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贻琦等人离去不久，一位中年男子又自昆明来到李庄梁家。——此人便是被学界朋友们亲切呼之为老金的西南联大教授、哲学家金岳霖。
老金的到来，与梅贻琦一行到梁家有着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不同韵味，他给梁氏夫妇特别是病中林徽因的慰藉，是梅氏等任何其他人所无法比拟的。
出生于湖南长沙的老金，1914年毕业于清华学校，先后留学美国、英国，外加游学欧洲诸国，时间近十年，所学专业由早期的经济学转为许多人看来枯燥无味的哲学。按照当时风行的清华——放洋——清华的人生模式，金岳霖于欧洲归国后回清华执教，转了一圈又回到了起点。只是此点非彼“点”，正如许多年后一位叫王洪曦的山东武警教官所说：“不同和不一样，就是不一样。”装了满肚子洋墨水的老金，已是今非昔比了。自满清同治年间金岳霖的家乡出了一位曾文正公，湖南人的雄心壮志就空前膨胀起来。据老金说，他少年读书时，就跟着学长们齐声高唱：“学友们，大家起来，唱个歌儿听，十万军人，狠狠狠，好把乾坤整。”另有更狠的，如“中国若是古希腊，湖南定是斯巴达；中国若是德意志，湖南定是普鲁士；若谓中国即将亡，除非湖南人尽死”等。这种“舍我其谁”的豪气、霸气加蛮气，贯注于金岳霖的神经与血液中，并决定了他对政治的态度，即“参政意识”和“改变历史”的意识。
只是由于欧风美雨的的浸湮，又使老金的“参政”与“改变”意识中少了土生土长的蛮霸之气，增添了现代主义的改良与民主性的因子。1922年，在英国伦敦大学读书、时年28岁的金岳霖，受罗素《数学原理》与休谟《人性论》的影响，对知识分子改良社会产生了自己的理想。面对国内蔡元培、胡适、丁文江等自由知识分子大张旗鼓地宣传鼓吹中国要有“好人政府”，也就是要选拔好人做官，由好人在政府里办事才能改良社会并使之进步等幼稚的理论与虚幻多于现实的理想，金岳霖却为知识分子提供了另一条道路和独特的生活方式。第一，知识分子必须成为“独立进款”的人。老金说：“我开剃头店的进款比交通部秘书的进款独立多了，所以与其做官，不如开剃头店，与其在部里拍马，不如在水果摊子上唱歌。”第二，知识分子不做官，也就是不做政客，不把做官当一种职业来经营。“若是议定宪法修改关税的事都是特别的事，都是短期的事，事件完了以后，依然可以独立过自己的生活。”第三，知识分子不发财，“如果把发财当做目的，自己变作一个折扣的机器，同时对于没有意味的人，要极力敷衍”。第四，知识分子能有一个“独立的环境”，并要有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
当时的金岳霖意识到，这个理想要落实到中国大地，并在知识分子和人民大众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自然需冲破相当的阻力和荆棘遍布的围网，甚至漆黑的铁幕，还有一段遥远的包括流血的路可走。但他坚决地认为，无论遇到多大困难和阻力，中国的路非这样走下去不可，中国知识分子必须要在这条路上做出典范，“有这种人去监督政治，才有大力量，才有大进步。他们自身本来不是政客，所以不至于被政府利用，他们本来是独立的，所以能使社会慢慢地就他们的范围。有这样一种优秀分子，或一个团体，费几十年的功夫，监督政府，改造社会，中国的事，或者不至于无望。”
