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下旬，北平）
4月23日，人民解放军已经进逼南京城郊，李宗仁、何应钦等要人也一大早乘飞机飞离南京，政府各部门亦纷纷乘车南撤，往南的道路，兵荒马乱，交通堵塞；宪兵警察也全部撤离，城内秩序大乱。这时，南京方面却还派了一架飞机，往北直飞北平，要接在北平的和谈代表团返上海。
这架飞机已临北平上空，请求西苑机场给予降落。机场指挥台请示周恩来。周恩来得知飞机上还没有他要接的“客人”时，就果断地指示机场指挥台回话：“飞机跑道正在修理，过一两天后再来。”飞机在北平上空盘旋几圈后返回了。这是周恩来采用的缓兵之计，他正在加紧部署挽留南京政府首席和谈代表张治中的特急行动。
和谈破裂后，解放军全面渡江，周恩来已经连续两个晚上没合眼睡过一觉。他除了要关注渡江前线战局，还正在操心布置挽留南京和谈代表团的工作。他知道，南京的代表团一直在反复考虑是回南京还是留北平，李宗仁、何应钦也来电要代表团作最后决定。该团大多数人认为和谈失败回去，绝不会有好结果，徒作无谓牺牲，毫无意义，还是认清形势，辨明是非，留在北平，静待形势发展，再为和平努力。特别是邵力子和章士钊两位老人，早已作了不回去的打算，他还作了安排，在和谈进行期间就将邵老的夫人傅学文接到北平来了。有的工作人员已向我方表示打算到华北革大学习，他表示欢迎。也有个别人颇有顾虑，没有明确的表示，我们可以任其去留。使他多为之操心的是首席代表张治中了！
他十分欣赏张治中在谈判中的坦荡真诚。他俩之间，多年来常打交道，早就是亲密的朋友。第一次国共合作时，两人同在黄埔军校任职即一见如故。中山舰事件时，张治中还动了参加共产党的念头。张将想法告诉他时，他说：“我们欢迎你入党，但我们两党曾有约，不吸收对方高级干部入党，等时机适宜再说吧。”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时，张治中得知他在上海，曾密托陈赓提醒他注意，使他在大屠杀中幸免于难。1938年长沙大火时，蒋介石把责任推诿给张治中，他在长沙也秉公为张治中讲公道话。抗战胜利后，毛主席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为保证毛主席的安全，张治中乘专机赴延安接送，还把自己在渝的桂园住宅腾给毛主席住。他们虽是亲密的朋友，但在原则问题上是不留情面的，多次代表各自的一方在谈判桌上针锋相对，唇枪舌箭。
这次谈判中，当毛主席和他询问张治中对今后建国的意见时，张治中态度很诚恳地说：“我认为，国民党失败的原因很多，但主要是长期奉行了一条一面倒亲美的错误政策。我主张我们今后要实行美苏并重的政策。就是说，亲苏也亲美，不反美也不反苏。现在的世界上是美苏两雄争长，中国在中间举足轻重，是两雄争取的对象，中国投向哪一方，哪一方就占优势。我们为国家民族打算，最好在政治上既不一面倒向美国，也不一面倒向苏联。国民党一面倒向美国，招致了今天的失败，希望你们今后也不要一面倒向苏联。”
毛主席当时不同意张治中的主张，解释了新中国为什么要“一边倒”，毛主席说，“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但毛主席却也很欣赏张治中的诚挚态度。
在谈判的最后一次会议上，张治中在发言中曾说：“中国有一句古话，也许恩来先生会觉得有封建意味，就是‘兄友弟恭’，我觉得其中有真理存焉。打个比方，国共两党之争好比兄弟之争，同是中国人，同是一个民族，今天谁吃了亏，谁讨了便宜，不必太认真。大哥管家管不好，让给弟弟管，没有关系，‘便宜不出外’。做大哥的，不但对于弟弟的能干，能担当重大责任，表示敬重高兴，而且要格外帮助他，使他做好。”
