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7日晚，风雨交加。
准备翌日动身去恩隆平马镇的特委书记雷经天，突然接到广东省委转来的中共中央对广西特委的指示信：
中共广东省委并转广西特委：
广西现时应立即加紧南宁、梧州及沿梧、邕交通线的职工运动及武装暴动，不管南宁、梧州落至任何派的军阀手中，不管统治阶级对群众运动的态度是压迫还是缓和，我们的工运方针与群众工作的路线总没有变更，总须发动群众，从日常斗争做起，领导群众直接行动，推翻反动政府，建立广西苏维埃政权。
中央 1929年9月
雷经天看完信，感到情况紧急，事关重大。便立刻戴上斗笠，披上蓑衣，冒雨赶到中央代表的住处去见邓斌。
连日来，邓斌一直在密切关注着事态的变化。俞、李反蒋失败的消息传来后，他立即要陈豪人通知张云逸、俞作豫、龚鹤村等按照预定计划行动起来。指示警备第四大队速派一个营去右江地区，警备第五大队速派一个营去 左江地区，协同地方发动群众，其余留守南宁继续加强整顿和补充。
张云逸遂以南宁警备司令的职权，下令接收了省军械库等重要军事机关，控制了五六千支步枪以及山炮、迫击炮、机枪、电台和大批的弹药。同时，又将十多艘汽船和民船停泊在邕江岸边，做好一切应变准备。
雨一阵紧似一阵地下着，漆黑的夜空不时滚过一声声沉闷的雷鸣，伴随着一道道闪电把破棉絮般的夜幕撕裂出千疮百孔的苍白的口子。 此刻，邓斌和雷经天根据中央的指示信，紧急召集俞作豫、陈豪人、龚鹤村、龚饮冰、叶季壮及部分特委成员商议应变部署和行动。
雷经天说：“中央的指示信很明确，是要我们坚持以南宁、梧州地区为中心发动群众，搞职工运动，搞武装暴动。大家有何高见，请发表。”
龚鹤村抢先发言：“根据目前广西的局势和我们的准备情况，我看干脆来个南宁起义，把南宁变成当年的南昌，打响工农武装的第二枪！”
“噢，南宁——南昌，看起来只有一字之差。”雷经天不置可否地笑了笑，“但是，此一时，彼一时，以目前南宁的局势，能发动一场像南昌那样的大举动吗？”
“我看，目前举行南宁暴动的条件并不比两年前的南昌暴动那个时候差。”龚鹤村争辩道，“现在我们掌握了第四、第五警备大队和教导总队共六千多人的队伍，再说我们控制的军械库里还有大量的武器弹药 ”
陈豪人扶了扶眼镜，忙接腔道：“据统计，这个武器数量，足够装备两个师。俞主席十分赞同我们坚守南宁，以图发展。上级党派我们来广西的使命，就是能早日举行武装起义，擂响南国革命暴动的战鼓！”
俞作豫说：“就武器装备来说，加上第四、第五大队和教导总队现有的装备，配发两个军也够了。军械库的一部分武器，是兄长主政广西后从香港购买进来的，多是英国和德国制造的。而目前，我们亟待扩充队伍。”
从各位的发言中可以看出，他们是赞同或主张举行南宁起义的。这恰恰正符合中央指示信的要求。邓斌抽着烟，默默倾听着大家的发言。他感觉到，斗争实践已使大家对武装革命的认识和理解较以前更加深刻了，也更加现实了。任何一个党派，没有武装力量作后盾，就没有它在政治上的地位，就没有它在权力分配上的优势。——这是从蒋介石发动的“四一二”大屠杀的血泊中爬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人得出的结论。
邓斌倏然回想起一个十分有趣的事：还是在法国勤工俭学时，他便很欣 赏大革命家罗莎·卢森堡(女，1871—1919年，出生于波兰卢布林省萨莫希 城一个犹太商人家庭，德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列宁称她为“国际社会主 义革命的永垂不朽的领袖”)的一句名言：“我们要无军队便不能革命。” 同时，他和周恩来对列宁领导俄国革命成功有一个共同的见解：工农利用武 力推翻了俄皇贵族！1925年秋他和同伴被法国警察局驱逐出境后，赴莫斯 科中山大学学习时，同伴们给他起了一个很有意味的雅号——“小铜炮”。 是指他的身材和他能言善辩的口才。 他对此幽默风趣地说：这名字好啊！这 名字一听就轰轰烈烈，很响亮！
回国后，他对陈独秀把军权交给国民党的沉痛教训刻骨铭心：陈独秀的一个“致命伤”就是不重视建立独立的革命武装，结果蒋介石、汪精卫来了一个大背叛，使成千上万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倒在血泊之中。大革命失败后，周恩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组织发动南昌起义，独立开展武装斗争并寻找中共的立足点。在组织起义过程中，温文尔雅的周恩来表现出异乎寻常的果敢和决断。当张国焘手持共产国际的“尚方宝剑”，要求推迟起义时，周恩来以不容置辩的语气回敬道：“我们必须立即行动起来，暴动断不可推迟，更不可停止！”在周恩来看来，暴动是压倒一切的事情，其他事情都要服从这一点，南昌起义是在一片血色恐怖和强大的敌人包围之中举行的，虽然它失败了，但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力量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的第一枪，开创了无产阶级武装夺取政权的先河。
