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5月—12月，南京—汉口）
1948年4月底5月初那几天，南京城里尽管有点料峭春寒还夹杂着细雨，可是，大悲巷雍园1号白崇禧的公馆里却异常热闹，时而还噼里啪拉响起鞭炮声。李宗仁胜利了！经过一波三折，终于在1948年4月29日国民大会的第四次选举中，获得1438票，而蒋介石支持的孙科获1295票，李宗仁以微弱的多数取胜，被称为竞选中杀出的黑马，当上了国民党政府的第一届副总统。这次竞选，桂系的几乎全部要员都出动了，“一白二黄”（指白崇禧和黄绍竑、黄旭初）及程思远、韦永成、邱昌渭、夏威、李品仙等都为此使出了浑身解数，连夫人们也出动而大使外交手腕。竞选中共用了一千多根金条，约合黄金一万两，由广西、安徽两个桂系控制的省份供给。因为原担任北平行辕主任的李宗仁这次率竞选团来南京还没有安家，当然就任在白崇禧公馆里，接待祝贺宾客与召集桂系骨干开会商讨重大问题。白崇禧原来是反对李宗仁竞选副总统的，还动员了黄旭初、黄绍竑、韦永成等先后劝阻。在他看来，李宗仁若是竞选不成将有失桂系面子，而且蒋介石刚刚让他成立国防部长九江指挥所拥有兵权，指挥中原大军，要是竞选成功将破坏他和蒋介石的关系。可是，李宗仁不听众人劝阻，主意已定。事已至此，大家都竭尽全力帮助李宗仁竞选。黄绍竑当上了李宗仁竞选的参谋长，关键时刻出了妙计。白崇禧则利用国防部长的身份，去对军方施加影响，并利用他到中央任职多年形成的关系，去做工作；还利用“中国回教协会会长”身份，拉拢宁夏马鸿逵和青海马步芳。白夫人马佩璋也出动了去拉拢“二马”的夫人，还到处请一些要员的夫人打麻将，进行内线活动。还在桂林造了一台榨米粉的小机器空运来南京配合竞选活动，因而在白公馆里可以尝到地地道道的桂林米粉。
但是，在公馆热热闹闹的喜庆声中，白崇禧的内心隐含着忧虑。他作为国防部长深知国共作战的局面，在军事上国军已陷入泥沼，而当和与战均无结果的时候，李宗仁当选又得罪了蒋介石。老蒋岂肯甘休？！尽管他自以为协助李宗仁竞选没做什么事，可是南京的各报却大作渲染，称他“最为卖力”。他与蒋共事多年，深知蒋的为人，老蒋岂肯放过他？！刚才有位南京的官员来祝贺时，报告了从老蒋的侍从卫士中传出的消息：那天最后投票时，蒋先生在官邸内静听电台报告投票情况，当播音员播出李的票数已经过半依法当选时，蒋先生盛怒之下，一脚踢翻收音机，脸白如纸，拿起手杖和披风，立刻命令侍从备车。上车之后，侍从忙问：“委员长，开到哪里去？”蒋一言不发。司机因为蒋先生烦闷时总喜欢到陵园去，仍向中山陵开去。刚刚驶进陵园道上，蒋先生忽高叫：“掉转头，掉转头！”司机乃开回官邸。蒋先生才下车，又上车，再吩咐开出去。随从侍卫见蒋先生如发疯一般，恐怕他自杀，乃加派车辆随行。蒋先生的车刚进入陵园，他又吩咐掉转车头。转回之后，又令司机开向汤山去，急惶惶有如丧家之犬。
白崇禧听了，更为忧愁。果然没出他之所料。十多天后，5月20日，总统与副总统宣誓就职。这是国民政府成立后第一任正副总统的就职典礼，南京城里张灯结彩，十分隆重。与会的文武百官及各国驻华使节均穿鲜明整齐的礼服。白崇禧发觉蒋介石穿着长袍马褂，旁若无人地站在台上，而李宗仁穿一身军便服，伫立其后。在当时的气氛中看去，李宗仁不像参加宣誓的副总统，倒像随侍总统的马弁。会后问起，才知李宗仁本来就找上海有名的西服店赶制了一套高冠硬领的燕尾服；谁知就职前夕，侍从室传出蒋介石的手谕说，穿军便服。白崇禧听后顿生一股寒意，这是蒋介石开始报复的讯号，往后还有更好受的呐。
