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冯友兰为西南联大撰写的纪念碑碑文：“文人相轻，自古而然，昔人所言，今有同慨。”刘文典被闻一多直接或间接地一枪挑入马下，“二云居士”是“因”，世间的人际纠纷与矛盾是“果”。瓜藤纠葛，因果相应，便有了刘文典悲剧的诞生。
事情的缘起，来自于刘文典的磨黑之行。
磨黑，又称磨黑井，位于昆明西南千里之遥的哀牢大山和无量大山结合部，与老挝国界毗邻，属云南普洱县治。磨黑井是滇南一带最庞大、重要的产盐区，所产井盐广销中国西南诸省与老挝、缅甸、越南等多个国家。除盐业外，磨黑也是茶叶以及鸦片等商品的主要集散地。因两座大山夹隔，这一地区无公路可通，自磨黑井运盐、茶及鸦片外出，需靠马帮跋山涉水穿行十几天，方能走出森林密布，野草丛生、蟒蛇横行的深山老林，逐渐步入文明城市。此地虽富甲一方，因交通闭塞，文化落后，不仅国民政府的政令不能通行， 即使“云南王”龙云也鞭长莫及，真正属于“天高皇帝远”的荒僻之地。当此之时，普洱县磨黑镇有一位叫张孟希的大地主、大盐商、大土豪，此人先后担任过普洱道尹的警卫队长、团防大队长，边防营长，盐运使等职。凭借庞大的财力与黑白两道人脉关系，张孟希渐渐蚕食和控制了磨黑盐井，成为思（茅）普（洱）区独霸一方，赫赫有名的“地头蛇”。据可考的资料显示，张孟希为人暴戾凶残，又具有咬钢嚼铁的江湖哥们义气，被派往思普一带的政府官员、驻军，以及直属国民党中央的盐场公署官员，都对其人的霸道无礼惧让三分，因而张某人越发得意洋洋，不可一世。像自古至今一切时代黑社会老大、老二及其走卒们一样，一旦有钱有势，便野心膨胀，反意蒙生，企图窃权弄柄，夺取地方或中央政权。张孟希尽管肚子里没有几点墨水，却同样充满了野心，手下豢养着一个拥有几百条枪的私人武装队伍，在当地以土皇帝自居，心底里还时常兴起问鼎之念。除了心狠手辣的霸道做派，张氏又有附庸风雅，装腔作势的一套，经常以知书达理的进步士绅面目出现于衙门与各交际场所，并出资在家乡办了一所小学校，请当地一些读过私塾的先生任教，以解决磨黑子弟上学难的问题，只是教学质量效果不佳，无法满足学生求知的需要。为了改善学生的学习状况，也为了在盐商灶户间提高自己的威望，为其暗藏的政治野心培养人才。在身边策士谋僚的指点下，张孟希于1941年底派手下到昆明公开招聘教师到磨黑开办中学。当一张张“招贤榜”在昆明街头贴出后，被一个叫吴子良的人偶然看到了。
吴子良又名吴显钺，乃西南联大商学系一名学生，同时也是中共联大地下党文理法学院分支部的组织委员，其相貌特点是，个矮、嘴大、眼小、身瘦，善于交际。其嘴巴功夫十分了得，号称能移动苍山，搬动洱海，不但能把地下的死人说得再生，还能让这位活过来的死人帮自己战斗。1941年春，随着“皖南事变”发生，国民党又一次掀起了反共浪潮，联大中共地下党组织根据中央“长期埋伏，荫蔽精干，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十六字方针，把潜伏在联大内部一批暴露或即将暴露的中共地下党员疏散离校，到各州县或乡镇隐蔽起来秘密活动。此次吴在联大附近看到张孟希派人张贴的招聘启事，心中大喜，此正是一个隐蔽的上佳场所，遂决定揭榜应聘，借到磨黑任教之机，开僻中共地下工作的秘密据点，这一决定很快得到中共云南地下党工委批准。出于各方面考虑，中共联大地下党组织还委派另一位联大学生、中共党员董大成与吴氏一起应聘。经过一番联系、取保（南按：保留学籍，并由联大助教冯宝麟担当保人），二人于同年10月离开联大赴哀牢大山深处的磨黑镇就职。
