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7月—1966年7月，北京）
流亡海外的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回归中国大陆——这样的新闻确实使举世轰动。世界各大报、各大通讯社都把它当做重大新闻。香港出版的所有报纸，都在第一版用醒目的标题报道；香港所有的电台、电视台，都在新闻节目中，作为头条新闻，反复播送。海外华人世界，几乎家喻户晓，炎黄子孙们都议论纷纷，有的推崇李宗仁此举顺乎历史潮流，是识时务的爱国行动；有的指责李宗仁“晚节不保，自毁名誉”；更多的海外侨胞却由此引起深思：为什么连过去反共的李宗仁也要回归中共的人民中国？……
纽约各报与电视，都以头条新闻报导李宗仁飞抵北京的消息；此后又接着介绍毛泽东、周恩来欢宴的场面。美国联邦调查局受到震撼，因为他们事前没有得到准确情报，自己又缺乏正确的估计；事后，他们兴师动众，要严密追查李氏与北京之间的“牵线人”（middleman）。加上各报捕风捉影，盛传在李府经常出入的还有好几位共产党员。此时，麦卡锡主义所制造的白色恐怖，余波未尽，美国还处在恐共病最严重的时期。调查局的密探们，把常在李府出入的人士，都过筛子似地作了调查，传讯，进行电话窃听。李宗仁的长子幼邻、次子志圣，都被“请”去讯问。撰写回忆录的唐德刚博士、李氏过去的亲信甘介侯教授等，都被当作对象，重点调查。连去陪李氏夫妇打麻将的“牌友”们，如家庭主妇黄纫秋及李的广东邻居等，都被逐一查过。调查结果，据说其中只有一个涉嫌重大的中国人，被漏网了，他们尚未找到。这个中国人的名字叫“韦慕庭”。消息传来，令唐德刚博士等喷饭大笑；因为韦慕庭是哥伦比亚大学主持口述历史的美国教授为附庸风雅自己取的中文名字。
李宗仁回国的消息公布后，在国内曾引起过一种耐人寻味的反应。从李宗仁于1965年7月抵京，到1966年秋天“文化革命”的红色狂飚骤然降临前，在这一年左右的时间里，李宗仁共收到国内外的信函电报，约共2500余件，约平均每天有七件。这些信件基本上由尹冰彦先生处理。民革中央的尹先生原是李宗仁在五战区的老部下，文笔不错，在李先生抵京后被指派担任接待工作。来信的人一部分是李的老友，例如叶玉虎、张义纯和刘芦隐等等，一部分是李的老部下，例如张寿龄、何柏林、刘尚志等等。此外有为数不少的人是与之有间接历史关系在反右运动中被划为右派分子，或者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发生问题下放农村劳动的。有的诉冤诉苦，有的请求关说，有的请求物质接济。至于来信祝贺李回归祖国、叶落归根、晚节可风；或责备他“误国殃民”、“害尽苍生”的，均大有人在。就中个别人寄来国民党证来函报到，寄来中央银行、储蓄会以及其他私人银行存折，要求偿还存款，还有人来函认亲、认子等等，真令人啼笑皆非。对这些信件，只对一小部分给予以答复。这些来信中还有两封信涉及李宗仁个人从前的私生活问题；李氏为了回避家庭内部的矛盾，私下密托尹冰彦妥为处理，并坚决嘱咐不要让对方前来与李见面。尹尽可能妥善地作了答复。后来这位女子下放云南，此事算是过去了。
李宗仁在西总布胡同的小楼里，翻阅全国政协出版的《文史资料选辑》，聊作消遣，重温旧事。一天，翻到第32辑上，看了军统头子沈醉所写《蒋介石阴谋暗杀李宗仁的内幕》一文。文章中用军统局很多内部的秘密材料，叙说自己奉命布置暗杀李宗仁的前后经过。李看了，不禁大吃一惊。因为他对此事从来也没听闻过。据说，看得他脸色都变了，靠在沙发上闭目凝思许久。想过一会，他睁开眼睛，指着书上这篇文章问尹冰彦：“你读过这篇东西没有？”尹冰彦到他身边望了一下，说：“早看过了，为了不使你精神波动，所以没有对你提起它。”他说：“大丈夫临事不惊，事后不怒。我想请沈先生来这里吃一顿饭，就便请他详细谈一下布置暗杀我的详细情况。”尹冰彦说：“这件事必须先和统战部或是全国政协联系一下。”
