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死后，吴晗一连写过几篇纪念性文章，尽管政治口号多于内容，但感情还是颇为浓厚真挚的，吴说：“在前年五四的前几个月，为了一桩事，我去看他。那时，他在昆华中学兼任国文教员，每月有一担米，一点钱和两间房子，虽然忙得多，比前些年有一顿没一顿的情况已经好多了。从此以后，我们成了朋友。……去年暑假，昆中换校长，新校长奉命解一多的聘，不好意思说，只说要加钟点，一多明白了，不说什么，卷起铺盖搬家，恰好联大新盖了几所教职员宿舍，抽签抽中了，搬到了我家的对面。从此成天在一起，无事不谈，也无话不谈，彼此的情形都十分明白。……有时早晨菜钱无办法，彼此通融，一千两千来回转。五个孩子带一个老女佣，八口之家，每月薪水只够用十天。”吴晗所说是真实的，闻、吴二人开始联手合作亦始于此。
闻家辗转搬到联大宿舍后仍是一贫如洗，家中仅有的一只破烂藤椅是孙毓棠教授去英国时所送，一个整齐一点的方桌，是吴晗向学校借来又转借的。闻一多的书桌是用三块长木板拼凑而成，像裁缝桌子，还有两把从乡下捡来的描金黑漆的方椅子，每一坐上便摇晃怪叫。此外，还有两张小板凳，两口破箱子，吃饭时一家人刚好一桌，孩子们站着吃。后来。多亏了闻一多拿出了刻图章的看家本领，生活才稍有好转。吴晗曾在回忆中这样说：“两年前他学会了刻图章。这故事包含了血和泪。他研究古文字学，从龟甲文到金石文，都下过工夫。有一天朋友谈起为什么不学这一行手艺。他立刻买一把刻刀下乡，先拿石头试刻，居然行，再刻象牙，云南是流行象牙章的，刻第一个牙章的时候，费了一整天，右手食指被磨烂，几次灰心，绝望，还是咬着牙干下去。居然刻成了。他说这话时，隔了两年了，还含着泪。以后他就靠这手艺吃饭，今天有图章保证明天有饭吃。图章来得少的时候，他着急，为了要挨饿。图章来得多的时候，更着急，为的是耽误他的工作。”又说：“米没有了，得买，菜钱，靠刻图章，石章一字一千，牙章两千，刻一天吃一天。一天没有生意，就得借贷。到了真没有办法的日子，太太和老女佣去摆地摊，卖旧衣旧鞋。有一天，我问闻太太，卖了多少，她苦笑一声说‘三十多件破衬衫，卖了三千多元，反正够明天一天了。’”对于吴晗的回忆，梁实秋读到后表示相信这是真的，没有一点夸张。只是吴晗说闻一多“在昆明正式刻图章，靠这行手艺吃饭，时间大约是一九四二年的夏天。”此记忆有误，实乃1944年5月间事。当时为闻一多能顺利挂牌开张，梅贻琦、蒋梦麟、熊庆来、冯友兰、杨振声、姜寅清、朱自清、罗常培、唐兰、潘光旦、陈雪屏、沈从文等共12位联大、云大名流出面推介，清华中文系教授浦江清还拟稿作一短启，也就是招揽顾客的广告语：
秦玺汉印，雕金刻玉之流长；殷契周铭，古文奇字之源远……浠水闻一多先生，文坛先进，经学名家，辨文字于毫芒，几人知己；谈风雅之原始，海内推崇……短启写就，闻一多亲自携至昆明城北门街联大教员宿舍附近，于一间上书“三友金石书画社”匾牌的屋子贴了上去。广告一侧，有一大张白纸，上有各式字体的图章样子和印就的润例，外加一玻璃框装饰。屋内更多摆挂的是著名书法家、云大教授胡小石的字，以及李公朴夫人张曼筠和岳父张筱楼的书画，由北门书屋老板李公朴负责照理。梁实秋在重庆时曾看到闻一多的润例，后来他在《谈闻一多》一文中说：“事实上一多治印不自此时始，一九二七年的时候便已为光旦、刘英士和我开始刻印了。刻印是他的老手艺。不过到了昆明正式挂牌，技艺大进罢了。听说盟军人士出于好奇，也往往订刻图章，比较可得美价，故亦来者不拒。文人不得已鬻印，亦可概已！然而一多的脊背弯了，手指破了，内心闷积一股怨气，再加上各种各样的环境的因素，以至于成了‘千古文章未尽才’，这怪谁？”