吴、董到达磨黑后，先办了一个初中补习班，效果良好，受到了张孟希与学生家长的信赖和尊敬。有一天，张孟希提着水烟袋在与吴子良聊天时突然问道：“蒋介石是怎么发起来的？”吴子良答：“还不是靠的黄埔军校。”张孟希哼哼着，抽几口烟，低声道：“我们也可以办个好学校嘛！”吴子良立即意识到对方的野心，也想仿效蒋介石办学，以培养日后为他所用的基础人才。吴顺水推舟，立即说出一套办学计划，并保证可从昆明聘到一批优秀教师办好学校。此举令张孟希大喜过望，翻身从烟榻上下来，握着吴的手让其迅速筹划办学事宜，随后下令由盐商炉户们集资，于翌年底成立了磨黑中学并开始招生。据后来到磨黑中学任教的萧荻回忆：“从党的需要来考虑，只要做好对张孟希和当地士绅的统战工作，把学校办好，取信于民，不仅可以站稳脚跟，安全地隐蔽中共地下党骨干，还可以向朴实的山乡青年传播革命理想，逐步发展成为党的活动据点。经过吴子良、董大成二人一年的艰辛努力，在学生家长中树立了威信，也取得了张孟希的信赖，办学条件更加成熟。1942年底，吴子良回到昆明物色志同道合的同志去磨黑办学。由于自己是应聘而去，且正式办过‘取保’手续，无须隐讳自己是西南联大同学，张孟希本人则对西南联大迁到昆明，著名教授云集，也早有所闻。因此在吴子良返昆延聘教授的同时，便提出想礼聘一位大牌教授到磨黑小住，为他的亡母撰写墓志铭‘以光门楣’，进一步提高他在滇南的社会地位。”为达到“站稳脚跟”的政治目的，吴子良答应张孟希尽量为其聘请一位声名显赫的教授至磨黑效力。时云南境内的官僚政客甚至普通百姓，对父母的墓志、碑刻之类身后事特别感兴趣，许多人不惜钱财请社会名流书写镌刻，并升起相互攀比之风，撰写者的社会地位越高，文名越大，越受追捧，出钱邀请者也算是瞎子跟着秃子走，借光登高了。
很显然，张孟希所渴望聘请的这位人物，必定是懂得古典文学，善于辞令并能撰写碑文墓志的教授。经过反复掂量权衡，吴认为在联大中文系几位名教授中，刘文典最为合适。从名声上论，刘有跟随孙中山闹革命的光辉历史，并一度担任过孙中山的秘书；有蒋介石奉送的“国宝”之雅号和在安徽大学校长任上，被蒋扇过两个耳光后踢中蒋介石蛋蛋的“侠骨”；有“活着的庄子”与“国学大师”的头街，又有“各地军人旧官僚皆争聘为谀墓文”的专业特长。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刘还有一个众人皆知的“二云居士”雅号，在通货膨胀的昆明，吃饭喝水尚且不宜，何况鸦片、火腿一样都不能少地整日享用，这需何等巨大的资金支持？尽管刘文典为人撰写墓志碑文得到了不少外快，但并不是每日皆有所得，也是经常饿肚子的。刘氏与北洋政府执政段祺瑞属于同乡，早些年却经常骂段是“乌龟王八蛋”，并与段氏家族势同仇寇。刘与李鸿章也是同乡，李氏的为人处世受国人诟病的地方多多，但刘文典却与李家后代非常要好。卢沟桥事变之后，与刘文典有点瓜穰子亲戚的李鸿章之孙李广平，曾在昆明省政府任秘书，有点经济实力。李与刘颇为投机，关系亲密，每次刘文典断炊，便书纸条一张，上写四个字：“刷锅以等”，使人送交李，李广平得字条，便差人送一点钱为其救急。由此可见，能挣外快但又经常“刷锅以等”的刘文典，要整日吸食鸦片，大嚼火腿确是一件不容易的事。邀请刘文典赴磨黑，便成为第一选择。
