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7月18日—20日，上海—北京）
1956年北京的夏天来得特别早，刚进入7月没到大暑，怕热的北京市民有的已经到四合院里或是人行道上搭床纳凉入睡了。7月10号左右，北京的学校陆陆续续地放暑假了。有条件或是有相当职位的人们，纷纷涌向避暑胜地北戴河。中共中央的核心领导层也常将会议搬到北戴河去召开。比较悠闲的各民主党派负责人或是有名的民主人士，更是有机会在北戴河多盘桓一些时日，以度过炎热的北京之夏。
正在人们开始涌向北戴河的时候，7月13日晚间，周恩来总理接到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的报告，得知李宗仁已到达卡拉奇，便通知邀请一些有关人士到中南海紫光阁便餐，以为李宗仁即将到京进行“打招呼”。应邀出席的有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张治中、国防委员傅作义，和当年国民党政府到北平的和谈代表团成员章士钊、全国人大常委邵力子、政协常委刘斐、屈武和政协委员黄绍竑、李蒸等人。他们之中好些人正准备出发，要去北戴河避暑。在紫光阁进餐的时候，周恩来宣布了李宗仁即将回来的消息，并说明了李的回来，事先经过了长时间的酝酿，颇费周折，最后他能下定决心，克服困难回到祖国，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周恩来还说，这件事还不到公开的时候，因为在座的诸位是李先生的熟人或者与李有历史上的关系，所以先给大家通气。还说政府准备举行欢迎仪式，希望在座的各位都能到飞机场参加欢迎仪式。经过周恩来做工作之后，好些人决定推迟了去北戴河的时间，准备到机场迎接。
周恩来总理准备专程飞到上海迎接李宗仁，将在上海与李宗仁深刻地交谈后，再公开地在北京举行正式的欢迎仪式。周恩来更为操心的，是已经平安到达卡拉奇的李宗仁夫妇一行，怎么能够平安地从卡拉奇飞回祖国。香港的报纸《快报》已经报道了李宗仁将返国的消息，美国《纽约时报》已经证实了李宗仁夫妇飞离了纽约，以3.6万美元的过低价格卖掉了房产。蒋介石在台湾已经密切注视着李宗仁夫妇与程思远这三个人在卡拉奇神秘地失踪。他不能不想起十年前，万隆会议召开前夕，中国代表团所租乘印度航空公司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爆炸的惨案。台湾蒋特当时蓄意谋害他本人，乘飞机在香港启德机场加油时，在机翼中安放了定时炸弹，致使乘这架飞机飞行的我代表团第一批工作人员全部遇难。今天，蒋介石对李宗仁的回国老羞成怒，当然也会采用这种卑劣无耻的暗杀手段。悲剧不能重演，要绝对保证李宗仁先生安全归国！他为此指示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要取得阿尤布·汗总统的协助。在阿尤布·汗总统友好的帮助下，巴方在李宗仁夫妇到达卡拉奇机场时，出动了特殊的警车驶入停机坪，通过巴方军警登机进入机舱，直接将李宗仁夫妇和程思远接入警车，送到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在离开卡拉奇时，又将巴基斯坦国际航空公司的一架飞往广州的波音七七客机的头等舱全部包下，在巴方的严密配合下，于7月17日深夜，在丁国钰大使的陪同下，登上了客机。0点30分，飞机从卡拉奇机场起飞，在夜色中航行，在7月18日凌晨5点，从云南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边境。
在这个时候，处于东经122度的我国东部城市上海要比西边的云南，天更亮得早。这时，在上海东湖宾馆的一个客房里，有两个人一直守候在电话机旁。他俩直接指挥空军及有关部门，密切注意这架巴航波音七七客机的飞行动态，并且随时准备为保证李宗仁先生一行和客机的安全，采取必要的措施。当东海上霞光满天时，电话里终于传来消息：“李先生一行所乘的客机，已经安全进入我国领空。”
这两个人才脸上露出了轻松的笑容，才放下心来分别上床去睡觉。这两人，一个就是周恩来总理，另一个是陈毅副总理。
7月18日上午7时许，客机在广州白云机场降落，稍事休息后，继续起飞。上午11时，飞抵上海虹桥机场。周恩来总理已经和蔼地站在候机室门前迎接；李先生显得十分激动，连忙快步上前，抱住周恩来。周恩来亲切地说：“你回来了，我们欢迎你！”
李宗仁连声说：“总理你好、总理你好。”
