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6月—7月，桂林）
独秀峰下的王城，是桂林的一处十分有名的名胜古迹。周长三里的城墙，青石块砌的城垣，城高门深，古树婆娑，使人感到气势森严，它是明代靖江王朱守谦建的府第，已有五百多年的历史。自从1936年冬天，广西的省会从南宁迁到桂林，从王府城垣那高深的圆拱形门洞出入的，就不仅是悠然自得的游人了。因为广西省政府设在王府里，广西的高级军政要员及南京政府或是外省来的官差，就频频在这东、南、西三个门洞里进进出出，使王府又从文物古迹成为壁垒森严的衙门了。
两广六一运动结束后，李宗仁觉得抗战随时都会爆发，南宁作为省会，距离北部湾海岸太近，极易受敌人从海上的威胁。出于战略上的考虑，李宗仁才将省会迁至桂林，一是可避敌人自海上登陆的威胁，再则可与南京政府及各省取得更密切的联系。加以桂林多山洞，是最好的天然防空处所。广西省政府的办公大楼，设在大门北边的一座宫殿似的楼房里，飞檐层叠，赤红色的巨柱高门，矗立在当年承运殿留下的云阶玉陛和勾栏望柱构成的高台上，给人一种府第凛然、衙明高深的感觉。
1937年5月底的一天下午，从省府里走出一个夹着皮包、模样斯文、身材瘦削的人，穿蓝布中山装，青布鞋白布袜，年纪51岁。他走下那雕有图画的石阶以后，沿青石路走出大门，没乘小汽车，也没叫人力车，步履匆匆地赶去八桂厅开会。他就是桂系民主派的代表人物李任仁，字重毅，人称重老。据梁漱溟先生考证，李任仁的名字“任仁”、“重毅”出自《论语》：“曾子曰：‘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李任仁赶去参加李宗仁主持召开的桂系高级官员会议，会议内容是：中共中央的全权代表张云逸即将来桂林与桂系谈判合作抗日，桂系将采取什么对策。李任仁当时担任广西教育厅厅长，又曾是白崇禧的老师，在广西是十分有影响的人物。他知道，在会上免不了又有一场争论。西安事变以后，广西的文武官员思想混乱，意见分歧。有的对抗战缺乏信心，有的高级将领对蒋介石会不会参加抗日表示怀疑，有的认为蒋介石已停止“剿共”，很可能会抽出兵力来压迫地方势力，广西要准备对付新的蒋桂战争。李宗仁、白崇禧也说：“蒋介石不可靠，我们不要上蒋介石的当。”在不久以前，刘仲容从西北回到桂林，李宗仁曾经召开过桂系高级官员座谈会，听刘仲容先生介绍西北之行的情况，转达了毛泽东的重要讲话。刘仲容在会上说：“毛先生说了，抗日是人心所向，这是老蒋阻挡不住的。我们有充分的条件，联合各个方面的力量，逼蒋抗日。据毛先生估计，今天的局势已经不同过去，蒋介石不打日本打内战，办不到了。”李任仁听了十分兴奋，认为国共合作抗日的局面将会实现，他在会上表示：“毛润芝先生的看法有道理。我们广西应该做好相应的准备，与中共加强联系，通力合作。”而黄旭初、潘宜之等人却说：“我们只能自己干自己的，建立自己的政治思想，不能抄袭共产党的理论作为自己的理论。”并以此为借口反对国共联合抗日。没有得出统一结论。
李任仁赶到八桂厅时，与会人员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李品仙、王公度、甘介侯、黄同仇、潘宜之等已快到齐。八桂厅是李宗仁在桂林办公的地方，经常在此召集高级军政人员商讨重要事宜。这次李宗仁召集讨论与张云逸谈判对策，分歧仍然很大，黄同仇、黄旭初、潘宜之等顽固派还是老调重弹。这次，李宗仁没有说什么话，白崇禧也较为沉默。李任仁、王公度主张与中共搞好合作，其他人各谈各的。吃了晚饭又继续开至夜深，仍未有具体结论。最后决定由王公度对张云逸的桂林之行，作好周密的安排。因张云逸此次来桂林谈判是秘密进行的，不能让蒋介石在桂林的特务获悉。李宗仁并决定派刘仲容到荔浦车站迎候张云逸。李宗仁说：“以前人家在广西跟我们打仗，现在人家来广西跟我们商讨合作抗日，我们要做到礼仪周全。”
