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当卢沟桥枪声响起时，陈寅恪作为清华大学历史、中文两系合聘教授，在讲授多门功课的同时，仍兼任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历史组主任、研究员。在此之前的七八年间，陈氏在学术研究上著述颇丰，教学上业绩辉煌，深得中央研究院蔡元培、朱家骅、傅斯年以及清华大学梅贻琦、冯友兰、朱自清等双方大小主事者的赞誉和尊敬。1934年5月27日，傅斯年在致胡适信中特别提道，“若以寅恪事为例，则寅恪之职务，大事仍由其主持，小事则我代其办理。”又说：“且寅恪能在清华闭门，故文章源源而至（其文章数目在所中一切同仁之上）。”这一时期，根据清华大学规定，教授月薪最高以400元为限，所在学科有特殊贡献者，可超过此限，其人数不得超过全体教授总数的五分之一。陈寅恪属当之无愧的“特殊贡献者”，因而得以连年加薪，到1937年上半年，月薪已达480元，为清华教授中薪水最高者。一家人生活稳定，无忧无虑。最令陈寅恪得意的是，他的父亲三立老人得以从南京迁北平城内和儿孙辈家人经常见面，不再孤独。平时城内与清华园两方面家务都有仆人打理，省心省力，大事小事均可通过家中电话随时联络，真正过上了俗世中所说的幸福像花一样的美满生活。
这一时期，与陈寅恪交往频繁、密切者有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吴宓、理学院院长叶企孙，以及文学院院长冯友兰、中文系教授朱自清等名流大腕。由于陈寅恪日记不幸在“文革”中散失，他的心境已不得而知，但从好友吴宓留下的几条日记可窥知清华园内的景象和教授们不同的侧影。1937年5月21日，吴宓日记云：
“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近始感树木繁荣，绿叶浩浩发明光，景物之美丽， 居处之清幽，皆足以适我之性，怡我之情。能端居自读佳书，即是真乐。……盖宓久为志业、道德、恋爱诸事所困，劳苦多年，不知享受。近顷始渐能超然，略获解脱，稍致心安意得之境界。苟能长如此，则恋爱婚姻问题，无论如何途径解决，皆能得所裨益而不足为累矣。
如此怡性舒适的环境和心境，吴宓在整天思索着恋爱与女人相互关系与作用问题的过程中，与陈寅恪交往更趋频繁。沿着吴宓日记的轨迹延伸下去，可看到这样的场景：
1937年5月24日晚上、6月3日晚上、11日上午和晚上、22日晚上、23日晚上，陈寅恪要么到吴宓住处闲谈，要么二人在户外西园散步，谈学论世兼及婚丧嫁娶，兴致盎然。6月25日晚，陈寅恪与吴宓双双来到清华园西园散步，观天上各色雨云及彩虹，夜归后，吴宓作《写怀》诗，以舒当晚得意快活之情怀。
7月6日晚7时，陈寅恪与吴宓再次来到园中散步，后坐在体育馆后球场观晚霞，觉大自然之美妙，人生之苦短。忽陈寅恪心中若有所失，默坐了一会儿，又谈起时局变化，感日本之汹汹，叹中国之落后，不禁黯然神伤。第二天夜里，卢沟桥畔枪声响起。自此，西天的云霓霞光被腾起的炮火硝烟所笼罩。
7月14日，吴宓在日记中记载道：“阅报，知战局危迫，大祸将临。今后或则（一）华北沦亡，身为奴辱。或则（二）战争破坏，玉石俱焚。要之，求如前此安乐静适丰舒高贵之生活，必不可得。我一生之盛时佳期，今已全毕。此期亦不可谓不长久，然初未得所享受，婚姻恋爱，事事违心，寂寞愤郁，痛苦已极。回计一生，宁非辜负？今后或自杀、或为僧、或抗节、或就义，无论若何结果，终留无穷之悔恨。更伤心者，即宓本为踔厉风发、慷慨勤勉之人。自1928年以来，以婚姻恋爱之失败，生活性欲之不满足，以致身心破毁，性行堕废。故当今国家大变，我亦软弱无力，不克振奋，不能为文天祥，顾亭林，且亦无力为吴梅村。盖才性志气已全漓灭矣！此为我最伤心而不可救药之事。如此卑劣，生世亦何益？思及此，但有自杀，别无它途。”