对于老金这一天真、率性、淳朴的禀性和独特的思想观念与行事准则，冯友兰认为“风度很像魏晋大玄学家嵇康”。这个比喻未见得妥帖，但从老金身上，能隐约看到或想象到魏晋人物、号称“竹林七贤”之一的嵇康的影子。这里强调的只是一个影子，或者像《晋书·嵇康传》所言“康早孤，有奇才，远迈不群。身长七尺八寸，美词气，有风仪，而土木形骸，不自藻饰，人以为龙章凤姿，天质自然”的外在风度、风仪和韵味，并不是历史上真正的嵇康。金岳霖比那个逆历史潮流而动，不与司马氏新兴政治势力合作，动不动就抱着琴瑟大弹《广陵散》，年仅40岁就被司马昭砍了头的嵇康要聪明、清醒、理智和识时务得多。尽管当年的小金、后来的老金不只一次说过他一生对政治不感兴趣，却又不知不觉地对政治投入了相当的热情。与当时许多清华、北大出身的欧美派“海归”一样，中年与晚年的老金也曾在许多公开场合发表宣言，特别对学生运动和新中国成立后的“思想改造”等运动，更是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和真诚，对新兴的政权也是从心底里予以服膺和配合。正因为老金不同于当年的嵇康，且在新政权统治时期一系列出色的政治表现，才有幸活到1984年90岁高龄去世，这样的际遇在金氏的同辈朋友、同事中算是个罕见的异数，由此可见老金的政治头脑以及对政治和王道理论活学活用的功夫，并非一般知识分子如陈寅恪、吴宓或叶企孙等人可以比拟的。
饱受欧风美雨的浸淫，思想、生活观念已相当西化的老金，自重返清华执掌教鞭后，总是西装革履，打扮入时，加上一米八几的高个头，可谓仪表堂堂，极富绅士气度。在所有关于老金的逸闻趣事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件事是他终生未娶。好事者们阐释的版本相当一致：他一直暗恋着心中的圣女、建筑学家、诗人林徽因。据说，老金在英国读书时，曾得到很多妙龄少女的追捧，其中有一风流俊美、整天高喊着“哈喽”“OK”的金发女子，还一往情深地追随老金来到北京同居了一段时期。但自从金岳霖与林徽因相识后，与其同居的那位风流美女，便被老金想方设法打发到美国她老娘家，再也没有回来。
当那位金发碧眼的美女含泪离去之后，老金在长出一口气的同时，索性卷起床上那张狗皮褥子，提了锅碗瓢盆，于1932年搬到北总布胡同3号梁思成、林徽因一家的院子“择林而居”了（林徽因原名林徽音，因与一位男作家重名，愤而改为林徽因。后来书信往来中，仍有称林徽音者）。后来老金对这段生活有过描述，说：“他们住前院，大院；我住后院，小院。前后院都单门独户。三十年代，一些朋友每个星期六有集会，这些集会都是在我的小院里进行的。因为我是单身汉，我那时吃洋菜。除了请了一个拉东洋车的外，还请了一个西式厨师。‘星期六碰头会’吃的咖啡冰激凌，和喝的咖啡都是我的厨师按我要求的浓度做出来的。除早饭在我自己家吃外，我的中饭、晚饭大都搬到前院和梁家一起吃。这样的生活一直维持到七七事变为止。抗战以后，一有机会，我就住他们家。”又说：“我离开了梁家，就跟掉了魂似的。”
金岳霖与林徽因相识直至相爱，缘于好友徐志摩的引荐，而徐志摩与林徽因的相识则在英国剑桥，即徐志摩诗中不断吟咏的康河与康桥，著名的“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便是《再别康桥》的名句。
梁思成的父亲梁启超与林徽因的父亲林长民，在北洋时代分别出任财政总长和司法总长，皆属显赫一时的高官大员，又是多年的挚友。因了这一关系，梁思成与林徽因于1919年，也就是著名的“五四运动”爆发的那一年在北京相识。尽管梁、林两家的前辈颇有结成儿女亲家之意，但梁启超并不想按传统婚俗行事，来个指腹为婚，或弄个娃娃亲之类的团圆媳妇（南按：即童养媳）。他曾明确告诉年仅18岁的梁思成与年仅15岁的林徽因：“尽管两位父亲都赞成这门亲事，但最后还是得由你们自己决定。”令梁启超意想不到的是，第二年，便有一不知好歹的小子横冲直撞地钻入了林徽因的感情世界，并在大洋彼岸生发了一股狂涛巨澜。此人就是徐志摩。
