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夏，美国新泽西州）
李宗仁素来生性好客而健谈，是一个不甘于寂寞的角色。他官至总统，至为显赫，不幸一旦丧权失势，流落他乡，当然不得不寂寞起来。无奈他年事已高，每天只须睡四五个小时，加上不会英语，又不能开车外出，悠长的时日是很难打发的。除了读报和搓麻将，最令他中意的就是聊天了。与访客天南海北地神聊一番，是排遣寂寞最理想的办法。因而，每逢有客到他在新泽西的寓所来访，他都站起来欢迎，心情格外地高兴。他喜欢的话题也多在政治的范围里。黄纫秋女士对他聊天生活的记述，绘声绘色，极为传神——
自1985年到1963年这几年来访的客人不少，每周都有不同的访客，李一见有客来，总是呵呵大笑，连叫欢迎！尤其是一些同病相怜的失意官僚与政客，一谈就是几小时，自然全是政治上的是是非非。如：某大员坐拥数十万精锐而不堪一击；蒋介石临阵换将和遥控指挥，以致失败；某人丢了东北，蒋居然不加追究；……美国人眼光狭隘，缺乏远大眼光的政治家，若他们竭力援华，怎会发生韩战呢！这样的谈话多是与志同道合之士。但若是李怀疑来人是亲台或是别有用心的，李的论调就变了，什么我与蒋先生虽然政见不同，但私交毫无芥蒂，到底我俩为革命共同奋斗几十年，同甘苦，共患难。大陆之失，我们都有责任，不能归过于他一人。好在共产党也是中国人，只要把中国搞好了，成功不必在我。从前你争我夺，使国家元气大伤；现在没有内战，对国家人民都是好事，个人的荣辱不算什么，大丈夫提得起放得下，我现在真感到无官一身轻，“厅长”生活很不错呀！有时，客人走了，他的余兴未衰，就抓着我对牛弹琴一番，大谈他的爱国论，说：你应该带你的儿女回国定居，你的几个儿子都不错，应该将所学贡献祖国，不应该在此作美国的洋奴，你要为你的第三代着想呀！将来他们都变成了“忘国奴”！我连第二代也管不了，还管什么第三代哟！何况除老大以外，其余都不说中文，小的尚未完成学业，在美国读大学，除了奖学金，还可借钱读大学，若回中国，我就力不从心了。我自己无一技之长，回国也无所贡献。他们还多一个吃闲饭的。我不懂政治，对国共双方既无恩怨，也无爱憎，对中共为国家所作的建设，我也非常钦羡！这几年中国的国际地位提高了，也是他们的功劳，但他们的什么三反五反和清算三代的政策，则不敢苟同。
他常常骂我不爱国，甘愿作洋奴，骂得多了，我也顶他说：可能我是没有你那么爱国，因为我从小所受的教育是相夫教子、三从四德，没有人教我为国为民。现在不回台湾是不爱国，不去大陆也是不爱国，但传统的中国人都是安土重迁的，谁愿意离乡别井、抛弃一切呢？
常来登门聊天的“访客”到底不是很多，他才拿搓麻将的黄纫秋女士聊以填空。想不到，自1958年春夏开始，在他百无聊赖的寂寞状况之中，真的有一位“谈客”降临，此人所要与他谈的，又是他最感兴趣的自己的经历与感受，因而备受他欢迎。每次他都给此位先生准备了不算丰盛，却十分精致可口的饭菜。李宗仁欢迎这位先生每周去三次。每次都是从上午10时谈至深更半夜。这位先生就是旅美史学家唐德刚博士。唐博士是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的“中国口述历史计划”项下，完成了《胡适口述自传》之后，接受了《李宗仁回忆录》的大部头历史性著作的撰写任务，而登门去与李宗仁先生合作。这部书已经在海内外发行，为中国近代史保存了许多重要的第一手史料。这部十分珍贵的历史专著，就是李宗仁在做寓公的时代，以“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的形式，历时七载艰辛才完成的。
唐博士初到李府时，李宗仁夫妇以为代表美国著名学府哥伦比亚大学来访问的“博士”，可能是一位假洋鬼子；谁知却是一位“诚实本分”的“五战区老同事”。因为唐先生于抗战时期曾在五战区李宗仁属下当过兵。唐德刚亦对李宗仁夫妇印象很好。唐先生觉得李宗仁是一位长者，一位忠诚厚道的前辈；并认为他不是一个枉顾民命、自高自大的独夫，更不是一个油头滑脑的政客，还能在他身上看出我国农村社会里某些可贵可爱的传统。唐先生觉得郭德洁夫人，基本上也是一位“鸳鸯”、“平儿”一类的好姑娘，贤主妇；不幸她命大，做了“代总统夫人”而无端地被人看成女政客，实在是有点冤枉。因而，他们之间写回忆录七年间的工作和交往，可算是全心全意的合作。
李宗仁与别的访客聊天，只是排闷遣烦，消磨时光，而与唐博士聊天，却为中国近代史留下了一部不可低估其价值的历史专著。
1962年底，中、印边界发生纠纷，中国人民为维护领土完整，对印度挑衅者进行了自卫反击。那个常到李府做客的哈佛大学张歆海教授，写了一篇关于中印边界问题的文章寄去《纽约时报》，但被这家大报退了回来。张颇不服气，要李宗仁署名再投。李宗仁亦赞同这篇文章的观点，就同意署名寄去。《纽约时报》就发表了。这篇《对中印边界问题的进一步探讨》指出：西藏自古以来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印边界线几世纪以来都未划定，尼赫鲁先生制造中印边界纠纷，另有动机：第一，想借此解决印度内部困难；第二，想利用中印冲突来争取美援。现在美国朝野抨击中国对西藏行使主权，这样做对美国毫无裨益，徒伤中国人的感情，宜三思之。