梁实秋对闻一多这位清华老同学与曾经的同事，由一个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学究而成“斗士”，以及斗出了什么名堂，可能真的知之了了，或者知道也不便多言。只是对“千古文章未尽才”的学者闻一多以身殒命，抱有极大的遗憾与惋惜。闻氏中途突然撂下书本，一脚踏上“斗士”的不归路，真至命赴黄泉，这个急转直下，爆发力异常的颇像核裂变式的过程，自然很难说要“怪谁”。按照冤有头，债有主的古训，若非要寻出个端绪，除了梁实秋所说的经济等大环境的因素，当然还与闻氏在人生道路上结交的几位朋友有关，比如吴晗、罗隆基，还有中共地下工作者华岗等。所谓近墨者黑，近朱者赤，闻一多由灰而赤，亦然也。吴晗刚到云大做教授的时候，战争火焰尚未蔓延到这个西南边疆古城，政治也暂时未来敲门。这段时间，年轻的吴晗意气风发，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都还算愉快。两年后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如吴晗在一份《自传》中所说：“从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零年，我还是和在清华时一样，埋头做学问，不过问政治。一九四零年以后，政治来过问我了。”又说：“我的老家母亲弟妹侄儿六七口人都到了昆明，春曦上大学，浦月上高中，小妹浦星上小学。一九三九年春，袁震姐妹三人也到了昆明。人口多了，薪资一天天减少了，法币日益贬值，生活日渐困难。加上日机常轰炸，成天逃警报。前方尽是‘转进’，越打越‘转进’到腹地来了，四大家族发财成为风气，老百姓活不下去，通货无限制地膨胀。昆明这个小城市充斥了美货，蒋介石特务统治，民主自由的影子一点也没有。对外屈辱，对内屠杀。对蒋介石政权的不满日益加强，在文章里，在讲坛上，写的说的都是这些。因为没有政治斗争经验，但比较敏锐，和青年合得来，常在一起，我的生活思想有了转变。”
上述所言，是说1940年吴氏才感到日子不好过，开始过问政治。其实，早在1938年日子就不好过了，因为这个时候吴晗老家浙江义乌已被战火笼罩，在乡村的母亲不得不统率全家老小来昆投奔这个当了大学教授的儿子，而袁震等三姐妹于1939年春来到了昆明，一个教授的薪水要养活十几口之家，甭说在战时物价飞涨的昆明，即是在号称“盛世出猛虎”（南按：近年名噪一时的“周正龙华南虎事件”中，挺虎派主要干将之一、陕西林业厅宣传中心主任关克对媒体发布的通稿所言）的21世纪，也不是件容易之事，何况袁震还是一位经常卧病在床的病人。
吴晗与袁震相识于1934年的北平。袁是湖北老河口市人，据说12岁那年就在家乡参加了五四运动，1921年考入武昌女子师范学校，在董必武、陈潭秋、刘子通等人的影响下，接受了与传统观念不同的另类思想，自此热心于政治，成为一名时髦的政治运动分子，1922年为湖北女子参政协会起草了《成立宣言》，自此算是一只脚踏进了政治的旋涡。女师毕业后，袁于1925年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因交不起学费，只好到女子师范充当职员，但学校当局又以她是一个热衷于政治角逐，无心教课的另类“危险人物”而解聘。如此这般在社会政治的边缘晃荡了五年之后，又于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在校期间仍热衷于校内外的政治活动。因其才高貌美，又经常抛头露面，在清华园名冠一时，成为许多年轻教员与学子们猎取的目标。天不作合的是，当她读到四年级时得了肺病，被迫停学住院治疗。