当晚散会时，李宗仁嘱咐李任仁第二天再来一次。第二天，李宗仁、白崇禧单独听取了李任仁的意见。李任仁说：“西安事变表明中共不计旧仇宿债，真正实行抗日救国。这次张先生来桂林谈判合作抗日，我们广西方面应该拿出真心实意，与中共合作，共赴国难，救国救民。这是广西人民乃至全国人民根本利益之所在。亦符合中山先生之遗愿。”李宗仁决定让李任仁参与跟张云逸商讨团结抗战的具体方案；为了避开蒋介石的耳目，可以安排到李任仁与白崇禧的老家临桂县会仙乡去进行。
1937年的夏天来得早。在桂林5月末6月初已经炙热灼人了。那几天，李任仁更感到热乎乎的。这个老同盟会员、孙中山先生的忠实追随者，已经从全国的局势及自己的亲身经历，预感到国共合作的新时期就要到来了！
李任仁出生在乡村中医的家庭里，家里日子也十分艰辛，只有能力供养长子一人读书。作为次子的李任仁，只读了一年私塾，就不得不辍学，14岁时去中药铺当学徒。他天资聪明，从小爱读书，喜欢打抱不平，主持正义。他16岁那年，父亲因仗义直言，为民请命，到县衙门告状，告恶霸勾结县衙明师爷私征酒税，坑害人民。状纸被师爷暗中扣下，父亲则被处以聚众抗捐罪，关进大牢。李任仁闻讯赶进桂林城，当街拦住县官大轿喊冤，历数师爷、恶霸之劣迹。父亲终于被释放回家，老人认为受人欺侮在于家无功名，决定再送任仁读书。两年后，李任仁考中秀才，回乡创办会仙小学堂，白崇禧是第一班学生。白崇禧家道贫穷，仅靠姐夫卖牛肉，姐姐帮人做针线，勉强送其读书。有时连文具课本也是老师赠送。李任仁和白崇禧就此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
在同盟会的影响下，李任仁带头剪掉了头上的辫子。辛亥革命爆发前一年，李任仁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开始从事地下革命活动。1921年12月，孙中山到桂林发动北伐。这时，已是桂林第三中学校长的李任仁，代表桂林教育界，亲自谒请中山先生出席桂林教育界召开的欢迎大会。中山先生欣然出席并发表演说，李任仁主持大会并致欢迎词。后来，李任仁诚心拥护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中山先生在京逝世时，已任桂林县知事的李任仁含泪提议，在桂林王城内建中山公园、中山纪念塔，并把玉皇阁改建为中山纪念馆，以示继承中山先生遗志。
在李任仁建议下，李宗仁、白崇禧率军参加了北伐战争。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李任仁也上了“清党委员会”的黑名单。幸而白崇禧秘密通知刘斐转电他逃跑。他先到会仙乡下隐藏起来，然后逃出广西，才没有遭难。
1931年，他出任广西教育厅长，聘请共产党员杨东莼担任广西师专校长。1934年，因顽固派作祟，杨东莼、朱克靖等被“礼送出境”，他被迫辞去厅长职务。但他说：“厅长可以不做，在广西积蓄力量，进行改革，从事反帝、反封的主张和行动，我是坚持不会放弃的！”
1935年，他再次出任教育厅长，又邀请老同盟会员、一贯思想进步的陈此生出任教务长，并由陈先生延聘陈望道、邓初民、马哲民等一批很有权威的进步学者前来任教。广西师专培养出来的不少学生先后走上了革命道路，有的成为中共党员，有的成为民主战士，这在当时，极为难能可贵。
当李任仁从李宗仁的八桂厅回到自己的办公室时，秘书提醒他当天要做的事：武昌中华大学华南参观团一行12人，昨天已抵桂，今天下午厅长去看望；国际展览已布置完毕，今日开展，请厅长出席开展仪式。
李任仁转告秘书：“广西大学文法学院、桂林初中及桂林女中今天都在街头演出《放下你的鞭子》，我们要安排时间去看一看。”
