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7日—15日，南京）
4月7日，星期三。这天晚上，李宗仁在傅厚岗官邸宴请从北平来的朱蕴山、李民欣、刘子衡等人。饭吃过了，该说的话也说过了，客人告辞以后，李宗仁告诉秘书，不要让人打扰他，他要独自呆一会了。他处于极度的矛盾彷徨之中，这个代总统真是难当，要打，打不过人家中共；要和，和不了，蒋介石根本不同意毛泽东那八项条件。蒋介石表面上说是下野了，实际上实权在握，密令将国库所存全部金银美钞全部运往台湾，让其心腹陈诚出任台湾省主席，为其坐镇。种种迹象表明，蒋介石已秘密将海、空军实力逐渐南移，以台湾为中心。蒋介石回溪口后，在家乡建立电台七座，随意指挥；参谋总长顾祝同，对一兵一卒的调动完全听命于蒋介石。不久前，他在总统府宴请阎锡山、于右任、居正、顾祝同等，一席未终，顾参谋总长竟先后放下碗筷去接了三次老蒋从溪口打来的电话。他在席间看见，很觉得不是滋味。他作为代总统，手头一文不名，为维持军饷，曾命行政院饬财政部将运台湾的国库银元金钞运回一部分备用。但是在台负保管责任的陈诚竟充耳不闻，无言抗命。他有令不行，十分恼火。更使他愤怒不已的是，自己身为国家元首，对近在咫尺的浙江省主席陈仪的撤换拘押，直等报纸刊出他才知道消息。一了解，陈仪因说蒋经国的“青年救国团”像一群土匪而得罪了蒋氏。最使他愤怒而痛心的是，据总统府秘书长吴忠信说，他身边的卫士都是蒋介石的人。这使他言行均十分谨慎。现在国共和谈的问题更是使他头痛，他是以主和的面目来出任代总统的；他原是想借与中共和谈而压蒋，以取而代之，从而与中共划江而治；可是，中共不但不同意划江而治，还要他与蒋决裂。使他面临的是痛苦的抉择：南京政府何去何从？他和桂系何去何从？
他熄了灯，把头靠在沙发背上苦思了好一阵子，忍不住打开收音机收听中共的北平广播。电台里又在点他和何应钦的名字。播音员用严正的声音在说话：“……我们并不强迫你们下这个决心。南京政府及其代表团是否下这个决心，有你们自己的自由。就是说，你们或者听蒋介石和司徒雷登的话，并和他们永远站在一起，或者听我们的话，和我们站在一起，对于这二者的选择，有你们自己的自由。但是选择的时间没有很多了，人民解放军就要进军了——”
他无可奈何地关掉了收音机。
自从上个礼拜四，张治中率领南京政府代表团飞去北平，刚好一个礼拜了。中共的报刊和电台的播音，几乎天天都点到他的名字，毛泽东、周恩来还通过多种渠道，往南京给他频频传话。
4月3日，黄启汉从北平回来，传来周恩来的话：解放军是要渡江的，渡江时，希望他在任何情况之下，都不要离开南京，还建议他调桂系一个师来南京护守；也捎来李济深的话：只要他和美蒋决裂，向中共靠拢，李济深和毛泽东都愿支持他担任联合政府副主席，让白崇禧带兵。
4月5日，刘仲容和朱蕴山、李民欣、刘子衡一同从北平飞来。刘仲容又传来了毛泽东亲口说的话：李宗仁的政治地位可以暂时不动，照样当代总统在南京发号施令，桂系部队也暂时不动；国共双方领导到北平商谈国家统一，李宗仁出席的话，毛泽东也亲自出席。朱蕴山又带来李济深的口信：只要李宗仁把总统印带在身边，无论在哪里签署和谈协议都行，将来他就可以凭此做中央人民政府的副主席。朱蕴山还捎来一封中共的最后通牒信，信中说，无论战与和，人民解放军都要渡江，并限南京政府于12日前答复。
昨天，4月6日，他曾派甘介侯去美国驻华使馆，将中共的最后通牒告诉司徒雷登大使，问及共军渡江美国方面有何态度。大使的回答令他十分失望，还是前几天说过的老话，要他让国防部负起保卫的责任，是不会受到蒋介石的干涉的。关键的时候，美国人也靠不住了。