1920年，当时在段祺瑞内阁任司法总长的林长民，因受各方政治势力排挤被迫卸任，旋以中国国际联盟同志会驻欧代表的身份赴英国考察，心爱的女儿林徽因一同前往。其时林长民44岁，林徽因16岁。就在这年10月，徐志摩告别克拉克大学的同学好友李济，由美国渡海来到伦敦，入剑桥大学学习。两个月后，一个偶然机会认识了林家父女。此时徐志摩出洋已三年，在欧风美雨吹拂的花花世界里，已蜕变为摧花折枝的情场老手。林徽因情窦初开、妙龄含春的音容笑貌，令徐志摩一见惊为天人。欲火难耐中，徐很快施出几十年走南闯北练就的八卦勾魂术与七步麻醉散，向林徽因发起爱情攻势。其用情之烈，完全可与水泊梁山一派人物中在孟州道上十字坡开人肉包子店的孙二娘有一拼，只是目的有点不同罢了。在浪急风高的异国他乡凭空遭遇这样一个猛汉的情爱袭击，林徽因惶恐失措不知如何是好。但林长民是个见过世面且豁然大度之人，对有妇之夫的徐志摩夜里挑灯看剑式的豪放做派，不但不横加指责，反而有些暧昧地为其开脱。从当年12月1日林长民给徐志摩的信中，可以看到各自内心情感的波动，林在信中说：“足下用情之烈令人感悚，徽亦惶恐不知何以为答，并无丝毫Mockery（嘲笑），想足下误解了。”信末附言“徽因问候”。1921年10月，林徽因随父回国。仍在英国读书的徐志摩于1922年3月赶到德国柏林，由中国留学生吴经雄、金岳霖作证，与从国内追随而来的结发之妻张幼仪翻云覆雨地闹腾了一番后，由金岳霖作为见证人签字画押，正式离婚。同年秋，自认为挣脱了锁链的徐志摩匆匆结束学业，由伦敦归国。在家乡浙江海宁和上海等地稍事停顿，于12月来到北京。徐之所以匆忙离开欧洲回到国内，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听到林徽因已许配给梁思成的消息。而回国的目的，除了弄清虚实，还想以自己的实力和练就的情海勾魂术，赢得林氏的芳心，使其抛却旧构，与自己共结百年之好。然而，徐志摩一到北京，便听到梁思成与林徽因将要结婚的消息。这个消息如同当头一棒，令他许多天缓不过劲儿来。
清华出身的梁思成毕业于1923年，亦称癸亥级，这一级的清华学生曾产生了陈植、顾毓琇、梁实秋、施嘉炀、孙立人、王化成、吴文藻、吴景超等后来闻名于世的人物。梁思成本来在这一年出国留学，结果在1923年5月7日，梁氏骑摩托车带着弟弟梁思永参加北京学生举行的“国耻日”纪念活动（1915年5月7日，日本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企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的日子），刚出长安街，就被北洋政府交通次长金永炎的汽车撞倒路边沟中。梁思成血流满面，当场昏迷。尚清醒的梁思永飞跑回家说：“快去救二哥吧，二哥碰坏了。”等梁家的听差曹五奔到出事地点把梁思成背回家时，梁思成脸无血色，昏迷不醒，急送协和医院检查，梁思成右腿骨折，脊椎受伤。梁思永只是嘴唇被撞裂了一处，流血很多但无大碍。因是当世名人梁启超的两位公子被撞伤，媒体借机大肆炒作，一时产生了许多版本，徐志摩与林徽因也被卷入其中，成为炒作的化工原料，直至许多年后仍有一种较为刺激的说法在流行。这个版本说的是：当时在北京西山养病的林徽因，和“她的追求者们定下了一个赌赛：谁能以最快的速度从城内买到刚上市的苹果给她，就证明谁对她最忠心耿耿。有目击者称曾见到梁思成先生的摩托自西山驶出”，于是在北京街头发生了车祸，梁氏被撞翻在地。记述此事的作者援引了一段当年的“本报讯”并附加了一个证据，“本文资料由陈从周先生书面提供。交代一句：陈从周先生为著名建筑学家，是梁思成先生和林徽因女士的同行，也是著名诗人徐志摩先生的表弟”云云。
无论如何，梁思成被撞伤是一个事实，梁启超夫人见肇事者金永炎在人前人后仍然牛气哄哄，拒不前来赔礼道歉，便直奔总统府大闹了一场，据说还跑到金永炎家中，从放洋油灯的坎子（小窗）伸进手去，把金次长的脸上抓出了几道血印子的传闻。
极其不幸的是，这次车祸使梁思成的骨折的左腿没能接好，左腿比右腿短了约一公分，落下终生残疾，走起路来有些微跛。更为严重的是，梁的脊椎受到了严重损伤，影响了他一生的健康。后来不得不穿上一件医院为此特制的厚重钢背心，以支撑上身。因了这一特殊情况，梁氏只好推迟一年放洋。