果然，五天以后，5月25日，蒋介石请白崇禧到黄埔路官邸谈话。蒋介石知道白崇禧喜欢戴高帽，就和颜悦色地给他讲了一番恭维话，还说华中地区的战略地位如何如何重要，对今后局势举足轻重；又称赞他去年主持九江指挥所如何用兵得当，将中共刘伯承、邓小平的部队“逐出”大别山，立了战功；然后，进入实质问题，蒋说：“健生兄，你是我国有数的军事家，我想请你出任华中剿匪总司令部的总司令，驻节武汉，指挥华中军事，你看看如何？”
白崇禧真以为蒋介石要重用自己了，就建议说：“既然委座如此器重，健生敢不从命！但是我一向认为‘守江必须守淮’，长江流域和淮河流域只能设立一个战区，这是一个战略原则，以期兵力能够集中使用。我拟将司令部设在蚌埠，而以重兵运动于江淮河汉之间，以巩固南京的防卫。委座看这样是否可行？”
蒋介石当然明白白崇禧是想拥有更大的兵权，而且是国共主要战场的兵权；蒋介石早有自己的打算，摇摇头说：“徐州将成立另一个‘剿总’，由刘经扶（刘峙字）负责。你的‘华中剿总’将设在武汉，指挥长江以北上游部队。你和经扶好好合作干吧。”
白崇禧以为中原划分为两个战区，缓急不能相顾，分兵使用，战局不堪设想，但又不便力争，见蒋介石既未答应他的要求，他亦未置可否地告辞离开了总统官邸。
又过了五天，6月1日，蒋介石在白崇禧并未表态的情况下突然任命何应钦为国防部长，顾祝同为参谋总长，而任命白崇禧为华中剿匪总司令部的总司令。白崇禧感到，蒋介石报复的利刃已经向他刺来。他气急败坏，坐卧不宁。夫人马佩璋也忿忿有气地说：“我本来就劝你不要帮助德公竞选，你硬是不听。这次是自找苦吃，人家当了副总统，要你交出国防部长的乌纱帽作代价。”
本来抗战胜利后，蒋介石让他出任国防部长就没有给他实权，而让陈诚担任参谋总长，兵权在参谋总长手里，国防部只是个办事机关。白崇禧对蒋介石不重用自己，虽有怨气，却说不出口，只好出任这个空头国防部长。这次为了协助李宗仁竞选，连这个空头职务也丢了。当时，他正好在上海虹口刚买了一幢敌伪高级官员住的房子；一气之下，便与马佩璋跑到上海去住下，以示不能从命。
蒋介石见他不受命，便派亲信吴忠信去上海劝他回南京接受新命。他不予理会。蒋介石为此又特地请黄绍竑到家吃饭，还破例地碰杯饮酒，要黄绍竑去上海劝说。
白崇禧在虹口家里接到了黄绍竑从其在上海霞飞路的家里打来的电话，就问：
“季宽兄，是那个人（指蒋介石）派你来的吗？”
“是的。”
“你的来意我早就知道了。你如果代表那个人来劝我，我们便没有什么好谈的。”他断然地回绝。
“但我并不代表他。我的来意你只知道一半。我是想同你谈谈我自己的想法。”黄绍竑卖了个关子，压低声音说。
白崇禧这才应约来到霞飞路黄绍竑的私邸。两人一见面，黄绍竑劈头就问：“你这两年在南京过得怎么样？”
他牢骚很盛地说：“有陈辞修（陈诚字）那个小鬼从中捣鬼，能干得出什么名堂？！”
黄绍竑听了笑笑说：“打到这个局面了，你还想把仗打好么？正因为你不能做他的大将立功了，我才来劝你。人家都说你是‘小诸葛’，这回我看你这个‘诸葛’也实在太不‘亮’了。”
他听了，十分惊异地望着黄绍竑。
黄绍竑又说：“局势已经很清楚，难道老蒋还能长久支持下去吗？还有胜利的希望吗？我们（指桂系）如果还死跟着他跑，岂不是陪葬！我们应该及早寻一条出路。我们都高高在上地处在南京、上海，那些广西军队岂不是任由他们摆布葬送，那时我们什么都完了，难道你躲在上海就能逃出他的魔掌吗？你还不是笼中之鸟！现在难得的好机会放你出去，你还不远走高飞，自己还想关在笼里吗？你到武汉去至少可以把广西的部队拿了回来，还可以多拿一些他的部队，武汉是进可以战、退可以守的战略要地，你看形势，看机会，拥兵在手，主张和平，同共产党合作，迫蒋下野，德公就可以代理总统，我们岂不是大有可为吗！”