文章发表后，李宗仁十分得意，复印了一大堆到处送人。此文反应强烈，引起了一场风波。一些亲台人士在《华美日报》上联名骂李“为虎为伥”。白崇禧也在台湾发表了一封公开信，诉说李的不是。李见了相当难受，但仍为白辩护：“他是被强逼的呀！以他的处境有什么办法呀！”杜鲁门也给李写来一封信，说同意李的见解，希望李去看他。
这场风波，还给他从欧洲引来一位“女谈客”。意大利米兰《欧洲周报》女记者奥古斯托·玛赛丽，登门访问了李宗仁，由张歆海担任翻译，两人从中印边界问题谈起，纵论天下大事与中国问题。他在谈话中，充分流露了在头脑中的一种最基本的东西，那就是民族意识和爱国思想。1963年7月14日，《欧洲周报》发表了奥古斯托·玛赛丽的《李宗仁先生访问记》。李宗仁之所以是李宗仁及李宗仁之所以后来会回归祖国，不难从这篇访问记中寻到其思想的轨迹——
（前面部分是谈论天下大势与中印边界问题。从略）
……这次会见的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下面要谈的关于蒋的问题。所有前面谈的一切都只是为了逐步引导到蒋的问题。我知道这是一场困难的谈话。将军对某些问题闪烁其词，对另一些问题则根本不回答。迄今为止，他曾经说过，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一个中国人总归是一个中国人，必须记住这一事实。其次，他曾经表示，一个中国人，即使是他的国家的前总统，一个流亡美国的人，偏偏又是一个资本家，但还是可以说他的敌人的好话，还是可以称赞那些赶走他的人，称赞同他过去的世界相反的社会和政治制度。
“我不能谈论蒋。”将军说，“蒋是我的总司令。我曾经在他手下工作，我说他的坏话是绝对不礼貌的。”
“那么，就说点好话吧。”
“关于蒋，我只能说史迪威将军常说的话。这就是，他有许多缺点。就我个人来说，我很喜欢他。我们都是失败者。
“许多年来，蒋一直是中国的元首，而现在他的举动好象他的经验还没有一个村长多。他不懂历史。每年一度他站在金门、马祖海边的悬崖上发表演说。他总是重复着同样的一句话：‘我们一定要回去。’很难说他本人是否了解这一事实：回大陆是不可能的。蒋对我没有象我对他那样的友谊。1949年以来，我一直在工作和祈祷，而蒋则想象着可怕的事情。我从来不曾打扰他，我一直没有开口。难道他不知道将来不是人力所能决定的吗？蒋说我是一个共产党，我回答说我不是共产党，我甚至也不喜欢共产党，但是我不否认今天共产党为中国所做的事情。我宁愿继续做一个诚实的人和可怜的政治家，但我不能不说实话。中国从来没有象现在组织得这样好。我怎么能够抹煞事实呢？我为什么应该歪曲事实？是为了宣传吗？但是一个人所能进行的唯一的宣传，就是为了事实真相。反过来，让我们来看看蒋，他歪曲事实，一年一度地站在悬崖上叫嚷：‘我们要回去’，再不然就造我的谣言。这样，他给予他的人民是什么样的榜样呢？去年他散布谣言说，我突然离开了美国，好象我可以突然离开似的。他说我在香港，并试图进入红色中国。而我当时却在新泽西州参加一次婚礼。联邦调查局先向我家里打电话，然后他们匆忙赶来要证实回电话的是不是我。我就把吻新娘的照片给他们看。我到这样的年纪，联邦调查局还不相信我，你看多有意思。”
“如果我可以引用一句古老的谚语的话，将军，那么我就要说，无风不起浪。你不会说蒋的神经过敏是无缘无故的。”
“完全不会。我已经对你说过，我象蒋介石和国民党一样，是一个失败者，唯一的区别是，我完全不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作为个人来说，我自己无关紧要，我不能妨碍中国的前途和它的进步。我由于自己的失败而感到高兴，因为从我的错误中一个新中国正在诞生。我不把我的错误归咎于任何人。这些错误是我的。我不说我受骗了，他们抛弃了我。谁这样做是有充分理由的，而我就是提供这些理由的人。什么时候我们曾经有过象我们今天有的这样一个中国呢？”
李宗仁在考虑回国的问题上，是有过相当的心理矛盾的。他每读到有关新中国成就的新闻时，就兴高采烈地说，我们革命了三十几年。没有把中国搞好，现在中共十几年就把中国变成了强国，真是了不起呀！
有人曾问他：近来谣传中共对你作统战，要你回国呢！李说：我回去作什么？中共才不要我这个腐化分子呢！一会儿他又反问：你看我是否应该回国？这人劝他：以你的地位和党国的历史，又反共了一辈子，官可以不做，但人格一定要始终如一，就算错了，你已退位让贤，也可于心无愧，何况你年纪这么大了，再想改过自新，也时不我予，何苦为人作嫁呢？你回去也难自处，恭维他们吗？就得把自己责骂一番，不恭维他们吗？可能也办不到。他们要你回去的意思，就是要你为他们歌功颂德，否则他们的江山已稳，要你去做什么呢？！但你的牺牲太大了，外人当然要骂你不甘寂寞呀！想靠拢做官呀！你虽说决不去做官，只想回去看看，但一看，别人就要大做文章了。李说：我是中国人，难道回去自己的国家也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