7月15日，吴宓日记又载：“是日清华提前发给教职员七月份薪金。计私利，急逃避，此中国人之所能为者耳！”“夕5—6洪谦来（南按：留德哲学博士，时为清华大学讲师），同散步。洪君以国人泄泄沓沓，隐忍苟活，屈辱退让，丝毫不图抵抗，使日本不费力而坐取华北。如斯丧亡，万国腾笑，历史无其先例，且直为西洋人士所不能了解者。故洪君深为愤激痛苦，宓亦具同情。按西洋古者如Troy与Carthage之亡（南按：指古希腊特洛伊城与古罗马时代迦太基之亡），皆历久苦战，即中国宋、明之亡，争战支持，以及亡后图谋恢复之往迹，皆绝异中国今日之情形。中国之科学技术物质经济固不如人，而中国人之道德精神尤为卑下，此乃致命之伤。非于人之精神及行为，全得改良，决不能望国家民族之不亡。遑言复兴。”
7月21日，风闻卢沟桥已开战，此为大战之始，清华园内师生更加惊慌。面对此情此景，吴宓颇为悲愤地记述道：“3—4，蒋振东来。友生多为个人逃避之计，或包运书物，而绝少激昂悲愤，以谈论国事者；遑言舍生取义耶？”
7月29日，吴宓日记详尽地记述了战争紧迫，清华园末日，各色人等的形态，以及自己逃亡入城的慌乱情形：
晨，在荷花池散步，花犹盛开。日机在空中整队飞翔，偶闻一二掷弹或炮声，旋及平静。8：00企孙电告，因张自忠军及石友三保安队等倒戈，我军大败，宋等已于昨夜退走保定。城中已另有政治组织云云。一夕之间，全局尽翻，转喜为悲。不特为事实上之大损失，抑且为道德精神上之大失败。益叹人不能亡我，而我能自亡也！
陈昌年来，言拟随同众学生走门头沟，由此南行，以避敌锋，因学生将被搜捕云云。甘肃学生冯绳武两次来，以存款不多，生活无术，求为宓之仆。宓拒之。此时，见学生纷纷乘自行车（携小包）离校，或以人力车运行李入城。教授亦纷纷以汽车载物送眷入城。校工则退还储金，又将发给两月工资解散。
传闻日军已南进至清河，前队已驻守清华园车站。不久，或即来校接收。情形甚为忙乱。宓深感清华瓦解之易，与员生之但求自逃，不谋团结维持。宓原拟终留清华，至是，叶企孙力劝入城。陈寅恪亦谓‘在此生命无忧，入城可免受辱’。宓以众教授如此行动，遂亦决入城（事后思之，实太急遽）。电K，则香山电话已不通矣。
10：00卞慧新来。还书。宓与吴延增匆匆收检随身零件，单衣，及一部分日记等，于二小手提箱。馀皆弃置（深悔平日不早决行止，双轨预备。此时尚可自雇汽车，多带要件及贵重物品书籍以行，乃全行弃置，悔咎无及）！至1：00毕。
约2：00，与吴延增别，托其暂管宓之书物。又以彦函一包，托彼携归家中保藏。吴延增又大悲泣，挥泪送我。宓忽如此舍弃可爱之清华园西客厅，一生美满舒适之环境与生活，从兹尽矣！关魁元亦来送。宓附乘叶企孙之汽车，并熊大缜君，入城。约3：00抵城内帘子库一号姑母宅中。
就在这一天，陈寅恪见清华园已经大乱，知花落春去，事不可为，亦乘一辆人力车携带部分小物件于纷乱中逃入北平城内西四牌楼姚家胡同三号寓所与家人团聚。一进大门，陈寅恪便急切地招来侄子陈封雄说，其他的东西都可牺牲，唯多年购置的常用书籍与手稿不能丢，让陈封雄尽快想法雇车赴清华园寓所把这些东西抢出来。陈封雄知道书籍与手稿乃叔父的性命，想方设法雇了一辆小汽车前去抢运。陈寅恪购书之多在清华众人皆知，早在哈佛求学时，他就主张大购、多购、全购书籍。1919年8月18日，吴宓在日记中记载：“哈佛中国学生，读书最多者，当推陈君寅恪及其表弟俞君大维，两君读书多，而购书亦多。到此不及半载，而新购之书籍，已充橱盈笥，得数百卷。陈君及梅（南按：即梅光迪）君，皆屡劝宓购书。回国之后，西文书籍，杏乎难得，非自购不可。而此时不零星随机购置，则将来恐亦无力及此。故宓决以每月膳宿杂费之余资，并节省所得者，不多为无益之事，而专用于购书。先购最精要之籍，以次类及，自本月起，即实行焉。”