他不同意张治中的观点，当场在勤政殿的会议上严肃地指出：“刚才文白先生对于兄弟的比方，如果指两个代表团的立场，那么我们都是为和平而努力的，我们很愿意接受。过去大家虽有不对，今后仍可一道合作。但如果拿过去国民党20多年尤其两年又九个月的蒋介石朝廷、四大家族和一切死硬派来说，这就不是兄弟之争，而是革命与反革命之争。对于这一点，中国共产党不能不表示它的严肃性。”
他们从谈判桌上下来却又谈笑风生，亲密无间。在谈判破裂，大军过江之后，南京代表们在讨论或去或留问题时，张治中的态度最使他忧虑。文白先生太天真了！怎么能够回去“复命”呢？当他得知张治中决意要回去“复命”时，他马上赶到六国饭店和张治中谈话，表示恳切挽留，张治中说：“恩来先生，感谢你的诚意。代表团是为和谈而来的，和谈既已破裂，自无继续留在北平的必要。代表团是南京政府派遣的，任务终了，理应回去复命。别人不回去可以，我是首席代表，论情论理都不能不回去复命。”
他听了，又劝说：“这次商谈，活动紧张，大家都辛苦了，应该好好休息。双方代表团同意的和平协定竟然为南京政府所拒绝，彼此都感到十分遗憾。我们估计，随着形势的发展，国民党内部四分五裂，仍有恢复和谈的可能，即使出现局部地区的和平，这个协定还是用得着的。你还是跟邵力老、章行老一起留下来吧。”
张治中仍然说：“治中受命于政府，不复命于心不安呀！”
周恩来知道，南京和谈代表团到北平前，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上海市警察局长毛森就扬言：凡是主和的都是秦桧，我要用手枪对付他。北平原市长何思源为和平奔走，就被军统头子毛人凤派人在住宅里安置定时炸弹，炸死了何的女儿。因而，他不能不为张治中及其家眷的安全操心，他非常恳切地说：“现在的形势，你们无论回到南京、上海或广州，国民党的特务是会不利于你们的。西安事变时，我们已经对不起一个姓张的朋友（指张学良），今天再不能对不起你了！”
他提到西安事变张学良的事，那时天真幼稚的张学良决意要跟刚释放的蒋介石飞回南京，铸成大错；待他闻讯赶到西安机场时，他们已经起飞，致使张学良被拘押至今。他词意恳切、温和而又坚决，使张治中十分感动。
经过他和中共代表团的代表们先后分头做工作，南京代表团中原来想回去的人也都打消了原意，只有张治中还反复强调“复命”。他只好另想办法。
4月24日，南京政府方面又派了从上海起飞的专机来接。飞机抵达之前，他兴冲冲地来到六国饭店张治中的住处，对张说：“文白先生，我们一起去接一个客人吧！”
张治中没有意识到，诧异地问：“什么客人？我认识吗？”
他笑着说：“是你最熟悉的，到时你就知道了。”
两人乘汽车直奔西苑机场。等了片刻，一架涂着国民党青天白日标志的飞机徐徐降落在停机坪上，从机上下来的是几个中年妇女和几个孩子。民革的李民欣先生也同机来到。
张治中一见，又惊又喜！原来是夫人洪希厚带着弟媳及好几个孩子，还有保姆。几个孩子一下飞机就扑到张治中怀里哭了起来。张治中眼眶红了，感动地对他说：“恩来先生，你真会留客呵！”
他把张治中一家接到北京饭店一楼住下。他还陪毛主席来看望张治中的一家，说：“在重庆，你们对我们招待得那么好，现在我们条件有限，只能让你们受点委屈了。”
张治中夫妇听了，感触不已，连言语也哽噎了。