这次，朱蕴山、李民欣等是代表各民主党派负责人而来南京的，他特地于今晚在官邸设宴招待，还请了程思远、邱昌渭作陪。饭后谈到战犯问题，当时大家都认为这一问题还有商量的余地。果然，朱蕴山等刚告辞离去不久，张治中来了长途电话，向他汇报近日在北平与中共代表个别交谈的情况，和谈尚无进展。看来，他该对战犯问题有所表示，不使之影响和谈的进行。在当晚接了张治中的电话后，他让秘书黄雪邨代他起草一份电报打给毛泽东，重申他求和之诚意。他嘱咐黄雪邨，电报中要着重提到战犯问题。黄雪邨立时拟了呈来。他对电报稿中关于战犯问题的措词，十分满意。黄雪邨当过胡汉民的秘书，善于舞文弄墨，长期替李宗仁写了不少官样文章，在这份电稿中，写道：“……凡所谓历史错误足以妨碍和平如所谓战犯也者，纵有汤镬之刑，宗仁一身欣然受之而不辞。”
当时是晚间11时，他阅后即交机密室拍发。原文如下——
张长官文白兄转润之先生有道：自宗仁主政以来，排除万难，决定谋和，悱恻之忱，谅贵党及各位民主人士所共亮察。今届和谈伊始，政府代表既已遭邀莅平，协谈问题，亦已采纳贵方所提八条为基础。宗仁懔于战祸之惨酷，苍生之憔悴，更鉴于人类历史演成之错误，因以虑及和谈困难之焦点，愿秉己饥己溺之怀，更作进一步之表示：凡所谓历史错误足以妨碍和平如所谓战犯也者，纵有汤镬之刑，宗仁一身欣然受之而不辞。至立国大计，决遵孙总理之不朽遗嘱，与贵党携手，并与各民主人士共负努力建设新中国之使命。况复世界风云，日益诡谲，国共合作，尤为迫切。如彼此同守此义，其他问题便可迎刃而解。宗仁何求，今日所冀，惟化干戈为玉帛，登斯民于袵席，耿耿此心，有如白水。特电布悃，诸希亮察。弟李宗仁卯阳印。
该电报在历史上被称为“卯阳电”。
第二天，4月8日下午，他就接到了毛泽东的复电，电文里强调根据八项条件以求具体实现，自不难获得正确之解决，战犯问题，亦是如此。他从电报中还获知，张治中已经会见了毛泽东。电报全文如下——
南京李德邻先生勋鉴：卯阳电悉。中国共产党对时局主张，具见本年1月14日声明。贵方既然同意以八项条件为谈判基础，则根据此八项原则以求具体实现，自不难获得正确之解决。战犯问题，亦是如此，总以是否有利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之推进，是否有利于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为标准。在此标准下，我们准备采取宽大的政策。本日与张文白先生晤谈时，即曾以此意告之。为着中国人民的解放和中华民族的独立，为着早日结束战争，恢复和平，以利在全国范围内开始生产建设的伟大工作，使国家和人民稳步地进入富强康乐之境，贵我双方亟宜早日成立和平协定。中国共产党甚愿与国内一切爱国分子携手合作，为此项伟大目标而奋斗。毛泽东。1949年4月8日。
他想，毛泽东的回电来得真快！毛泽东近来传话频频，今日又与张治中晤了面，该又会有话传过来。晚饭后，张治中就来了电话告诉他，毛泽东、周恩来今天在香山单独接见了张，就和谈中的有关事宜，长谈了四个钟头。张治中在电话中谈话的情绪显得比前几次要好。张说：“在关键的战犯问题上，经过我方充分阐明意见，中共已作了让步；毛先生谈到，为了减少南京代表团的困难，可以不在和平条款中提出战犯的名字，对南京代表团的处境和困难，也表示谅解。毛先生还说，和谈方案先由中共方面草拟，拿出方案后，正式谈判就容易了。将来签字的时候，要是李德邻先生，和南京政府行政院、监察院、立法院等各大院的院长何应钦、于右任、居正、童冠贤等先生都来北平参加则更好。”
