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下旬，丁玲住进友谊医院高干病房，进行全面身体检查。在那里住院的熟人有萧三、陈沂、张磐石等，他们有了充裕的说话时间，忆忆旧事，问问身体，但彼此更关心的是平反政治上的冤案，小部分人的问题解决了，大部分还正在进行中。3月15日，山西的文学刊物《汾水》第三期发表了丁玲的《致一位青年业余作者的信》，这是自1957年反右之后以“丁玲”署名的作品头一次公开发表。那本是一封普通私人信件，不是供发表的，意义不在作品本身，而在于它的作者。后来丁玲说：“当时他们发表这封短信，不能不说是冒了一点小的风险，冲了一下禁区的。我对他们是怀着异常的感谢之情的。”
丁玲4月6日出院，经中央办公厅负责人冯文彬安排，暂时住进友谊宾馆东北区二单元7217套房，那里的条件要比文化部招待所好得多。
5月3日，中国作协复查办公室作出《关于丁玲同志右派问题的复查结论》，这个结论的第一稿是2月3日写出，4月4日改写出第四稿（送审稿），4月27日，张僖和李季在刘白羽处研究了这个稿子，并根据刘白羽的意见进行了修改，然后送给周扬、林默涵审阅定稿。
《关于丁玲同志右派问题的复查结论》说：
“一、关于一九三三年被国民党逮捕后在南京的一段历史问题。经复查，丁玲同志一九三三年被捕问题，中央宣传部曾在一九五六年十月二十四日作过审查结论，属于在敌人面前犯过政治上的错误。一九七五年五月十九日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办公室又重新作了结论，定为叛徒。但这个结论所依据的事实未超过一九五六年作结论时的根据。因此，我们认为，应维持中央宣传部一九五六年十月二十四日《关于丁玲同志历史问题的审查结论》，撤销一九七五年五月十九日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办公室《对叛徒丁玲的审查结论》。
“二、关于反党集团问题。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中央批发了作家协会党组《关于丁玲、陈企霞等进行反党小集团活动及对他们处理意见的报告》。一九五六年下半年，丁玲提出申诉。中宣部部长办公会议决定对丁玲问题进行复查。一九五七年六月初，中宣部及作协党组领导同志已在作协党组扩大会上宣布，‘丁、陈反党集团’不能成立，给丁、陈摘去‘反党集团’帽子。
“三、关于右派问题。关于一九五七年春天丁玲与江丰反党集团、《文汇报》右派秘密勾结的问题，经复查，丁玲与江丰并无往来（‘江丰反党集团’是一起错案，业经文化部复查改正）。至于《文汇报》记者访问丁玲，要求她谈丁、陈问题，当时被丁玲拒绝。因此，这个问题应予否定。关于一九五七年六月作协党组召开旨在解决丁、陈问题、加强党内团结的扩大会期间，丁玲曾对个别同志说过：‘这次问题如不解决，我要退出作协。’这只是丁出于一时意气的话，不能看作是阴谋公开分裂文艺界。一九四二年丁玲在延安主编《解放日报》文艺版时，发表过王实味的反党文章《野百合花》，自己也写过《三八节有感》等错误文章，对此丁玲同志早已作过多次检查。综上所述，丁玲同志的言行不属于反党反社会主义性质。把她定为右派分子，属于错划，应予改正。
“一、撤销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十七日中国作家协会整风领导小组‘关于右派分子丁玲的政治结论’；
“二、撤销一九五八年中共中国作家协会总支‘关于开除右派分子丁玲党籍的决议’，恢复丁玲同志的党籍；
“三、恢复丁玲同志的原工资级别（行政七级），建议适当安排工作；
“四、对丁玲同志亲属、子女档案中涉及这一问题的材料应予销毁。”
6月5日，张僖把这个复查结论带给丁玲。
这个结论中，历史问题维持中央宣传部1956年10月的审查结论，即“属于在敌人面前犯过政治上的错误”，写申明书“实际上是一种变节性的行为”；1955年‘反党集团’问题早已在1957年摘去帽子；剩下的只有一个右派问题，“属于错划，应予改正”。
显然这个结论不公正。历史问题自不必说，“反党集团”问题，说是1957年6月“中宣部及作协党组领导同志”就摘去了帽子，可是，这些“领导同志”到了7月的党组扩大会上不是就反口了吗，说丁陈要翻案，并且据此把他们打为右派。
丁玲自然对这个结论不满意，她只把主要意见对准了“历史问题”，“反党集团”不管你们怎样讲，不总是承认定错了嘛！
6月8日，丁玲写出自己的意见：
“（一）对于这个结论，除第一项历史部分外，我都同意。希望在‘恢复丁玲同志党籍’后面，加写‘恢复其政治名誉’七个字。（二）对于第一项历史部分说‘应维持中央宣传部1956年10月24日《关于丁玲同志历史问题的审查结论》’，我不能同意。因为：（1）对于1956年的这个结论，当时迫于形势，我在这个结论上签了字，但同时声明，‘结论中引用的我的交代与事实有不够确切符合之处’，作了三项带根本性的保留。在1957年夏天，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议第四次会议上，会议主席、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同志当众宣布而为众所周知：这一结论，中央组织部不予接受，退回。这就是说，这一结论没有最后成立。（2）1940年在延安，中央组织部陈云同志亲自主持，任弼时同志亲自审查了我的这段历史，作了书面结论，认为没有问题，结论经过毛主席审批。1943年我在党校补充交代的一点事实，没有推翻我过去交代的事实，也不曾改变事情的性质；没有根据，也没有理由以这一补充交代来否定或修改1940年中央组织部的正确结论。（三）因此，现在我再一次请求组织上根据历史事实，考虑1978年11月我呈交中央组织部历史材料中的申诉和最近（今年六月）我呈交宋任穷同志信中提出的请求，实事求是地、明确决定：（1）撤销1975年5月19日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办公室《对叛徒丁玲的审查结论》；（2）确认1956年10月24日中央宣传部《关于丁玲同志历史问题的审查结论》不能成立；（3）确认1940年中央组织部所作的结论是正确的，应该维持这个结论。”
3月23日和25日，她还在友谊医院住院时，有两位老同志都给她带过同一个消息：胡耀邦说，丁玲的历史结论，应该坚持1940年中组部的结论。5月份，丁玲又找过中宣部廖井丹副部长，廖井丹说：历史结论根本不需要重做，就是1940年的，因为中组部并未提出问题，中宣部1956年的结论中组部没有批。他还说，已经决定历史问题由中组部处理，叫丁玲放心。6月，丁玲又给中组部部长宋任穷写信，要求维持中组部1940年的结论。在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胡耀邦改任中宣部长，宋任穷任中组部长。
但是，中国作协复查办公室仍然坚持己见，很快又作出《关于丁玲同志一九三三年被捕问题的复查报告》。结论是：“经复查，我们认为，1956年10月24日中央宣传部《关于丁玲同志历史问题的审查结论》是实事求是的，应维持中央宣传部1956年10月24日《关于丁玲同志历史问题的审查结论》”。这个报告的落款日期是6月9日，即丁玲提出意见的第二天，反应极其迅速。
此后，丁玲与中国作协复查办公室的分歧，就集中在历史结论上——是以中组部1940年的结论为准，还是以中宣部1956年的结论为准。
中国作协的结论是中国作协和文艺界某些领导人的意见：“疑点”可以排除，“污点”不能抹掉。生杀大权在这些人手里，丁玲仍然处于弱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