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黄绍竑天目山上夜谈
（1939年2月—4月，桂林—天目山）
1939年2月18日。除夕。从桂林市的桂北总站驶出的一趟列车，在抗日救亡的歌声与爆竹声中驶离了这个城市，往东北方向开去。在一节车厢里，同座坐着三个人。一个穿便装，两个穿军装，年纪都是四十出头。穿便装的是从广西出去在浙江省任省主席的黄绍竑。穿军装的是周恩来和叶挺。刚上车时，周恩来介绍说，这是新四军军长叶挺时，黄绍竑颇觉尴尬，因为他同叶挺交手打过仗，如今真是闻名不如见面。他的手欲伸又止。叶挺见状，十分痛快地将手一下就伸了过来，两人才握起手来。周恩来笑着说：“你俩同在华东前线，要携起手来才能打败日本人呵！”
黄绍竑这次和周恩来同车去浙江，是前不久在重庆偶然相约的。那是1938年底；黄绍竑到重庆参加国民党中央的会议，讨论汪精卫逃到河内发出的向日本投降求和的“艳电”。一天，李济深约请一些人士到神仙洞李家开茶会，谈当前团结抗战问题。在座的有冯玉祥、周恩来、秦邦宪、陈绍禹、叶剑英、李宗仁和白崇禧等，在黄绍竑将浙江的情况介绍了一番之后，冯玉祥称赞说：“这才算是抗战工作！”周恩来说：“现在到处都发生摩擦（指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发生摩擦），只有季宽先生那里还没有发生摩擦。我打算到浙江去看看。还顺便去绍兴故乡省亲。”黄绍竑当即表示欢迎，并说最好一同乘车前去。
黄绍竑之所以对周恩来去浙江表示欢迎，还主动提出一同乘车前往，除了因为周恩来是北伐时的老相识，又是军委会政治部副主任之外，主要还是因为抗战以来，他在和周恩来的数次接触及与八路军打交道中，为周恩来的人品与智慧和八路军的抗战精神所触动。山西会战时，蒋介石派他到山西担任二战区副司令长官，与阎锡山一同指挥作战。他从娘子关到雁门关一带前线，目睹的是兵荒马乱的景象；日军节节推进，山西我军兵败如山倒，难民流离失所，饥寒交迫；从前线溃退下来的散兵游勇和伤病员四处流浪，无人收容。他见到阎锡山及其军政官员都是忧心忡忡。他在平型关附近见到彭德怀及在太原见到周恩来都充满着信心。他亲眼看见八路军主力开赴平型关前线，装备虽差，弹药也不足，却秩序井然，生气勃勃，还沿途救济难民，发动群众。他将共军与国军两支部队相比较，真是慨叹不止。在长城的著名关隘娘子关，周恩来向他建议：不要把所有兵力都放在正面打阵地战，要派部队迂回到敌人后方去以游击战打击敌人。他对周恩来的建议和关于日本军国主义是可以打败的信心及分析，都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在国共合作的忻口战役中，阎锡山称赞：“周先生的确是个大人才，国民党是没有这样的人才的。”他确是深有同感。一次，第二战区兵站副监卢佐为了八路军弹药补充问题在太原请示黄绍竑。他说：“这是你兵站职务上的事，为什么要问我呢？”卢佐说：“如果是其他部队，就没有什么问题。但是，这是共产党的军队，而且要的数量相当大，按编制他只有三个师，所以才请示您。”他对八路军靠劣势装备在平型关打了胜仗十分佩服，就说：“这是全国全面抗战，弹药补充还分什么彼此呢？而且我看见八路军士兵身上只有一条子弹带，恐怕一个基数（六十发子弹）还不到，过去的底子太少，又经过平型关战役的消耗，他们的编制虽说是三个师，恐怕是六个师还不止呢。你按可能尽量地发吧。”后来在武汉东湖，他也去找周恩来请教关于发动民众、组织民众、团结民众的方法，还请周恩来以后派人去浙江帮忙。为此，他曾经受到了蒋介石的批评：“你怎么随便批准给八路军弹药补充？发多发少这里面有政治问题。你自去山西作战回来，逢人就说八路军纪律好，长于打游击战，共产党如何动员民众、团结民众、军民配合的好话。说你闲话的人多了，你要注意。”他知道，蒋介石的这番话，无异于对他的一番警告。他自己觉得是凭抗战的良心来做这些事的，也不在乎蒋介石有怨言和看法。在蒋介石的老家担任省主席真不是滋味，那些士绅们随时都通天告刁状，人家任命了某某人担任省政府委员，他当主席也不知道。他已经几次向蒋介石辞职不干，蒋就是不准。要不是现在全国抗战，他不尽点责良心上过不去的话，他早就想甩手不干了。
他在重庆跟周恩来约好后，就先期飞返桂林。2月16日，周恩来和叶挺从重庆飞到桂林。2月18日，他们就一起乘火车上路。