他听着黄绍竑说话，双掌捂着额头，像是在沉思。黄绍竑说罢，他将捂额的双手放了下来，决心也下得真快，说的很干脆：“对！我明天就回南京，到武汉就职去！”
这样，白崇禧在上海泡了半个月之后，回到了南京，经过和李宗仁密谈以后，便立即去见蒋介石，表示愿就华中“剿总”之职，蒋介石当然高兴。为了让蒋放心，他还同意蒋派其亲信袁守谦一同去武汉。他并趁机要求扩大华中“剿总”的职权和布防区域，还一再要求他的“剿总”不受国防部长和参谋总长的节制，直接对蒋负责，听命于蒋。蒋介石知道如不同意他的这一请求，又会把事情搞僵；况且，白既表示直接听命于自己，也符合蒋的一贯做法，便点头应允。这样，他如愿以偿，既能带兵，又摆脱了国防部和参谋部的羁绊，在军事上取得了极大的指挥权和主动权，他也就不再提“守江必守淮”的主张了。蒋介石还下令撤销了武汉行辕，将原武汉行辕主任调任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主席。于是，华中地区就成了白崇禧的一统天下。
6月28日，他踌躇满志地乘着那架绰号叫“空中霸王”的专机，带着夫人马佩璋和几个贴身心腹，飞往汉口正式就职。飞机已经在盘旋着降低高度。他从舷窗往下鸟瞰，长江边的武汉三镇历历在目。尽管时近盛夏，天气已经酷热难耐，他还是将已经敞开的陆军上将军服上的铜扣子一一扣好，身边的马佩璋为他整了整胸前挂的勋章，他还戴上了白手套。他此次来武汉，颇为自得。他以前来过两次，一次是1927年底受南京国民政府委托来指挥西征的部队；另一次是抗战初期来指挥武汉保卫战；这次是第三次了。这次是大权在握，独当一面，他心里热烘烘地想，季宽说的不错，他是可以配合在南京的德公干一番事啦。
飞机降落在汉口王家墩机场，先期到达的徐祖贻参谋长已带着一队要员在迎候。他换乘了一辆美国“别克”牌七座大型高级轿车直奔已经选好的总部地址而去。徐祖贻在电话里征得他同意，将总部选定在汉口三元里原来日租界的一栋带花园和草地的钢筋水泥大楼。这里原是武汉沦陷时日本华中统帅的别墅，离闹市较远，十分清静，院子里树木参天，绿草如茵。他下车后顾不上休息就巡视了一番，心里说不出的高兴。他在南京确实像囚在笼中的鸟。去年4月，他去台湾省“处置”二·二八起义回到南京，有人透露消息给他说，有特务向蒋介石的侍从室打报告，说白部长不在南京期间，到大悲巷雍园白公馆找刘仲容的人很多，有时深夜集会，其中似有共产党人。他派自己的亲信人物国防部副部长刘士毅去侍从室查核，结果又说并无实据。他听了十分恼火，蒋介石的特务居然搞到他头上来了。他嘱咐刘仲容去清查一下在他住的雍园四周的情况。调查结果使他大吃一惊！雍园四围住的都是特务：军统头子毛人凤、励志社头子黄仁霖；靠近他的窗户的一家小楼上住的是参谋本部一个专搞情报的；此外还住了一家日本人，也是蒋介石雇用的特务。他恼怒异常却无可奈何，蒋介石是惹不起的呵！他想起蒋介石当面问他的话：“你身边有个刘仲容是不是共产党？”他当然清楚刘仲容不算共产党，就像在重庆时他打发刘仲容离开重庆避风去监修别墅一样，这次，他又让刘仲容避风离开南京，到上海去照管在那儿读书的他的四个儿子和两个女儿。回想起来，南京的雍园，确真是蒋介石的樊笼。如今来到汉口，尽管身边也不得不带着一个蒋介石的亲信袁守谦以迷惑蒋，让蒋放心；可是，他在这儿已不再有囚于樊笼里的感觉，而是拥兵自重，以湖北为大本营，北可控制安徽、河南为前进据点，南以湖南、广西为后方，他将和德公在南京一呼一应，大有可图也。
