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郭沫若为首的中国科学院高层，没法劝说陈寅恪北返，范文澜找到陈寅恪早年的弟子、时为清华大学教授的周一良写信给陈氏代自己表示致意，但陈没有任何反应。后来陈寅恪寄给周一良几首诗，并嘱转致陈的好友，也是周的恩师邓文如（之诚）教授。其中有一首作于1951年的《文章》，诗曰：
八股文章试贴诗，宗朱颂圣有成规。
白头宫女哈哈笑，眉样如今又入时。
另一录稿最后二句为：“白头学究心私喜，眉样当年又入时。”
陈诗第一句，喻当时知识分子做文章，像古代士子必颂孔子、朱熹等圣人之言一样，纷纷撰写官样化的文章。第二句“宗朱”之“朱”，喻新政权或中共领导人，知识分子所撰写的文章，离不开马、恩、列、斯、毛的语录。“白头宫女”或“白头学究”当是陈氏自况。最后一句或指歌功颂德“新八股”又成为一种时髦遍及学界。因了这一喻意，邓之诚看后，对周一良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这是陈先生的谤诗啊！”后来此诗在社会上传开，中山大学历史系副主任、陈寅恪的弟子金应熙于1957年称此诗是“讥讽马克思主义”，而北京高层得闻此诗更是震怒，从而引发了1958年对陈寅恪的猛烈批判。这是后话。
且说正在中国科学院领导者们为如何劝陈寅恪北返绞尽脑汁又总是不得要领时，正在北京马列学院学习的汪篯得此消息，感到借此表现一下对党忠诚的机会来临，遂主动请缨，欲充当南下劝说的“使者”。这个请求让左右为难的郭沫若等人大为惊喜，当即表示准予此行。于是，在马克思主义史学领域崭露头角、风头正健的“明星”汪篯，作为“特命全权大使”，怀揣郭沫若与李四光亲笔书写的两封沉甸甸的手谕，带着满腔的热情和志在必得的信念，于1953年11月中旬踏上了南下的旅程。对于此次南行，汪篯信心十足，曾对劝其小心谨慎的周一良放言：“我这个老学生去请他来，一定请得动。”周一良听罢，颇不以为然，劝汪“不要太乐观”，结果未出所料。
汪篯于11月21日抵达广州后，仍像五年前在清华园一样，毫不见外地直接住进了陈寅恪家中。此时，随着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原是教会学校的岭南大学已与中山大学合并，确切地说是被中山大学吞掉。当年引荐陈寅恪的岭南大学校长陈序经被降为普通教授，中大的人员进驻岭南大学校园并成为主政者，陈寅恪一家搬入岭大校园的康乐园一号二层小楼上层居住，汪篯到来即住康乐园一号楼陈家。
只是此时的中山大学已不是清华园，陈寅恪和汪篯无论是思想还是对社会的看法和观念，都与五年前大不相同了。年轻气盛、不明就里的汪篯在陈宅住下后，没有意识到无论是从辈分、地位都不足以与陈寅恪展开正式对话的资格，在如此重大问题上冒冒失失地前来充当所谓的“使者”，这是何等的不自量力与糊涂。而更致命的是，据说，汪篯在与陈氏的交谈中，以中央组织人事部门的架势，用刚刚在马列学院武装起来的革命者头脑，以“党员的口吻”、“教育开导的口吻”，“不知天高地厚”地向陈寅恪进行严肃的谈话。此举令陈氏勃然大怒，竟脱口说出了“你不是我的学生，给我滚出去！”的激愤之语。遭此当头棒喝，汪篯才蓦然意识到大事不好，于惊愕惶恐中头脑稍微清醒。但师徒既已反目，挽回似无可能，汪氏只好灰头土脸地搬出陈宅到中大招待所暂住。
后来的几天，尽管汪篯又做过许多亡羊补牢式的努力，但陈寅恪总不释然。当然，陈氏的激愤其实并不针对汪篯本人，而是对郭沫若或更大的社会政治集团背景和氛围，冒失的汪篯只是做了个出气筒而已。在汪篯竭力挽救、斡旋下，12月1日上午，陈寅恪与汪篯做了一次正式长谈，算是汪氏离开广州对北京方面的正式答复。汪篯对这个“答复”做了详细记录。陈寅恪说：“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中……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所以我说‘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俗谛’在当时即指三民主义而言。