黄绍竑过去在山西、武汉及重庆与周恩来见面时，或是开会座谈，或是研究打仗，大都是在处理公务的场合，还有各种头面人物在场，他作为个人还没有感到多大的内心压力。这次，在漫长的旅途中，在车厢这个狭小的空间里，他与作为中共代表的周恩来相对，又有过去战场上的对手叶挺在场，他听着脚下车轮驶过铁轨发出的隆隆声，心里陡然感到惶愧不安。他不会忘记那一年的，蒋介石电召他从南宁去上海，与李宗仁、白崇禧、吴稚晖等多次开会，策划了四·一二事变，也就是“清党”，许多共产党员、进步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被他们通缉、逮捕、杀害。可以说，他的手上粘满过共产党人的血，共产党跟他有深仇大恨。尽管日本人侵华以来，中共领导人多次声明，无论任何党派与军队，只要奋起抗日，就可以跟中共并肩作战，结成抗日统一战线，中共决不计旧仇宿怨。他开始听了，将信将疑；而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在西安事变的所作所为，才深深震撼了他的心灵。今天，在这个车厢里，他又冒出了不安的心绪。再说，叶挺在座，真是有点“冤家路窄”。叶将军在北伐中战功赫赫，举世皆知，四·一二事变的第二年，8月1日，叶挺他们在南昌举事，他竟奉蒋介石之命，从韶关派部队开往江西会昌堵击叶挺部队，在会昌一战被叶军所击败；他率领重兵在筠门岭等地堵击叶军，使叶军损失较重而向粤北、湘南转移。他想，尽管大敌当前不计旧仇宿怨，旧仇宿怨还是个历史存在呵！他惶愧、尴尬的心情，使他显得拘谨而沉默。他感觉得到周恩来那双在乌黑眉宇下机敏而充满活力的眼睛在注视着自己。他的内心世界被这双眼睛所洞察。周恩来敏锐、周到、善察人意。周恩来说：“季宽先生，即使过去有什么不愉快的事，那就让它过去了。历史总是前进的。在日本人侵略面前，没有比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更重要的事了。”
坐在周恩来身边的叶挺，坦诚爽朗地笑着说：“季宽先生，南昌起义以后，在会昌战场上，我和恩来是你的对手；今天，在华东抗日战场上，我们新四军和你是朋友了。”
他坐在周恩来与叶挺的对面，也坦诚地说：“叶军长，我们是应该在一条战壕里流血了。”
叶挺说：“所以这次恩来作为副部长，先在江西检查新四军的工作，然后再到浙江去。”
他说：“浙江省的工作，是十分愿意得到周先生的指导的。我们还可以商讨国共两党在浙江地区的抗战合作。”
叶挺还说：“季宽主席，也说不定在必要的时候，为了抗敌，新四军需要借重浙江的省境，也请给予方便。”
他说：“届时可以商量。我也请叶军长在方便的时候，到浙江走一走。”
气氛就融洽起来了。列车员来泡茶，黄绍竑拿出龙井茶叶来请两位品尝，还叹道：“这是去年杭州沦陷前的春茶了。我看今年是喝不上西湖龙井的春茶了。”
周恩来却充满信心地说：“我相信会有这一天，赶走了日本人，季宽先生能请我们到杭州去游西湖品龙井。”
列车中途停站时，三人还到月台上散步。叶挺喜欢照相，经常随身带着照相机。他们也曾在站台上合影。据说，黄绍竑曾保留过一张周恩来、叶挺和他穿冬装在站台上合影的照片，大约在文化革命动乱中毁掉了。
他们三人乘列车，经过长沙东进江西。黄绍竑在他的回忆录中记述：“火车到了江西的横峰，叶挺就在那里下车到他的部队去了。我同周副部长到了金华。”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多方考证，黄先生此说属误记。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著的《周恩来传》记：“周恩来和叶挺当列车途经江西时，在樟树下车。黄绍竑直接去浙江。”“周恩来和叶挺下车后，转乘汽车到吉安，接着又到上饶，先后会见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和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然后，经赣东北前往皖南，在23日到达新四军军部驻地安徽省泾县云岭。”
天目山双峰雄峙，耸入云天。相传峰巅各有一池，左右相望，像高天之上的一对大眼睛，故称天目。这里山势雄壮，森林茂密，飞瀑流泻，怪石嵯峨，为浙西胜地。自上海、杭州沦陷，不少商贾富户逃难来此，置房居住。