原来，在谈判破裂的这几天，周恩来即特别指示南京和上海的地下党，设法将张治中一家安全送到北平。南京方面负责的是在国防部任参谋的地下党员沈世酉。当时，张家的几个孩子正在南京师大附中教室里上课，后被人叫出来说是到上海去。沈世酉把他们几人带到火车站。这时火车站人山人海，上不去车，沈世酉就把他们一个个从车窗里塞了进去。上海飞机场上负责接应的是地下党员、空军基地指挥官邓士章和他的夫人（也是地下党员）。起初，他们几个人聚在一起很显眼。因为机场里有国民党特务，容易暴露。邓夫人便对张治中夫人洪希厚说：“你们几个人在一起目标太大，先分散到各个角落，等飞机快起飞时，你们再一起上飞机。”邓夫人还告诫她，遇到熟人要少说话，别人问你们就说到机场接客人。在飞机场，洪希厚还真遇到了一个熟人，就是当时政府的交通部长俞鹏飞。俞问洪：“张夫人，你们上哪儿去？”洪回答：“我们接兰州来的客人。”“今天没有兰州来的飞机了。”“飞机场说有的，怎么就没有了呢？”“我是交通部长，难道还不知道？兰州来的飞机早走了。”俞鹏飞因为有事说完就急着走了。
为了防备特务发现，邓士章就叫另外几个地下党员把机场的特务都支走去吃夜宵，用酒把他们灌得酩酊大醉。清晨，待他们酒醒时，飞机已经起飞了。特务头子毛森急忙向汤恩伯报告：“接代表团的飞机走了，张治中一家也跟着去了。”汤恩伯满脸涨红，一副很生气的样子。这时毛森又说：“赶快派飞机追吧！”只见汤恩伯大骂起来：“饭桶，一架飞机都看不住，都飞走了，还追什么！”实际上要派战斗机去拦截是可以办到的，北方的青岛等地还有国民党的飞机场。汤恩伯之所以不愿意这么做，是因为他与张治中关系甚好，其能青云直上，也得力于张治中的提携。他对张治中十分尊重，尊称洪希厚为师母。看来，汤恩伯成全了张治中留在北平，也为周恩来挽留张治中帮了大忙。洪希厚她们在飞机里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满以为是带她们去台湾，所以心里一直是紧张的。在飞机上负责的也是一位地下党员，担心国民党的飞机追来，一个劲催促驾驶员快飞。飞机在北平降落时，洪希厚和孩子们发现张治中和周恩来前来迎接，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是真的。
不久，国民党在广州的报纸，曾鼓噪一时，报导张治中在北平被中共扣留云云，还攻击和诽谤张治中“投降辱国”。
张治中特为此事发表声明说——
这几篇电讯，一派胡言诳语，没有驳斥的必要。不过我居留北平已经八十天了，以我所见所闻的，觉得处处显出新的希望……综合说一句，这都不是过去我们国民党所表现于政治设施和党员行动所能做到的。我们中国人，毕竟还有能力把国家危机挽转过来，还可希望把国家搞好，还不是一个没有出息的民族，已可得到证明。……
目前，大局已演变到此，我觉得各地同志们，应该惩前毖后，当机立断，毅然决然表示与中共推诚合作，为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三民主义，亦即为中共新三民主义的实现而共同努力。至于我们国民党，早就应彻底改造，促进新生，才能适应时代，创造时代，达成我们革命党人应负的历史使命。……国家要求新生，也正在新生。人民要求新生，也正在新生。为什么我们国民党和个人，独甘落后，不能新生呢？！
张治中的声明，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对推动国民党各地的起义起了一定的作用。新政协会议正式开幕前夕，毛主席特地同张治中谈话，表示邀请张参加政协并担任中央人民政府的职务。张治中说：“过去这一阶段的政权是我们负责的，今已失败成为过去了，我这个人也应该成为过去了。”
毛主席笑着说：“过去的阶段从你发表了‘声明’等于过了年三十，今后还应从年初一做起。”
（1949年6月间，香港—广州）
刘斐也跟代表团一起留在北平之后，看到邵力子的夫人来了，张治中的家眷也来了，想到自己的眷属还留在香港，总觉得是件心事。周恩来得知后，同意他经天津乘船赴香港将眷属接回北平。