陈毅副总理、叶剑英元帅、中共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市长曹荻秋等都站在周恩来身旁对李先生表示欢迎，并一一同李先生握手。李宗仁一行到锦江饭店住下。
18日下午，周恩来到锦江饭店看望了李宗仁。周恩来告辞后，李宗仁夫妇和程思远专程去看望了叶剑英元帅。北伐战争时，叶帅在第四军独立团，曾首先从广东进入湖南，与李宗仁指挥的第七军并肩作战，两人晤面，往事历历，如在目前。
当晚，周恩来总理在文化俱乐部设宴招待李宗仁夫妇。陈毅副总理也出席了。入席前见面时，陈毅说：“第一次国共合作，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当时北伐军一共有八个军长。现在李德邻先生回来，我们就有四个军长在祖国大陆了。”这四个军长是第四军军长李济深，第六军军长程潜，第七军军长李宗仁和第八军军长唐生智。入席后，有几位解放军三军首长过来向李宗仁敬酒。周恩来在一旁风趣地说：“你们从前是打过仗的啊！现在你回来了，大家欢迎你。”李宗仁添酒回敬，一饮而尽。
19日上午10时许，周恩来在文化俱乐部接见了李宗仁先生，并进行了谈话，在座的有国务院副秘书长罗青长、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刘述周和程思远先生。周恩来说：“台湾方面现在到处打听李先生的消息，但所得的消息都是不准确的。”在谈到台湾问题时说：“我们注意到了李先生1955年在美国发表的关于台湾问题的声明。我们赞赏李先生的态度，中国的问题由中国人自己解决。”
李宗仁说：“那是我在美国看到了总理在万隆会议上发表的关于台湾问题的声明，受到影响而表明的态度。”
周恩来说：“1955年时，艾登来了一个电报，要和我在深圳会面，他想斡旋台湾问题。我们答复他说：欢迎你来看看，但台湾是中国内政，不容外人插手。后来，我在亚非会议上发表声明，表明中国愿意同美国坐下来谈判，以消除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后来我们就通过英国疏通与美国开始了大使级谈判。但我们从来不拿原则作交易。1961年陈诚访问美国，美国让陈看了中美会谈记录，陈诚反而很受感动，知道我们不拿原则作交易。”
李宗仁说：“总理，这次回来，就再也不走了。宗仁愿将有生之年，报效祖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对反帝爱国事业有所贡献。”
周恩来微笑着说：“李先生说，回来不再出去了；但是，《四大自由》还是要讲的。1963年11月间，我曾请程思远先生转达了《四可》的内容。现在，我们还要重申来去自由。来去自由，不单是你的问题，还有你太太。你太太还可以去香港。去年我曾向罗隆基、章伯钧宣布，你们现在想出去，我们欢送，在外边住不惯，还可以回来。”
7月20日上午，周恩来同李宗仁夫妇一起乘车到了上海虹桥机场。周恩来乘一架专机先行。他临上飞机时，对李宗仁等说：“我先飞20分钟，我在北京欢迎你们。”
上午11时，李宗仁先生一行所乘坐的专机，由上海飞抵北京机场。
他在海外飘零十多载，倦鸟还巢，回到祖国首都；当他走出机舱，看到机场上人头攒攒，在夏日的烈日下，簇拥着场面热烈的欢迎人群，周恩来率领一大批国家及各部门领导人、民主党派负责人及著名的民主人士；已在舷梯前迎候，他深受触动，真是一腔心事，万感交集，两行热乎乎的老泪忍不住夺眶而出。
他擦着泪水，走下舷梯。周恩来总理和北京市长彭真首先走上前去握手欢迎。接着还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郭沫若、国务院副总理贺龙、陈毅、罗瑞卿；全国政协副主席徐冰、高崇民、李四光、沈雁冰、许德珩；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叶剑英和傅作义、蔡廷锴；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王新亭等海陆空三军将领。
欢迎的人群中，还有李宗仁所熟识的国民党进步人士和当年参加国共和谈的代表团成员：王昆仑、朱蕴山、卢汉、刘仲容、邵力子、黄绍竑、刘斐、屈武及他的旧部杜聿明、宋希濂、范汉杰、廖耀湘等；还有各方面的知名人士。
在欢迎的人群中，他是一眼就看到了40多年的桂系老友黄绍竑。他走到黄绍竑身前时，意外地喊出了声：“季宽兄……”他俩激动之下，紧紧拥抱在一起。最早新桂系李、白、黄(绍竑)为首，共同统一了广西；以后黄曾投向了蒋，而和李、白虽然有合有分，长时期分道扬镳，但私人友情始终保持良好；最后，黄作为南京的和谈代表，力劝李宗仁在和平条款上签字。结果，历史证明了李宗仁错估形势，坐失良机。在他与黄绍竑紧紧拥抱的瞬间，已经无声地表达了自己的惭愧和悔恨。