就在这个时候，因一个偶然的机会，病中的袁震与吴晗相识继而相爱，时年吴25岁，袁27岁。祸不单行，吴、袁相恋不久，袁震又患了骨结核。当时的医学水平对这一病症尚无能为力，更无有效药物治疗，只能做些简单的调理，因而袁出院后一直躺在床上不能起立，更不能行走，生活全靠别人照料。当时吴晗的母亲与家人皆反对这门婚事，令吴悬崖勒马，不要执迷不悟，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以阻挠。但儿大不由娘，且此时的吴晗已受过清华的高等教育，满肚子学问与自由思想，又岂肯听从一个乡下老太太和家人们啰唆？面对各种阻挠与劝告，吴斩钉截铁地对家人宣告，世之本无鬼，何以被迷住心窍？此生非袁震不娶，而袁也非吴不嫁。生同裘，死同穴，无论是阳间还是阴间都在一起过了。据吴晗的朋友罗尔纲说，1936年春天，他曾奉吴家人之命亲自做过吴晗的“政治思想”工作，也是最后一次奉告。当时吴晗正患肺病住院治疗：“他睡在病床上，闭着眼睛听我的话，一句都不回答。后来我把我和他类似的婚姻问题跟他相提并论，有责备他不顾母亲伤心的意思，他张开了眼睛，眼边有些湿了，低声说：‘我和你的情况两样，追你那个女子没有病，袁震有重病，你可以从母命，我不能从母命。’”吴的一句话说得罗尔纲‘惭愧无地’，当场打了退堂鼓。至此，吴晗母亲与家人心中纵有一百个不乐意与想不开也无力回天了。
尽管袁震整天躺在病床上，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却如《沙家滨》中的胡司令传魁盛赞阿庆嫂的那段台词“这个女人不寻常”。
袁震与姐姐袁溥之早年都是中共元老董必武的学生，两姐妹天生好“斗”，也具有“斗”的天赋和胆魄，袁震在武昌师范专科学校读书时就参加学生运动，走上了“斗”的道路。自此一“斗”不可收拾，且越“斗”越勇，越“斗”越剽悍，于“大革命”时期袁震与她的阿姐双双加入中共地下党，并于战前一起潜往北平秘密从事地下活动。袁震与吴晗相恋后，一来二往，袁家姐妹的“斗”志与政治态度，对一介书生的吴晗产生了重大影响。后来吴在《自传》中曾坦白交代：“在日常生活中不知不觉地使我受了一些党的教育。”这里所谓党的教育自是指共产党而非国民党。吴在求学时代作为胡适的爱徒已广为人知，胡在许多方面奖掖提携过吴，可以说没有胡适就没有吴晗学术上的成就，因而吴在人前人后皆表现出对胡无比的崇敬之情。当时号称已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来分析研究历史的袁震，对胡适的那一套政治主张颇不以为然，言谈中不时流露出对胡氏的轻蔑意味。每当吴晗谈到他所仰慕的适之先生如何如何时，躺在病床上的袁震则以嘲讽的口气谓吴“在胡适面前要矮三尺”。而吴的回答却是：“我在你面前要矮一丈。”按吴晗研究专家苏双碧的说法，吴氏自称在老婆面前矮一丈，“这说明吴晗的思想认识有了进步。后来，袁震追随吴晗来到昆明，对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对大后方物价的飞涨，都非常不满。她经常骂国民党反动派，为国家的前途担忧。这些对吴晗的影响教育很大。尽管这时的吴晗，还谈不上能自觉地抗日反蒋，但他已无法安下心来闭门做学问了”。
