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8月—10月，桂林）
盛夏的桂林，酷热难耐。天黑以后，才稍有凉意。8月2日这天刚擦黑，白崇禧在八桂厅跟李宗仁分手后，乘车驰往夫人马佩璋所住的铁佛寺。车子经过十字路时，正遇着抗战歌咏大游行。白崇禧为其感染，下车走了几步，也站在人群旁观看。这是广西省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举办的活动。不单是穿制服的青少年学生及穿长衫的老师，情绪沸腾，列队高唱，有的市民也组队跟了进去。两边骑楼上下，围观的民众也应和着唱起来。抗战歌声，像一股洪流，激荡在十字街头，把夏夜的桂林也唱得热烘烘的。
白崇禧的心头也热烘烘的。
这天下午，他跟李宗仁、黄旭初等与湘桂铁路工程处的凌鸿勋处长在商量加速建设湘桂铁路的有关事宜。省府迁至桂林后，正好粤汉铁路也刚通车。广西想修建湘桂铁路，从衡阳修至桂林。测量队刚出发，七·七事变爆发，全国抗战的局势促使要将这条铁路修通至越南，以保证在西南有一条国际运输线。要加快衡桂段的修建速度，还要与法国方面联络，筹资同时使南宁至镇南关段尽快开工。刚才在会上，黄旭初表示要动员五十万民工，希望交通部尽快批准这个计划。讨论期间，白崇禧接到南京蒋委员长来电，召他入京共赴国难，并派其水陆两用座机由德籍驾驶员驾至桂林来接。他手执电报，踌躇不决。修铁路的事讨论完了，他即与李宗仁、李品仙、夏威、廖磊、黄旭初等人商量。众人皆反对他入京，唯恐中央对他不利。
早在卢沟桥事变后约四五天，蒋介石已经从庐山拍过电报来桂林，声言中央已决心抗战，约李和白速赴庐山，共商大计。当时接电后，白崇禧不假思索，便复蒋介石一电说：中央既已决心抗战，我辈誓当拥护到底，崇禧当即遵命首途，听候驱遣，宗仁则暂留桂林，筹划全省动员事宜，一俟稍有头绪，亦即兼程北上，共效驱驰。
他想，大家反对他入京，恐怕也是受了四川刘湘与云南龙云的影响。他们认为蒋生性阴狠，出尔反尔，万一借抗日之名，将李和他骗往中央，加以羁縻，广西则落蒋手，川、滇也岌岌可危。所以刘、龙二人相继来电劝阻：传闻中央预备对日抗战，不过是否出于诚意，尚在未知之数，兄等殊以为未可轻易入京；万一抗日不成，反而失去自由。则国家将因此愈益多事，务盼兄等深思熟虑云云。
现在，他在街头被堵，望见桂林全城抗日热潮滚滚，想到抗日已是举国一致的要求。歌声震得他血都发热。蒋介石连专机都派来了，他再不赴京，讲了几年的抗日口号，岂不是自欺欺人！？听说连周恩来、博古、林伯渠都上了庐山面见蒋介石商谈抗日，老蒋也没敢对周某等人行不利之举，自己怎能畏首畏尾？……
他要乘车赶去铁佛寺，就是要将赴京的事与夫人马佩璋商量，听听她的意见。去年两广事变结束后，蒋介石希望他去广州见面，马佩璋就担心他去了凶多吉少而跑去李宗仁办公室闹了一番，致使那次由李宗仁飞去广州面见蒋介石。
当晚回到铁佛寺，马佩璋得悉电文后，此次不叫也不嚷，有好一会不出声；然后，她才很平静地说：“上回是上回，上回我不赞成你去。我平日虽不过问政治，但我了解抗日是国家大事，这回要你自己决定了。”
可以说接到蒋介石来电大半天了，只有夫人一人不反对他入京。他觉得，夫人不反对等于给了他精神上的鼓励。这晚他去意已定。
