己的一席之地。我们现在都还爬在梯子的第一个台阶上，不知道往上还有多少个台阶需要攀登。
我的居住环境很简陋，只有七八平方米的一个小房间，一张床一张桌子就占据了所有空间。迟刀听说母亲和弟弟要来，他就搬到了私立学校去住，把他的房间让给了我。
报社听说母亲和弟弟从遥远的西北来到南方，就将三张演出门票给了我。母亲来到这里的第二天，一家美国交响乐团环球演出，来到了这座城市。
我记得那天晚上，坐在我身边观看交响乐演出的母亲，眼光一直在盯着台上那些高鼻深目的老外，面上带着惊异的神情，她悄悄地对我说：“这些人咋都长成这个样子？和咱的人一点也不一样。”
我说：“那是美国人。”
母亲问：“美国在哪里？比咱家还远？”
我说：“美国在地球那边，比咱家远多了。”
母亲感慨地说：“这些人也恓惶，跑这么远来给咱演出，让咱看。”
母亲和父亲一样，一觉得谁恓惶，就对谁产生了同情。母亲觉得这些漂洋过海的老外们很恓惶，日子肯定也过得不好，才给人演出，就像乡村里那些只有在红白喜事上才会演唱的戏子一样。母亲看着这些老外演出的时候，眼睛里就多了一种怜惜的神情。
那天晚上，给母亲留下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个又高又胖的黑人。那个黑人体重足有三百斤，身材像一个圆球，似乎一跌倒就会骨碌碌滚起来。母亲说：“这人咋这么黑，还这么胖。”母亲还说如果这个黑人生在我们村子里，都没人能够养得起。
演出结束的时候，很多人争抢着上前和老外合影。我带着母亲也走到了台下，让母亲更清晰地看这些她从来没有见到过的老外。那个三百斤重的黑人友好地给母亲打招呼，并伸出手来。母亲也下意识地伸出手去。黑人一握住母亲的手掌，就惊叫一声，赶紧放开。母亲的手掌全是老茧，一辈子被农具磨出的老茧，像砂纸一样粗糙；手指关节处的老茧开裂了，又像刀片一样锋利。
老外们都诧异地望着母亲，他们奇怪一个人的手掌怎么会变成这样。我站在一边，心中充满了酸楚和苦涩。
我记得那时候还带着母亲和弟弟一起去看《同一首歌》的演出现场。《同一首歌》是那时候中央电视台最火暴的一个节目。那天演出现场人山人海，绝大多数都是年轻人，母亲可能是所有观众中年龄最大的。母亲看着无数张激动的面容，听着山呼海啸的声音，她异常惊讶，这些人口中同时喊出的一个个名字母亲都没有听过，那一个个名字代表着一个个曾经或者正在走红的歌星，而母亲一个都没有听过。像母亲这样年龄的农村老人，已经完全被抛弃在了现代文明之外，他们年复一年关心的只是一日三餐和春种秋收，那些霓虹闪烁的场面和霓裳飘飘的画面，对于他们来说，是完全奢侈和陌生的。
就像观看美国交响乐团演出后，母亲只记住了那个黑人大胖子；多年后，母亲向我提起那天夜晚的《同一首歌》演出现场时，她说：“那么多人，比咱这里庙会上的人多多了。娃娃们一直都在喊，不知道都在喊些啥。”
母亲除了关心那些娃娃，还关心演出票价，一张票就高达680元，让母亲每次提起来就惊讶万分，“那么高的票价，怕怕的死呀，还有那么多人看。城里人咋来这么多钱？”
美国交响乐团和《同一首歌》的演出门票母亲一直保存了好多年，似乎在母亲的眼中，那两张票就代表着南方大都市的生活，那是一种他们完全陌生而又心驰神往的生活。我的一位同事说，在他小的时候，他们村子里有一个人去了一趟北京，回来带了一包点心，点心吃完了，而包裹点心的草纸被那个人珍藏了很多年。
城乡之间巨大的差别，完全超出了母亲这辈人的想象力。只要一走在大街上，来自偏僻农村的母亲就会惊讶万分，她像走进了一个无法想象的神奇世界。马路上那么多的小卧车，一辆接一辆，都是私人掏钱买的，这一辆车就要几万几十万元；而一个农民一辈子也挣不了这么多钱。超市里那么多的商品，堆积如山，想买什么就有什么，想买多少就有多少，啥都不缺，啥都能买到；而乡村每隔十天才有一个庙会，庙会上也仅是一些有限的商品。市中心的名牌服装专卖店，一件衣服就几千元，一双鞋子也高达千元，还排着队购买；而母亲此前一直穿着自己手纳的布鞋，一件20元的洋布衣服穿了十几年，这次要来我打工的城市，才在庙会上买了一双布鞋和一身衣服，花了近百元，让她一直心疼地念叨个没完……
《同一首歌》的票是报社一个女同事给的。每逢有演出的时候，演出单位就会把一些票送到报社，报纸上就会刊登一些演出的消息。每逢有票送过来，报社就会在公告栏张贴启事，员工认领，先到先得。一些女同事特别喜欢观看演出，所以就特别留意公告栏。那天，报社一个胖胖的女同事听说我母亲从遥远的乡下来了，就把自己领到的三张票送给了我，而此前她是准备带着自己的父母去看的。