进而，邓斌又联想到辛亥革命以来，各派军阀混战，都视兵如命，紧紧抓住枪杆子不放。如在湖南政坛几起几落的谭延闿，就从来不做寡头省长，要做督军兼省长。谭曰：有枪杆子撑腰，说话硬气！蒋介石更是靠枪杆子起家的，他在北伐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时，之所以能制造宁汉对立，并随后屠杀共产党，靠的就是枪杆子。
邓斌脑海里不时浮现出一个令人不容回避的大问号：南宁“这一枪”该怎样打才能打得响打得好打得持久？“两手打算”的预定计划已经明确，并且正在逐步实施。俞、李反蒋失败已成定局，从而证明“两手打算”是非常切合广西实际的。可是中央又来信指示，要以南宁、梧州为工作中心啊，应该如何来理解和执行中央的指示呢？
“邓代表，请你谈谈吧。”雷经天以探询的目光投向沉默不语的邓斌。大家的目光也跟着投了过来。
“好，我说几句。”邓斌将半截已熄灭的烟卷重又点着，吸着。“刚才，几位同志所言，不无道理，中央来信也是指示我们这样做。但事实已见端倪： 南宁很快就没有我们的立足之地了。如果我们放弃预定计划，机械地执行中央指示，那后果会是怎样呢？
“目前南宁的局势已由我们控制了，从这一点上它有别于当年的南昌。‘这一枪’实际上在俞、李通电讨蒋的当日就打响了，我们并非引而不发。 问题是枪响之后，我们能否立足长久？这也是南昌暴动失败后给我们的一个启示。
“兵家有言：战势不过奇正，以奇胜，以正合，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那我们该如何行动？只能来个‘三十六计，走为上’——这就是坚决按原定 的第二手计划办，放弃南宁，挺进左右江。那里山高皇帝远，大有回旋余地。再说，那里已有韦拔群、陈洪涛等农民领袖开展革命活动多年，基础雄厚， 我们到那里尽可放开手脚，大力发展武装队伍，建立革命根据地。一旦条件成熟，就杀个回马枪，攻取南宁、梧州、柳州，乃至赤化全广西。”
听了这一席话，大家都沉默了好几分钟。
雷经天眉头紧锁，眼神里蕴含着一种难言的隐衷。但他的手指不由自主地“笃笃笃”弹响了桌子，开始发话了：“我同意邓代表的意见。死守南宁， 等于自毙！类似这种盲从蛮干的斗争，已使我们的同志流出了太多的鲜血。 据悉，吕焕炎、杨腾辉等明里拥蒋，暗里仍投其主李、白、黄，他们会不惜 一切地夺回他们的大本营 ”
龚鹤村马上插话：“要是这次我们不照中央指示办，硬是放弃南宁，就怕再给我们甩过来一顶与中央唱反调的大帽子，谁戴得了，顶得住？哎 我们来广西，总是费力不讨好！”
雷经天吐出一丝苦笑：“是啊，帽子扣得倒不少喽！说‘广西工作陷入了机会主义的泥坑’；不把俞、李‘当做改组派、第三党一样的对待，就是机会主义’；不按共产国际和中央路线执行，就要‘予以无情打击’ 这次‘抗旨’恐怕是非同小可，帽子会扣得更大。怎么办？我这个当特委书记的，只好接过来，不愿戴也要戴，我不戴叫谁戴，扔是扔不掉的。”
邓斌向这位宽厚耿直而又谦和隐忍的大胡子书记投以钦佩的目光，说：“老雷，我是中央代表，要戴帽子该是首当其冲吗！我现在就住在所谓‘改组派’、‘新军阀’的家里，看来是地地道道的‘机会主义’小头子了。”
大家相视而笑。
经过这些天的接触了解，人们不难发现，这位年轻的小个子的中央代表颇有个性，韬光养晦，处事应变中独见他的一番胆识与智慧。在他来广西短 短两个来月的工作中，已显现出他独具匠心的谋略，不能不令人刮目相看： 毕竟是从首脑机关来的人啊！
陈豪人摘下近视眼镜擦了又擦，好像眼镜片上黏了擦也擦不掉的东西： “现在争抢帽子戴，还为时过早。最担心的是，我们与中央指示反着做，万 一出了问题，恐怕就不只是给谁戴帽子的事了。 ”
看得出也听得出，这位随着俞作柏省主席职位的被罢免而任省府秘书长的“使命”也随之告结的“大权旁落”者，仿佛有一种莫名的失落感和对开 赴新的“领地”所承担的风险感到几分焦虑。
邓斌说：“谚云：成事在天，谋事在人。但成与败不全在天意，关键取决于人谋。只要我们机动灵活，把握好时机，因势而利导，方能正奇相生而取胜。请大家放心去做，出了问题，一切责任由我来负！”
此言即出，落地成雷！于是，大家经过商议，决定近日举行兵变，把部队拉出南宁，向左右江地区转移，并以百色、龙州为重点，开创革命根据地。
会议结束，天色微亮。雷经天即动身去恩隆平马镇，组建农民协会和中共右江特委，迎接大部队的到来。邓斌当即伏案给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写了一封信，陈述广西形势变化和举行兵变的决策。当天由龚饮冰身藏此信去了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