第二天一大早，他进到自己办公室时，发现在办公桌上压着一份报告。他坐下一看，是谢和赓为他赴京问题写的一份呈函，马上吸引了他细读下去。谢和赓力主他飞京乃是应全国军民一致的要求而与蒋共赴国难的历史大事，绝不可迟延，蒋也绝不敢对他下毒手，大势所趋，蒋介石不敢再违民意，继续他的不抵抗政策。日本也不可能中止不再入侵中国，英美也再不能继续坐视日本将西方在华的势力完全吃掉。只有实现全国抗战，桂系才能打出广西，把桂系的力量伸入蒋介石统治下的腐败的省区，扩展势力，提高德公与你的声望，成为民族拥护的英雄，进而与蒋介石问鼎中原……他阅罢谢和赓的呈函，十分高兴，他正需要这样的人才在身边。他随即对亲信白维义：“我赴京必带和赓当我的秘书一同去。”
他是很赞同李济深的“楚材楚用”的观点的。李济深、冯玉祥推荐来的谢和赓，人既年轻，又是本土老乡。一见面，就给了他很好的印象。从1934年秋至现在抗战爆发，和赓回广西已经三个年头了，经他多方了解、观察与接触，他愈发看重与赏识这个青年。他和黄旭初就交换过意见，说：“谢和赓对广西的经济和怎样发展广西的工商业是很有研究和见地的。他还对国内外局势十分关心，是我们广西可以培养的人才。”黄旭初说：“和赓对扩大糖厂、瓷器厂、制革厂等工业提出过许多好建议，对发展广西土特产如甘蔗、菠萝、八角及开发矿业的报告与设想，我都十分赞赏。我看可以进一步培养。”
谢和赓和马佩璋唯一的表妹杜荣好了起来。年青人太浪漫，先有孕后就成了婚。和赓上门与岳父母同住，并改作回教徒。白夫人经常在丈夫面前称赞表妹夫谢和赓“不嫖、不赌、不抽烟、不喝酒”，称其为标准姑爷、模范丈夫。尽管谢和赓进了白家的亲戚圈子，他还是对其继续进行暗地的考察。
1935年7月，省府在南宁的时候，他的岳父马健卿老人在桂林滑倒骨折重伤，他找和赓商量派他的私人中医熊同和前往诊治。考虑到南宁到桂林坐汽车太慢，还要经过多次摆渡过河，谢和赓建议坐飞机去。当时只有航校的日制教练机可用。熊同和是著名老中医，家境富裕，怕危险，坚决不愿乘机飞去桂林。谢和赓马上答应陪同前往。白十分高兴，说：“和赓年轻有为，前途无量，他都敢坐练习机去，你老人家救死扶伤，反而犹豫不前，岂不是见伤不救了么？”熊医生同意了。他当即下条子给和赓二百块银元，和赓拒而不要。他再三要给，和赓只拿了五十块，说这已足够来回使用了。事后他对马佩璋说：“谢和赓勇敢，不贪钱，没有私心，事业心强。我确实要好好培养他。”
白崇禧是个十分好学的人。谢和赓建议他买一部《万有文库》放在卧室及书房里，还主动提出为他整理书籍并经常按照局势变化和他的需要，把他要看的书放在他床头的大椅子上。他对此事极为满意，还对李宗仁、黄旭初说：“谢和赓是个好秘书的料子，他自己既好学，又能为长官增长知识学问尽力。”
8月3日，白崇禧与李宗仁、黄旭初等人再次讨论南京来电。白崇禧在会上说：“抗日是两广素来的主张，也是国民一致的要求。于今，抗日时机成熟，正是吾人报效国家之时。如果自己不到南京，不但辜负蒋公之德意，则往昔揭示之抗日口号乃是自欺欺人，必将为国民所唾弃。”他决定应召赴宁后，消息传开，争取随他飞宁的人真是不少，相随多年的机要秘书莫违义要去，英国留学回来的五路军秘书闵志达要去，还有随他作记录员的人，五路军的其他秘书三四人，及万民一、万仲文等人，都非常活跃地向李、白、黄等核心人物表示希望为白充任秘书前往。在他心中，谢和赓以其有头脑、有见地的鲜明主张而独占鳌头。他为了不致于因选择赴京机要秘书的人员而影响内部的关系，颇费考虑，斟酌再三，到底想出一条妙着。他向李宗仁等人说：“我暂时只带参谋、副官等随行高级人员黄季陆、刘斐、潘宜之等飞宁，而谢和赓我用得着他，则以‘教官’的名义作为侍从工作人员随我前去。”那时，谢和赓是广西学生军大队政训处主任，算作教官。
他当然没有想到，中共秘密党员谢和赓经过三年艰辛的努力，终于贴近了他身边，出色地完成了组织给的第一步重要任务。