陈寅恪归国时曾于国外购买一大批书，到清华后仍四处收购不辍。一次竟将积蓄的2000元购买一套日本印制的《大藏经》，约有二三百册之巨，放于清华园寓所中研读。此次陈封雄乘车赶到清华园陈氏寓所，本想把这套巨著一并带上，无奈体积实在庞大，汽车空间有限，只好暂时舍弃不顾，先把书桌内外的手稿及书桌周围的书籍匆忙收拾起来塞进车内。当满载书籍、手稿的汽车于慌乱中驶出清华大学西校门时，正好碰见一辆日军坦克迎面驶入，几个鬼子嗷叫着钻出坦克，荷枪实弹冲过来喝令汽车停下接受检查。待车门打开，鬼子们挥动枪上的刺刀胡乱挑检起来，见装载的都是一捆捆的破书乱纸，有些失望地冲陈封雄呜哩哇啦地喊了几句听不懂的鬼话，抬脚狠狠地踹了一下车门，示意放行。据陈封雄后来说，当时日军仍在西苑一带投弹，处境十分危险，遂没有再返回清华园。翌日，因通州败退之保安队为日军追击，溃败人员绕北平城北、城西而遁，西直门外万寿寺之地犹有战事，西直门连续几日关闭，不能出城，逃入城内的朱自清、陈福田、吴有训等清华教授皆乘车出城，欲入清华园抢救书籍、衣物，皆被阻回。后来清华园成了日军的兵营，陈寅恪又遭逢父丧，没再施行抢救措施，当年花费重金购买的《大藏经》和其他大量书籍全部下落不明。
正应了“福无双至，祸不单行”的古话，陈寅恪入城之时，85岁高龄的父亲陈三立老人已身染沉疴，行将不治。卢沟桥事变发生后，面对山河破碎，生灵涂炭，日本军队咄咄逼人的凶妄气焰，三立老人忧愤不已，情绪低沉，终致一病不起。无论家人如何劝慰，总是忧愤难平。卧床期间，每有亲朋故旧前来探视，老人则艰难撑起病体，以低沉沙哑的声调问道：“时局究竟如何，国军能胜否？”外传马厂国军大捷，老人特向来访亲友询问消息是否确凿。当中国军队败退，有悲观者言称中国非日本人之对手，必弃平津而亡全国时，三立老人于病榻上圆睁二目，怒斥曰：“中国人岂狗彘不若，将终帖然任人屠割耶？”言毕遂不再服药进食，欲一死明志。平津沦陷后，老人伤心欲绝，大放悲声，曰：“苍天何以如此对中国邪！”延至9月14日，一代诗文宗师溘然长逝。
炮火连天中，老父的不幸弃世，对陈家可谓雪上加霜。时陈寅恪几个兄弟均在南方，因交通阻隔，一时难以赶赴北平奔丧，陈寅恪只得在等待中先行准备丧事。
进入城中的吴宓自8月10日始，又几次潜入清华园，将寓中书籍、衣服被褥等物皆清点装箱，雇人力车拉回城内姑母家中保存。
9月2日，清华大学校长办公处发出公告：“开学无期，现组织校产保管委员会，自九月份起停止发薪。”各自设法向长沙集中，吴宓对此犹豫不决。23日，吴宓亲至城内姚家胡同陈宅参加三立老人祭吊。此时，北平早已沦陷，日军已进清华园，清华师生多数已躲避逃亡。吴与陈寅恪商量逃难办法。吴宓不愿南下，欲留北平暂避读书，陈寅恪表示赞成，惟谓“春间日人曾函邀赴宴于使馆，倘今后日人径来逼迫，为全节概而免祸累，则寅恪与宓等，亦各不得不微服他适矣。”也就是说，日本人已注意到自己的身份并开始拉拢，且日后还会前来纠缠，身为富有民族骨气的学界名流，要想不受日本人拉拢和协迫，甘当汉奸，做有辱人格与民族气节之事，就必须离开北平，远走他乡。于是，二人决定奔赴长沙临时大学，吴宓比陈寅恪提前一个星期，也就是10月26日，携两位女学生与叶企孙、熊大缜等人一起离平去津，自此开始了流亡西南的乱离生活。而熊大缜抵津后。突然决定赴冀中参加中共指挥、吕正操直接领导的部队抗日，就此踏上了扑朔迷离的艰险生涯。
