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本次考察团团长的吴金鼎（字禹铭），与傅斯年虽同为山东人，但身材短小，不善言辞，生性腼腆，有时在陌生人面前还偶露几分羞涩，全然没有傅斯年膀大腰圆、虎气生生、挥斥方遒、激扬文字的山东大汉形象。在外形特征上，如把傅、吴二人比作水泊梁山好汉中打虎英雄武二郎与在阳谷县街头卖烧饼的大郎弟兄，当然不确，因为这对吴金鼎似缺乏公道和人文关怀。但若把傅誉为山东大汉，吴称为山东小汉，应该符合实际并说得过去的。尽管吴氏身材矮小，身子骨却壮健结实，脉管里流淌着山东人倔犟直行的血性，倘若打起架来，可与一般壮汉叫劲对敌，三拳两脚难分胜负，很可能还会把对方撂倒，这一特色算是多少弥补了五短身材的缺憾。
或许是吴金鼎与傅斯年在身材、性格、教育背景及思想等各方面相差悬殊，二人断断续续相处的十余年里，傅氏似乎一直不把吴金鼎放在眼里，不但缺少对这位既是后学，又是同乡的关照，相反在李庄期间，还表现出一些令吴氏不快的态度和处事方式。至少可以这样说，傅斯年与吴金鼎在感情上未曾建立过个人友谊并为对方倾心过。
相对傅斯年的态度，李济与吴金鼎的关系则显得情同手足，非同一般。这一情形追根溯源，自然与清华时代结下的师生之谊有密切关联。
1901年出生于山东安邱县万戈庄的吴金鼎，青年时代就读于山东齐鲁大学文理学院历史政治系，在毕业之后的1926年考入清华研究院，有幸成为第二届36名学生之一。他在清华主要追随导师李济学习人类学与考古学，其后在中国考古学与人类学上的巨大成就和贡献也根植于此。据当时吴金鼎的同届同学、后任职为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的戴家祥回忆说：当时“李（济）老师所讲的考古学与我们过去所讲的考古，或者挖古董、收藏古董，实在相去十万八千里。在第二届同学中，只有吴金鼎一个人选择这门专业。吴金鼎山东人，毕业于齐鲁大学，看样子实在是个木讷君子，整天拿着本巨型的外文书，据寅恪师背地对我说：‘吴金鼎英文好极了！’可是他没有写出论文，1927年暑假没有拿到毕业证书。这可能是因为当时找不到一个考古发掘现场”。
吴金鼎在清华就读时研究的课题为《中国人种考》，李济作为他的指导老师尽管只有短短不足一年时间，但对其影响可谓至深且巨。吴氏在1938年出版的博士论文《中国史前陶器》引言中，曾透露了他醉心考古人类学的心愿根植于清华，并受李济的影响至大。吴说：“当李济博士在夏县史前遗址进行发掘时，我就读于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李济博士将其发掘所得的遗物带回大学。从典型器物的展览以至李济博士及袁复礼教授在茶话会中关于发掘工作的演说都十分生动有趣，使我也不自觉地想象有一天能够发现一个遗址，研究它，发掘它，并撰写它的历史。”
据清华大学档案显示，1927年6月7日，国学研究院召开第12次教务会议，审查并确认是年有30名毕业生合格，并给予毕业证书。李济也出席了会议，但合格学生名单上并没有吴金鼎的名字。吴没有写出论文，戴家祥推测他在当时可能找不到一个考古发掘的现场，这个推测是否合乎当时的实际情况，有待考证。只是吴金鼎英年早逝，没有留下与这一历史悬疑相关联的说明文字，他亲近的朋友如夏鼐等虽有回忆文字，但对此疑点同样没有只言片语的信息透露，这给考证者增加了困难的同时，也提供了多种思考空间。许多年之后，有台湾学者名苏云峰者，经过对这段史实折旧翻新，写出了下面一段话：“李济因主持安阳考古发掘工作及赴美参加考古学术会议，在（清华）研究院讲课的时间每学期不过数周，参加研究院教务会议次数也最少，所指导的学生仅徐中舒、吴金鼎二人，在他的《感旧录》中，无只字谈到清华研究院之事，可见他与学生之间，没有建立起像王国维和梁启超一般的亲密关系。”
苏氏没有点明吴金鼎没有拿到毕业证书，是与李济的关照不够有直接关系，但如果推理不误，想来苏氏之言应有这方面的指向罢。那么李济就吴金鼎的毕业证书问题，是否像当年胡适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进行博士论文答辩时，于生死抉择的最后一刻，大名鼎鼎的导师杜威教授只是冷眼旁观，任其就地倒毙不起，还是曾热心奔波周旋？这一过程虽无确切的证据留传于世，但从后来李济与吴金鼎的关系看，想来不会像当年的杜威老夫子那样绝情，对考场上“面如死灰”的胡适视而不见，甚而见死不救。李济至少应为此做过一定的努力，只是最终未能成功罢了。
这一推陈出新的理由是，从可考的资料看，在后来的若干岁月，李济一直在鼓励、关注着吴氏学术事业的进展。吴金鼎后来在他的著作《山东人体质之研究》一书的引言中，曾这样说道：“民国十六年（1927）春，作者肆业于清华大学研究院，蒙李济先生授以人体测验之方法。同时且就地实习以资熟练。更蒙助教王以中先生之助，约于一月期间共量清华学生六十八人。此作者对于人体测验工作之第一次尝试也。”又说：“既而清华放假整装回籍，济之先生慨允以仪器借予，俾得带回山东作长期测验，以完我未成之工作，所期望者尚远且大也。归鲁后任教齐鲁大学，逐日疲于校课，几无余暇得作课外之研究。所幸于学期内尚有长短若干假期，稍得从事工作。计自十六年秋迄十八年冬，共量二百九十一人。适济之先生以书来，询及所获成绩，于是乃取所有资料，核算之整理之草成《山东人体质之特质》一文，邮示先生，极蒙嘉许，十九年春来本所考古组，承先生命，取原稿重新计算之，乃成本篇。”如果此话不虚，戴家祥所言应有一定的道理，吴金鼎可能就是因为没有完成论文而未拿到毕业证书。