梧州码头在望了。这趟客船是香港与梧州通航的班轮，因而码头上接客的人群显得特别拥挤。这是1937年6月初的一天，张云逸带着秘书李实便装乘船从香港来到梧州。
八年前的夏天，张云逸也是从梧州进入广西的。那次，中央原来要派他去苏联学习；正好当时，蒋桂两派的战争又在酝酿，且有一触即发之势。中共中央决定抓住这一有利时机，派一批同志去广西开展革命工作。这样，中央军事部长杨殷在上海找他谈话，改派他去广西工作，征求他的意见。张云逸爽脆地答应服从组织决定。那次，他同邓小平、袁任远、叶季壮等一批共产党员一起，在南宁策动了兵变，拉起队伍成立了红七、八军，开辟了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并粉碎了李宗仁、白崇禧指挥的桂系军队的“围剿”，挺进江西，加入了中央红军。斗争确是惊心动魄，往事犹历历在目。
真想不到八年后，他第二次从梧州进广西，是与当年要“剿灭”红军的对手李宗仁、白崇禧商谈合作抗日。形势发展得真是快呵！
西安事变之后，党中央决定派他到华南进行统一战线工作。毛泽东接见了他。周恩来跟他作了详谈。中央考虑到他是南方人，在广东工作与生活过，北伐时担任过国民革命军第四军二十五师参谋长，四·一二事变后又在第二方面军张发奎部队里从事秘密工作，在南方关系多，既熟悉广东，也熟悉广西，因而选派他担负这项重要工作。中央还特意安排他宴请即将从陕北回广西的刘仲容先生，接上了头。
1937年4月25日，他同周恩来、孔石泉等20余人乘一辆卡车，从延安出发。他是要经西安转到香港去开展工作。周恩来等是要经西安到南京去同国民党继续谈判。卡车离开延安50多里后，突然遭到土匪袭击。一二百个土匪从正前方公路上挖的工事里，从后面的小山包和左边的树林中同时射击，形成三面包围的态势。密集的子弹射来，有的同志在车上就牺牲了。敌我力量十分悬殊，大家在周恩来、张云逸等同志指挥下奋力抵抗。张云逸的手负了伤。他经过仔细观察，从敌人的枪声中发现右侧没有敌人。他一面指挥大家还击，一面同孔石泉一起利用有利地形掩护周恩来从开阔地跨进沟壑，钻入对面山坡的丛林，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圈。脱险后，他们仍旧折回延安。他这次南下，真是冒了很大风险。5月初，他重新出发，从西安辗转到达香港，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在华南开展党的统一战线工作。
在这两次来广西的八年间，他与妻子韩碧也经历了长久的悲欢离合。他在1929年夏天去广西时，韩碧刚刚生下儿子远之，从此就杳无音信。韩碧在广州，以理发为业，自谋生路，艰难地将儿子远之养活到九岁。张云逸从延安来到香港后，在组织和亲友帮助下才找到韩碧母子俩，送到香港，一家三口分离八年这才在香港重聚，住在一间不到15平方米的阁楼上。一家刚团聚，他又不顾个人安危，到广西来进行秘密谈判工作。
在他到广西之前，中共中央事先派了共产党员杨必升到桂林同桂系方面进行联系，转达了中共中央拟于近期派张云逸为全权代表到桂林谈判合作抗日的意见。张云逸到香港后也派人到桂林同刘仲容取得联系。
张云逸、李实到梧州上岸，按王公度事前的通知，找梧州公安局长李一尘接上头，由李一尘亲自接待，并派汽车送往桂林。当汽车到达荔浦车站时，刘仲容已经在那里迎候，并陪同他一起来桂林。由于王公度、刘仲容的安排，张云逸到桂林不久，即同李宗仁见了面，并开始了会谈。刘仲容还派了人对张云逸进行了秘密保护。