尹冰彦经过联系得到有关领导同意以后，用电话向沈醉转达了李宗仁邀请吃饭的意思。沈如约来到了西总布胡同李公馆。沈醉一走进楼下大客厅就朝李宗仁先深深地鞠了一个躬说：
“我向李先生来请罪，您的生命几乎丧在我的手里。”
李宗仁连忙跟沈握手让坐，并说：“不要客气，事情已成过去，这件事与你无关。我们能在北京见面，而且成了一家人，这是好不容易的事呀。听说这些年你进步的快，学习得很好嘛！”
沈醉说：“这都是共产党教育的结果。”
一番寒暄过后，李宗仁就请沈醉谈谈当年对他进行暗杀的情况。沈的记忆力很好，又重述一遍事情经过。1948年李宗仁在南京就任副总统以后，他的公馆由方家巷搬到傅厚岗，这座房子距大马路还有一段垂直为90度的便道距离，沈就在拐弯的“丁”字路口旁边开设一个小小的杂货铺，卖烟酒糖果。从李公馆开出的汽车，必须在这里拐弯，须放慢速度才能将车开到马路上去。这就给执行暗杀开枪投弹造成有利条件。在店铺里头秘密藏有炸弹、卡宾枪之类的武器。在李的身边埋有内线，那就是北平行辕时期任副官主任的李宇清。由内线随时将李宗仁的起居行动和接待的客人，向军统方面密报。所以军统对李宗仁的行动是了如指掌，对暗杀李的布置可谓万事俱备。但是，白崇禧和桂系有关的武装力量，美国的态度，以及立法和监察委员的舆论等等因素，竟使李宗仁的生命保全下来。
沈醉谈了情况后，李宗仁说：“我当时只感到有人很注意我在南京的行动，万万没想到老蒋要暗杀我。要知道我和蒋先生是拜过把、换过帖的兄弟，见面时非常亲热。”
当时在场的郭德洁还特别补充了一个情况。她说李宗仁当副总统后，蒋介石夫妇请他们夫妇吃饭，蒋介石特别问李的飞机设备好不好。李回答说是一架专用的普通客机。宋美龄便和蒋介石一唱一和，宋故意问蒋可不可以把“美龄号”专机送给李夫妇？蒋便笑着说，你不提起，我还忘记了。我们有“中美号”够用了。宋便向郭德洁讲“美龄号”内的设备如何舒适等，要把这架飞机送给他们使用。当时郭对“美龄号”飞机很感兴趣，曾几次要李宗仁乘这架飞机到上海、杭州等处玩玩，李因为忙没有去。郭德洁还说，我们真没有料到，他们是准备要我们的老命，坐了上去，炸了或是击落，我们还不知是怎么回事呢！
郭德洁患有乳腺癌已经好几年了，在美国曾经动过手术，但癌细胞并没有在割治后根绝。1965年春，还在美国时乳部肿瘤又发作，发展至右臂也有一个硬块。美国医生密告李宗仁说，她顶多只有六至八个月的生命。回国后，她一直在北京医院接受放射治疗。1966年新年过后，李宗仁要到两广参观，包括回故乡访问，行前想留郭德洁在京继续治疗；当时，郭内心十分兴奋，又是回广西老家，坚持要去。医院只好同意她沿途服药治疗。3月8日，在南宁参观西津水电站时，她的病突然剧变，陷于昏迷状态。3月19日，用专机送回北京，在北京医院继续抢救无效。3月21日去世，年60岁。
郭德洁在美国时期，出于生活上的原因，加入了美国国籍。当时是秘密回归祖国，回国后短短几个月间，都没有顾得解决国籍问题。她死的时候，照章该是美国公民。当时中美两国还没有建交，我们不能为一个具有美国国籍的人，举行追悼仪式，周恩来总理和彭真市长也难以国家领导人身份参加她的追悼会。在法律程序上，必须给她办理国籍法上的归宗手续——取得外国国籍的人，以一定的法律手续，恢复原国籍。在李宗仁的同意下，翻箱倒柜，寻找郭德洁的美籍身份证，终于在她用的一个手提箱里连同5000元美钞一起找了出来，将美籍身份证拿去国务院办了归宗手续。3月23日上午，在北京医院举行了有周恩来、彭真等人参加的向郭德洁遗体告别仪式。李宗仁噙着泪水，拥着郭德洁的遗体，作了最后诀别的一吻。
“文化大革命”的劫难到来时，对已死去的郭德洁也不肯轻易放过。有人挖空心思企图从郭德洁身上打出个缺口来，借以陷害周恩来等人，破坏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王府井大街上出现了一张大字报，说“郭德洁是美国特务组织梅花党的负责人”，负有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特殊使命来中国做特务工作。说该组织用梅花型胸针作标志进行联络。还把被诬陷成“美国中央情报局长期潜伏的高级战略特务”王光美和郭联系起来。谣言借造反小报像雪片似地飞遍全国。