张孟希听了吴的介绍，自是欢喜，谓非踢中蒋公介石蛋蛋的这位刘氏“国宝”不请，并许下诺言，假如刘“国宝”到磨黑，保证他一家三口的生活费用，至于鸦片火腿之类更是不在话下，大大地有，尽管享用。不但如此，待刘氏回昆时除赠送厚礼，另奉上头等“云土”五十两作为酬谢，等等。
怀揣这一计划和优待条件，吴子良回到昆明，很快在联大聘请了萧荻、郑道津两位男同学和另一位女同学许翼闽等三人为磨黑中学教师（南按：三人均为中共联大地下组织领导的“群社”成员），接下来悄悄地做刘文典的说服工作。刘氏听罢对方开出的条件，经过一番考虑，表示乐意前往。据萧荻回忆说：“对于是否请刘叔雅先生同去磨黑，我们和吴子良同志等曾有过不同意见，但最后吴子良同志分析，刘叔雅先生在联大属于‘灰色教授’，在学术界则有较高名望，他到磨黑后，会整天躺在烟榻上吞云吐雾，对我们的办学工作不会多所干预。而我们初到磨黑的主要目的是‘站稳脚跟，笼络士绅，深入工作（办好学校），培养学生’。请他同行，并不违反党的十六字方针的要求，而且对我们的工作也能起到一定的掩护作用。还可以为我们树立威望，取得张孟希更大的信赖。最后，我们才同意了这个意见。”
1943年初，刘文典与当时西南联大常委蒋梦麟、中文系主任罗常培打过招呼之后，携妇将雏，随吴子良等人开始向磨黑进发。自昆明至磨黑的千里小道上，山高谷深，林密草长，野兽成群，加上沿途土匪猖獗，时有劫案发生，行旅者只能跟随配有枪支火炮的大队马帮前行。刘文典一行自不例外，张孟希专门提前派出几十人的马帮携带枪支弹药前往昆明迎接。刘氏一家三口与联大女同学许冀闽乘坐滑竿，其余几人则各有一匹马驮行李兼作乘骑。一路上又有许多小马帮“跟帮”同行，声势浩大。为防不测，行伍出身的张孟希又以自己的声势和人脉触角，事先派人在沿途山寨打过招呼，并安排了接待事宜，于较大的站口还专门派人负责设宴接风洗尘。如此走走停停，经过20多天才到达磨黑地盘。处于西南边疆的山乡僻壤，突然来了一批国立大学的学生，且还有国父孙中山的原秘书，号称“国宝”的国学大师刘文典同往，自然是空前的盛事，整个磨黑为之轰动，不等人群到达，有好事的当地官僚百姓纷纷跑出村寨迎候，欲一睹这位“天外来客”的神采。为显摆自己作为地头蛇的势力与威风，也为了给刘文典这位“国宝”脸上增彩，张孟希亲率当地士绅骑马坐轿出磨黑十里迎接，而不甘落后的学生们则组织起来，早早跑到三十里外的孔雀屏等迎接他们的老师和“国宝”了。
一行人到达磨黑，欢迎场面盛况空前，当地人算是实实在在地开了一次眼界。几天后，磨黑中学举行开学典礼。整个仪式由校长吴子良主持，刘文典与出任学校董事长的张孟希分别上台讲话。张在讲话中对几位新来的青年教师大加称赞，对刘文典更是奉若神明，口口声声呼曰教授、大师、“国宝”。最后，张向全体学生和人会家长宣布他的校规，谓：“学生入学后，一切都交给老师负责，家长不得过问。学生学习不好，可以留级，犯了错误，老师有权处罚，可以责打，关禁闭，但不得开除。实在有不可教诲者，交给他，枪毙。”这番“高论”，让新来的几位联大学生与刘文典都惊诧不已。张氏此举，显然有故意在几位新来者面前显摆自己作为“土皇帝”威风的一面，也是后来枪杀在磨黑任教的联大学生的一个隐语。