8月4日下午，他带领随行人员由桂林起飞。路经南昌时，原想着陆休息，因遇大风雨，机场积水很深不能下降，便直飞南京，原定在下关机场降落，也因积水而改在南京下关水上机场降落。当晚蒋介石在军官学校召见，并以晚餐招待。
8月5日，亦即白崇禧飞抵南京的第二天，日本报纸报导他入京，冠以大标题：“战神到了南京，中日战争终不可避免！”
白崇禧抵京不久，蒋介石发布他为副参谋总长，何应钦为参谋总长。谢和赓则被白崇禧任命为中校机要秘书。
李宗仁送走白崇禧不久，就感觉到蒋介石不会让他呆在广西老窝里的。很快他就接到了任命，出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历史证明了，广西人打仗都不是孬种。他想，在这国难当头的抗日战争中，广西的将领与子弟兵应有优越的表现。他有打胜仗的信心与气魄。
他作为广西的首脑人物，作为“李、白、黄”中称在最前头的李宗仁，常常在思考广西的事情。他在北伐及蒋桂战争中，从广州打到武汉、上海、南京，后来打到北京、天津，甚至部队一度到了山海关，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所见所闻，相比之下，他更感到广西的贫瘠、落后和偏僻，就是省会所在的南宁或者桂林，也不过是只有一两条街道的小镇罢了。可是，他也颇知广西人的长处。多民族多山的环境，壮人素以勇猛质朴、吃苦耐劳著称，形成的尚武的风气，远强于其他省份。他常以太平天国为荣耀。广西人在中国历史上所曾经留下的记录，以太平天国给人的印象最深。洪秀全、杨秀清等率领三千广西子弟，惊天动地地一路打到南京，眼看就要推翻清朝。他也常引太平天国的内讧为戒，常对桂系的高级干部说：太平军内部韦昌辉、杨秀清等人自相残杀，才被湘军乘机击败，我们务必提倡互助，加强精诚团结。这几年他们合作无间，重建广西，为这次抗战动员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因为平时实行寓兵于农的政策，18至45岁的农民，按年征兵，训练一年后退伍。所以七·七事变前，广西已有四届经过训练的士兵退伍在乡，各级干部也储备齐全。现在抗战爆发，一经号召，各县农民蜂拥前往县政府报到入伍，终因报到入伍人数太多，政府还须以抽签方式决定取舍。不满一个月，便编成四个军，共40个团，即可开赴前线作战，有人说这在中国近代史上，是军事动员的前所未有的先例。部队请他去训话。他常说：“自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以来，中国过去对外，都是打败仗。只有中法安南之战，中国打了胜仗，打败了法国。这次打仗的，都是广西子弟兵，其领袖刘永福、苏元春都是广西人。民国以来，不论是讨袁、护法、北伐，广西子弟兵都有打仗的传统。我相信我们北上抗日，也有打胜日本人的信心。”
他在军事上颇有信心，而在政治上却颇费心机，怎么才能使广西在政治上也实力鼎盛呢？
9月份的一天晚上，李宗仁约请了陈劭先与当时在桂林的郭沫若、徐悲鸿在旧藩署的戏院里看电影。由五路军的电影队放映抗战的最新记录影片。前方战士英勇抵抗日军入侵的镜头，更激起大家抗日爱国的热情。看罢电影，李宗仁还约他们在八桂厅喝茶谈话，议了一阵关于全国抗日的局势及广西动员的情况。饮了两轮茶之后，郭沫若、徐悲鸿告辞走了。李宗仁还请陈劭先留下来谈一会话，有事商议。