1924年，在梁启超精心策划、操作下，梁思成与林徽因同去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许多年后，当梁思成谈到自己为何进入建筑专业，并成为中国建筑史一代宗师时，毫不讳言得益于林徽因的启示。梁说“当我第一次去拜访林徽因时，她刚从英国回来，在交谈中，她谈到以后要学建筑。我当时连建筑是什么还不知道，徽因告诉我，那是包括艺术和工程技术为一体的一门学科。因为我喜爱绘画，所以我也选择了建筑这个专业。”爱屋及乌，梁思成先是被林徽因的个人魅力所吸引，尔后才走上建筑这门学术道路。当然，这一抉择与乃父梁启超的思想观念与平时的教导密不可分。颇具学术眼光的梁启超，出于对世界学术前景的了解和关注，很想让儿子到国外学习这些在俗世看来极其偏僻的专业，并对这一学科在中国的发展前途充满期待。梁思成与林徽因结伴抵达美国后，因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不收女生，林只好人该校美术学院学习，但仍选修建筑系的课程。
二人赴美入学刚一个月，梁思成的母亲李夫人病逝，梁启超再三阻止梁思成回国奔丧。第二年，林徽因的父亲林长民因参与郭松龄倒戈反对奉系军阀张作霖的战争，不幸被流弹击中身亡。
梁启超亲自写信给梁思成，通知这一不幸的消息，并给予林徽因极大的精神安慰。1927年，林徽因于宾州大学美术学院毕业，旋进耶鲁大学戏剧专业学习舞台美术设计，成为中国向西方学习舞台美术的第一位留学生。同年2月，梁思成获宾大建筑系学士学位，后入哈佛大学攻读并获建筑学硕士学位。根据梁启超的安排，1928年3月21日，梁思成、林徽因在加拿大温哥华梁思成的姐姐梁思顺家中举行了婚礼。
1928年8月，梁启超在国内为梁思成夫妇联系好了工作——去沈阳东北大学创办建筑学系。梁思成担任教授兼系主任，月薪800元；林徽因担任教授，月薪400元。——这是中国大学最早设立的一个建筑学系。此前，梁启超曾在清华为梁、林夫妇联系了教学工作，但后来又改变主意，力主这对小夫妻去沈阳，理由是：“（东北）那边建筑事业将来有大发展的机会，比温柔乡的清华园强多了。但现在总比不上在北京舒服，……我想有志气的孩子，总应该往吃苦路上走。”对梁启超的良苦用心，梁思成夫妇深以为然，表示完全听从父亲的指教。东北大学方面要求梁、林尽快到职，而这个时候梁启超的肾病日趋严重，梁、林这一对周身散发着温热，正沉浸在甜密幸福中的重量级“海归”，不得不中断婚后欧洲的考察和旅行，于这年9月匆匆赶回国内赴东北大学就职。
此时梁启超已病入膏肓，将不久于人世。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溘然长逝，与前些年去世的李夫人合葬于北京西山脚下。梁、林夫妇专程从沈阳赶回北平奔丧，并设计了造型简洁、古朴庄重的墓碑。梁思成没有想到，自己一生中所设计的第一件建筑作品，竟是父亲的墓碑。天命人事如此聚合，令人不胜欷歔。
这年8月，林徽因在沈阳生下了一个女儿。为纪念晚年自号“饮冰室主人”的父亲梁启超，梁、林夫妇给女孩取名再冰。
梁、林夫妇在东北大学如鱼得水，工作极其顺利，遗憾的是东北地区严酷的气候对林徽因的健康极其不利。第二年，林徽因那原本有些柔弱的身体受到损伤，肺病复发，不得不返回北平赴香山双清别墅长期疗养。——沈阳回返，标志着林徽因青少年时代的肺病再度开始。自此之后，这种被时人视为像癌症一样不可治愈的肺病，一直与她形影相随，纠缠不休，直至把这位才华横溢的美丽女人拖向死亡的深渊。
由于林徽因身体状况已不允许她重返沈阳东北大学工作和生活，梁思成不得不重新考虑以后的生活方向。恰在这时，一个新的机会出现在面前，这便是中国营造学社的聘请。中国营造学社最早设在北平天安门里西庑旧朝房，后属于中山公园的一部分，是一个民办学术团体的科研机构，主要从事研究中国古代建筑，堪称中国历史上第一家建筑学研究机构。学社的发起人是朱启钤（字桂莘），人称朱桂老。此大佬1872年生于贵州，民国3年（1914年）10月出任北洋政府内务总长，后又代理过国务总理，1915年奉袁世凯之命修缮皇宫时，对营造学产生了浓厚兴趣。1917年，朱启钤在江南图书馆偶然发现了一部湮没日久、由宋代建筑学家李诫（明仲）创作的《营造法式》抄本。此书编成于宋哲宗元符三年（1100年），镂版印刷于宋徽宗崇宁二年（1103年）。朱氏看罢惊为秘籍，将此书借出馆外两次出资刊行，很快引起学术界瞩目。在一片追捧叫好与鼓噪声中，朱启钤头脑一热，索性自筹资金，发起成立了一个专门研究中国古建筑工程学的学术团体——中国营造学社。朱氏自任社长，办公地点就在他的家中，一些国学名家被邀入社成为社员。这时的情形，还是一群对建筑感兴趣的儒生聚在一起谈古论今的沙龙模式，没有形成什么气侯，更没有什么科学研究可言。
