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1月，天津—桂北）
天边那苍苍郁郁的都庞岭的轮廓，已经越来越显目。峰峦耸峭，崖谷深邃，山色苍茫。一大一小两部汽车沿着蜿蜒起伏的山间公路，在这五岭山的支脉中盘桓疾驰。大车里坐着好些全副武装的士兵，小车后排坐着两个身板端正、风尘仆仆的中年军官。车子越驶近他们要去的都庞岭南端的险要关隘龙虎关，天空越显得阴沉，偶尔还洒下几点小雨。
车子所过之处，沿途可见公路两旁，大批民工在簇簇拥拥地修路面、架桥梁，连老人、妇女、儿童也掺杂在人群中劳作。车速因而时疾时慢。有时还会遇到民团的队伍在行军调动。驶过坡顶或是镇口，还可以望见民工们在紧张地赶修碉堡、挖工事。由荷枪的士兵或是民团武装把守的沿途关卡，似乎得到了关照，对这两部落满尘土的汽车不加以阻挡与盘查，挥旗示意，畅通无阻。刚才，有支在行进中的民团队伍停了下来，戴礼帽、挎驳壳枪的头子大声叫喊着，命令队伍紧靠路边，把这狭窄的路面让出来，给汽车驶过。戴礼帽的头子还摘下帽子朝小车里的军官挥了挥，笑着打招呼。小车里年纪稍大那位军官嘴角露出一丝满意的微笑。此人确实身份不凡。他就是桂系军队的首脑人物白崇禧。他当时刚41岁，已在军界大名鼎鼎。他30来岁时，正逢国共合作，革命军北伐，他雄心勃勃，才气横溢，以北伐军副参谋长兼东路军总指挥身份，指挥部队打了好几次胜仗，尤其是龙潭之战，血战七昼夜，消灭了孙传芳威胁南京的渡江部队，使他“小诸葛”的名声远扬。在车里坐在他身旁年纪稍轻的军官是他的高级参谋刘斐，当时35岁。这一带充满了火药味。看样子，好像要在这一带打一场大仗。
这是1934年11月21日。
确实，蒋介石坐镇在近千公里外的南昌行营里，已经布置好了在五岭南边湘江以东的地区打一场围歼长征红军的大战。
中央苏维埃根据地的红军主力于1934年10月中旬开始撤离瑞金。这是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以后，中央红军不得不进行的战略大转移（也就是以后震惊中外的长征）。中央红军号称10万人，实际上连中央机关人员在内共8.6万人。蒋介石在红军前进的路上设置了四道封锁线。10月21日晚间，红军迅速占领了王母渡、韩坊、固陂、新田等地，突破了蒋军的第一道封锁线。10月25日，红军全部渡过赣南的信丰河，从南康、大庾岭边缘地区进入广东境内。红军在很短时间内顺利地通过第二道封锁线；11月3日，已进入湖南的门户汝南地区。从蒋军东路军占领瑞金所得的资料，及红军大规模西进已暴露出明显的行动意图：不是战术机动，而是战略转移；不是南下，而是西进，沿着当年8月份任弼时、肖克、王震率领的红六军团西进的旧路转移。蒋介石马上调兵遣将，南昌行营里函电交驰，部署了湘江战役，由桂军在桂北的湘江堵截，与中央军、湘军三方面形成铁三角合围，聚歼红军于湘江之东岸。
龙虎关山势雄浑，关口险削，易守难攻，确是一道雄关，难怪古人冠以“龙虎关”的威名。自古以来，这是沟通湘桂交通的咽喉。到了龙虎关，白崇禧也不歇脚，与刘斐攀关而上，站到关顶的高坡上眺望。攀山感到热，他解开了军上衣的几颗扣子，纵目向西北望去：都庞岭以西，湘江以东，兴安以北，全州以南，这块新月形的三角地带，在广西东北境内，山环水绕，川谷交错，平川田陌之中，异峰突起，风光秀丽，湘漓二水在兴安分流。两千多年前，连秦始皇都重视这块地方，设桂林郡，采巨石砌灵渠以分湘漓，其工程构思精妙而场面浩大，堪称奇迹，足以与四川的都江堰媲美……