苏双碧这段话，尽管让人读来有一种生硬和异味的感觉，但往深里一想，可能还真是如此。不知《水浒传》中那个卖烧饼的武大郎身高是多少，所受夫人教诲如何？但一个自称在老婆面前矮一丈的男人，所受对方的影响之深之大是可想而知的，以后的路数和出息也基本可以定调。后世有研究者如钟亦非认为，假如没有袁震，很难说吴晗会走到“斗士”这条路上去，也很难说后来竟“斗”出了一个北京市副市长的名堂。依他与胡适的关系，极有可能在大地陆沉之时，作为被“抢救”学者之一，追随胡去了台湾或美国。若真如此，吴晗后来就不会有副市长的高官可当，当然也就不会成为“文革”开刀祭旗的牺牲品了。不过，像这样“大胆的假设”，纵如考据大师胡适面对这个繁难的题目，也很难考出个是与非。历史一去不返，世人看到的是，青年吴晗在经济压迫与爱妻袁震的政治影响下，逐渐向“斗士”的道路上走去。
吴晗携在政治上高大得需仰视，才能窥其一个小小鼻尖的爱妻袁震来到昆明后，袁震之妹赴延安中共大本营受训，姐妹间的通信大多由住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的董必武转递，吴晗仍继续接受着两姐妹的谆谆教诲。1940年，西南联大为避免敌机轰炸，在四川叙永成立了分校，吴晗受命赴分校执教中国通史。当时吴颇不情愿弃昆明远赴四川小城叙永，无奈此时他刚从云大转入联大任副教授不久，尚无资格与资深教授特别是刘文典一类人中豪杰相抗衡，只好硬着头皮携病妻袁震前往。因袁震的身体状况不能乘汽车翻越山高路险的乌蒙山区，只能乘坐飞机，而来回的机票却不能在联大报销，只能自己掏腰包。如此一折腾，便弄了个倾家荡产，生活陷入困顿。到了叙永之后，情况更加不妙，吴晗在《自传》中所说：“薪资收入伪法币数字逐渐增加，币值却逐天减少，生活越发过不去了。袁震又经常生病，躺着不能起床，住在乡下，上课来回走四十里。有一次袁震必须入医院治疗，可是（家中）什么也没有卖的，凑不出钱，感慨得很。”因为这种感慨，他开始心情烦躁，饭食难进，对国民党政权由不满发展到痛恨。学生们明显地看到，他讲课时很容易激动，抓住某一题目就指桑骂槐，将一腔怨恨发泄到蒋介石及其统治集团身上，并“开始参加一些政治性的社会活动，走出书屋，进入社会了”。
随着叙永分校撤销，1941年9月，吴晗携妻回到了昆明联大本部。在回昆明时，吴氏夫妇专门绕道重庆，看望了董必武。吴过去虽未见过董氏，但早已通过袁震与董有过多次书信往来，并建立了感情。见面后，吴向董透露了昆明和西南联大本部以及叙永分校师生的思想动向和政治倾向，董向吴氏夫妇讲了一些抗战形势与延安的秘闻。董、吴这次会见，在思想和心理上为吴晗成为一名“斗士”注入了催化剂，而这个催化剂一旦遇到相生的另一种原料，就会像核裂变一样发生快速反应。并将巨大的能量释放于指定的地点和场所。
当然，吴晗肚中的核反应堆真正发生裂变还要等上一段时间，正如奥地利作家斯蒂芬·茨威格所说：“所有那些最重要的历史性时刻，都需要有酝酿的时间，每一桩真正的事件都需要有一个发展过程。”因从叙永绕重庆再到昆明，回到联大校本部的吴晗一家算是彻底坠入了赤贫阶层，此段生活令吴氏一直耿耿于怀，自己“一面教书，一面写书，一面还干家务，照料病人——我的妻，在闹柴米、油盐、扫地、炒菜、洗碗的时候，还得和学生和朋友谈话，讨论问题。”同闻一多一样，为了凑钱给袁震治病，吴晗忍痛把仅存的几本线装书全部卖给了联大图书馆，身上常年穿的是长衫一袭，破皮鞋一双，吸着从昆明地摊上买来的手工土制香烟，此种尴尬情状，吴晗不止一次地说过：“身份早已没有了，穿得破破烂烂，除了自己的学生，谁都以为你是个难民。”