听说刘斐要去香港，邵力子和章士钊说要写一封信托他带去转交给李宗仁。因为在和谈开始之前，李宗仁请人出任和谈代表时，好几个人都表示担心，蒋介石还在幕后操纵控制，将来即使协定谈好，李敢不敢签字。李宗仁曾明确地说过：“和谈如果成功，我一定签字，并尽可能在这里（南京）签字，万一在这里受逼不能签，我就跑去桂林签，他们就奈我不何了。你们放心去谈判罢，我自有办法。”
在推举黄绍竑携带和平协定去南京签字时，章行老（章士钊）问刘斐：“你看，这个和平协定李宗仁会签字吗？”刘斐说：“他可能不签。”章行老说：“他原来不是说在不利的条件下也要签字的吗？现在这个条件好，连战犯都不点名了，为什么不签呢？”刘斐这才一针见血地回答：“李宗仁的脑子充满了个人名位思想，没有真正为国、为民排除万难来负责解决问题的诚意和魄力的。”章行老气愤地说：“这么好的条件，还不签字，那是太没心肝了！”
结果，真不出刘斐所料而没有签字，章行老说：“你对李宗仁真是看透了！”因而，这次章行老和邵力老托他转给李宗仁的信是一封义正辞严的长信，责备了李背信弃义不履行签字的诺言，还争取他为人民做一件有利的事。
刘斐乘太古轮船公司之湖北轮到香港后，便托人将信捎给已在广州开府的李宗仁。李宗仁得悉后，即由广州派程思远和邱昌渭来港请他去广州。刘斐对程、邱两人分析了李宗仁贸然从桂林来广州撑持残局是一件错事。他知道李的想法已经与自己不一致，就没有去广州。李宗仁自己还几次打电话到香港跑马地黄泥涌道4号刘的寓所来，催刘前去。他以需要休息为词推托了。这时，程潜也先后派程星龄、刘岳厚带着程的信乘飞机来港要他去湖南。程在信中说到白崇禧已胁迫其一同备战，程应付不了，希望他回湖南去接替主席职务。刘斐复信叫程不要辞职，一面和白崇禧虚与委蛇，同时移避湘西，以便相机起义。当时白崇禧率桂军主力部队到了衡阳，也来电要他去湖南。他也推却了。但是，他同白崇禧关系很深，使他还想再争取一下白。
他同白崇禧的关系，要比与李宗仁的关系更深一层。他出身于湖南醴陵北乡的雇农家庭，生活贫苦，但他年少好学，天资聪颖，又长得仪表不凡。他19岁那年，已出落成一个能文能武的英俊后生了。这年，“护法”的桂军路过湘南，当排长的白崇禧突然患病，昏迷不醒，寻刘斐的岳父邹医师行医治好。白十分感激，问邹有何事要办，邹随口答说想让女婿到外面谋个差事闯世面。白崇禧欣然允诺，他便得以在白的连里当文书，开始了在桂系中的生涯。他提笔能文，举枪能武，很快就得到白崇禧的赏识，让他到广西陆军讲武堂学习。以后又跟白一起参加北伐。抗战爆发，他又与白崇禧一起到南京政府任职。
6月10日，白崇禧再次从衡阳拍电报要他回湘时，他对白心存希望，想尽最大努力争取白一同和他站到人民革命这方面来，所以他给白崇禧复电说：如果白能到广州，他愿同白和李宗仁在一起详谈。白崇禧因为想听听刘斐的意见，共同研究一下时局问题，便定期约刘斐到广州见面。
两天之后，6月12日，白崇禧便从衡阳飞抵广州。6月13日一大早，刘斐则由程思远和邱昌渭陪同秘密乘坐一架由桂系控制的军用专机从香港飞抵广州。一下飞机，即在桂系人员的严密保护下驱车直驶中华北路的李宗仁官邸与李、白相会。
过去，他们见面总要寒暄一番。此次却是例外，一见面，握了握手，便开门见山谈起来。刘斐在他的回忆录《1949年北平和谈的片断》中有翔实的记述——
我们三个人在一起谈了一整天，又谈到深夜。我首先向他们介绍了在北平的所见所闻，告诉他们：现在是胜败的大势已定，无可改移的了。然后问李宗仁为什么到桂林去的，去了为什么又不按以前的诺言签字？
李说：“你们谈下来的条款，简直等于投降，这叫我怎么能签字呢？签了字怎么能执行呢？一切都被蒋控制死了，我发号施令没人理，要兵没有兵，要钱没有钱，什么事都办不通。处此既不能和、又不能战的情况下，叫我怎么办呢？我只好生气不干了，才以飞广州的名义折回桂林去的。”