3月22日下午，黄绍竑和周恩来乘小车来到山里。这儿是浙西行署所在地。黄绍竑对周恩来的到来早已作了安排，他打算在山里找一个僻静的住处，向周恩来请教并会商华东抗战的有关问题。周恩来是在新四军逗留了20多天后，于3月17日，应黄绍竑邀请到达浙江省金华的。金华在杭州沦陷后，已经成为浙江省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中心。浙江的军政当局为周恩来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黄绍竑对周恩来的接待，除了因为周是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他是省政府主席而应尽招待义务之外，还出于他对周恩来的敬佩和爱戴。他也知道，浙江也是蒋介石的老家，蒋介石在浙江的根子扎得很深，他的言行举动经常被人报告到蒋介石那里。周恩来到金华后，他请周同车去丽水视察兵工厂。他将桂系在广西自办兵工厂的做法搬到了浙江，可以自己制造步枪、机关枪、迫击炮和弹药等，自卫团队用不完，还可以出卖，增加地方财政收入。这是一般的省不敢做的事。他特意请周恩来来参观。在兵工厂里，他还请周恩来对工人讲话。周恩来的讲话受到工人们热烈欢迎。他突然发现丽水、云和两县党部的主任委员也都不请自来。他心里不快地愣了一下，问：“你俩来做什么？”他俩说：“金华电话通知我们，周副部长到这里，我们来欢迎。”他想，他们的用意他很明白，真是来欢迎吗？
他兴致勃勃，陪同周恩来，登览了天目山的风光山色。
为了谈话方便，他同周恩来住在山上一个上海潘姓商人的别庄里。别庄的主人请黄绍竑和周恩来用过晚饭后，给他俩在客厅里各端上一杯浓咖啡。周恩来呷了一口，说：“真香！好久没喝这样的咖啡了。”
主人说，听说周先生曾在法国留洋，这是按法式烧的咖啡。周恩来问了一下主人的家庭及在上海经商的情况。主人知道他俩要谈正事，就告辞退出了客厅。他俩先从战局谈起。周恩来分析武汉失守后我国抗战进入了相持阶段说：“日本人战线拉得过长，其兵力及经济实力已使它不能速亡中国。连它的陆军大臣板垣最近在大阪也说，‘中国的事件，在最近的将来不能结束。’透露出一种悲观的调子。”
黄绍竑说：“最近从上海、杭州城里传来消息，日本人在到处搜集烂铜烂铁，连住宅区的铁栅栏都强行拆除，装船运回国造枪炮。”
周恩来说：“日本不但物资匮乏，运输也成问题，它妄图猛力速决战胜中国的妄想是破灭了，因而进行谈和诱降，把汪精卫拉过去。我国抗战到了深入开展游击战打击、消耗敌人的新阶段。今天新阶段的中心问题在敌占区，在中国东部的广大地区，也包括浙江省。华东地区是中国人口最多的地区，是交通便利、土地肥沃、经济发达、文化程度高的财富地区。只要我们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发动游击战争，就能在这里开创抗战的新局面。”
黄绍竑说：“周副部长，去年在忻口会战，我有幸见到你和八路军，我就觉得当年北伐军的精神是在八路军那里保持着，还得到了发扬光大。见到八路军每到一处，发动民众、团结民众，很有办法。确实把民众动员起来了。”
周恩来笑说：“八路军是一支新型的抗日人民军队，它有自己独特的政治工作原则。”
黄绍竑说：“我觉得国民党那一套不行了。从山西来到浙江后，我学着你们的样子，亲自到各县去发动群众，把那些在校的或由上海、杭州各地退回来的青年都组织起来，后来连沦陷区都组织了政治工作队。你这次来，正好给予指教。上个月跟你在江西境内分手后，我回来作了些准备，通知在天目山这里召开沦陷区政治工作队会议。想借你的东风——”
周恩来笑了起来，说：“季宽先生是有心人呵。”
黄绍竑说：“你难得来一次，请你对沦陷区政治工作会议作一次训话。政工队的青年们已从报纸上得知你到浙江来了，都很兴奋，都想见你一面。政工队中也有些是共产党员。那些青年真是可敬可爱，不但刻苦耐劳，而且勇敢牺牲。”
周恩来答应了：“他们都是从沦陷区来的么？那好，我跟他们见见面。”
黄绍竑想，周恩来是中共的领袖人物，自己虽未接到指令要与周先生商讨解决什么问题，可是，对于浙江方面与中共的合作是要谈一谈的。他就说：“刚才周先生说希望国共合作，坚持抗战，在浙江也开创抗战的新局面。你来了正好，商谈一下今后的合作。你在重庆说我这里没有摩擦，我就是担心这里情况复杂，摩擦迟早都会发生的。”
周恩来很坦诚，说：“防患于未然也好，我们不妨议定几点。”
黄绍竑说：“我看需要你指定一个代表人，遇有问题发生可以找他商量解决。”
周恩来沉吟片刻，说：“找汪兆泰，你还没跟他接触过吧？没有的话，就找吴毓。”
黄绍竑立即应允：“吴毓同我接过头，很熟的。周先生，我还想要求中共方面参加地方工作的人员，只能在工作岗位上努力，不可发展组织，还想得到一份在浙江参加地方工作的共产党员名单。”