要说李宗仁、郭德洁与王光美的认识关系，是这样的：抗战胜利后，李宗仁即将就任北平行营主任之前，到重庆陪都晋见蒋介石，并和各方面进行联系。李一位姓胡的朋友请吃饭，有胡太太和女婿王光琦作陪。席间胡对李说王光琦是燕大毕业生，曾在美国留学，王家住北平，要求李将光琦带到北平去，相机予以照顾。李一口承诺，在乘专机飞去上任时，让王光琦搭机同去北平。李宗仁只有六岁的幼子志圣和保姆也同机飞到北平。当时郭德洁尚在桂林，李宗仁还设有设立公馆，住在中南海勤政殿，临时就把志圣和保姆寄养在西单旧刑部街王光琦家。王的父亲曾在北洋政府任过财政部长，家里比较宽敞，李宗仁时常到王家去看孩子，因此认识了王家包括王光美在内的一些人。以后郭德洁北来之后，建公馆于北长街路东81号，将志圣接回。因为王光琦后来给李、郭经手一点经济事业，所以还保持着通信往来。
李宗仁这次回归祖国到京没几天，接到刘少奇主席订于7月31日晚设宴的请柬。当李宗仁得知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就是王光琦的妹妹王光美时，对郭德洁说：“明天刘少奇主席请吃饭，和他夫人王光美见面时，如果她不说从前和我们认识，她不谈过去的事，我们就认为不认识，千万不可谈从前的话。”
该晚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里相见，董必武副主席和邓小平总书记夫妇都在座，谈话之后，要入座就餐时，王光美由后边走出来，刘少奇予以介绍，王光美伸出手来和李宗仁、郭德洁一边握手一边说：“熟人、熟人。”李、郭很恭谨地报之以笑，没有说什么。
事情就是这样简单，想不到文化革命中那些别有用心的人竟借此无中生有，造谣诽谤。其包藏的祸心，是不言自明的。
刘仲容的夫人张敏华女士，在北京医院工作，因为曾和王光美打过交道，又跟刘仲容一起认识了郭德洁，也被造反派硬说她参加了郭德洁和王光美搞的“梅花党”了，被进行隔离审查。
自从郭德洁去世的消息登报后，李宗仁陆陆续续收到各地很多女人来信，有的毛遂自荐愿以终身相许；有的表示愿扶持李欢度晚年的幸福生活，大都附有照片。其中有中年妇女，有青年学生，有女干部、女教师、女工程师……。还有几位是李旧部的孀妇。约有70多人。其中一个李旧部的女儿青年学生蓉妹，父亲曾来信愿以女儿终身相托，蓉妹本人也有信给李表示愿服侍李共同生活。李宗仁动了心，汇去200元路费，让蓉妹来京面谈。蓉妹到京后与李见过两次，吃过便餐，颇为融洽。最后有关方面经过调查研究，根据女方的情况，女方的父亲被划为右派放入农村监督劳动，当时考虑到李宗仁的社会影响，认为这个结合不很合适。李经讨考虑之后，亦决定放弃和蓉妹结合的打算。
在酝酿过程中，程思远见到30年代的上海名记者、著名翻译家张成仁先生，谈起此事。张成仁推荐了在复外医院任护士工作的胡友松，胡的年龄还不到30岁。张成仁向胡友松要照片时，并没有说出李宗仁的名字，只是说为了给她调动工作。胡友松，南京人，1939年5月24日生，当时27岁；她年岁虽不大，却有一番坎坷的身世。据说父母双亲都是知识分子，均死在日军的屠刀下，她呱呱无知时被红十字会的孤儿院收容。后由一妇女领养，辗转来到北京。她与养母家庭关系不好，养母很早就催她谋生赚钱。她艰难地读罢护校就开始了护士生涯。她天生柔弱，感到医院工作繁重，急于调换工作。
她和李宗仁第一次见面，商定了做家庭护理，每月100元工资待遇。李宗仁颇为中意她天生丽质，很想娶她续弦。为此他向统战部讨教。此事汇报到周恩来总理那里。周恩来说，“我们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不同，不兴雇用私人女秘书；如果李先生喜欢这位胡女士的话，可以在双方自愿的基础上，履行正式的结婚手续嘛！我国婚姻法没有男女双方年龄差异的限制，只要符合婚姻法，就可以结婚。”