我说：“那你既到了桂林，何苦又自投罗网到广州来呢？”
李若有所思地震动了一下，还没有开口，白崇禧就说：“老蒋派居正、吴礼卿等几位元老到桂林，请他去广州执行代总统职务，并带来老蒋一封亲笔信。蒋在信中责他以大义，还假惺惺地说他两人应如何‘党存与存，你存我存’，这样他又心肠软了。”说到这里，李宗仁拿出老蒋那封信给我看。信的大意是：首先责备李说：“现在党国处在危急存亡的最后关头，你身为代理总统，对党国、对人民负有不可旁贷的责任，岂能儿戏视之一走了事。”接着说：“我是国民党的总裁，就我的处境和地位说，义应党存与存、你存我存。只有党存在，你存在，我才能存在。也只有你有前途，我自己才有前途，此外别无任何出路，决没有不全力支持你的道理。”末了说，只要李到广州来负责，一切军、政、财权都可归李掌握，他一定要作到使李要钱有钱、要人有人、要军队有军队，决不致有任何掣肘之处云云。
我看完信后对李说：“你像那个童话故事里的那只猴子了。有只猴子蹲在树上，有个捉猴子的人想把它捉着，但没有办法捉到手。后来他想了个主意，从怀中取出一只苹果来，向猴子再三诱惑，示意要把苹果给它，那猴子看见了苹果，果然垂涎三尺，在树上徘徊瞻顾，跳来跳去，终于经不起诱惑，下树来取那只苹果，刚想把苹果抓上，却被捉猴子的人一把抓住，套上了锁链了。蒋在信中说一定要给你以军、政、财权，就等于是那只苹果嘛。现在薛岳控制了广州，就是蒋手上的锁链，你有什么办法呢？”
李说：“我只好负责牺牲到底了。”
我说：“你这样替蒋介石负责，就是替罪魁祸首的蒋介石垫棺材底，于党、于国、于人民、于你自己都是不应该的。”
一直谈到深夜，白崇禧说：“我们还是九九归一，一起到广西打游击去罢！”
我说：“不行的，打游击谁还能强过共产党？为今之计，只有德公下野，因为他已失去代表讲和的资格，由你（指白）率领湘、桂两省军政人员和部队局部起义，还可救全多年来追随你们的部下。这样，你们政治上有出路，部下也有个安顿。否则，你们失败了往国外一跑，这些人往哪儿跑呢？”
白说：“失败就失败，算了！投降起义我不来！”
谈到这里，我只好说：“好罢！士各有志，你既宁愿失败，我也不能勉强。不过我最后要向老朋友进一忠告，你们如果失败了，千万不能再到台湾去呀！”
这时，李宗仁在桌上一捶，说：“哪个王八蛋还到台湾！”白崇禧默不作声。我们的谈话也就在这样沉默中结束了。
刘斐辞出后，回到卧室，躺在床上难以入睡。窗外下着大雨。他想着自己年轻的时候，从乡下出来跟着白崇禧闯世界，戎马30多年了，如今他认定了新生的道路，自己此番冒险来广州，也对白崇禧、李宗仁作了最后的争取工作，如今分道扬镳了，虽说士各有志，但他未能说服他俩一起为国为民投向新生之路，总觉得有许多遗憾。
他没睡多久，当晚五更时分，友人来叫，他即刻起床，趁天未亮，秘密地上了一艘英国商船。船行四五小时，便靠上了香港铜锣湾码头，顺利地回到了在香港的寓所。
当时在香港聚集了一些从大陆溃逃出来的国民党高级将领、中央委员、立法委员和其他人士。他们既对国民党的前程不抱希望，又对中共政权不甚了解而心怀恐惧，处于惶惶不安的状况之中。因而，从北平回来的和谈代表刘斐和黄绍竑，就成了在香港十分引人注目的新闻人物，吸引了各界人士接近与追踪。香港报纸曾发表不少有关他的报道。兹将记者采访刘斐的一则对话录，转引如下——
前和谈代表刘斐由津来港后，行踪颇为神秘，并避免记者之拜访。本报记者于今日下午设法得与刘氏晤面，兹将采访所得记下：
问：来港有何任务？是经过中共同意的吗？
答：没有什么任务。每一个人要离开共区，都得经过共方准许的。
问：你会到广州去吗？
答：还没有想到要去。
问：张治中、邵力子等在平情形如何？