吴宓与叶企孙等同事好友走后，陈寅恪继续留在北平家中办理丧事。国恨、家愁交叠而来，陈氏急火攻心，导致视力急剧下降，不得已到同仁医院检查，诊断为右眼视网膜剥离，医生叮嘱及时入院手术治疗，不可延误。陈氏听罢，面露惊慌之色，但犹豫不决。据陈寅恪女儿陈流求回忆说：“记得那天晚上祖父灵前亲友离去后，父亲仍久久斜卧在走廊的藤躺椅上，表情严峻，一言不发。”又说：“考虑到当时接受手术治疗，右眼视力恢复虽有希望，但需费时日长久。而更重要的是父亲绝不肯在沦陷区教书，若在已陷入敌手的北平久留，会遭到种种不测。当年，美延刚出生，流求八岁（南按：应为九岁）。侧听父母严肃交谈反复商量，从大人的语句中感觉出父母做出决定很慎重，也极艰难。父亲终于决定放弃手术治疗眼疾，准备迅速赶赴清华大学内迁之校址。此时父辈四兄弟均已抵达，共议祖父身后事，在祖父逝世后刚满‘七七’尚未出殡时，于11月3日父亲隐瞒了教授身份，携妻带女，离开北平，决心用唯一的左眼继续工作。”
关于陈寅恪身患眼疾的渊源，据流求说：“父亲出身在一个世代读书的家庭，家中藏书丰富，自五六岁人家塾启蒙后即嗜好读书”，从而影响了视力。另据陈寅恪在成都燕大任教时的助手王钟翰谈到陈寅恪突患右眼视网膜剥离症一事时透露：先生“一日见告，‘我之目疾非药石所可医治者矣，因龆龄嗜书，无书不观，夜以继日，旧日既无电灯又无洋烛，只用细小油灯藏于被褥之中，而且四周放下蚊帐，以免灯光外露，防家人知晓也，加以清季多有光纸石印缩本之书，字既小且模糊不清，对目力最有损伤，而有时阅读爱不释手，竟至通霄达旦。久而久之，形成了高度近视，视网膜剥离，成为不可幸免之事了’。先生语毕，不胜感慨系之。”尽管陈氏自知“目疾非药石可医治”，但后来还是抱着一线希望去英国医治，只是被他自己不幸言中，外科手术终告失败，终致一代史学大师双目失明，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悲剧。
陈寅恪常年漂泊海外求学，无心婚配，直到1928年39岁时才与唐筼结婚。唐筼小寅恪8岁，广西灌阳人，其祖父为清廷台湾巡抚唐景崧。1895年甲午海战一役，中国战败。4月17日，清廷代表李鸿章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割让台湾予日本。台湾官吏与士绅闻讯，激昂悲愤，联合上书唐景崧，谓：“万民誓不服倭，割亦死，拒亦死，宁先死于乱民之手，不愿死于倭人手”，力主唐氏抗日守台。同年5月23日，唐景崧发表“台湾民主国独立宣言”，宣称“台湾同胞誓不服倭，与其事敌宁愿战死”云云。5月25日，台湾民主国成立，唐景崧被推选为总统，年号“永清”，开始组织军队与招募义勇抗击日本侵台之敌。6月3日，日军陷基隆，台湾岌岌可危。6月4日，唐景崧自感力不能敌，遂化装为一老妇，带领随员和部分官银逃到沪尾（今淡水），转乘德国籍轮船鸭打号（Arthur）弃职内渡厦门。台籍士绅、新上任的义勇统领丘逢甲得知唐氏逃遁，亦不再抗日，于混乱中携带公款十万元，逃往广东嘉应州。此后，整个台岛人心惶惶，溃兵四处抢掠，台北藩库存银被抢劫一空，继之仓库失火，秩序大乱。延至6月7日，强悍的日军占领台北，昙花一现的台湾民主国宣告覆亡，台湾落入日本人之手。
唐景崧逃回大陆后，被清廷以抗命罢黜，1903年卒于家中，有《请缨日记》等传世。
