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被分配到汤原农场畜牧队养鸡。她很快就从消沉中振作起来，目标是重新做人，做一个清白的普通劳动者。她不敢有更高的奢想。
1959年，中央发出分期分批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指示。7月，中国作协副秘书长张僖到汤原农场了解丁玲改造的情况，8月20日给作协党组写报告说：“这个人表面上看来是叫干啥干啥，在劳动中也能挑土，挑鸡粪，切鸡菜等，干比较重的活，但此人并不简单。她原来的那一套还是原封不动，指望她的思想、立场有根本改造是比较困难的。”9月17日，中国作协党组在写给中宣部的汇报中，将丁玲列为“对被划右派基本不服或完全不服”的第三类中最后一名。
郭小川说：“那几年，每年国庆节前夕，都要摘掉少数右派分子的帽子。事先，作协副秘书长张僖去了解了丁玲的情况，回来反映她的表现并不算好，但汤原农场党委又来了文件，主张摘掉丁玲的右派帽子。因此，作协党组进行了讨论，大家都不同意摘掉。于是我们写了一个报告给中宣部。几天后，刘白羽传达了据说是张子意的‘指示’，要作协党组重新讨论，认为不给丁玲摘掉右派帽子是不对的。这样，作协党组才又同意了给丁玲摘掉右派帽子。后又写了一个报告，不久被中央批回，不同意给丁玲摘掉右派帽子。”
汤原农场提出给丁玲摘帽，是执行王震的指示。从1960年到1962年，王震连续三年指示合江农垦局转告汤原农场，要他们写报告，申请给丁玲、陈明摘帽。当年起草报告的汤原农场党委秘书宁文成说：我奉命写过不少“丁玲表现”的报告，平均半年一次。大多数职工对丁玲的看法是：身处逆境而对党无怨，遭受磨难而信仰弥坚。1960年12月，王震又将丁玲陈明召回北京。他在协和医院住院，带着丁玲陈明去看也在那里住院的邵荃麟。邵荃麟明白王震的意思，当着丁玲的面对王震说：丁玲在农场扫盲，为畜牧队夺得红旗，根据中央精神，右派有立功表现的，可以考虑摘帽。
但王震的努力未能如愿。
1961年冬天，冯雪峰摘掉了右派帽子，陈明也摘了帽子。1962年3月3日，丁玲给刘白羽写信表示要经受住考验：“我没有任何意见，虽然有过一些难过，但一想到个人的进步，离党对我的希望还很远，成绩与罪过也不可能相比。如果因为许多人都解决了问题，脱了帽子，而自己就自卑自弃，这是违反党和同志们的希望的。”
丁玲摘帽没有消息，但腰病却发展了，在北京时她只有三节脊椎骨质增生，1961年在佳木斯照X光，已经发展到整个脊椎骨质增生，腰和臂膀常常疼得厉害，夜里不能入睡。这是参加超量的劳动所致，她毕竟是一个老太太了。1963年9月，丁玲在写给周扬、邵荃麟的思想汇报中说：“我有一个要求，我希望党根据自一九五八年我到农场以后，五年多来的一贯表现，对过去错误的认识，和对党的态度等，摘掉我的右派帽子，准许我回到革命的队伍里来。……我向党保证：决不重犯错误，我一定全心全意，一心一意，老老实实听党的话，服从领导，做党的驯服工具，为革命，为无产阶级埋头工作，奋斗到底。”简直是低声下气地哀求了。10月，丁玲、陈明回到北京，严文井对陈明谈到丁玲的摘帽问题说，丁玲的右派帽子，农场、农垦部党组、作协党组都同意摘，中宣部也点了头，只是到了上面——什么上面你就不要问了——全国平衡，就把丁玲搁下来了。他们又去看望王震，王震两次加重语气对丁玲说：“你的问题，我负责到底！”
1964年9月4日，丁玲再次致信周扬、邵荃麟，希望摘掉右派帽子。12月29日，又给邵荃麟、刘白羽、严文井写信，“自己不能不再一次提出：请求党根据我几年来的决心、态度、思想和工作表现，考虑给我摘掉右派帽子，批准我回到人民的队伍里来。”
从1959年到1964年，中央先后五批给右派分子摘掉帽子，但是都没有丁玲。
对于1932年入党的丁玲，做一个普通公民、清白的劳动者，怎么就那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