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在全国出了名了。丁玲出名有两次，头一次是1952年获得斯大林文艺奖金，那一次是红了，一次是1957年反右，这一次是臭了。连她最崇敬的毛泽东，都以一种不屑的口气说到她。
九月底，毛泽东在接见捷克斯洛伐克访华代表团时谈到丁玲：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搞文学的很糟，丁玲这样的人，是一个大作家、党员。现在很好，可以把她赶出去了，赶出去更好办，文学艺术会更发展。（陈晋《文人毛泽东》）金口玉言，铁板钉钉。
毛泽东讲这话的时候，党中央正在开会，中共八届三中全会，9月20日开幕，10月9日闭幕。会议的主要内容，是讨论反右派斗争的方针政策和具体部署。9月23日，总书记作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提出：“对于党内的右派分子应该开除他们的党籍。”毛泽东在会上提出，对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问题，仍应回到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提法，“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是他从反右派斗争中获得的新的认识。
八届三中全会还通过了《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其中，第一部分规定了哪些应划为右派分子，第二部分规定了哪些应划为极右分子，第三部分规定了哪些不应划为右派分子。10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的通知。
这些，成为对右派进行组织处理时的政策依据。
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结束四天之后，10月13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13次会议的讲话中，又两次点到丁玲。他说：“共产党里头出了高岗，你们民主党派一个高岗都没有呀？我就不信。现在共产党又出了丁玲、冯雪峰、江丰这么一些人，你们民主党派不是也出了吗？”（毛选五卷488页）江丰原是中央美术学院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党组书记，在反右斗争中也被划为反党集团。
在谈到对右派分子的处理时，毛泽东又说，章伯钧的部长恐怕当不成了。比如丁玲，就不能当人民代表了。比如钱伟长，恐怕教授还可以当，副校长就当不成了。还有一些人，教授恐怕暂时也不能当。对右派如何处理，如何安排，这个问题请诸位去议一下。（朱正：《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
毛泽东在不到一个月里，三次谈到丁玲，说明他还记着丁玲，还在关注着丁玲。但他已经不再欣赏器重丁玲。而处在丁玲的角度，只要毛泽东能提到她，不论怎样评价，是褒是贬，实在都是她的一种荣幸！
她与毛泽东长达二十年的友谊，至此也画上了句号。
丁玲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是在1936年的初冬，她逃离南京，跋山涉水来到党中央所在地保安。一到保安，她就受到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等中央领导人的欢迎，“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
她和毛泽东本是同乡，他们又有几个共同的熟人朋友（丁玲在周南女校的老师陈启明，是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的同学；丁玲在长沙暑期补习班曾经与杨开慧同学），于是就有了谈话的题目。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话题是文学，在偏远的陕北高原，文化底蕴深厚的毛泽东，难得找到一个可以谈谈中国古典文学的知音，丁玲恰在此时来到，便弥补了这个缺憾。她那时可以自由随便地去看望毛泽东，而毛泽东也乐得有这样一个谈话对手，可以与之畅谈李白李贺李商隐，作为紧张工作之余的休息和消遣。丁玲虽然不能与毛泽东相“匹敌”，但悟性极好，又阅读过许多古典文学作品。那时的毛泽东对她印象颇佳，因而才有了那首《临江仙》：“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这是毛泽东一生中唯一题赠作家的诗词。
丁玲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前前后后》中回忆说：那时毛泽东每次去红军大学讲唯物辩证法，警卫员都来通知我去听。他同我谈话，有几次都是一边谈，一边用毛笔随手抄几首他自己填的词，或者他喜欢的词，有的随抄随丢，有几首却给了我，至今还在我这里。那时我听他谈话，常常感到自己的旧文学底子太薄，不足为他谈话的对手，因此多半是我听，他讲，我以能作为他的听众而感到高兴。
丁玲后来寄交胡风为她保存的毛泽东手书，除了《临江仙》外，还有《沁园春？雪》、《沁园春？长沙》等四篇。八十年代初胡风回到北京后，都交还给丁玲。
毛泽东对丁玲一直很关照，把她看作一个私人朋友，1938年和江青结婚时，还请她和徐海东、谭余宝一起去吃饭。而丁玲每有困难，也常常向毛泽东求助。她听说康生在中央党校讲，丁玲在南京自首过，便去找毛泽东，要求组织上对她在南京被囚禁的一段历史予以审查和澄清。1940年元旦，陈云部长把中组部的审查结论通知丁玲，并特意告诉她，结论的最后一句：“应该认为丁玲同志仍然是一个对党对革命忠实的共产党员”，是毛主席亲自加上去的。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在关键问题上给予丁玲帮助。
第二次，是1942年丁玲写了《三八节有感》，受到一些高级干部的激烈批评，这时毛泽东又出来为她说话，他在一次高级干部学习会上说：《三八节有感》虽然有批评，但还有建议。丁玲同王实味也不同。五月，延安文艺座谈会结束时大家照相，毛主席还特意站起来问“丁玲在哪里呢？照相坐近一点么，不要明年再写《三八节有感》。”
1943年延安审干，丁玲补充交代了在南京曾经写过一个“以后出去后不活动，愿家居读书养母”的条子，因此被列入有问题暂时未弄清的人，进入了她在延安最低沉的一段时期。又是毛泽东给了她转机，1944年7月1日凌晨，毛泽东给丁玲和欧阳山写信，对他们写的模范人物报道给以表扬，并邀请他们来枣园畅谈、吃晚饭。四十年后丁玲深情地回忆：“延安枣园里的黄昏，一钩新月，夏夜的风送来枣花的余香，那样的散步，那样的笑语，那样雍容大方，那样温和典雅的仪态，给我留下了最美好的记忆。”受到毛泽东表扬的那篇报告文学《田保霖》，无论素材还是文采，都属平常之作，毛泽东意在鼓励丁玲，肯定丁玲，意在为丁玲“正名”。此后毛泽东还在多种场合表扬丁玲，陈赓就告诉过丁玲：毛主席在一次高干会上说：“丁玲现在到工农兵中去了，《田保霖》写得很好，作家到群众中去就能写好文章。”最高领导人讲了话，背着两个大包袱、弄得有些灰溜溜的丁玲果然处境大变，重又恢复了以往的活跃和风光，写出了大量工农兵题材的新作。
毛泽东都是在关键时刻出面相助。丁玲牢记在心，能不感激领情？
1945年抗战胜利后，丁玲离开延安去了晋察冀，与毛泽东见面的机会就十分稀少了。有可靠记载的只有三次。一次是1948年6月15日在党中央所在地西柏坡村，毛泽东给了她鼓励和很高的评价。第二次是1949年6月丁玲从沈阳到北京，11日给陈明写信说“见了老板一次，谈了些不重要的问题，也无特殊之事，他又在劝我读书，可是我实在不想进学校了。”“老板”即毛泽东。第三次是1951年夏天，在颐和园云松巢，毛泽东游园时顺便来看了她。此后，丁玲几乎没有机会见到毛泽东了。
毛泽东首先是一个政治家，任何时候，待人处事的第一原则都是政治原则，个人喜好随之而改变。他从来不会陷于温情失去理智。1955年他圈阅过陆定一说丁玲历史可疑的那封信，不会不受到影响（他在1958年写的《再批判》按语中就说“丁玲在南京写过自首书，向蒋介石出卖了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在反右派的严肃斗争中，丁玲的“反党”罪行又痛遭批判，他自然要把过去的友情一笔抹掉。他的这一个性，在十年后的“文化大革命”中表现得更为淋漓尽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