正当吴晗作为一个“难民”踯躅昆明的十字街头，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的关键时刻，中共派出的地下代表化装打扮悄悄地进村了，这便是吴晗后来所说的“政治来过问我了”。
1943年，中共高层领导人周恩来、董必武派南方局负责人华岗、周新民等人到昆明做龙云的统战工作。华岗化名林光侯，由云南籍的民盟负责人楚图南出面向云南大学推荐，担任云大社会学教授。
周新民的公开身份是民盟成员，在昆明市民盟负责组织方面的事务。此前，民盟云南方面的负责人罗隆基到重庆，向中共提出两党派之间相互联系的愿望，中共重庆办事处乃让罗回昆与华岗接头具体协商。于是，罗隆基与华岗商量后，除了做龙云的统战工作，又把触角伸到了西南联大、云大等高校，开始有意识地与高级知识分子接触。华岗一到昆明，就筹划成立了一个“西南文化研究会”的组织，开始招募与传统派有别的另类知识分子参加，当时在西南联大任教的潘光旦、曾昭抡、闻一多、吴晗等都参加了这一组织并以研究文化为引子开始秘密活动。但活动仅限内部整合与统一目标性质，或曰预热性质，离真正摆开场子，挽起袖子赤膊上阵大“斗”、特“斗”、豁出性命地“斗”，还有一段距离。
当时与周新民一起被派往昆明的，还有一位女性中共地下党员、精明老辣的李文宜。李是袁震的同乡，早年和袁溥之同学。因了这层关系，华岗便派李对准吴晗的软肋发力，争取里应外合将其一举拿下。于是，李文宜与周新民在悄悄地进村之后，很快成了吴晗家的座上客。吴的好友罗尔纲回忆说：“1939年春，社会研究所迁到昆明，设了个工作站在城外十多里的落索坡村，我在那里工作。不久，吴晗因昆明频遭轰炸，也搬家到落索坡村来住。那时吴晗变了另一个人，以前是生龙活虎，此时却消沉抑郁。他除了进城上课外，整天在村边桥头钓鱼，有时放下钓竿，在大路上低头踯躅。我看他心头怀有极大的苦闷，对他生命一个大转变的时期就要来临。果然，没有多久，他就成为一个民主战士向反动统治战斗了。”
罗尔纲说吴晗钓鱼是真实的，但说不久就成为一名“战士”并开始投入战斗，则是他的猜测，或者故意粉饰，而这个猜测或粉饰皆与真实情况不符。对于吴在昆明的生活情形，或许他的学生辈人物更有发言权和说服力。曾先后就读于西南联大土木、历史、中文、外文等四个系的何兆武，在后来口述的《上学记》一书中提及了吴晗，并明确表示不喜欢吴晗的讲课，原因是吴不是对历史作综合的观察，而是分成许多条条框框，如中国的官制，中国的经济等，把历史分割成许多专史，缺乏综合的整体观点。在生活中，吴晗有几件事给何兆武留下了很不快的印象。何氏说：“我的姐姐是38级经济系的，毕业以后不能住在学校，得找个房子住，吴晗那时候是二房东，租了一所很大的房子，然后分租给各家，我姐姐就租了他一间小房。‘二房东’在旧社会是一个很不好听的名词，被认为是从中剥削，吃差价。吴晗经常赶人搬家，说是有亲戚要来住，要把房子收回去。不知道他是不是真有亲戚要来，不过在旧时代，二房东要涨房租的时候总是这样赶你走。吴晗轰过我们几次，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何兆武说的这件事应是吴晗自叙永分校归来之后，不过据吴氏说他那时“住在昆明府甬道小菜市场旁边的一座破楼里。说破楼，其实还是冠冕话，四面都是纸囱，上面瓦缝可见天，在楼下吃饭时，灰尘经常从楼上掉到饭碗里。下课自己买菜、煮饭，还得到门外古井里打水。记得开头几次不会打，水桶放下去无论如何舀不进水，实在急了，死劲拉水绳把水桶向下冲。结果，把水桶底震掉了，拉上来的是一个无底桶，弄得哭笑不得”。