白崇禧到汉口就职后，全国局势急剧发展。当年9月，人民解放军解放了济南；10月中旬，又在辽沈战役中先后解放锦州与长春。这时，徐州淮海会战眼看就要展开。国民党危机日重，蒋介石同意了国防部长何应钦的提议：采取白崇禧6月初提出的“守江必守淮”的方针，由白崇禧统一指挥华中和徐州两个“剿总”的部队在中原作战，以保卫南京。
10月30日，白崇禧从武汉飞抵南京，参加当日下午5时举行的军事会议，对于要他指挥两个“剿总”在中原作战，这是他自己向往已久的事，因而笑容微露、满口答应。当晚，他到傅厚岗副总统官邸跟李宗仁密谈。李宗仁对他说：“健生，司徒雷登大使已经告诉我了，他已向马歇尔国务卿提出了要老蒋下台的建议，由我们跟共产党重开谈判。在这个节骨眼上，我们可不能把自己的部队投向徐州战场为他（指老蒋）卖命呀！”当晚，白崇禧细细琢磨，真要实行“守江必守淮”，须将主力部队部署在淮河以南，采取攻击防御战术。战事发展至今，徐州“剿总”的几个兵团却以徐州为中心，一字排开布防在陇海线上，要想再变更部署，为时已晚。以后徐州会战失利，恐怕老蒋会借此诿过于他。既然现在前线屡屡失利，出现了要和谈的潮流，他还是觉得拥兵保存实力静守武汉观风向为好。
事隔一夜，他决心变卦。
10月31日上午10时，军事会议举行第二次会议，白崇禧发言，坚决不肯指挥华中、徐州两个“剿总”，一口拒绝了统一指挥中原大军的任务。他悻悻地说：“五个月前，我要求统一指挥中原大军，那时候为什么不答应呢？现在要想重新部署兵力，已经来不及了！”
11月，人民解放军发动淮海战役，国民党军节节惨败，黄伯韬兵团在碾庄被歼，黄伯韬举枪自杀；黄维兵团也在双堆集被围。蒋介石急电“华中剿总”调兵驰援。白崇禧对调兵援徐竭力反对，勉强让第二十军东调以后，就再也不让第二军等部队调走了。国防部的电报、参谋总长顾祝同的电话，都被白崇禧硬邦邦地顶了回去。这可急坏了蒋介石，便亲自从南京打电话到汉口，找白崇禧讲话。开头双方的态度还好，以礼相称，“总统”、“健生兄”称得颇热。说来说去，双方态度急剧变坏，声调越来越高，互不相让。蒋说：“我是总统，调二军是军令，你是军人，应该懂得服从命令。”白崇禧此时毫不示弱，说：“合理的命令我服从，不合理的命令我不能接受。如你认为我不听命令，你撤我的职好了。”双方交锋了几十个回合，一个电话打了半个多钟头。蒋介石气得把电话都甩了。白崇禧放下电话后也一不做、二不休，下了紧急命令不准集结在沙市的第二军东调，还命令到了汉口的第九师开回沙市去。
白崇禧这时敢顶撞蒋介石，有他很明显的政治目的，就是逼蒋下台，让李宗仁取而代之。当时，蒋介石内外交困，平津、淮海战场上，惨败得局面不可收拾。当时，蒋介石又干预美国大选，支持纽约州长杜威竞选总统，与杜鲁门唱对台戏。11月间大选揭晓，还是在职总统杜鲁门当选。蒋介石派夫人宋美龄飞去美国请求援助，遭到杜鲁门拒绝。此时，蒋介石除了下野之外，已经没有别的选择。
12月17日，蒋介石正式派张群、张治中、吴忠信三人到傅厚岗副总统官邸拜访李宗仁，告以蒋介石有意下野，由李出来主持和谈。李宗仁让程思远把这消息打电话到汉口通知白崇禧。白崇禧高兴得不得了。他甚至一天往南京给程思远挂几次电话，询问有没有进一步的消息。
“程委员么？王先生有电话给你。”
从汉口挂往南京的长途电话总是这样开始的。这是白崇禧为了迷惑特务，提防窃听，用桂林口音的广东话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