白崇禧望着想着，直感到要是按老蒋部署打这场恶仗，其后果真是不堪设想。他想着这场仗，身子顿生凉意，又伸手扣起军衣，并向陪同人员询问都庞岭另外三道关的近况。都庞岭坐落在湘桂两省之间，岭东是湖南省的道县与永明县（今江永县），岭西是广西的灌阳县与恭城县。两省以雄险难攀的岭脊为界，南北走向，其间有清水关、永安关、雷口关、龙虎关四道关口，尤以最南端的龙虎关为重要。白崇禧想到，红军要是从湘南西出龙虎关，即可西逼桂林，南指梧州，无异于一把尖刀捅入广西腹地。白崇禧冷然一笑，对刘斐说：“为章兄，要是按照老蒋部署，将我们的主力摆在灵川以北的湘江沿岸堵截，岸边既无险可守，我们势必背水一战，将我们广西两万子弟兵拼掉——”
刘斐把话头接了过来：“其结果，将压迫红军西出龙虎关，我们苦心经营几年的广西大好局面就葬送了。”
几颗冷雨打在白崇禧的脸上。他的心顿时沉了下来——
自从蒋桂战争以李宗仁、白崇禧失败流落香港、越南而告终，历史又给李、白以机会，1930年后，他俩加上黄旭初称“李、白、黄”三雄重新统辖广西。他们痛定思痛，励精图治，据地自雄，喊出“重建广西，振兴中华”的口号，实行“三自”（自治、自卫、自给）“三寓”（寓兵于团、寓将于学、寓征于募）政策，经营数年，颇有起色，被称誉为全国“模范省”。白崇禧深知其中重要原因，是因为江西朱毛红军的存在，使蒋介石暂时无力用军事手段来对付反蒋意识很强的广西及其友邻广东，使他们在这几年间获得了喘息与发展的机会。怪不得刘斐曾说，江西红军的存在已经成为广西防御蒋介石吞并的屏障。因而，一年多以前，也就是1933年夏天，蒋介石要李宗仁、白崇禧派兵去江西参加“协剿”红军，白崇禧虽然不得不派了两个团，后来又增加两个团；但是，部队临出发，白崇禧又单独对率队的四十四师师长王赞斌面授机宜，谆谆叮嘱：“广西地瘠民贫，养不起兵，而老蒋又时时想解决我们。不能不多养一些兵，以图自存。现在派你们两个团去剿，必须换回四个团的补给来（那时，蒋介石对“协剿”的部队答应补给经费，而中央军的编制大，待遇高，所以两团人的兵力可以换回四团人的经费）。同时，你们也不能损失一个兵，一枝枪。这是主要原则。”所以王赞斌到达江西后，只实行深沟高垒、封锁红军和遥相对峙的政策，避免与红军接触，即使有时派些部队出击，不论胜败，都迅速撤回原防，不许胶着，力避损失。现在江西红军败了，广西马上面临生存威胁。1934年10月下旬，红军转移的消息传来，白崇禧立即动员广西几十个县的民团民工到桂北修三道碉堡防线。11月上旬，蒋介石给李宗仁、白崇禧发来电令，要桂军在湘江堵截红军。当晚，李宗仁、白崇禧在南宁的四集团军总部大院后楼连夜召开高级军事会议，谋商对策。省长黄旭初、四集团军参谋长叶琪、第七军军长廖磊、第十五军副军长夏威等都参加了会议。李宗仁在会上说：“中央理应在江西四方筑碉，重重围困，将红军就地消灭。如今要网开一面，也应将缺口开向闽、粤两省，把红军驱至沿海，便于就歼。
会散不久，白崇禧又接到潜伏在上海的桂系心腹王建平密电。王建平与白为保定军校同期同学，王又是平乐人，两人私交甚厚。王建平已混入蒋军中央参与机要，常住上海，不断为白搜集情报。王的密电报称：“蒋介石采取政学系头目杨永泰一举除三害之毒计：压迫红军由龙虎关两侧地区流窜平乐、昭平、苍梧，更以主力向东驱逐其入广东新会、阳春地区，或者沿罗定、廉江逼入雷州半岛，预计两广兵力不足应付，自不能抗拒蒋军的大举进入，如此则一举而三害俱除，消灭了蒋的心腹大患。”