必须脱掉‘俗谛之桎梏’，真理才能发挥，受‘俗谛之桎梏’，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又说：“我决不反对现在政权，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你以前的看法是否和我相同我不知道，但现在不同了，你已不是我的学生了，所有周一良也好，王永兴也好，从我之说即是我的学生，否则即不是。将来我要带徒弟，也是如此。”接下来，陈寅恪向北京方面的郭沫若等人提出了两条要求：
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特别强调“不止我一人要如此，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
第二条：“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当局，刘少奇是党的最高负责人。我认为最高当局也应和我有同样看法，应从我之说。否则，就谈不到学术研究。”
最后，陈寅恪把矛头转向郭沫若本人，并对汪篯谈到了自己的思想早已刻在了清华园王国维纪念碑中。陈说：
你要把我的意见不多也不少地带到科学院。碑文你带去给郭沫若看。郭沫若在日本曾看到我的王国维诗。碑是否还在，我不知道。如果做得不好，可以打掉，请郭沫若做，也许更好。郭沫若是甲骨文专家，是“四堂”之一，也许更懂得王国维的学说。那么我就做韩愈，郭沫若就做段文昌，如果有人再作诗，他就做李商隐也很好。我的碑文已流传出去，不会湮没。
以上谈话，显然透出陈寅恪对郭沫若等搞的那一套“马列主义新史学”和范文澜等所谓“新史学大师”们的新理论以及所谓“史学”极大不满，也是陈寅恪在极度的心理压抑和精神苦闷中，一次被意外扭开关闭的龙头后的总爆发，内中透出极大的愤慨与悲鸣。当心中的忧愤之气发泄之后，陈氏又赠与汪篯几首诗，其中最关键和重要的一首是《答北客》：
多谢相知筑菟裘，可怜无蟹有监州。
柳家既负元和脚，不采苹花即自由。
追随陈寅恪有年的汪篯，对诗中的用典和喻意当比其他人更能心领神会。菟裘，地名，在今山东泗水县境。典出《左传》隐公十一年：“羽父请杀桓公，将以求大宰。公曰：‘为其少故也，吾将授之矣。使营菟裘，吾将老焉。”’后指退隐养老的居处。陈诗喻指中古史研究所所长的职位。监州，宋代官名，典出欧阳修《归田录》卷二。此处指北京的政治空气令人窒息，学术异化，沦为当权者利用的政治斗争工具。“柳家既负元和脚”，柳家，即柳宗元，此典与柳宗元有关。陈寅恪以古代的柳宗元自喻，并谓在学术上自有所恃，并有个人的精神风格和思想方法。柳宗元有《酬曹内侍御过象县见寄》诗：“春风无限潇湘意，欲采苹花不自由。”陈诗反其道而行之，指不赴北京任职，仍可在学术上相对保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是陈寅恪发自心灵深处的强音，也是对北京关闭大门的宣言。
汪篯手捧此诗，知道自己的一切努力就此终结，只好长叹一声，带着惶恐、沮丧与深深的遗憾踏上归途。故都北京再也见不到陈寅恪那孤独傲然的身影，陈、汪师生缘分已尽，就此永诀。
汪篯自中山大学返回北京三年后的1957年，全国性“反右”运动开始，至1958年，整个大陆戴帽右派分子的数量达到了55万余众。躲在中山大学校园整日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生怕惹火烧身的陈寅恪也未能幸免，虽侥幸未被划为自绝于党和人民的右派，戴上纸糊的呈宝塔状的“桂冠”，但仍划入“中右”受到监控。这个特殊待遇，据说是周恩来与广东省高官陶铸等人暗中关照的结果。