毛泽东说不提战犯的名字，当然算是一个让步。对于那八条和平原则，最使南京方面人士不能接受的就是第一条严惩战争罪犯。蒋介石被赫然列在第一名，接着是宋子文，然后就到他和白崇禧，名单一大串，都是国民党的要员。不提名字而已，对战犯还是要严惩的。不提名字的让步，只是一个小让步。中共对坚持过江是绝不会松口的。现在这几天是至为关键的日子，离中共最后通牒的12日只有四天了。他已经召集桂系的核心人物来南京作最后的商议，李品仙、夏威已经来到了。白健生也将和黄启汉明天从汉口飞来。他犹豫不决已多日了，但是最后的抉择总是要作出的。他觉得，中共的让步就到此为止了，而中共坚持过江，连白健生都不会接受；看来，和谈成功的希望是太渺茫。而要打的话，结局只会是失败。
当时，参与桂系核心机密的程思远先生在他的著作《政坛回忆》里，实录了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等桂系领袖人物在那几天的活动与密商情况，现转引如下——
四月九日晚十时许，李宗仁约白崇禧、李品仙、夏威、邱昌渭和我在傅厚岗官邸会商时局，白崇禧说，目前最大的危机是蒋介石在幕后控制党政军大权，德公没有掌握政府的权力。而今，蒋、李必须摊牌：如果蒋不出国，德公就应该急流勇退，让蒋重新出来当家作主。当时大家都承认和谈成功的机会不多。
四月十日，李宗仁嘱我替他给蒋介石写一封信，大意说：和谈正在进行，结果未可预卜。回顾宗仁主政以来，形格势禁，难于集中权力，迅赴事机。果和谈万一破裂，战事重启，则宗仁断难肩此重任，深愿引身求去，以谢国人，未尽之意，托阎百川（即阎锡山）、居觉生（即居正）两先生代为面达。阎锡山、居正原定当日下午专机飞宁波带给蒋氏，因天气恶劣，飞行一小时后又折回，定明日再去。
十一日，李宗仁派机送朱蕴山、刘仲容等北返，同去的还有邵力子夫人傅学文。
十三日，居正从溪口返南京，对李宗仁说：蒋介石看了德公十日给他的信，迄未表示明确态度。
十四日晚上，我在珠江路七二八号童冠贤家吃饭后，即到傅厚岗李宗仁官邸，是时白崇禧、夏威、黄旭初（当日方应李宗仁电邀抵南京）都在那里。即开始对当前局势交换意见，自朱蕴山、刘仲容等南来后，李、白对和局已不抱有任何奢望了，白崇禧在谈话中，指责李宗仁在上台后没有立刻换掉孙科，以致白白浪费了三个月的宝贵时间。其后白又批评，何应钦（何接任孙科的行政院长），说他为人懦弱，没有魄力。德公叫他撤换顾祝同、汤恩伯，把台湾存金和武器装备运回大陆，他都不敢做。且反唇相讥地说：“你们不怕同蒋介石闹翻，我却不能这样办！”何敬之真像一个童养媳，他在老蒋这个恶家婆面前，时刻心惊胆战，吓得发抖。白崇禧说了这些，主要是向黄旭初、夏威介绍情况。
深夜，机要室送来了一封张治中发给李宗仁的电报，汇报十三日下午九时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首次和议的情况。并说代表团已就和议草案提出修正意见。如何容后续报。李看完后交给白崇禧。白说，条款可以商量，只是“过江”不能接受。如果要打的话，蒋必须走开，否则军队无法调动，军费不能拨用，必然失败。李宗仁终席无一言。
程先生在他的书中没有记载4月12日的情况。4月12日是中共方面第一次最后通牒的期限，是非常重要的日子。据笔者另查《司徒雷登日记》。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这段时间里，通过甘介侯、傅泾波与李宗仁保持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司徒雷登在4月12日这天记载说：“中共已把他们的期限伸展到今天之后三天（原本期限为4月9日至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