白崇禧读罢电报叹道：“好毒辣的计划！我们几乎上了大当。”白崇禧当即找李宗仁密商。李宗仁读了电报，也觉得事态严重。据从南昌行营得悉的朱毛红军动态，红军先头部队已出现在湘南的嘉禾，离都庞岭只隔宁远、道县两县之地了。这几天，他们两人不止一次闭门密商：要不要同共产党采取妥协来对付蒋介石？他们上个月曾从广州方面“南天王”陈济棠的一个亲戚那儿得到消息，说陈济棠在和周恩来搭线。如今，从朱毛红军如此顺利地通过赣南、粤北的陈管区，白崇禧判断陈济棠一定跟红军达成了某种协议。
笔者为写本书也曾苦心探索这个问题。笔者1982年春夏间在北京采访刘斐将军。刘老说：“桂系是否有代表跟红军代表谈判过，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但是，红军代表与陈济棠达成秘密协议的事，我后来听说曾有其事。”1987年12月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何长工回忆录》就详细地披露了红军与陈济棠和谈经过。广东陈济棠当年为保存实力并防止红军进入其广东领地，对红军采取了“外打内通”、“明打暗通”的策略。他为了应付蒋介石，虚张声势，向红军偶尔进犯，打点小仗，摆出进攻红军的架式；同时，又暗地里给红军送弹药，派其高级参谋杨幻敏少将跟红军作试探性谈判。1934年9、10月间，陈济棠电约红军代表举行秘密军事谈判。红军派潘汉年、何长工为代表与陈济棠派的代表杨幻敏、黄质文等人密谈三天，达成了就地停战，取消敌对局面；互通情报；解除封锁，互相通商；互相借道，陈部撤离40华里；红军人员进入陈的防区用陈部护照等五项协议。红军西进，陈济棠执行了协议，陈把他们同红军协议基本内容转达到跟红军接触部队少将以上的军官，并严令各部“敌不向我袭击不准出击，敌不向我射击不准开枪。”这使蒋介石的一、二、三道封锁线落了空。
在这同时，命运跟广东陈济棠相似的广西李宗仁、白崇禧，到底有没有跟共产党进行秘密接触呢？
党史专家胡华在1984年12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的《不朽民族英雄吉鸿昌》一文中，记载了如下事实：
1934年8、9月间，吉鸿昌派往安徽进行兵运工作的人员被捕，吉鸿昌在天津组训抗日武装力量的工作也相继暴露。蒋介石急令北平军统站逮捕吉鸿昌等人。党组织通知吉鸿昌速离天津。吉鸿昌因经手的几批武器尚未运到，准备会面的广西李宗仁派来的抗日反蒋代表也未到达，决定暂时留下。于十一月九日晚，转移到天津国民饭店四十五号房间。当他以打牌为掩护，正在房间内与广西李宗仁的代表刘少南秘密会谈时，突遭国民党特务闯入枪击，刘当场被击毙，吉鸿昌胳膊受伤，被法租界工部局逮捕。
吉鸿昌曾任国民党宁夏省主席，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二路军总指挥兼三十军军长等职，因反对率部进攻红军，被蒋介石解除军职强令出国“考察”。1932年，在“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后，回国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3年联合冯玉祥、方振武等在张家口组织察绥抗日同盟军，浴血抗日，后遭日军与蒋军合围，虽然兵败，但威名远震。李宗仁、白崇禧于1934年11月上旬红军西进逼近广西时，急匆匆派刘少南北上天津跟共产党员吉鸿昌将军秘密联系，其目的是什么？