周恩来沉默了一会，注视着黄绍竑。听得见屋外的松涛声和夜鸟的鸣叫声。周恩来脸色显得严肃冷峻，说：“季宽先生，这点我不能答应你。关于两党之间的组织关系，我代表共产党方面在武汉、桂林和重庆，都谈了好几次。遗憾的是至今还没有达成协议。可是，你可以相信这一点，共产党员在工作岗位上是会埋头苦干为团结抗战贡献出一切力量的。”
黄绍竑又说：“还有一点，中共方面在我后方地区不要发展武装组织。”
周恩来双手抱在胸前，仰脸靠在沙发上笑了，说：“请你放心。我可以告诉你新四军发展方向的三个原则：哪个地方空虚，我们就向哪个地方发展；哪个地方危险，我们就到哪个地方去创造新的活动地区；哪个地方只有日、伪军，友党友军没有去活动，我们就向哪里发展。这样可以减少摩擦，利于抗战。这样，新四军愈深入敌后，愈能创造根据地。”
黄绍竑听了这一点，十分感触。这是共产党人有力量的表现。真使他钦佩不已。口头达成这三条协议以后，两人又谈了一会话。周恩来向他问到了浙江省甚至广西省的一些情况。
当晚，他上床之后睡不着觉，又披衣而起，为志登山所感而填了一首《满江红》词。词云：
天目重登，东望尽，之江逶迤。依稀是，六桥疏柳，微波西子。寂寞三潭深夜月，岳坟遥下精忠泪。忖年来守土负初心，生犹死。
收失地，从兹始，越勾践，应师事；顾勿忘训聚，胆薪滋味。逸豫有伤家国运，辛劳勤把我行治。枕长戈，午夜警鸡鸣，扶桑指。
他这次与周恩来同游天目山，聆听了周恩来的一番话，感触良深，当作“训聚”，勉励自己“顾勿忘”，他借此抒发了卧薪尝胆、为抗战尽力的感慨。
第二天早晨，进早餐时，他将词稿送给周恩来指教，还当场吟哦了一遍。
周恩来听了，忍不住赞道：“想不到季宽先生还是一个词人，一首《满江红》，显得出你词风浑沉，造诣颇深。”
他说：“有感而发而已。昨日听周先生一番话，顿生感慨，愿像周先生一样，为抗战多尽点力。”
周恩来仰身而笑，说：“怪不得你这里没有摩擦！我是来对了。”
早餐后，周恩来应邀去对沦陷区政治工作队的青年们作演讲。在会场的门口，受到主持开会的浙西行署主任贺扬灵等人的欢迎。贺扬灵大声恭维周恩来：“周副部长，久仰久仰。先生大名，如雷灌耳，今日蒙承你到天目山亲临指导，我贺某真是三生有幸，永志不忘……”
尽管贺扬灵是黄绍竑的心腹，跟他好些年了。李济深当年在福建省参与福建事变时，他就曾派贺扬灵去福州联络。可是，听了贺某这番言不由衷的恭维话，他也皱了皱眉头。
接着，黄绍竑还和周恩来一起视察了钱塘江南岸的抗敌防线。然后，两人才分了手。他直接回金华。周恩来去绍兴老家探亲。事前，他已对专员公署作了关照。周恩来到绍兴，专员公署举行了欢迎会。还在府山那几十米高的越王台举行火炬晚会，请周恩来在越王台上检阅抗日队伍，参加的有抗日政工队、妇女营、青年营、少年营的队伍，大家唱着《大刀进行曲》，高呼抗日口号。周恩来在会上发表长篇讲演，回答了听众提出的问题。气氛十分热烈。
蒋介石对其老家浙江确实控制很严。当陪都迁到重庆后，黄绍竑开始还以为这下“山高皇帝远”了，他可以自己做点事了。其实，并非如此。他同周恩来在钱塘江视察完毕分了手，周恩来去绍兴探亲，他动身回金华。他刚到金华，蒋介石已有电报拍来，索问他同周谈了些什么？他的心颤了一下，像触了电。怎么那么快老蒋就知道他同周恩来谈过话？！电报使他感到不寒而栗。他想，事前他并未奉到指示要与周恩来正式商谈要解决什么问题，而只是就浙江方面为便于以后工作，达成了几点口头协议。他只好将情况电告蒋介石。他很怀疑是贺扬灵向蒋介石告密搞的鬼。已经是新中国成立后了，在北京有一次周恩来问黄绍竑：“你看贺扬灵这个人怎样？”他说：“恐怕是特务。”周恩来点点头。
黄绍竑晚年曾说，他一生中曾做了不少错事、坏事，但是有个重要的转折点，就是抗战期间，与共产党八路军接触，特别是与周恩来的接触，是他一生中走向光明的转折点。这可以说是肺腑之言。
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浙江方面也有些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遭特务逮捕。他曾经向三战区司令长官要求保释浙江日报总编辑王文适和浙江妇女会秘书林秋若。林秋若被他从上饶集中营保释出来后，回浙江还有危险。他因要去重庆开会，就让她同车去桂林。同车还有浙江省党部主任委员吴挹峰。吴到了重庆就大造他的谣言，说他保了一个女共产党员到桂林。