吴、何二人到底谁说的更符合历史真实，或者二人说的不是一时一地，关公大战了秦琼？这个悬案只有期待未来的研究者予以弄清。但无论如何，吴晗在西南联大时代给何兆武留下了极其恶劣的印象，这一点是毋庸质疑的。在谈到昆明遭日机轰炸的情形时，何兆武有自己独特的观察并对吴晗有所评价。每当警报来临，大家往郊外奔跑，二十来岁的青年学生十分钟就能翻过两个山头，但老师们因年纪较大，又在书斋里静坐惯了，翻山越岭就费劲多了，而正是这样的反差，给事件的亲身经历者提供了观察各色人物的机会。何氏说“大凡在危急的情况下，很能看出一个人的修养。比如梅校长，那时候五十好几了，可是极有绅士风度，平时总穿得很整齐，永远拿一把张伯伦式的弯把雨伞，走起路来非常稳重，甚至于跑警报的时候，周围人群乱哄哄，他还是不失仪容，安步当车慢慢地走，同时疏导学生。可是吴晗不这样，有一次拉紧急警报，我看见他连滚带爬地在山坡上跑，一副惊慌失措的样子，面色都变了，让我觉得太有失一个学者的气度。”
与昆明各校师生、社会民众甚至于梅贻琦、吴晗等人“跑警报”的际遇相同的是，此时在湖北黄梅县的一个山沟里，有一位叫废名（冯文炳）的学者也在跑警报，只是此处不叫跑警报而叫“跑反”。废名是北京大学中文系讲师，抗战爆发后回到老家湖北黄梅，经历了多次挈妇将雏弃家“跑反”的流徙生活。1939年，凭借从亲属那里借到的三元钱旅资，废名辗转到了一个叫金家寨的乡村小学教国语，半年后又赴临时设在五祖寺的黄梅县中学教英语，抗战胜利后才得以重返北大任教。1947年，应《文学杂志》编辑朱光潜之邀，创作了以自己在故乡避难生活为背景的长篇小说《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从1947年6月到1948年11月在《文学杂志》连载，轰动一时。小说借废名的影子——莫须有先生对战争生活的观察，道出了自己的感受：“在民国二十六年以前，完全不了解中国的民众，简直有点痛恨中国民众没出息。”但经历了抗战，莫须有先生始感到没出息的不是中国民众，而是“中国的读书人”。作者高度赞赏了乡间民众在战火纷飞中镇定自如地耕地、拾炮弹壳、带着牛羊猪狗“跑反”，且在空隙中打牌的“精神”，认为这一切隐含着平民百姓坚韧的求生意志和求存能力，而普通民众的生活与经受的苦难，要远比知识分子悲惨得多。在废名的描述中，“跑反”是一个在民间有长久积淀的语汇，天下乱了谓之“反”了，而且这个乱一定是天下大乱，并不是局部的乱，局部的乱谓之“闹事”。“闹事”二字是一个价值判断，意若曰你可以不必闹事了。若“跑反”则等于暴风雨来了，人力是无可奈何的，无论是内乱是外患，一样说“反了，要跑反了”，仅莫须有先生听到的就有“跑满清的反”、“跑长毛的反”等。“跑反”已经成为民间的持久记忆以及战乱年代的恒常的生存方式，这种方式蕴涵着对命运的无奈与乡民的生存哲学和智慧。莫须有先生说，抗战时期“跑鬼子的反”，不仅仅是人，相反，“人尚在其次，畜居第一位，即是一头牛，其次是一头猪，老头儿则留在家里看守房子，要杀死便杀死”，有一种豁出去了的镇定。跑得次数多了，农人们在间歇的空隙依旧聚众打牌，或者在竹林间谈笑自若地纳凉。