从时间、环境、局势来考察，李宗仁找共产党联系的目的，当与广东陈济棠找周恩来的目的不会是两样。桂系与共产党达成某种秘密协议，规定红军不进广西腹地，而李、白则让出一条路给红军过境。再说，日本侵略的矛头，当时是指向华北，暂时还没有威胁华南的势态。李宗仁面临的是红军与蒋军两支大军压境。虽说蒋介石也猜疑李、白有暗地通共的一着棋，但刘少南在天津被击毙之事，经考证，却并不是蒋介石已经察觉了李宗仁通共的蛛丝马迹，而是蒋介石下令给军统局北平站行动组“制裁”吉鸿昌的意外结果。
军统北平站长陈恭树侦察到吉鸿昌正在法租界国民饭店二楼45号房，先派一女特务带着一个五岁女孩伪装寻物闯进45号房，望见吉鸿昌正在与人用打麻将的办法接头，女特务记住了吉鸿昌的座位，出来后传达给执行“制裁”的杀手。女特务出房后，正巧麻将搓够四轮，搬庄换门，吉鸿昌与刘少南换了座位。杀手猛地踢开门，窜进房间，朝吉鸿昌原来的座位举枪就射，连发三枪，都中要害，这就将李宗仁的代表给击毙了。
这次意外枪击，使李宗仁与共产党没有接上头。朱毛红军眼看就要进入广西境内。
李宗仁、白崇禧拿着上海王建平的密电在总部急切商讨对策，还盼望着在天津与吉鸿昌联系的刘少南会带来新消息。11月10日，李宗仁派驻天津的秘密机关，通过地下电台发来急电：刘少南已被蒋介石特务击毙。跟共产党没有联系上。同时，又接蒋介石电令：要李、白的四集团军总部从南宁转至桂林，集结桂军主力于灌阳以北各关口，与湘军合力在湘江东岸“消灭”红军，并要白崇禧坐镇灌阳指挥。白崇禧阅罢愤然一笑：“灌阳？！灌阳在都庞岭与湘江这片地带的中心，老蒋是指令要我拼命了！老蒋恨我们比恨朱毛红军还更甚。管他呢，有匪有我，无匪无我，我为什么顶着湿锅盖为他下油锅？不如留着朱毛，我们还有发展的机会。”
白崇禧从南宁动身北上的前一天，特意出席了广西省政府举行的以纪念孙中山为名的扩大纪念周，公开报告他要到全州去，并说明他对红军动向的三种判断。当时，背后有人不解地私议，说：“白副老总是个军事家，为什么把‘敌情判断’在公开场合宣扬呢？”有人又说：“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白副老总的话，是讲给蒋光头听的。”
11月16日，白崇禧和刘斐到达桂北重镇全州，与湘军总司令何键派来的二十八军军长刘建绪会商联合防堵的作战部署。双方商定：利用湘漓两水天险。防区的划分是以黄沙河为界。桂军担任兴安、全州、灌阳至黄沙河（不含）之线；湘军担任衡阳、零陵、东安至黄沙河之线。白崇禧在会上振振有词地表示：桂军准备对红军给以迎头痛击。
11月18日，李宗仁、白崇禧在桂林召开防剿军事会议，决定以夏威的第十五军为左翼，布防于清水、高木、永安、雷口四关，主力集结于兴安、全州、灌阳一带；以刚从贵州开回的廖磊第七军为右翼，布防于贺县、富川、恭城一带，并拱卫桂林，策应两翼。又大量调集民团，协助防守。部署已定，李宗仁即返回省会南宁，由白崇禧驻桂林指挥。白崇禧担心红军直插龙虎关进广西，于是在刘斐陪同下，亲自驱车赶到龙虎关察看。
白崇禧和刘斐当日下午，从龙虎关下来，回到恭城县时，接到报告：红军主力部队已到达湖南道县附近，其前锋已迫近都庞岭。白崇禧凝视着东边地平线的起伏山峦，叹道：“朱德平时走起路来不快，带起兵来却不慢哟！”
这时，副官提醒他：“白老总，还看不看这里的孔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