他从此失掉了蒋介石的信任。抗战胜利后，他处于赋闲状况，在上海作寓公，闲了打打网球，同一些“白相人”或是“闻人”来往。李宗仁担任代总统时，他是力主国共和谈的桂系人士。夏衍对笔者说：“现在一般人认为桂系就是指李、白、黄（旭初）三个人为首的军阀集团。这种看法是片面的。在李、白、黄之外，还有两个人，就是李济深和黄绍竑，他们在桂系都有相当大的影响，和蒋介石也有根深蒂固的矛盾。”笔者觉得夏衍点到了黄绍竑，是极有道理的。
（1941年元月—4月，桂林）
他个子矮小，眼睛不大，眉毛却很浓。他面容瘦削清癯，穿着一套洗得有点发白的灰布中山装，白布袜，青布鞋，将近50的年岁。他太不显眼了！他混在桂林十字街头的人群中走着时，你根本不会想到，这个外貌酷似一个普通小学老师的男子，就是广西这个“模范省”的省政府主席黄旭初。李宗仁在老河口担任五战区司令长官，白崇禧在昆仑关战役后被从桂林调回重庆作军训部长，李、白两人在外均无后顾之忧，皆因有他在广西守老营。蒋介石视他为李白的“看家狗”，想尽办法要调虎离山，但是他却不为所动。
这是1941年元月下旬的一天，已经迫近旧历年关了，天特别冷。这个赫赫有名的广西省政府主席，刚从设在十字街东面旧藩署八桂厅里的广西建设研究会走出来，沿着骑楼走回王城的省政府去。他没有乘省府的小卧车，而步行走回去。从省府到旧藩署，只有七八分钟的路途，他经常不乘车而往返。今天他要到广西建设研究会来的时候，秘书劝他：“主席，现在外面风声十分紧，你还是乘车往返安全一点。”他只摆着那副严肃的脸孔“唔”了一声，盯着秘书望了一眼。他出门时，没有乘车仍旧走他的路。他不带随员，徒步出访，又衣着简朴，曾惹出一则有趣的花边新闻：有一次，他赴重庆陪都述职，曾抽空去拜会熟人孙哲生先生。他独自到了孙宅，将印有职衔的名片，递给传达，请为通报。他在门边站立许久，竟未见有回音，就很客气地催促。传达以为他是黄旭初的随从人员，就厉色地说：“急什么？你的黄主席又还未来到。”他说：“我就是黄主席。”传达一听，这才赔着笑脸，前倨后恭地带他进会客厅。在会客厅招待的职员也问他：“你们黄主席来了么？”待孙哲生本人出来，两人本来就熟悉，才打消了误会。
尽管他外表像个小学教师，但他喜怒不形于色，见他的人都很害怕。他的部属说：他有本事听对方一人独白，经数小时不倦，既不发问也不置评；但你所说的一切都记入脑内，明天可能把你连升三级，也可能要你的脑袋搬家。他审人，从不疾言厉色，态度平和。讯问过后，即用笔批示枪杀。他带兵的时候，执行军纪较严，凡士兵被民众控告有强奸掳掠行为的，多被枪杀。他当省主席初期，部属职员有嫖娼聚赌的，一经发现，即行革职。他对广西“剿共”甚为积极，也曾捕杀不少本地共产党员。
秘书所谓风声十分紧，是指当时国内的政治形势十分险恶。国民党要八路军、新四军在一个月内全部开到黄河以北。国民党军令部向顾祝同发出了围攻新四军的密令。1941年1月4日，新四军军部和直属部队9000余人奉命北调。6日，行经安徽泾县茂林地区时，突然遭到国民党军队7个师8万多人的包围袭击。经过七昼夜血战，终因弹尽粮绝，除2000人突围外，大部分阵亡。军长叶挺被俘。项英、袁国平、周子昆等高级干部阵亡。1月17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布了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通令和发言人谈话，称新四军“叛变”，并宣布撤销新四军番号，要把叶挺交付军法审判。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黄旭初还得到消息，说周恩来在重庆向国民党方面提出了质问和强烈抗议；周恩来还在《新华日报》上题词两条：一条是：“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另一条是一首诗：“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他还得到了重庆的密令：密切注视在桂的八路军办事处及左倾人士动向。其实，不用他布置，蒋介石在桂林的军统特务组织等，已经加强了对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及其外围组织救亡日报、生活书店等的包围或监视……
