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1月—1938年底，桂林）
每天早晨，夏衍很早就起来，手里拿着个陶瓷小茶壶，泡一壶龙井，放到嘴里嘬一口，走几步，老是在问：出报了没有，报纸送出来了没有？那时候办报很重要的一条是抢早出版，使大家在上班前能看到报纸，这是关系到报纸的销售份数是否增加的关键。只要张尔华的单车铃声一响，夏衍就去赶快拿一份报纸来坐下细看，从头到尾，一字不漏，拿一枝毛笔蘸着红墨水，勾勾画画，连一个错字也不放过，还在旁边批批点点，提出无数问题，然后贴在墙上让大家一起来评报。这种群众性的评报，在救亡日报是老传统，天天如是，月月如是，都是自动自觉的。有些人在夏衍批点过的报纸上补充或解释，有些人发现新问题也会另外批点一张样报贴在旁边。救亡日报在群众评报这工作上是没有上下之分的，人人都习惯这样做。这些批点过的报纸，在各个部门都会自觉的讨论，是漏洞就堵塞，是错误就引为教训。张尔华每天也把这些贴报带回白面山，在白面山工作的同志也是一样重视听取大家意见改正工作的。这个老传统，增进了救亡日报全体工作人员的团结友爱。回想当年救亡日报工作的日子，大家偶然相聚聊起来，还是觉得心里暖烘烘的。
这是当年曾在《救亡日报》担任记者的华嘉写的一段回忆。记述了夏衍当时把群众评报当作每天早餐前好像洗脸漱口一样必不可少的事。这也是《救亡日报》办得好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桂林，凡是年过半百而在抗战烽火中生活过来的人，没有不知道夏衍的，没有不知道《救亡日报》的，也没有不知道夏衍主办《救亡日报》的社址太平路12号的。《救亡日报》在桂林鼎盛时颇具规模，已分三个地方办公：社址在桂西路的太平路12号；营业部在太平路口东边即桂西路26号；编辑部和印刷厂在郊外的白面山的岩洞里，不受轰炸的影响。总编辑夏衍在城里坐镇，吃住和工作都在太平路12号。这个社址是抗战胜利后重建的，也还保留着当年的样子，门前有个围墙，围墙内有个小院子，一栋不大的砖木结构楼房，连着一排附属的平房。它经历了半个世纪的风雨，围墙已经灰沙剥落，墙顶还长着小树和几丛绿草，楼房也是一副年代久远的样子，与桂西路的现代化新楼相比，它显得太普通，太不显眼了。可是，在桂林被称为文化城的那些年头，是文化人经常来往的公开地方，不少人通过这里同八路军桂林办事处接上头。办事处也通过这儿领导着桂林开展轰轰烈烈的抗战救亡文化运动。
在笔者为写这本书而求助于夏衍的时候，那是1989年10月底11月初，正逢夏公90大寿，他住所的院子里摆满了人们从各地送来的鲜花和花篮，我们送给他桂林豆腐乳和辣椒酱很能触动他对抗战中桂林生活的回忆。他说：“已经整整50个年头了。我就是在桂林太平路12号度过那十分有意义的40岁生日的。”
夏衍是在广州沦陷后，带领救亡日报社同人从广州经肇庆、柳州，于1938年11月7日到达桂林的。周恩来十分关心《救亡日报》在桂林复刊，嘱咐夏衍自筹经费、争取公开合法地在桂林办好这张以文化界统一战线为标志的报纸。当时在桂林条件十分艰难，人们都是孑然一身，刚刚逃难来到，人生地疏，赤手空拳，一无所有。男的住在乐群路广西艺专隔壁周传教师家的前楼，女的住在凤凰街皇城后贡门正对面一家小面包铺的狭窄木楼上；大家挤着身子打通铺，睡在楼板上。为了争取“合法”，夏衍由刘仲容陪伴先去拜访广西文化教育界元老李任仁先生，再由李任仁陪同去拜访省主席黄旭初。