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夕，东北地区弥漫着浓重的火药气味，驻沈阳的日本关东军不断以演习为名进行挑衅，经常闯入校园横冲直撞。为强行修建沈阳——铁岭的铁路，日本人竟把东北大学通往沈阳城里的一条大路截断，树起路障，上书：“随意通行者，格杀勿论”等散发着血腥气味的恐吓标语。政治形势日趋紧张，战争一触即发，东大建筑系“弦歌”正处在断亡绝继之秋。中国营造学社的朱启钤探知此消息，托人捎信，希望梁思成夫妇能加入该社工作。此时东北大学校园内已是老鼠动刀——窝里反了，几位院长之间的派系斗争到了剑拔弩张，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地步。梁思成看不惯日本人的横行和校内诸位鼠辈们拳脚相向与明枪暗箭的厮杀，加上林徽因身体不适，已不能回东大工作，于是决定离开他亲手创建的建筑系，一切事务交给当地人童寯料理，回到北平应聘到营造学社担任法式部主任，林徽因继之被聘为营造学社校理之职。
当年梁思成夫妇在美国留学时，梁启超就曾给他寄去过由朱桂钤重印的《营造法式》，但在当时的学术界，对于中国古建筑的科学研究是一块尚未开拓的荒原，而这部《营造法式》更像一个浸在雾中的谜团，无人辨识真正面目。梁思成作为建筑系的学生，对《营造法式》的术语同样不知所云，遂视为“天书”。这个时候，西方学者对于欧洲古建筑，几乎每一处都作了精确的记录、测绘，并有深入而透彻的研究。此种情形，对于渐开眼界的梁、林既是一种启发，又是一种鼓励，两位海外学子似乎突然看到了天光乍泄，一下找到了为之奋斗的目标。梁思成怀着激动之情专门写信给梁启超，谈了自己日后要写成一部《中国宫室史》之类书籍的志向。梁启超接信后大为惊喜，立即回信鼓励说“这诚然是一件大事”，但还需要多方学习研究，才有可能达到目标。正因为梁思成心目中始终怀揣着《营造法式》这部“天书”的不解之谜，以及乃父所鼓励支持并值得终生为之奋斗的一件“大事”的姻缘，才使梁思成最终决定离开东北大学，为实现心中的“大事”转入民办的中国营造学社工作。后来梁、林夫妇有了一个儿子，取名梁从诫，有“跟从李诫”，并以此纪念《营造法式》作者、宋代大建筑学家李诫之寓意。
梁、林夫妇辞归北平不久，东北大学建筑系的毕业生刘致平、莫宗江、陈明达等人，一起来到北平投奔老师梁思成夫妇，从而成为营造学社的骨干。未久，曾毕业于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建筑科的建筑学家刘敦桢，从南京国立中央大学转赴北平，参加营造学社的工作并出任文献部主任。自此，梁思成、刘敦桢两位建筑学界的健将，构成了营造学社两根顶梁柱，并作为发起人朱启钤的左膀右臂，对学社的未来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梁思成和林徽因加入中国营造学社，标志着他们古建筑研究学术生涯的开始。这个学社由于梁、林以及刘敦桢等精英的加入和卓有成效的工作，逐渐成为在中国乃至世界享有声誉的学术组织。自然地，中国营造学社本身也为梁、林等人提供了施展才华、实现抱负的舞台。梁思成后来之所以能成为闻名世界的建筑学家、中国古建筑史学的开拓者、文物建筑和历史名城保护的先驱，与他在中国营造学社这段生活经历有极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