6月12日，张云逸同李宗仁、白崇禧进行了首次会谈。张云逸在会谈中，阐述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强调团结抗日，救国图存是全民族的需要。只要是抗日派，都是中国共产党的朋友，我们党随时准备和国民党内的爱国人士合作，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经过西安事变，中国的局势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蒋介石不打日本打内战，办不到了。我们有充分的条件，联合各个方面的力量，逼蒋抗日。一切抗日救国的力量团结起来，抗日一定会胜利。李宗仁、白崇禧在会谈中，表示赞同中共对形势的看法，赞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愿意团结抗日，共同对外。
几天之后，在第二次会谈中，李宗仁表示完全同意中共提出的巩固国内和平，实现民主和团结抗战等主张。双方商定，由张云逸与桂系几个高级官员研究拟出如何巩固和平统一，实现民主和团结抗战的具体方案。张云逸在桂林期间，四川军阀刘湘也派出代表张斯可、李星辉到桂林联络。经李宗仁介绍，张云逸同张斯可、李星辉见了面并进行了会谈。主张川、桂和中共联合起来，迫使蒋介石共同对日抗战。张云逸还请张斯可一起参加关于巩固和平，实现抗战具体方案的制定。
当时蒋介石在桂林的特务机关十分活跃，很快就察觉了张云逸在桂林同广西和四川代表进行的联络工作。蒋介石下令要其在桂林的特务密切注意张云逸的活动。蒋介石还放出空气说桂方反对蒋介石反对联共的主张；其用心在于破坏桂系同中共建立统战关系。而桂系的顽固派高级官员黄旭初、潘宜之等，仍坚持桂系应“建立自己的政治思想，不能抄袭共产党的理论”，不主张同中共联合。因而，李宗仁的态度摇摆不定。面对错综复杂的情况，在同广西和四川代表会谈时，张云逸耐心而坦率地指出：“在此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各个地方实力派只有以抗日民主与蒋介石比进步，才能生存和发展；如果以军阀政策与蒋介石比落后，只有失败。我们联蒋抗日，也只有在抗日与民主的道路上去推动，蒋介石如挑动内战，不仅无益，在全国人民面前也是通不过的，是不可能办到的。”
为防止蒋介石特务的跟踪骚扰，张云逸和李任仁等离开了桂林，来到离城40多里的临桂县会仙乡李任仁的老家，进一步商讨联合抗战的具体方案。会仙乡不在交通要道上，奇峰环野，湖塘绕村，风景秀丽，环境幽静。这一带平时难得有生人进来。张云逸与李任仁等在这里会商，又采取了严密的防范措施，蒋介石的特务进不来，就是贸然闯进来，还到不了村里就会被人发现而加以阻挡。
张云逸与李任仁在谈判的间隙，聊起天来。李任仁告诉张云逸：“我是拥护‘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四·一二事变中，要不是躲进村边的一口枯井里，早挨砍头了。”张云逸说：“四·一二以后，我在海口也差点被抓，幸亏得到消息，上了开往越南海防的轮船，转道香港，才捡回了这条命。”两人聊起来，气氛十分轻松友好，越深聊越觉得两人相似的经历不少。两人都出生在上世纪末，李任仁比张云逸长六岁，都是乡下贫苦人出身，都在少儿时有一段好学苦读的历史。张云逸说：“那时，买不起笔墨纸张，我就用树枝作笔，在地上练习写字。”李任仁说：“家太穷，我只读了一年私塾，就辍学当小学徒打工，仍然千方百计找书来读，经常读至深夜。”他俩都是老同盟会员，有加入同盟会的相似经历。李任仁说：“我是读了在暗中传阅的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激动起来了，偷偷加入了同盟会。”张云逸说：“我也是读了那些书才明白孙中山的革命主张的。”他俩都是在辛亥革命前一年参加同盟会。他俩越聊越高兴，还一起在会仙乡李任仁的堂屋里同声背诵当年宣誓加入同盟会的誓词：“当天发誓，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矢信矢忠，有始有卒，如或渝此，任众处罚。”