夏衍对黄旭初坦率地表明了态度，说报社赞赏和拥护广西当局的团结抗日、进步的立场，对广西内部政务，保持友好态度，也希望广西当局对《救亡日报》予以支持。大家想方设法，筹集经费。夏衍为此去了一次香港。廖承志从海外华侨支援抗战的捐款中拨了1500元港币。当年12月份，周恩来途经桂林去重庆时，曾和担任救亡日报社社长的郭沫若去见过白崇禧。白崇禧也刚回到桂林主持新建立的桂林行营。周恩来谈到了《救亡日报》即将在桂林复刊，希望得到桂系的协助。白崇禧表示“欢迎”，而且答应补助一笔开办费。这样，《救亡日报》就和桂系的《广西日报》、军委会的《扫荡报》等有了同样公开合法的地位。太平路12号是国民党一个龙姓旅长的小公馆，他们租下来办公，报纸就办起来了。夏衍遵从周恩来指示的办报方针，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广交朋友，做到内外有别，将《救亡日报》办成左、中、右的人都乐意看的统战的救亡报纸。大家为办好报纸，向各方虚心讨教，集思广益，想方设法，绞尽脑汁。《救亡日报》在桂林复刊了，当时在桂林的好几家大型报纸中，救亡日报虽是四开型的小型报纸，但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和特点，版面活泼多样，文章短小精悍，内容清新，稿件针对性强，每天一定有一篇不超过1200字的社论，社论内容，从国际大事、抗战形势，一直到社会风气、人民生活。写每天的社论基本上由夏衍执笔。还有精辟的战局分析、生动的战地采访。《救亡日报》深入人心，独树一帜，以小胜大，很有声势，发行量从2000份增加到3000份、5000份，最后接近了8000大关，销路扩大到华南、西南数省乃至香港、南洋一带。
办《救亡日报》的人们，那时都有一股精神力量。全社人员一律吃大锅饭，管吃，管住，不拿薪水，不给稿费；每人每月给一点津贴，从总编辑夏衍到从外面“拣”来打杂的小鬼阿华，都一样每月五元。据华嘉回忆，一个月的津贴费大概可以购买一斤猪油，用来加菜，让简单的饭菜增加一点油水。1939年10月底，夏衍就是在那样的环境中，在桂林欢度他四十岁诞辰。因而他常说：“桂林这个地方我只耽了两年，但是我对它的感情却特别深切。”
抗战的桂林，在大后方被叫做“文化城”，是可以当之无愧的。当时桂系在政治上比较开明，在广州、武汉沦陷后，全国好些文化、新闻、出版、文学、艺术等方面单位和团体，都迁到桂林，许多各地的文化名人也云集桂林。而陪都重庆，因在蒋介石直接控制下管制太严，文化界人士都不太愿意去，桂林就成了抗战救亡文化活动的中心。曾经盛极一时。周恩来在点将要夏衍办《救亡日报》的时候，就决定了他的工作重点是宣传和统战。因此，当报纸在桂林复刊之后，夏衍就得分出相当一部分（也许可以说大部分）时间去做统战工作。
当时的桂林，政治形势十分复杂。蒋介石的复兴社，陈立夫陈果夫兄弟的CC，孙科的“太子派”，宋美龄的“夫人派”等都在这儿有派驻机构，各种进步组织、群众团体也在这儿有分会或者代理单位。八路军也有办事处。可以说是一个错综复杂，“群雄割据”的局面。夏衍做了大量的统战工作。利用《救亡日报》的公开合法地位，太平路12号这个地方，很自然地成了各地进步文艺工作者的通讯联络、碰头和临时“落脚”的地方。外地来人没地方住，就在客厅里睡地板，碰上吃饭时间，一起吃大锅饭。夏衍还应聘作为委员去参加李任仁为主任的广西建设研究会的活动。