李宗仁本人在思想上本来就准备结婚，听了觉得正合自己心意。于是赶忙派车将胡接来，当面向胡提出结婚的意见。胡友松在第一次和李宗仁见面之后，对于这一婚事，思想上不是毫无准备的。在李宗仁逝世以后，据胡友松说，当时她认为李宗仁由国外归来，受到祖国和人民的热烈欢迎，受到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无微不至的照顾，她个人在某些方面虽然有所牺牲，也应该作为一项政治任务看待。她说：“李先生那么个大人物，能够回到祖国来，为统战作贡献，老伴没有了，又有病，他提出来了要和我结婚，我不答应，他会更难过。我就转弯抹角地答应了。”
1966年7月25日，李宗仁和胡友松履行了正式结婚手续。26日，在李公馆举行了婚礼。李宗仁的一伙老朋友均登门前来祝贺。
婚后，周恩来总理安排了“专列”，让李宗仁先生到北戴河度蜜月，并叮嘱一定要保证安全。这时，那场“文化大革命”的动乱风暴已经就要降临。
（1966年10月—12月，北京—台北）
这一年国庆节，天安门广场上人头攒动的海洋与往年不同的地方，在于这也是人手一本红塑料封面《毛主席语录》红宝书的红海洋，是人人象红卫兵一样身穿草绿色军装的绿海洋；这一年高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口号声比往常更为震天撼地。连红卫兵小将的代表也象外国元首一样被邀请到天安门城楼上，站在最高统帅毛泽东主席的身旁。这是1966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广场上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十七周年的盛大庆祝活动。
天安门是500多年前，明朝永乐年间建起来的故宫皇城的正门。皇帝标榜自己“承天启运”，因而将这个门叫“承天门”。清朝顺治年间重修时，又取“受命于天，安邦治民”的意思，改名为天安门，修成现在这个规模。天安门在明清时最大的用途，是新帝登极、选纳皇后等重大庆典时，在此举行“颁诏”仪式。这一天，天安门堞口正中设立宣诏台，礼部尚书在太和殿接受皇帝赐予的诏书后，即捧至台前，由宣诏官登台宣读，文武百官及耆老们则向北跪在金水桥外迤南恭听；然后再送至礼部，用黄纸誊写，分送各地，颁告天下。皇帝在太和殿里并不出来。
毛泽东于1949年10月1日站在天安门堞口正中当年宣诏官宣读诏书的地方，对着麦克风，以极其兴奋与自豪的声音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从此，毛泽东就把天安门城楼作为每年国庆节或是五一国际劳动节会见广大人民群众的地方。“文化革命”当中，也成为他接见百万红卫兵小将的地方。
李宗仁也被邀请参加国庆十七周年的庆祝活动，登上天安门城楼。李是被从西郊的三一医院将军楼的避风处直接接到天安门来的。大会开始前，即将上主席台的人几乎都在后面的休息厅里休息。李宗仁坐在沙发上，他的两侧，左边坐的是程潜，右边是傅作义。他们正在吃茶谈话的时候，突然间门口走进一位身穿黑色服装，披着黑披风，头上戴一顶帽子，遮上一块黑纱的妇女，看上去好象教堂来的修女。她进屋揭开面纱，很多人都霍地站了起来。她走到程潜面前和程握手之后，因为李宗仁没有站起来，她就越过李宗仁和傅作义握手招呼了。她走过之后，李宗仁悄声问傅作义：“她是谁？”傅作义说：“她是毛主席的夫人，你怎么不认识呢？”李宗仁神色不安地说：“我只是在毛主席去年请吃饭时见过一面。她现在改了服装，我都认不出来了！”李颇觉得失礼，后悔不及。