答：他们生活得很愉快。
问：你们的活动自由吗？
答：每个老百姓都可照他的生活方式生活，我们当然也不例外。
问：共区分配老婆吗？
答：我没有听到这样的怪事！要不然，为什么我分不到一个老婆呢？
问：你们的生活费用的来源呢？
答：前次由南京带去的光洋还没有用完，中共并且帮助我们解决了住和吃的问题。
问：你们在北平有何活动？
答：没有值得报告的活动。邵力子先生比较忙，他有时还亲自到车站去迎接来平的民主人士。如前次郭沫若等由苏返平，他就去迎接过。又最近陈嘉庚等来平观光，他也去迎接。邵先生是很热情的一个人。
问：你是否会与黄绍竑先生一同回北平？
答：这个，你去问黄先生好了。
我们的谈话就此中止。刘氏谈话时，充满愉快情调，大概他在北平的生活也相当愉快吧！
刘斐与黄绍竑在香港纠集国民党散落在港的高级人员共同协商，开展了一个广泛的脱离蒋政权运动。为了便于开展工作，他们每星期三集会一次，定名为“周三座谈会”，连龙云、覃异之等都参加了。刘斐被推举为总召集人之一。经过多次讨论，他们于8月13日在九龙窝打老道黄绍竑寓所举行了港澳记者招待会，宣布发表了《我们对于现阶段中国革命的认识与主张》的声明。在声明上签字的有在港的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黄绍竑、贺耀祖、龙云、罗翼群、刘斐、刘建绪、李任仁、覃异之等44人。后来，人们把这一运动称为“香港起义”。声明谴责蒋介石集团背叛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号召忠于三民主义的国民党员重新团结起来，坚决向人民靠拢，与中共彻底合作，为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而共同努力。
9月初，中共决定邀请南京和谈代表团的全体代表，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并在会后参加政府工作。9月4日，中共中央复电中共驻港负责人饶彰枫，指示邀请新的政治协商会议代表北上的原则。电文说，如果被邀代表本人不愿北上即作罢，不要丝毫加以勉强；如果本人虽愿充新政协代表，但因海行有被袭击危险，对北上踌躇（如黄绍竑），或因情况复杂而有所顾虑（如龙云），也不要勉强说服其北上，使一切责任全由我负，将来不论有无危险，我总陷于被动。故邀请是一件事，必须将话转到；愿来与否，是又一回事，必须出于本人自愿。望你们依此原则办理为要。
接到北平电报后，饶彰枫邀请刘斐与黄绍竑到《华商报》总经理的家里吃晚饭，满面笑容地告诉他俩：“周恩来副主席今日来电，邀你们两位到北平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他俩欣然表示同意，自愿前往。
几天以后，刘斐和黄绍竑秘密地乘小船到香港近海上转登上一艘挂着葡萄牙国旗的轮船上。该船在海关注册是开往汉城。轮船在月夜北驶，他俩凭栏远眺，只见海天空阔，波影粼粼。刘斐情不自禁随口吟起唐诗：“月下飞天镜，云生结海楼。”黄绍竑也随之吟道：“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黄绍竑还即兴填了一首《木兰花》词，刘斐在多年后还记得词的最后一联云：“海天明月最关情，深夜照人明里去。”
笔者于1982年访问刘斐时，刘斐谈起这次香港、广州之行时说：“李德公1965年回归祖国后，有一次曾和我谈起那次我秘访广州时的谈话，表示过后悔那次没将我的话听进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