当时陈寅恪的舅公，即俞大维伯父俞明震曾入台襄助唐氏策划防务并出任民主国内务大臣。而胡适的父亲胡传（字铁花）曾以台湾直隶州知州兼（军事）统领的职务，助唐景崧、刘永福守台，后于1895年退出台湾病死于厦门（南按：一说因弃台获罪，遭清廷赐死）。胡适5岁之前曾在台湾随父居住。许多年后，胡适由美国转赴台湾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职，曾专门寻找过儿时的旧居，媒体多有报道。因了这一历史渊源，唐氏家族与俞家、胡家、陈家皆有交情。陈寅恪在海外学成归国任教清华，一个偶然的机会，与时任北京女子文理学院体育教师唐筼相识并“一见如故”，在胡适、赵元任夫妇的撮和下缔结连理。在以后的若干岁月里，陈、唐夫妇相濡以沫，荣辱与共，手拉肩扶地走过了悲欣交集的人生旅程。
陈寅恪、唐筼夫妇共育三女：长女流求，其名为台湾古称；次女小彭，意指澎湖列岛，两个名字皆为纪念台湾岛和唐景崧所取。三女取名美延。抗战爆发，当陈氏一家自北平逃亡之际，陈寅恪47岁，流求9岁，小彭7岁，美延出生仅4个多月。
未久，陈寅恪与相继赶到北平的几个兄弟匆匆议定了父亲葬礼办法（诸如暂停灵柩于西郊寺庙等），未及出殡，便于1937年11月3日携带家人，连同佣人忠良与照顾美延的王妈妈等踏上了逃亡之旅。此时日军已在平津地区稳住了阵脚，整个局势已完全被日伪政权控制。为防止平津文化、教育界人士出逃南下与抗日力量会合，日伪军在车站码头及沿途重要关口设卡堵截。出逃之前，陈家就听说清华老教授高崇熙逃出北平后，在天津火车站一下车即被日伪军识破身份，当场按倒在地一顿拳脚揍了个鼻青脸肿，然后一根绳子拴住手脚扣押起来。为防不测，陈寅恪扮成生意人，又叫孩子们熟背沿途及目的地等有关地址及人名，以便在走失后设法寻找亲人或故旧。待这一切匆匆安排妥当，一家人踏上了险象环生的逃难之旅。
此时，深秋已降临中国北方辽阔大地，在寒风的肆虐中，树叶枯萎，草木凋零，天地萧瑟。清晨，北平城内霜气阵阵，冷风袭人，越发令人感到凄苦悲凉。陈寅恪一家与北大毛子水等几位教授结伴，在凄冷、惨淡的星光映照下，于微明的夜色中踏着晨霜，悄然告别北平相依相恋的家园，由前门乘火车向天津进发。所幸的是，由于逃难人潮如黄河之水奔腾四溢，无论是火车之内还是沿途停靠的车站，如同一锅煮烂的饺子，人声鼎沸，身影绰绰，混乱不堪，使日伪军的辨别能力受到限制。陈寅恪等几名教授趁着混乱，引领家人小孩在慌乱的人群中穿行。孩子们则一个接一个牵着父母的衣角，越过了日军和伪警察设置的盘查关卡，提心吊胆走出了天津火车站，在租界暂时躲了起来。次日，先到一步的叶企孙已奉梅贻琦密电留守天津保管部分资金，与学生熊大缜共同负责清华师生南迁事务。陈寅恪自叶企孙处领到部分薪水作路费，择定乘英商船济南轮南下，一家人于天津紫竹林搭大汽车至大沽口码头，登上“济南号”英国邮轮向青岛驶去。跟随陈氏一家服务十年之久的佣人忠良，因家事不能前行，在把陈家老小送上轮船后，含泪作别，依依不舍地离去，只有王妈与陈家同行。另外，与陈家同行的还有袁复礼、毛子水和一位北大教授。轮船在大海中一路颠簸动荡总算到了青岛，乘客登岸后已过午夜，陈家与毛子水等几位教授不敢停留，急忙购好长沙联票，连夜挤上去济南的火车。行至济南，火车停开，班次皆无。此处风声更紧，商店关门，人相争传日军即到，各色人员争相离开这块危险之地，整座城市陷入混乱之中，逃难者如同被火烧着的蚂蚁，挤成一堆，滚成一团，又各自向心中的目标挣扎冲撞。火车站每有火车南开，人潮如江海巨涛，轰然而上，至于最终逃往何处，许多人并不清楚。陈寅恪一家被裹挟在涌动的大潮中，于茫茫人海中不知身归何处。