还值得一提的，那就是经过周恩来的介绍，李宗仁先生和前来欢迎的爱新觉罗·溥仪先生见了面。中国封建王朝的末代皇帝与中国最后一任代总统，在新中国人民政府的首任总理的面前，像一对亲兄弟似地握手。周恩来看着溥仪对李宗仁说：“溥仪先生新生了。你看他50多岁了，不像吧？”
溥仪望着李宗仁说：“李先生，欢迎你回到我们伟大祖国的怀抱里来。”
李宗仁又和溥仪紧紧地再握了一次手。
当时在身旁目睹这个场面的程思远先生每逢谈起此情此景，都感慨万端地说：“纵观上下几千年，纵横五大洲，历史上有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政权能够这样？不但把一位末代皇帝保存下来，改造成了新人；而且，末代的总统也万里来归。这只有中国共产党创立的新中国才能做到！”
在机场大厅的欢迎仪式上，在一座毛泽东半身塑像前，李宗仁先生宣读了《归国声明》。李宗仁那充满感情的桂林官话的声音回响在机场大厅里——
首先我所欲言者，即16年来，我以海外待罪之身，感于我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英明领导之下，高举着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红旗，坚决奋斗，使国家蒸蒸日上，并且在最近已经连续成功地爆炸了两颗原子弹。这都是我全国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结果。凡是在海外的中国人，除少数顽固派外，都深深为此感到荣幸。我本人尤为兴奋，毅然从海外回到国内，期望追随我全国人民之后，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并欲对一切有关爱国反帝事业有所贡献。今后自誓有生之日，即是报效祖国之年，耿耿此心，天日可表。
1949年我未能接受和谈协议，至今犹感愧疚。此后一度在海外参加推动所谓“第三势力”运动，一误再误。经此教训，自念作为中国人，目前只有两条道路可循：一就是与反动派沆瀣一气，同为时代所背弃，另外没有别的出路。祖国早已宣布“爱国一家，不分先后”和“来去自由”的政策，此次我以待罪之身，也能获致宽大的待遇，就是一项具体证明。亟盼海外友好乘时奋起，拥护祖国，幡然归来，犹未为晚。
宗仁老矣，对个人政治出处无所萦怀。今后惟愿尽人民一分子的责任，对祖国革命建设事业有所贡献，并望能在祖国颐养天年，于愿已足，别无他求。谨布荩忱，敬祈垂察。
李宗仁夫妇返回北京之后，先被安顿住在北京饭店。当晚，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设宴欢迎李宗仁夫妇。从这以后，各人民团体、民主党派、中共党政领导人和诸多熟人旧部，纷纷欢宴款待，目不暇接，使李宗仁感到从来未有的兴奋。
8月中旬，李宗仁夫妇亦被安排到渤海之滨的北戴河避暑休养。正在北戴河的张治中首先来到李宗仁所住的别墅拜访，表示了对李宗仁归国的欢迎。9月中旬，李宗仁由东北参观访问回到北京，想起张治中在他出任代总统之后，在形势十分艰难的情况下，还应他的邀请出任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的首席代表，可算是临危受命，很不容易。那次和谈虽然失败了，但是他对张能公私两全的态度，是很感激的。李宗仁因而特地到张治中的公馆拜访。张治中照例地作了礼貌上的回拜。10月上旬的一天，张治中夫妇在公馆设席宴请了李宗仁夫妇，周恩来、彭真、陈毅等也应邀参加了宴会。后来，“文化大革命”动乱中，李宗仁、张治中同时因病住进北京医院，两人病房毗邻，还互致问候，互相关切。
李宗仁归国在北京饭店住下以后，统战部和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在考虑设置李住的公馆的过程中，费了一番苦心。曾经征询李氏夫妇是否愿意回去住北平行辕主任时的北长街81号老公馆。他坚决表示绝不回旧居去。他说：“那个房子很窄小。回到老地方还会造成人家对我的印象不好。”
后来又找了几处房子，都不太理想。后来看中了西总布胡同51号。这里原是为李济深先生兴建的公馆，院内有花园走廊，一幢三层楼房，楼下有宽敞的客厅。李济深已在1959年去世了。李宗仁和郭德洁住进去后颇为满意。
这样，李宗仁在海外寓居16年后，在他74岁的时候，回到北京住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