黄旭初就是为了风声紧才到由他担任副会长的广西建设研究会来了解情况的。他深为担心：这个聚集了不少反蒋及左派人士的组织，虽说增强了他的声望和力量；可是，现在又有可能为他招来麻烦。他走到八桂厅门口时，正好遇见省府的一辆插着“广西省政府”字样小旗的小卧车驶出来，从他身边擦身而过。他瞥见李任仁坐在车里。不知道李任仁是没有看见他，还是假装没看见。他未免在心里闪过一道疑惑：在这种时候，李任仁要去哪里？
他来到八桂厅里，理事万仲文将他迎进屋里。天气太冷，屋里的烤火盆上生起了炭火。他对万仲文甚为信任，经常通过万仲文摸情况。万仲文这次告诉他，这些天建设研究会里有人议论纷纷，讲蒋介石又在搞摩擦、闹分裂。他问了是什么人，具体讲的什么话。他问：“刚才我碰见任仁兄乘车出门，上哪儿去呐？”万仲文答：“不知道。他接到一个电话，像有急事，要了小车就走了。”他又说：“仲文，你也明白，现在风声紧了，风向转了，你要转告大家，对外讲话、组织稿件，都要考虑到风向的变化。有的人目标太大，好像陈此生，你可以动员他加入国民党。”万仲文说：“我曾经做过陈此生的工作，他讲他不参加任何党派，他是凭良心做抗日救国工作。”他又说：“重庆有消息说蒋介石讲我们建设研究会办的文化供应社太左了，倾向了共产党。”万仲文对他建议说：“黄主席，我想，对陈此生那样的倾共分子，我们可以利用其人，限制其活动的。”他对万仲文的建议十分赏识，称赞其“很懂得做工作。”
去年10月中旬，蒋介石让何应钦、白崇禧以正副参谋总长的名义，致电朱德、彭德怀、叶挺，要八路军新四军在电到一个月内全部开到黄河以北。这就是历史上称的“皓电”。反共之风旋然而起。一个月以后，11月下旬，在重庆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委会期间，黄旭初与李宗仁、白崇禧碰了头。他们判断蒋介石要反共大干一场了，他们不能不干，也不能不心存顾虑：蒋介石对付罢中共，将会转过头来对付桂系的；再说，在桂林的八路军办事处及一大批倾共左派人士，是当时李白黄为了抗日反蒋而自己延揽入广西的；因而，他们三人经商量，决定采用反共要“留有余地”的政策，对蒋介石指名要抓要关的人，采用暗地礼送出境的办法，以为将来留下后路。为了协助黄旭初做完这种工作，李宗仁、白崇禧特地让与中共有关系的刘仲容从重庆回到桂林。
连黄旭初也觉得，这年的冬天特别冷。
他刚刚回到王城里的主席办公室，就接到了李任仁打来的电话：“旭公么，我是任仁。据八路军李克农说，蒋介石已下令指名要抓夏衍。当初我们与周恩来、郭沫若和夏衍有过约定，好来好去。夏衍要去见你告别。旭公是不是为夏先生离开桂林想点办法？”
在皖南事变发生的前后，不但在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的四周增加了大批国民党特务，就是夏衍主持的救亡日报、邹韬奋主办的生活书店及范长江主持的国际新闻社，也受到了那些鬼鬼祟祟的陌生人的监视，空气的确十分紧张。尤其是救亡日报，因为拒绝刊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发言人发布的谈话和“通令”，宣布新四军“叛变”，取消新四军番号；也拒绝刊登中央通讯社的有关消息。夏衍、廖沫沙他们干得很策略，先决定将中央通讯社发来的电稿全文付排，并把它放在头版头条地位，然后和往常一样，不动声色地连同所有的稿件一并“送审”。等国民党的新闻检查所在报纸清样上盖上“审讫”的红色图章之后，拿回报社，在晚上打纸型时，再将中央通讯社这篇电稿抽掉，开了个“天窗”，以示抗议。第二天早晨，国民党发现救亡日报拒发这条电讯之后，下令扣押了当天的全部报纸，因而当天在桂林所有报摊和零售店都买不到救亡日报。新闻检查所还用书面形式给救亡日报一个严重的警告。这一天，除了太平路12号附近有几个形迹可疑的人在来往徘徊之外，没有什么动静。晚饭前后，夏衍在客厅里和报社的几个青年人在打乒乓球。忽然，一个身穿棉大衣、把帽子压得很低的人走进来，在暗淡的灯光下夏衍还来不及认清是谁。来人讲话了：“你们倒是很悠闲哪！”
夏衍一听声音，就知道是李克农来了。他十分吃惊地问：“怎么的，你跑出来了？”
李克农说：“吃完了没有？找个地方聊聊。”
到卧室坐下之后，夏衍忙问：“克公，办事处被包围，你怎么能来？”
李克农总是那样愉快而轻松地笑着说话：“李任老利用省府的小车把我接出来的，大摇大摆，利用大鬼压小鬼呀。”然后，李克农把门关上，压低了声音说：“周副主席有电报来，要你立即撤退，还有长江他们。白崇禧已经下了捕人的命令了。”
夏衍愣住了。
李克农看见夏衍有点犹豫，又说：“国民党的步骤已经定了，先取消桂林办事处，封闭救亡日报，然后再在重庆西安动手。怎么，舍不得桂林的风景？”