想来1927年那个酷热的夏季，吴金鼎是带着怅惘和些许的遗憾之情离开清华的。走出校门后，他返回母校齐鲁大学做了一名助教。这个抉择，除他本人内心的故乡情结，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山东跟其他中国北方多数省份一样，有相当丰富的古代遗迹，自新旧石器时代一直追溯到汉代的古代遗物，几乎在每一个县区均可发现。既然吴氏有志考古学与人类学的研究，选择能够有机会进行考古工作的齐鲁大学并不令人感到意外。
在齐鲁大学任教期间，吴金鼎利用业余时间到野外作田野考古调查，并进一步坚定了他毕生从事研究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的路向。他在《平陵访古记》中曾这样描述自己在1928年4月4日第二次踏勘龙山遗址后的心情：“自此之后余始确切认定此遗址，包含层中所蕴蓄之重大意义。而余之兴味自此不知不觉亦为之转移，平陵研究之热忱渐趋冷淡。嗣后所读参考书多关于新石器时代之文化。余暇所思念者，亦多为石器时代人之生活状况。盖余已认明此龙山遗址，确为新石器时代之一村落。一部古代史迹深藏黄土垄中。嗣后余将牺牲所有余暇，尽吾全力以求此遗址之了解。”
平陵访古是吴金鼎涉足田野考古的起点，也是他人生历程的重要转折点。1928年，当吴金鼎前往山东平陵进行考古调查时，就注意到城子崖一台地有异于寻常的堆积——这是发现伟大的龙山文化一个高亢嘹亮的前奏。后来经过多次探查拭掘，城子崖遗址埋藏着以黑陶为代表的龙山文化得以正式出现在中国考古学的序列中，并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广泛而巨大的影响。
不能说没有吴金鼎就一定没有龙山文化的发现，但至少这个发现要晚一段岁月，而晚些岁月发现、发掘的城子崖遗址，在中国乃至世界考古史上是否还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并具有如此广泛的影响，则是无法想象的。对此，李济说得十分清楚：当“殷墟出土的实物分析出来，显然地呈现着极复杂的混合状态，相比的材料必须多方追求。在这类材料实现以前，殷墟出土物之意义，就不能十分明了。故史语所发掘殷墟以来即从事于类似之搜求……有了城子崖的发掘，我们不但替殷墟一部分文化的来源找到一个老家，对于中国黎明期文化的认识我们也得了一个新阶段。”由这段记述可以看出，龙山文化的发现适逢其时，吴金鼎功莫大焉。
城子崖龙山文化发掘之后，吴金鼎把主要精力全部集中到中国新石器文化的追寻研究中，对于各地所出陶器特别加以注意。1932年春，吴氏跟随李济、董作宾等前辈再赴安阳殷墟进行第6次发掘，计得字骨一版及可分三期的建筑遗迹遗物。这年冬天，吴金鼎再于津浦路临城车站附近发现一处包含黑陶和石器的重要遗址，引起学术界极大关注。鉴于吴金鼎在考古学上的重大贡献，山东省政府专门拿出奖学金，于1933年7月，派他携夫人王介忱入英国伦敦大学研究院从叶慈（Professor W.Perceval Yetts）教授攻读考古学博士学位（南按：王介忱陪读）。同年冬，又跟随英国的埃及考古学泰斗彼特里（Prof.F.W.Petrie）教授赴中东地区巴勒斯坦做发掘工作。关于这段经历，后来赴英留学的夏鼐回忆道：“我经过耶路撒冷城晋谒彼特里教授谈起吴先生时，这位八十七高龄的老教授还掀着银须说：‘吴先生确是一位田野工作的好手。虽不勇锐机警，但沉着勤奋，工作罕匹。’在巴勒斯坦碰到几个跟吴先生做过工的阿拉伯工人，提到吴先生，都跷起大拇指说他‘夸依思’（Kwaiyis.即华语‘顶好’），吴先生也常以幽默的语调，叙说他在巴勒斯坦跟从老教授工作的经验。”1934年，详细记录城子崖龙山文化发掘缘起、经过及成果的考古报告《城子崖》一书，由中研院史语所出版。此书由李济、梁思永、董作宾任主编，傅斯年、李济撰写序文，主要撰稿人为吴金鼎、郭宝钧、刘屿霞等。在赴英国之前，吴氏以相当大的精力投入到这部中国第一部考古报告的撰写之中。该书共有七章，吴金鼎一人撰写两章，与人合写四章，几乎囊括了报告的全部。这一工作业绩诚如李济在序言中所说：“初稿大部分是由吴金鼎君预备出来的，他是城子崖的发现者，田野工作他费力很多，屋内工作及报告草稿也费时最久。他的初稿交到梁思永先生手中的时候，要比现在的多一倍以上，可见他用力之勤了。”
当《城子崖》考古报告在国内出版并引起业内轰动之时，吴金鼎却在万里之外的伦敦中央高等工业学校实习原始制作陶器的方法，未能亲睹这一盛况。1935年春，吴氏获伦敦大学中国委员会奖学金，返回国内搜集论文材料。就在这个时候，他与另一位在中国考古学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夏鼐相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