李宗仁已经在前一年参加过一次国庆活动，懂得了天安门城楼主席台上位置的排列顺序，毛泽东在中间，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宋庆龄、陈云、邓小平、董必武、彭真……等等，依次排列在左右两旁；可是，他惊诧地发现，中央领导人的位置排列顺序有了变动，他不认识的那些“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们，神采飞扬地站在接近中心的主要位置上，而国家主席刘少奇、人大委员长朱德、中共党的总书记邓小平等，这次排列的位置竟然落得很远；他很熟悉的彭真市长等，没有露面。他看在眼里，内心深以为怪。李宗仁被安排站在右边，与毛泽东隔着两个人。他知道这已经是很重要的位置了，因而在内心又感到有点安慰。他的后边站着一些扎红袖章的红卫兵代表，有男有女，情绪激昂，格外活跃。
大会开始了。林彪站在毛泽东身旁发表了讲话。林彪的声音不宏亮，嗓子过尖，说的话还是听得懂。林彪说：“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李宗仁把话听懂了，可是意思搞不明白：什么是“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被打倒的资本家根本没法反对“文化大革命”。又说是这条路线存在于党内。他怎么也想不通，国民党的政权被共产党接管17年了，有了惊天动地的变化，国际威望也大大提高了，怎么又说这17年是被资产阶级专了政？当晚回到医院，当天的人民日报将林彪的讲话全文发表，又将“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改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了。他真是想不通。
李宗仁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听林彪的讲话，有一点他是很明白的，就是他领悟到这场“文化大革命”，就是因为存在有“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而搞起来的。可是，这么搞起来，究竟是治国安邦之道，还是致乱之源，他就不能理解了。
在检阅红卫兵队伍的时候，李宗仁看到毛泽东和林彪接见了他身后那些男女红卫兵的代表。他望见这几个红卫兵簇拥着毛泽东和林彪，感动得热泪盈眶。
毛泽东接见了红卫兵代表后，突然向李宗仁走过来。李宗仁也感到兴奋起来。毛泽东向他伸出手来，他赶忙伸出双手过去握住毛泽东的右手。两人一边握手一边摇晃，解放军画报摄影记者孟昭瑞当时抓拍下来，记录了那一瞬间的情景。孟昭瑞还用文字作了如下的记述——
1966年国庆节，毛主席邀请李宗仁先生上天安门，故意地站在城楼的中间热情地握着他的手，似乎为了让所有的人都能看到这一历史性的会见。这充分地体现了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是坚定不移的。当时，我只是不停地拍照，但仍然能清晰地听到毛主席带着浓重的湖南口音对李宗仁说：“请多保重身体，共产党不会忘记你的。”两位老人的会见是那样的和谐、亲切、诚恳，它将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中。
握着手的时候，毛泽东还请李宗仁到休息室去吃茶。经过林彪身边时，毛泽东向李介绍说：“这是林彪同志。”
李宗仁连忙和林彪握手说：“久仰，久仰！”
林彪对李宗仁举手行了一个军礼，说：“李先生是黄埔军校的校务委员，我在黄埔时还听过李先生的训话。”
寒暄了几句，毛泽东就挽着李宗仁走到休息室。当时朱德委员长和董必武副主席正在沙发上坐着喝茶休息，见到毛泽东进来，立即站起来，和李宗仁打个招呼就都退走了。毛泽东捺着李宗仁的肩膀，请他坐在沙发上位，李宗仁说：“主席在这里，我怎么好坐在上位呢！”
毛泽东说：“你比我年岁大，是老大哥，应该坐在这里。”