幸亏苍天有情，一班列车停在车站未动，被挤撞得热汗淋漓的毛子水突然从一个窗口中发现清华教授刘清扬眷属已先在车内。这一发现，如同大海中迷途的航船突然看到了暗夜中的灯火，众人拼尽力气挤上前来求援。刘清扬等见车门已不能通行，索性把陈寅恪家人连拖带拉从窗口一一拽进车厢，毛子水等也借机钻了进去。车厢内如同一个被封了盖的热锅，拥挤不堪的人群如同热锅上的蚂蚁，在一片高呼小叫、哭爹喊娘中四处冲撞游动，以找到片寸落脚之地。不懂世事的美延突见如此混乱情景，连惊加吓大哭不停，弄得陈氏一家情绪低落，叫苦不迭。此时，北风呼啸，阴雨连绵，敌机不断在沿线轰炸，济南车站时闻炸弹在附近爆裂的声音，并有炸起的碎石尘土落入站台之上，车内车外惊恐凄苦之状令人心碎。所幸的是，陈家乘坐的火车没有遭炸弹掀翻，未久即驶出济南站，一路狂奔向南急驶。至徐州后下车，天空大雨连绵，日机不能起飞前来轰炸扫射，心神略安，陈家与其他教授转陇海线至郑州，旋又转车奔赴武汉，在入夜的混乱中，毛子水一只手提箱被人盗走，懊悔愤懑不已又徒叹奈何。在汉口旅店休息半日，即搭粤汉车冒雨前往长沙，历尽磨难，终于11月20日夜抵达长沙。同来的大小知识分子各寻住处，陈氏一家无处觅房，暂时在一位亲戚家借住。自北平至长沙，整个行程5000余里，历时18天。在天津之时，陈寅恪本想乘轮直去上海或香港再转长沙，为求快捷，决定在青岛登陆转火车南下，想不到此路竟拖延了十几天，且一家人备尝乱离苦痛，才总算熬到了落脚之日。
一家人喘息未定，长沙临时大学又奉命南迁云南昆明，陈寅恪只好携家眷继续登程。在迁往昆明的三条路线中，陈家选择了水路。在南下之前。陈寅恪将清华园抢运出的一批私人书籍另行打包邮寄长沙，但直到要离开此地时，邮寄的书籍因交通阻隔尚未收到。眼看师生已走大半，陈氏已顾不得许多，只好携家眷起程。据流求回忆：“我们离长沙时已经霜冻，经衡阳搭乘长途汽车，途中抛锚，走走停停，夜宿零陵县，入夜米糖开水的叫卖声，提醒我们逃难的路程已由辽阔的华北平原到达祖国富饶的南方了。”接着乘汽车到广西桂林市。广西是唐筼的故乡，父母早已去世，有些亲属在桂林工作和居住。这是一座看上去较北方安静的古城，买卖货物使用的是“桂币”，物价尚平稳。陈家住进靠近湖畔的一家旅馆，一面做继续上路的准备，一面在城中拜访唐氏的本家或亲戚。
桂林的日子很快过去，陈寅恪一家又要急着赶路。在蒙蒙细雨中，一家人登上长途汽车，经平乐到达广西梧州市，稍事休息，再转内河轮船，沿江夜航而下，经虎门抵达香港。此时已是1937年阴历岁末了。
初到香港，陈夫人唐筼因旅途劳累过度，心脏病突发，三女美延又身染百日咳，高烧发热，昼夜尖叫咳嗽不止，全家不能再行，只好找一家旅馆住下。据流求笔记：“这时香港大学许地山教授夫妇来我们旅馆看望，见三妹患病发高烧，许伯母把我和二妹带到他们家，并代租赁房屋暂住。我家就在这简单行李和家具的房子里度过逃难后的第一个春节。”大年之夜，幽暗的灯光映照下的餐桌上，唐筼悄悄叮嘱女儿：“王妈妈和我们奔波半年，过旧历年总要让她多吃几块肉。”意思是让尚不太懂事的流求、小彭们主动克制、谦让一些，尽量让王妈妈多尝到一点难得的美味。王妈妈从旁侧闻听，感动得泪流满面。
春节过后，陈寅恪必须赶往西南联大授课，唐筼心脏病未愈，体力不支，不能随行。陈氏只好告别家人，独自一人先行上路，自香港取道安南海防市抵达云南蒙自。几个月的艰苦跋涉，令陈寅恪与吴宓、朱自清等清华同仁在这座边陲小城再度相聚，抗战流亡的生命历程中添加了一个特殊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