夏衍真的有点舍不得离开桂林。救亡日报在桂林办了两年，由赤手空拳一无所有，到现在，有了印刷厂、发行所，连编辑部在内，总共已经是一个有40人左右的“小据点”了。他问：“去哪里？”
“香港。南方局要你尽快离开桂林，到香港去建立一个对外宣传据点。”李克农说。
“报馆呢？”夏衍问。
“留下来。只要国民党一天不来封门，我们就继续出版。你放心，留下的事由林林、张尔华负责。但是，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看来是保不住了，所以整个进步文化界人士，都得作好妥善的安排。我已经向南方局请示，建议凡有公开职业，可以得到广西方面保护的人，如广西建设干校的教职员，都照旧坚持岗位。一些名气较大的文艺界人士，色彩不太明显的，也可以暂时留在桂林。救亡日报的骨干等到报社被封后一律撤往香港。”李克农望着沉默不作声的夏衍，又说，“你还不放心么？后事都可以留我来处理。桂系内部的意见还不一致，有人主张留一手，不做绝，就是好来好去，让你们走。”
“怎么走法？”夏衍这才问。
“坐飞机。”李克农在一张小纸条上写下了刘仲容的电话号码。“你先打个电话给他。然后直接去找黄旭初。你就说‘好来好去，后会有期’，就行了。一切给你布置好了。”
夏衍依计而行。第二天一早，他去王城里的省政府看望黄旭初。夏衍曾在《懒寻旧梦录》一书里，详细地记述了他和黄旭初的这次十分有意思的会见——
……见面寒暄了几句之后，我们之间进行了一段很有趣的对话。
我说：“救亡日报在桂林出版，已经满两年了，按照郭沫若社长和我与黄主席的约定，这张报纸，同广西省政府，同广西建设研究会，乃至同广西日报之间，关系一直很好……”
黄说：“唔，关系倒是……倒是……”
“但是，黄主席知道，目前局势起了变化，我再留在桂林，恐怕对李先生、黄先生都可能引起很难处理的麻烦……”
“这……局面嘛，倒是……”
“因此，根据‘好来好去’的原则，今天来向黄主席辞行，我打算几天之内离开桂林……”
“几天之内，这个……”
“对，希望早走，为此，请黄主席给我代订一张去香港的机票……”
“这个，（他一只手按了一下桌上的叫铃）倒是……”一个副官进来了，他说：“给夏先生订一张到香港的飞机票，明天或者后天……”
我站起来告辞，这时候他才说了一句有内容的话：“时局是会好转的，那时候欢迎你再来。”由于他除了最后一句之外，都用“倒是”、“倒是”……来敷衍，所以以后提到这位黄主席，我便开玩笑地把他叫做“倒是”先生。
当天下午，刘仲容亲自给我打来电话，要我拿钱到欧亚航空公司桂林办事处去取机票。动身的日期，我已经记不起了，但可以肯定，那一天正是农历除夕。
他倒背着双手站在窗子旁凝视着窗外的木龙洞，身子动也不动，已经好长时间了。木龙洞是桂林的一处胜景，位于叠彩山明月峰东麓，靠山临水，风景优美；它洞门高敞，南北对穿，真像一座古城门。相传旧时洞口倒生一株状如苍龙的古树，因而得名木龙洞。黄旭初、李任仁都有公馆建在洞南边的江岸上。他潜居在李任仁公馆的楼上已有好几个月了。他心情十分沉重。他凝视着木龙洞。却不是在欣赏掠洞而过的飞鸟，也不是在聆听那洞边唐代石塔的铜铃声。他在为皖南事变而悲愤，他在牵挂着日益险恶的政治形势。
他就是杨东莼。
长期的政治斗争锻炼就了他十分敏锐的政治嗅觉。七八个月以前，也就是1940年春天的时候，他邀请范长江来白面山的地方建设干校对部分指导员和留校研究生，作了一次形势讲话。范先生谈到国民党反动派的投降阴谋活动，谈到德国大使陶德曼秘密来重庆进行诱降等，材料极为丰富，令人信服地体会到国民党反动派在开倒车。他敏感地意识到，抗战形势走入低潮了。不久，1940年5月，他以考察广西基层干部为理由到各县视察，教育长的职务交给指导员张健甫代理。在他外出考察的三个月期间，逆风确实刮起来了。国民党提出了中央提示案，中心是将新四军赶到黄河以北。蒋介石在重庆对侨领陈嘉庚说，“如欲抗战须先消灭共党。”当时，他看到广西在财政上已经要依靠蒋介石了，从而在政治上也被迫逐步向蒋靠拢。蒋的政治、军事势力已逐步进入广西。国民党特务组织“中统”也跟着来了。杨东莼意识到他不能在“干校”继续干下去了，也意识到干校办不长久了。他视察了三个月回桂林后，并未回学校，经与李任仁商量后隐居在临桂会仙乡李任仁的老家。为了迷惑蒋介石的特务，还在《广西日报》登了一则消息，称他视察归来身体不适，已经赴港治疗云云。他还部署了干校的结束工作，将干校的指导人员作有计划地逐步转移。除已派往各专区成立的村街长训练班工作外，有的转入地下，有的参加或领导地下武装斗争。