李宗仁事后曾将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休息室的谈话详情告诉尹冰彦先生。尹冰彦作了记录，兹转引如下——
坐下之后，毛点起香烟，边吸边说群众是发动起来了，群众一起来，那就不能完全依靠个人的想法去做。毛主席说火头是他自己烧起来的，点火容易灭火难。看来这火还要烧一个时期。接着毛问李宗仁对这场文化大革命有什么看法，有什么意见，希望李宗仁坦率谈谈。
李宗仁很谦逊地说：“毛主席高瞻远瞩，英明伟大，古今中外任何国家领袖，没有一个人能有这么大的魄力来发动这场革命。目前虽然稍乱一点，但是为子孙后世着想是有很大代价的。”
李宗仁又把北伐时期，在武汉和苏联顾问鲍罗廷的一段谈话讲了一遍——当时革命军打到了长江中下游，攻克了武汉重镇和南京，由于革命队伍内部发生了严重分裂，李宗仁由南京到了武汉进行调处。在他会见鲍罗廷的时候，除了对革命形势作了分析外，鲍罗廷说革命就是和妇女分娩一样，为了生儿育女，就难免这一时之苦，受了这个痛苦就换来了将来有子女的幸福。李对鲍说：“痛苦对产妇来说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作为一个助产生就要尽可能减少她的痛苦。”李宗仁用这段来比喻文化大革命，他的意思是说当前的乱是为了未来的治，作领导人要尽可能缩小这乱的范围和程度。
毛主席认为李宗仁的话很对，并且表示他也正在做这个制乱的工作。并说明当前的问题很多，要一件一件地去解决。譬如红卫兵小将们给各民主党派下“哀的美敦书”，勒令限期取消组织，这是不可以的；听说他们砸烂政协，要彻底毁灭统一战线，这更是不对的。接着，毛主席把统一战线在民主革命中的作用贡献，和社会主义时期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对李作了说明。最后，毛主席明确地说民主党派不能取消，这要对红卫兵说清楚，有些人可能听不进去，但这要好好地做工作，说服教育他们。
毛主席讲完了问李宗仁说：“李先生，你的看法怎么样？”
李宗仁急忙连声说：“毛主席英明高见，我从前根本不晓得这些道理，今天算是顿开茅塞。”
毛主席和李宗仁走出休息室，回到原来的位置上，继续检阅游行队伍。检阅完了有几位新闻记者立即围住了李宗仁，询问毛主席和他谈话的内容。李说：“只谈家常生活，没有别的内容。”
后来李宗仁对我说：“没有经过许可，不能随便透露毛主席的讲话。这个道理我是很懂得的。”
在毛泽东接见之后，他还对程思远追述，并说：“林彪和江青勾结在一起，什么事情都可以干得出来，这断非国家之福！”
就在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最后接见李宗仁这一年，12月2日上午，有人发现白崇禧死在台北松山路寓所的地板上。尸体周身发绿、睡衣和床单都被撕得稀烂，表明他死前十分痛苦。他的床头柜上还有半杯酒，有人说他的酒还没有喝完呐。他死的时候73岁。
1949年年底李宗仁飞去美国之后，白崇禧被蒋介石劝去台湾，表面上倍受尊敬，蒋介石亲自在草山设宴欢迎白崇禧，并在台北松山路为他置了一幢十分豪华的寓所，实际上周围都密布特务。蒋介石只任命白为“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挂个空名，而再也不提许诺过给白任国防部长之事。
1952年，由蒋经国任局长的国家安全局派人去查抄了白崇禧和薛岳的家，连地板都挖开搜查。白很生气，当即打电话责问蒋经国，蒋经国回答说：“健公，这并不是我的意思，你不信，打电话去问总统好了。”白又打电话给蒋介石。蒋回答说：“我知道这件事，不仅对你们两人如此，人人都应该这样来一次。”事后了解，只是对白、薛两家如此。一次，白的夫人马佩璋去香港，刚到机场，检查人员对马说：“你的皮包里如果有信件，应该交出来由我们代你寄出，不应该由你带去。”马佩璋只好从皮包中取出一封信，随手撕毁，说没有什么要事，不必交出邮寄了。