那位女同事非常乐天，又高又胖，体重高达200斤，她有一句在圈子里流传甚久的格言：“因为善良，所以丰满。”她曾经发起了一个“胖妹俱乐部”，定期举办活动，让很多因为肥胖而自卑的女子摆脱了自卑。现在，这个俱乐部的会员已经多达千人，遍布全国。
有一次，我带着母亲和弟弟去了肯德基店，弟弟看着窗口上的价格表说：“我不吃了，我不爱吃这些东西。”他其实是舍不得让我花钱，那些高昂的价格让弟弟感到恐惧。无论我怎么劝说，弟弟就是不吃。
后来，我只给母亲买了一个汉堡和一杯可乐，还有一包薯条。母亲吃着汉堡的时候，我问：“好吃吗？”母亲说：“好吃得很，不知道人家这是咋做的。”母亲把汉堡吃完后，我问：“还吃吗？”母亲为难地看了看我，犹豫了一下说：“吃饱了，不吃了。”我故意说：“这东西很便宜的，没有吃饱我再买。”母亲小心地问：“刚才吃的那个东西，要多少钱？”我说：“不贵，只要一块钱。”母亲终于释然了，她笑着说；“那就再买上一个。”
母亲吃饱后，我们一起走出肯德基店。母亲回头看着肯德基门口的那个大胡子老头儿，高兴地说：“今儿个跟着我娃把外国人的东西也吃了，妈真是有福啊。”
然后，我就上班去了。
晚上回来后，我突然看到母亲很不高兴，就问怎么回事，母亲说：“你咋能骗我呢？你今儿个晌午就花了40块钱，啊呀，吃一顿饭就花了40块，早知道我就不吃了。”我知道真实情况是弟弟告诉母亲的，40元钱的一顿饭，是母亲想也不敢想的。一直过了很多年，母亲还在念叨着那40元钱的一顿饭，觉得太浪费了。
母亲在城市的那几天，我们每天晚上都睡得很晚，经常会说起小时候的一些事情，说着说着，就会突然流下眼泪，感觉既心酸又温馨。
和父亲一样，母亲从来没有觉得自己这一生苦，母亲总是和“低标准”的年代比较。所谓的低标准，就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的那三年，官方口中所说的“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很多人被饿死。母亲说那时候连榆树皮都吃光了，只有牲口才吃的野草也都被人吃光了，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绝户。绝户，就是一家人全都死了。还有些地方出现了“易子而食”，互相交换孩子吃。
母亲说，现在的日子不知道比以前好了多少倍，“过去的都是好年景”。和父亲一样，母亲也总是这样说。这对老夫妻和绝大多数中国农民一样，这一生从来不知道什么叫抱怨，再苦再累也不发一句牢骚，他们对生活总是充满了感恩。
有时候，钟封夫妻也会来一起聊天，房间坐不下了，我们就搬几张小板凳坐在楼顶上。遥远的城市里，灯如星河，而脚下的村庄，声如波涛，空气中飘荡着煎炒的油香。“城里面就是繁华，就是好。”母亲说，“和乡村比起来，真的是天壤之别。”
钟封夫妻听不懂母亲的方言，总需要我充当翻译。当我把母亲口中的“繁华”和“天壤之别”翻译给他们时，他们深深地惊讶，怎么农村老太太也会说成语？他们不知道我的家乡尽管是一个偏远的乡村，可在先秦的时候，那里就有人居住，此后，秦汉三国、隋唐宋明，那里一直作为中央统治的区域，各朝各代官府的文告张贴在集市上，那些文言词汇就走进了老百姓的耳朵里，留在了心中。
有一天晚上，我们突然就说到了盗墓。我们那里的古墓很多，历朝历代无数的官吏死亡后，都会把尸首埋在那里，以求荫庇后世。据说，我们那里的风水很好。那些机关算尽的人没有想到，他们为后世的盗墓贼提供了发财的机会。
曾经是文物商人的钟封说，盗墓是一个古老的行业，确实是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在三国时期，盗墓曾经合法化，曹操的军队中，有一种官职叫做“摸金校尉”，其实就是带着人去盗墓。三国时期由于连年战争，百姓普遍都很穷，曹操诗歌中说：“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在这样的环境中又如何能够筹集军饷？所以，曹操就盯上了盗墓这一行。三国中的蜀国位于天府之国，吴国位于稻米之乡，都比较富裕，而最贫穷的就是魏国了。但是，挖人祖坟毕竟是不光彩的事情，在曹操时代的所有文献中，都没有记载这些事情，这些事情只流传在民间。
这时，弟弟突然说：“狗剩叔现在就盗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