有的到新四军，也有的到国统区作地下工作。他对那些去解放区的干部，缺乏旅费的，临行便送他们一些路费。因此，他离开干校时，欠下了2000多块钱。为此，他向黄旭初当面说明，这是送给外来干部离开的路费，他还不起，请代为干校特别费用项目报销。黄旭初也同意了。黄旭初还到会仙乡去看望过杨东莼。黄旭初还请他帮写一本书，说杨先生隐居着，不如帮写一本培养使用广西省地方行政干部使用的书，以供黄旭初每周在广西省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团讲课用，然后公开出版，以黄的名义印发。为了写书方便，他便从会仙乡搬到城里，住进木龙洞李任仁的公馆。黄旭初的公馆也在木龙洞，黄因而可以多次去杨东莼住处去拿书稿来讲课。他在木龙洞潜居写书，从未在外露过面，也极少接见过人。他花了四个多月写这本名叫《干部政策》的书。1941年元月份，这本书写完后，用黄旭初的名义印了数千本发到省县给县以上干部阅读。
这一天，是1941年2月中旬的一天。他在窗子旁望着木龙洞伫立已久，是在等待李克农来告辞。李任仁已经事先将消息告诉他，八路军桂林办事处马上就要撤离，李克农先生要秘密来木龙洞见他一面。楼外响起了小汽车引擎声。车子刹住了。他望见是省政府的小车。他赶快走下楼梯。穿着棉大衣的李克农已经快步走上楼来。两人在楼梯口紧紧的拥抱。好一会才松脱了，进房坐下。
杨东莼上下打量着李克农，说：“你到底来了！听任老讲，人家要绑架你。”
李克农总是那么乐观：“没那么便宜的事。他们包围了办事处，我还不是出来了么！”
他望着李克农，问：“什么时候走？”
“明天。”
“上哪儿？”
“经重庆，去延安。”
他愣了一下，问：“怎么走？”
“一大一小两部汽车，开车去。”
他没有祝一帆风顺，不会一帆风顺的；他只是深沉地说：“很长的路途呵。”
李克农还是幽默地说：“路上少不了有鬼的，我们就是钟馗呀！”
“要是我能跟你一道走就好了！”
李克农扳着他的肩膀，说：“办事处撤走后，还有一些同志须你照应。特别是救亡日报，还没有来封门以前，照旧出报，就交给你了。何时停刊，由你掌握政治气候，见机行事，让他们几个主要骨干安全撤离去香港。”
他没有做声，默默地望着李克农。
李克农问：“你在延安有什么事办么？”
“有。”他眼一亮，从抽屉里拿出几本他写而署着黄旭初名字的书《干部政策》，递给李克农，说：“这是我写的书，给你带上几本，有可能的话，请毛主席、周副主席看一看。”
新中国成立后，李任仁出任广西省副省长，特别邀请杨东莼到广西担任广西大学校长。他曾经告诉李任仁：李克农在北京告诉他，那次终于将那几本书捎到了延安，毛主席也看过。
李克农撤离桂林没几天，形势急剧恶化。杨东莼得到消息说，军警搜查了生活书店，并限三天之内停止营业。他立即为救亡日报停刊作了布置，并委托李任仁在桂系给林林、廖沫沙和张尔华开了路条。过了几天，他托人约林林来到木龙洞他的住处。他对林林说：“看来，救亡日报到了停刊的时候，否则情况会不妙。”
李克农临走时，也曾对林林嘱咐，今后救亡日报的事，听杨东莼先生决定。林林这才感到有了靠山，心里也就踏实了。林林早就听说过杨东莼先生，但没有接触过。如今在反共高潮的白色恐怖下秘密见面，分外感到亲热与温暖。林林问：“我们被迫停刊，终刊号骂不骂人？”
他想了想，说：“不骂也罢，留点余地也好。报社现在还有多少人？”
林林答了一个数字。
他说：“我已经作了安排。大家疏散，缺钱用。报社印刷厂的机器及其他的物资，全部交给干校印刷厂。你找干校印刷厂的屠天侠支一笔酬金，作为报社同人的疏散费。”
告别的时候，他将路条递给林林，说：“这是开往香港的路条。你们一路保重。”
林林遵从杨东莼的嘱咐，终刊号没有骂人，只在副刊《文化岗位》写了约二三百字的“岗语”，题为《醒眼看醉人》，隐约回敬了反共人士，救亡日报于1941年2月末就此关门。林林、廖沫沙、张尔华三人料理报社后事，最后离开桂林。据林林事后记述——
背着简单的包袱，靠两条腿往南走，每天走八十里、九十里不等。经玉林、广州湾（今湛江）坐船到澳门转香港。路上到了许多小城镇，住小客栈。幸好得到东莼同志经办的路条做证明，路条是从军委桂林办公厅主任李济深那边开来的，有了它，算是一路平安，终于达到了目的地香港。
八路军办事处、救亡日报等机构撤离桂林以后，杨东莼也觉得不能再在广西呆下去了，便于1941年4月间离开广西到四川成都大学当历史教授，是由黄旭初派车秘密送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