1958年3月，随着“大跃进”狂飙突起，全国高校又掀起批判“白专道路”、“拔白旗”等在《辞海》里找不到的各种名号的运动。随着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引起中共高层震怒，北大校内本着“人多热气高”的天才式预见加纲领性指示，立即掀起了批马诛马的群殴浪潮。孤军奋战的马寅初以“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的强硬态势展开了与对立面的论战甚至混战，结果自是马寅初被宵小们一顿刀枪加乱棍拨弄于马下，以失败告终。因了这场活生生的戏剧，一时举国震动，天下士子名流胆寒。就在全国各阶层各色人等对马寅初兴师问罪，欲投放油锅烹煮分食而后快之时，南北学术界似乎仍没忘记隐居岭南的陈寅恪那巨大投影的存在——尽管他的肉身已瘦弱不堪，走路都已深感困难。而在几年前差遣汪篯南下邀请陈寅恪被无情遭拒大栽脸面的郭沫若，与历史研究所第三所所长范文澜等人，趁机向陈氏发难，借此展开对其围攻和敲山震虎式的攻伐战略。范文澜公开放言道：“胡适，经过我们近几年来大规模的批判，一般地说，我们史学界已经看清楚了。但还有两种人：一种是自觉的胡适门徒，直到今天还坚持学术独立的看法，拒绝学术为政治服务，也就是拒绝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六亿人民服务；也就是拒绝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运用到自己的学术研究上去。这种人是极少数，但是必须对他们开战。”又说：“这里面也必然存在着兴无灭资和兴资灭无两条路线的斗争。不是无灭资，就是资灭无，想妥协并存是不可能的。”此时的范文澜尚知自己吃几碗干饭，未敢在佛头直接涂粪，只是含沙射影、指桑骂槐地把矛头对准陈寅恪。但到了郭沫若那里，就变得底气十足，霸气冲天，直接指名道姓地与陈寅恪进行单练了。
1958年5月16日，郭沫若给北京大学历史系师生以信的形式发出了一篇火药味甚浓的战斗檄文，标题称做《关于厚古薄今问题——答北京大学历史系师生的一封信》。文中说道：
5月5日给我的信已经收到。15日上午翦伯老也曾来我处，谈到作报告的事。我 因为不久要同文联的朋友们到张家口地区去参观，不能前来和你们见面，故写这封信来表达我的意见。
“厚今薄古”本来并不是（陈）伯达同志个人的意见，毛主席早就提出过要我们重视近百年史的研究。今年2月，在一次最高国务会议上，主席提出了一位朋友（南按：原清华教授，时任教育部长的张奚若）批评共产党的十六个字“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轻视过去，迷信将来”，加以指正，说共产党正是这样，正是好社会主义之大，急社会主义之功，正是“轻视过去，迷信将来”就是所谓“厚今薄古”。不仅历史研究应该以这为方针，任何研究、任何事业都应该以这为方针。
……今天中国的社会已经实现了两个阶段的跃进，思想和文艺，虽不那么显著，也有飞跃式的发展。像毛主席的思想和诗词就是前无古人的。我们在今天依然还要厚古薄今，那简直是“呆子”中的呆子！今天我们的知识比古人丰富得多，就是三岁的小孩子所知道的东西，在某些方面，也远远超过了孔夫子和孟夫子。例如，今天的三岁小孩子都知道有第三个苏联的人造地球卫星，古时的圣贤就根本连做梦也没有想到。
如同当年鸿门宴中的项庄舞剑，兜了几个花花绿绿的圈子之后，郭沫若扭转剑锋向陈寅恪刺来：
资产阶级的史学家只偏重资料，我们对这样的人不求全责备，只要他有一技之长，我们可以采用他的长处，但不希望他自满，更不能把他作为不可企及的高峰。在实际上我们需要超过他。就如我们今天在钢铁生产等方面十五年内要超过英国一样，在史学研究方面，我们在不太长的时期内，就在资料占有上也要超过陈寅恪。这话我就当着陈寅恪的面也可以说。“当仁不让于师”。陈寅恪办得到的，我们掌握了马列主义的人为什么还办不到？我才不信。一切权威，我们都必须努力超过他！这正是发展的规律。
此信于6月10由《光明日报》公开发表，全国大小知识分子为之震惊，因为郭氏的颐指气使已不仅仅是进庙渎佛，或者佛头抹粪的问题，实已现出杀气腾腾的凶妄态势。