尽管他是一方军事首脑，却十分喜欢结识各方名人雅士。刚才听着郭沫若一边品着茶一边发着宏论时，他又在想着这件事：在广西搞一个联络全国反蒋的名人组织。这件事，自从白崇禧飞往南京后，已经在他头脑中酝酿了好些天了。前几天，蒋介石又发布他为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并要他飞南京转徐州上任，他就考虑得更多了，是需要对广西这个后方根据地作一番安排的。这件事也摆到了议事日程上。
本来广西在1935年曾有过一个反蒋的秘密组织，叫做“中国国民党革命同志会”。这个组织就在最近因王公度案发生后，实际上已经解散了。可是，他还想另搞一个组织联络一批反蒋的人士来增强广西的力量以扩大影响。他看中了陈劭先来办这件事，请陈驻会主持会务。陈劭先是德高望重的老同盟会员，追随孙中山先生的国民党元老，自四·一二事变后，陈劭先就识穿了蒋介石独裁统治的面目，早在1928年就开始主张反蒋，并经过严重的考验。他和劭老的结识是北伐时率第七军到达上海的时候。邵老对他印象很好，说他诚恳朴实；他亦十分敬仰劭老，从而两人结下友谊。因陈劭先曾与蒋介石在孙中山的大元帅府“桌对桌一起办公”，邵老任大元帅府的经理处处长，蒋介石担任参谋处长。邵老认为蒋介石对军事一窍不通，还花天酒地乱花钱，钱花完了就到经理处来要，劭老认定蒋是国民党的败家仔，就硬是不给，两人经常冲突。蒋介石独裁后，请劭老出来做官，劭老不屑一顾，宁可在上海作寓公，暗地里替广西作联络各方面反蒋势力的工作；因而于西安事变前夕，在上海遭逮捕，押解南京关押。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经各方人士营救获释。劭老出狱后，他发电去沪，邀请邵老来桂林。邵老带着妻子与四个孩子，于七·七事变前夕来到桂林，担任广西绥靖主任公署顾问。
他对陈劭先说：“邵老，宗仁想请你出面帮一个忙。”陈劭先说：“德邻不必客气，尽管说。”
他说：“现在既和蒋合作抗战，不好再搞秘密组织活动，以免引起蒋的责难。我想了许久，打算搞一个公开合法存在的组织来团结一班同情我们的人，名称叫做广西建设研究会。抗战和广西建设两者之间并无矛盾；而且，研究会这个名称还有些学术团体的味道，蒋介石即使不愿意，也无法加以指责。我想请邵老出来主持会务。劭老答应的话，德邻远去徐州抗战，就放心了。”
陈劭先当然知道，李宗仁之所以要自己出面主持这个政治组织，是利用陈的声望及其与国民党内外的反蒋人士有相当的联系。陈劭先也知道，自己反蒋和李宗仁反蒋，各不相同。陈的反蒋是因为蒋介石背叛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而李的反蒋，则是为了扩充其政治实力。但是，陈劭先想到既然在反蒋这一点上是共同的，就可以接受李宗仁的委托办起这个组织，还可以利用这个组织为团结抗日及民主进步做一些有益的工作。
陈劭先就立即着手张罗建设研究会的筹备工作，会所就设在桂林旧藩署内八桂厅。会长由李宗仁担任，副会长两人，一是白崇禧，一是黄旭初。常务委员为李任仁、陈劭先和黄同仇。会内日常工作由陈劭先负责。广西建设研究会在抗战期间做过许多好事，对团结抗战，推动进步，发扬文化，救国救亡，起过很大的作用，是抗战期间广西集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人士于一堂的一个真正统一战线的组织，还保护了许多进步民主人士与中共地下党员。这已经是后话。
1937年10月9日，在李宗仁离开桂林的前夕，广西建设研究会宣告成立。李宗仁亲自出席主持了成立典礼。第二天上午他又主持了桂林各界“双十节”纪念会，然后乘机北飞，参加抗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