这个组织表面上是一个学术团体，实际上是桂系借以壮大声势的智囊集体，里面“名士如林”，委员中包括了李四光、胡愈之、范长江、欧阳予倩、杨东莼、张志让、姜君宸、千家驹等著名人士。夏衍亦借此广交朋友，不仅与进步文化人打交道，还和中央社社长、新闻检查所所长、《扫荡报》总编辑等打交道。有一次，因孙科、邵力子等在重庆办了一个“中苏文化协会”，由左派人士王昆仑等负责，做一些介绍苏联情况的工作；在桂林，也有人提出成立一个“中苏文协”分会。当时，孙科“太子派”在桂林的干将梁寒操自认为自己是桂林行营政治部主任，该他出面当分会会长。因为这个人鼓吹反共搞摩擦，还和CC派十分亲热，大家都反对让此君掌握这个“中苏文协”分会。在聚餐会上，在桂进步文化人商议，由夏衍去找李宗仁夫人郭德洁，请她出任“中苏友协”广西分会会长。郭德洁一口应允，同时，对大家提出办俄文训练班，翻译和出版苏联书籍等计划，她都表示同意。她还主动对夏衍说：“会址、经费等由我负责，文化界我熟人不多，先请你和劭先、此生先生商量再安排。”这样，使梁寒操当“会长”的想法成了泡影。
报社同人里，一般都是些二十几三十岁的年轻人，只有夏衍年纪大些。在那时，人们就称他为夏公了。刚复刊时，人手不够，夏衍还得经常熬夜班，工作确是辛苦。不久，报社人才渐多，地盘扩大，又办起了印刷厂，廖沫沙也从长沙过来，分管编辑部，夏衍就已不需要再熬夜班了。他的一天，是这样度过的：一大早起来，接过还有油墨清香的当天报纸评报，圈圈点点，加以评批，再贴出让大家来评；早餐过后，写社论或短评及看报纸上版付印前的大样；中午午睡一个钟头后就关起门来写作两三个钟头，搞新闻业务以外的副业——写剧本和写杂文，话剧《心防》和《一年间》，就是那时写的；晚饭后就和来访的人聊天或是外出拜访。欧阳予倩住在附近的榕荫路，黄昏时分总是散步过来聊天。孟超也是勤来的人。人们走后，他又伏案写作至夜深。《救亡日报》在桂林打开局面后，许多人慕名来访。一般他都接待，有时为了及时出报或赶稿，他无可奈何，只得使用“苦肉计”来对付，叫别人在外面用锁头把他住房的门反锁上，以谢绝一些不必要的访问。
一天下午，来了一个英武彪壮的汉子，所穿的长袍马褂裹不住身上透出的威武之气，一看就知道此人绝非是商贾或文士。汉子进到太平路12号院子，径自朝夏衍住的小房间走来。夏衍已经认识其人，迎进房里坐下。此人是国民党军队的高级军官，已经乔装来访了两三次，彼此间比较熟了。这个军官与报社的关系是从报社的募捐演出开始的。夏衍原来所筹办报的资金快用完了，文化界的朋友们想拿出力量来支持《救亡日报》。正巧夏衍新写的话剧剧本《一年间》刚定稿，文化界戏剧界的朋友们，就发起为《救亡日报》筹募资金而举行《一年间》的盛大公演。演出以广西国防艺术社的演员作基础，再吸收戏剧界、抗敌演剧队的部分演员参加，由焦菊隐导演，孙师毅担任舞台监督，欧阳予倩担任演出顾问，阵容甚强，声势颇大，在广西轰动一时。报社派人上街卖票。一般普通票为五毛一张，前座募捐票为五块钱一张。这个国民党高级军官路过见了，一口气买了十张募捐票，共50块钱。这在当时已是一笔很大的开支了。军官去没去看戏，大家不知道。这事在报社引起了一阵议论。没几天后，军官到太平路报社访问。夏衍亲自接待，寒暄之后，也就认识了。军官叫韩练成，是广西的第三十一军第一七师副师长，放羊娃子出身，宁夏人，祖籍山东，在冯玉祥的部队中参加过北伐战争，19岁就当上了团长。抗战爆发后，由冯玉祥介绍到广西来。头几次见面，给人印象很好。但只听夏衍说话，自己不大作声。当然，他因为不明韩练成的底细，没到火候，也没有深谈。