对此，作者废名站在底层的乡土上，以农民的视角对知识分子进行拷问：“同莫须有先生一样在大都市大学校里头当教员的人，可以说是没有做过‘国民’。做国民的痛苦，做国民的责任，做国民的义务，他们一概没有经验。这次抗战他们算是逃了难，算是与一般国民有共同的命运，算是做了国民了。”但是这些大学里的教授并没有做多久“国民”，经历了最初的颠沛流离之后，与中国底层的老百姓相比，他们的身份依然特殊，“逃难逃到一定的地方以后，他们又同从前在大都市里一样，仍是特殊阶级，非国民阶级”，且对这种特别身份和特殊阶级的自我认同与标榜，比其他时候更为强烈。
对于废名的认识和观点，远在昆明的何兆武亦深有感触，在心有戚戚焉的同时，将所熟悉的知识分子从“人”性的角度进行了审视。何氏在《上学记》中所述的吴晗跑警报的形象，以及特别触及的吴晗罢教的一个插曲，便可见出埋藏于不同知识分子心灵深处的底色。吴晗由云大转入联大后，教的是中国通史公共必修课，因为是要计学分的必修，平时上课的人很多，结果第一个学年下来，全班考试没有一人合格，众生大感惊讶。据说当时联大也有类似情况，如周培源教的物理系二年级必修课力学，第一次月考也是全班不及格。这个路数有点像《水浒传》里描述的孟州牢城一样，犯人来了先打一百杀威棒，要你尝点苦头，知道对方的厉害。但这种做法用到教学上，必须是权威教授、学术大腕才可偶尔露一手，不是什么人都能仿效的。吴晗1934年夏天才从清华历史系毕业并留校任教，1939年底从云南大学转入联大时才30岁，职称为副教授，属于典型的土包子学者，无论是年龄、学历、资历、学术水平和声望等，都难以和留学东西洋的大字号“海龟”相比，也很难让比自己小不了几岁、同样心高气傲的学生们折服。在这种情况下，吴晗竟不问青红皂白地对全班学生抡起杀威棒一顿乱打，此举不但不能制服对方，反而让全校师生有一种吴某人妄自尊大、不知深浅轻重的感觉。于是，满肚子怨气与怒气的学生推选代表与吴晗交涉，先检讨学生们没有好好学习，然后毫不客气地表示老师在教学方法上也有可以改进的地方。吴晗听罢，勃然大怒，当场把学生代表赶了出去。这个过程，在学生这边，就像当年阿Q进了钱府被假洋鬼子扬起哭丧棒怒吼“滚出去”一样受了侮辱。而在吴晗这边，认为学生们实在是孺子不可教也，于是宣布罢教，以示对学生言行的反击。此事在校园内引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后经校方出面说和才算摆平。
为何年纪轻轻的，并没有什么威望的吴晗，要演如此一场拙劣甚至是可笑的戏剧呢？据何兆武在中共建政后看到吴晗所写并公开发表的检讨，认为吴氏“在心理上总有一个情结（Complex），或者说，心里老有个疙瘩，希望自己跻身于名教授之列。比如他说自己拿桶到井里打水，老打不上来，便感叹教授生活的悲惨，总是念念不忘自己是个名教授。教授为什么就不可以去打一桶水呢？”何时所言，正应了废名在小说《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所批判的很有一些大学教授，对于做国民的痛苦，做国民的责任，做国民的义务，一概没有经验。即是在抗战逃难中做了一阵子“国民”，在环境稳定之后，仍然感到自已是“特殊阶级，非国民阶级”，所以才有了吴晗感觉自己亲自到井里打一桶水，便是知识分子的羞辱这样一种心理情结，或称之为疙瘩的滋生。正是这种情结，加速了吴晗向“斗士”道路迈进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