会仙乡的会谈，使张云逸与李任仁建立了诚挚的友谊。解放后，张云逸出任新中国的广西省第一任省长，李任仁担任副省长。张云逸在生活上关心李任仁，在工作上尊重李任仁，两人真诚相待，友谊更深；李任仁在反“右”中受了委屈，张云逸还主动出面为李任仁讲公道话，说：“重老提意见都是直接向我提的，不是背后乱讲的。”
经过张云逸的艰辛工作及同广西、四川方面的代表反复磋商，6月下旬拟定了联合抗日的七条纲领草案。这个纲领草案的主要之点是：
1．巩固和平统一，实现民主政治，团结抗日，收复失地；
2．召开国防会议，充分接受各方抗日主张，树立抗日旗帜；
3．扩大抗日宣传，开放民众运动，改善人民生活；
4．释放政治犯；
5．开展国民议会制宪运动，国民会议代表名额应分配于各党派指定；
6．各抗日力量应彼此团结互助，以充分力量推动中央领导实现抗日，不得含有分裂民族统一战线的企图。
这个纲领草案的内容是符合实际的，它反映了广大人民抗日救国的愿望和要求。报告拟定后，张云逸即用密码请桂系的电台发往延安。毛泽东收到张云逸的报告后，即在6月26日回电，予以充分肯定。毛泽东在回电中说：纲领草案是对的，我们赞成本此去做，并促请桂方向粤、港、沪联络，推动各方也努力去做。
就在张云逸还在桂林的时候，震惊中外的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了！日军大举入侵华北。中国军队奋起浴血抗战。抗日战争开始了！7月8日，中国共产党通电全国，大声疾呼：“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生路！”张云逸奉中共中央的指示，再次同李宗仁会谈。此时，李宗仁在新的形势下，不再在民主派与顽固派之间摇摆，即同意致电华北及南京政府表示支持抗战。在桂林的四川代表张斯可，询问中共对卢沟桥事变的主张，并主动邀请张云逸到四川去同刘湘商谈。
七·七事变后，桂林一下子就沉浸在一种全民抗战的紧张氛围中。街头人人在讲抗战。报纸人人争购，抢看华北前线消息。学生上街表演抗战节目的次数陡然增加。当局也在布置全城防空演习。尖厉刺耳的警报声，尽管已事先声明是作演习用的，请市民不必紧张，可是“呜——”的警报声向这个山水秀丽的城市报告：战争即将来临。张云逸在桂林的住处也格外繁忙起来。蒋介石特务装扮的水果小贩将门口盯得更紧。张云逸刚刚送走来商谈的四川代表张斯可，李任仁也来到了。人们也不管门口那几个蒋介石的耳目了。李任仁来询问北边抗战的新消息和中共的新动态，也向张云逸转告蒋介石在庐山召开谈话会的有关内情。李任仁走了刚一会，王公度乘车来请张云逸去八桂厅与李宗仁会谈。李宗仁以华北形势危急，要求张云逸留在桂林，以便讨论对策及与中共中央保持畅通的渠道。同时，李宗仁请张云逸转告，广西再度派刘仲容赴延安，作为桂系的常驻延安代表，同中共中央保持联系。张云逸根据中央指示，向李宗仁强调：目前是全国存亡关头，又是蒋介石及国民党彻底转变政策的关头；为了坚定蒋介石抗日的决心，各方应表示诚意拥护蒋氏及南京政府的抗日政策，不可有牵制之意；一方面促成蒋介石发动全国抗战的最后决心，另一方面，自己也准备抗日的实际步骤，同南京一道去做。张云逸也转告李宗仁：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他继续留在桂林，并来往于桂、粤、港之间，进行抗战的统战工作。
李宗仁送张云逸走出门口时，天空中有几架战斗机鸣啸着飞过。两人仰脸看着。李宗仁告诉张云逸：“这是广西的空军战斗机在演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