从1955年到1956年间，人们常常能在瑞芳一带的高山峻岭，发现白崇禧在持枪追逐野兽。与他作伴的，是台湾早期煤业界巨子李建兴、李建和两兄弟。当年白崇禧奉命来台湾“宣慰”台胞，镇压“二二八事件”；李建兴因为母亲姓白，与白崇禧攀上亲戚，从此白、李两家，俨如世交。白崇禧喜好狩猎，李建兴特为白开辟了一幢休闲别墅，经常来此打猎聚首，消磨时光。
李宗仁到美国之后，一有什么风吹草动，白崇禧便奉命出来讲话，或是发电报写信，对李宗仁发出一番责难。李宗仁也能体谅他身在台北，不得不奉命说这些言不由衷的话。
据程思远记述：1965年7月中旬，李宗仁从海外回到祖国。7月19日上午，周恩来总理在上海文化俱乐部接见李宗仁时说，白崇禧颇自负，其实在政治上并无远见，他竟相信蒋介石，被骗到台湾去了。我很为他的安全担心。
周恩来真有先见之明。白崇禧的死因据说至今还是个不解之谜。
（1969年1月—2月，北京）
1968年8月，李宗仁因大便出血甚多，赴北京医院检查被确诊患了直肠癌。后由有名的肿瘤大夫组成一个医疗小组，拟制治疗方案，并经周恩来核定，切除手术做得很好，9月下旬出院，迁居至北总布胡同新公馆休养。虽然手术是成功的，癌毒也未扩散，但是因他多年久患肺气肿，心脏已呈衰竭迹象，身体已经差多了。9月30日，他应邀出席了庆祝国庆十九周年的人民大会堂国宴，在宴会厅待了两个小时，回家以后，体力不支，次日又病倒住院。关于此事，周恩来曾对程思远说：“当时发给李先生两张请柬，一是出席宴会，一是上天安门。我的意思是要他不参加国宴而上天安门城楼亮一下相，即回家休息。但这一决定没有能够贯彻下去，以致出事。”
后曾请中医国手诊治，但他虚不受补，成效甚微。次年1月25日，又得了一场肺炎，由于青霉素发生抗药性作用，抢救未能成功。1月26日，在病危中，他对在床边的尹冰彦和胡友松说：“我的日子不会再有多久了。我能够回来死在自己的国家里，这是了我一件最大的心愿。”他气喘吁吁，说话很困难，停了一会又说，“回来以后，本想在台湾问题上，做点工作——我的那些想法，曾对你讲过，还没来得及向周总理提出，现在什么都来不及了。台湾总是要统一的，可惜我是看不见了。这是我没有了却的一桩心事。那些书（指李带回的很多线装书，如《二十四史》、《四部备要》等等），送给广西图书馆。书画送给政府。那几瓶酒想送给毛主席、周总理吧！”
他说话时，一颗颗老泪掉在枕头上，最后看一眼胡友松，他说：“她太年轻，结了婚，日子虽短，也算是李宗仁的夫人，你们要照顾她。”
胡友松在一旁，哭的泪人一般。
他临终遗言不忘的几瓶酒，是颇有来头的。其中大部分是法国白兰地和英国威士忌，都有两个多世纪的历史了。仅在他手中就保存有几十年之久，一直舍不得喝。酒瓶上都有历代专家鉴定的签字和贴有收藏家时签名封条。有两瓶是抗战初期李坐镇徐州时，那位与英国人关系很深的华东大企业家杨树诚送的。其余的是中国金融家以收藏名酒闻名的金城银行董事长周作民送的。这些酒，由外国进入中国，又由李宗仁带到美国，然后又带回中国，始终没有开封品尝。他说，这种酒可以入药，非常名贵。
李宗仁在病榻弥留之际，口授写了一封信给毛泽东和周恩来，表示感谢之意。据程思远记述，李在简短的信中说：“我在1965年毅然从海外回到祖国所走的这一条路是走对了的。”“在这个伟大的时代，我深深地感到能成为中国人民的一分子是一个无比的光荣。”“在我快要离开人世的最后一刻，我还深以留在台湾和海外的国民党人和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的前途为念。他们目前只有一条路，就是同我一样回到祖国怀抱，……”
他于1969年1月30日午夜12时，在祖国的土地上叶落归根，享年78岁。
周恩来总理参加了于2月1日在北京八宝山公墓礼堂举行的遗体告别仪式。周恩来在仪式上说，李宗仁先生临终前写的这封信，是一个“历史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