开学典礼就这样在彩旗招展，表面升平祥和，实际暗伏杀机的形式下结束。作为校长的吴子良顾不得许多，率领教师风风火火地办起学来。未久，吴子良见有机可乘，便开始为自己的目标打算，即在学生中选拔一批人参加秘密读书小组，学习马列主义和共产党的书刊，使磨黑渐渐发展成为中共地下党在思普地区活动的中心据点，并为后来一系列血与火的惨烈斗争打下了基础。土皇帝张孟希一看几位秀才所办学校真的是有板有眼，蒸蒸日上，大为高兴。尤其想到蒋介石办黄埔军校发迹与磨黑中学的前景，野心狂涨，豪气倍增，当即命人把自家大门口张贴的“仁义处世，不忧不惑不惧；兴邦为本，立德立言立功”的对联扯下，重新书写一副曰：“驾欧美之上，为天民，胸怀宇宙；在思普之间，做地主，藐视京都。”其张狂虚妄之态真正的是跃然纸上了。
至于“国宝”刘文典在磨黑的生活情形，据萧荻说：“他虽然住在磨黑中学，但对我们办学的工作并不干预，平时也很少出门，多半在自己宿舍内吞云吐雾，在烟榻上和张孟希及当地士绅谈古论今。这些场合，多数由吴子良校友抽空作陪。每周他也抽点时间，找我们几个老师和当地有文墨的士绅讲《庄子》、《昭明文选》和温、李诗，偶尔也给学生作个报告，但初中学生听不大懂，所以并不经常。”又说“刘叔雅先生对我们这些联大学生不远千里到磨黑办学的目的，当然并非全无所知。但他并未作过什么干扰，有时也还在一些士绅中间对我们作些褒词。说他给我们做了‘挡风墙’，除了他的到来给我们壮了‘声威’之外，又给张孟希的母亲撰写了墓志铭，也使张孟希分外感到荣耀，有利于我们对他进行统战工作。”
有文章认为刘文典的磨黑之行，对当地复杂的政治背景与吴子良等人的真正目的一无所知，是被联大的几个学生、中共地下党员与左派分子给“涮”了一把，是被精心策划的阴谋装入套里弄到磨黑去的，自己成了被别人利用的“挡风墙”和政治斗争的工具，实在是天底下第一号冤大头。但从事件的亲历者萧荻回忆与当时的具体情形看，作为在青年时期即追随孙中山兴风作浪，大闹革命，高喊“满贼该亡，孙文当立”的刘文典，对刘子良等辈来磨黑的政治目的不但是“并非全无所知”，应是心知肚明，否则将不再是刘文典，而是李文典或黄文典，甚或是名声显赫一时的土包子大地主刘文彩了。只是此时55岁的刘文典已非血气方刚的革命青年，也不是执掌安徽大学与蒋介石有一拼的“圣斗士”了，生活的磨难与岁月的淘洗，已使他血气消退，渐趋颓废。正如鲁迅1932年所说：自《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之后，“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此时的刘文典当属于“退隐”一类，尽管他凭着早年的革命经历与经验，洞若观火，觉察到吴子良等人的政治目的，但作为“二云居士”的他，在这千里之外的山野僻壤，也只好揣着明白装糊涂，在烟榻上腾云驾雾，偶尔到当地士绅家中讲讲古书，享受暂时的神仙之乐，难顾其他的芸芸众生是要拉杆子造反闹革命，还是进行反革命打砸抢烧活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