早些时候，位于岭南的中山大学校园内早巳挂满了几十万张大字报，自然有对陈寅恪的批判与笔伐，但仅限于学术方面的攻击。当郭沫若的“雄文”一出，事情立刻变得严重起来，中山大学的“革命者”如在风雪急骤的暗夜中饥饿苦寒的狼群嗅到了远处密林中飘来的血腥气味，野性顿生，凶相毕露，纵身跃入草莽展开对猎物的捕杀撕咬。中大校园内的大字报出现了“拳打老顽固，脚踢假权威”“烈火烧朽骨，神医割毒瘤”等杀气飞扬的标语。一批听过陈寅恪课的师生，借机兴风作浪，欲将走路都极其艰难的陈氏彻底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以示“革命者”欺师灭祖、造反有理的勇气与豪情。另有一批流氓无产者，见“尊敬的郭老”已公开点名向双目失明的陈寅恪开火，认为投机献媚、广显神通的时代已经来临。天将降大任于是人，斯人当无愧地担当起乱世之枭雄的称号以及批陈倒陈的“革命重担”。
于是，除了在校园大字报中嗷叫着要对陈寅恪拳打脚踢、刀锯斧砍、烹煮分食、锉骨扬灰，一批曾听过陈寅恪《元白诗证史》课程的中大历史系学生，开始向这位昔日的导师、今日的阶级异己分子发难。如学生李春棠、林顺曾、方早成辈，为了扩大影响，让自己声名远播，并渴望能够有幸落入“尊敬的郭老”法眼，从而达到青云直上、一飞冲天的痴心妄想，开始制造一发发用白纸黑墨制成的炮弹，借全国报刊的强大威力，对陈寅恪展开了先发制人式打击。其中一文这样说道：“郭老答北大历史系师生的一封信里，对我们有很大的启发。以前我们站在陈老先生面前，认为其诗书博通，由而发生出自卑感。这是错误的。……陈寅恪教授是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权威学者。他在‘元白诗证史’这一门课程所宣扬的完全是资产阶级的一套。”又说：陈本人从来不学习马列主义，也不相信马列思想，而是以资产阶级厚古薄今的治学态度，对封建阶级的史书古籍作了一些烦琐考证。他对一些鄙琐不堪的小事体和旧社会的达官贵人、王妃妓女特别感兴趣，如杨贵妃身体是胖是瘦，体重几何，入宫以前是不是处女等。他还特别考证出“杨贵妃和安禄山之间究竟发生过关系没有，以及皇帝穿的龙袍是刺着五个爪的龙，大臣穿的蟒袍是刺着四个爪的龙”等。他还厚古薄今地讲一些陈词滥调，搞一些无聊的考证，如讲《莺莺传》时，莺莺是“如何把淡妆短眉变为浓妆细眉”。讲到白居易的《琵琶行》时，居然考证出了那个在船头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商人妇，祖籍何处，什么人种，什么年月、什么岁数入的妓院，在长安属第几流妓女，何时退居二线，何时嫁与做何生意的商人，属于二房还是三房，是妇人还是妾身等。更有人揭露陈寅恪猫在家中偷偷研究唐朝的杨贵妃入宫前，是处女还是非处女，与唐玄宗的儿子是否发生过性关系的问题。一时间，揶揄、讥讽、谩骂，伴随着“拳打老顽固，脚踢假权威”等喊打之声甚嚣尘上。（南按：陈氏确实研究过杨氏的“处女”问题，结论是非处女入宫，但并非像批判文章所说的庸俗不堪，后来陈的好友郑天挺曾为陈的“处女”事件作过解释和辩护）面对南北夹击、围攻、谩骂与威胁，1958年7月下旬，悲愤交加的陈寅恪以“义无再辱”的悲壮心境致书中大校长，提出两点要求：
一、坚决不再开课，以免“贻误青年”。
二、马上办理退休手续，搬出学校校园，以不见为净，不闻为安，自躲一处著书立说，以不见不闻了却残生。
经过交涉，居家未能如愿迁出，仍住中大校园东南区一号楼，但不再开课。自此，陈寅恪告别了32年传道、授业的讲台，而自开设新课之后讲了大半部的“元白诗证史”就此中辍。陈寅恪的身影于中大师生的视线内淡出，同时在整个新中国史坛上隐去。归隐的陈寅恪用尽残年最后力气，专注于明末清初钱谦益与江左文人集团，特别是一代名妓柳如是的研究与写作。陈氏后半生的命运与精神寄托，与明清易鼎交革之际，那段散发着历史悲情气息中的人物紧紧地维系在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