这次，韩练成进房后，笑着说：“夏先生，今儿没事，来找你聊天。我知道，请你出去上馆子的话，你会觉得不方便。你看——”说着说着，就拿出了一瓶酒和卤菜花生等食物，往桌上一摆。这次，韩练成就无话不谈了。从目前战局谈到抗战的前途，又从国民革命的北伐讲到国民党的腐败，讲到四大家族的贪污腐化，讲到通货膨胀，讲到蒋介石排除异己，把广西及别的杂牌地方部队送到前线打仗送死，而将蒋氏嫡系部队保存实力。韩练成在言辞之间，流露出对国民党的强烈不满及自己的内心苦闷，越讲越是慷慨激昂：
“我当兵就是不甘心当牛作马过苦日子，想改变自己的生活。从苦水泡出来的命，不怕死，打仗当然就勇敢，提拔也快，不到二十岁当了团长。想不到遭人家嫉妒排斥，我就投奔了北伐军。投到冯玉祥将军麾下，在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服役。那时国共合作，我加入了共青团，开始懂了一点革命道理，还听过周恩来先生讲话。共产党的道理使我觉得有一种了不起的力量。使我认识到，以前自己为摆脱苦日子求温饱富贵而打仗太狭隘了，为大多数过苦日子的同胞摆脱苦难、为民族为国家摆脱苦难才值得、才有价值。北伐失败后，我苦闷，彷徨，对现实无法理解，又看不惯。抗战以来，共产党的所作所为，使我韩练成服了。共产党的道理我是琢磨了十几年才服的。十几年前当共青团员，没有白当。……”
夏衍不喝酒。韩练成就自己喝，边喝边讲，在心中积蓄多年的苦闷，在这天都给夏衍倾倒出来了。真是有酒助兴，无所不谈。韩练成的坦诚，也使夏衍十分感动。韩练成临走，他寻出一本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来送给韩练成。韩练成接着书本，看着黄纸封面所印的毛泽东的头像，高兴地说：“夏先生，白崇禧主任倡议军官都要读这本书，印发给我们的是摘要。毛先生提倡的游击战很有道理。太好了！我回去认真地读一读。”
事后，夏衍将韩练成来访的经过向李克农作了汇报。克公仔细地听，还用铅笔在拍纸本上记，听完之后想了一阵，然后问：
“你们之间……”
“现在，可以无话不谈了。以前，只是泛泛之交，只听我的，不讲他的。后来，我对他很坦率，渐渐的熟脱了。……”
“熟脱到……”
“连他家庭生活中的苦闷也和我讲了……”
“这很好，算是交上朋友了。这些话在哪里讲的？”
“在报馆，我的办公室。”
“没有旁人？”
“没有。”
“一个人来的？”
“一个人，随身带了一瓶酒，一包花生和叉烧。”
“讲这些话，喝醉了没有？”李克农越问越仔细。
夏衍说：“没有吧，他讲他平常能喝一瓶白兰地。”
李克农对韩练成的情况十分重视，并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后来，周恩来嘱咐指示夏衍要与韩练成交好朋友，保持联系。
韩练成此后还断断续续到报社来过几次。
皖南事变后，夏衍被迫离开桂林。行前，夏衍还特地到韩练成的住处去告辞。韩练成给了一个柳州的信箱号码，便于跟夏衍保持联系。
韩练成与夏衍1938年在桂林相识，竟使未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军谱中多了一位骁勇善战的中将，后来在西北韩的家乡担任兰州军区副司令员。韩将军在夏衍走后的经历，富于神秘色彩，惊险曲折，惊心动魄，他为新中国的建立立下了卓著的功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