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反右派斗争中，中国作协的党组书记是邵荃麟，但斗争的真正领导人却是副书记刘白羽，他才是周扬所信任倚重的力量。
与邵荃麟私交甚好的黄秋耘说，在反右派运动中，邵荃麟起的作用极小，他当时自身难保，因为在整风中间他和夫人葛琴去浙江鼓励大鸣大放，鼓励文艺界给党提意见。
张僖说，邵荃麟到杭州，不光发动大家鸣放，自己也带头说了一些鸣放的话，引起浙江省委的不满。有一天，林默涵在党组会上说，浙江省委向中宣部提出，邵荃麟在杭州“点火”的讲话有问题，他告诉郭小川，马上叫邵荃麟回北京。
大概邵荃麟比较缺少党内政治斗争的经验，他身上更多的是坚定不移执行党的指示。
邵荃麟是1953年初，从中宣部教育处处长的岗位来到中国文协的。当时丁玲正在汤岗子温泉疗养，这个消息是周扬写信告诉她的。同年《人民文学》七、八月号合刊上，邵荃麟接替茅盾出任主编，10月文协更名为中国作家协会，邵荃麟任副主席，并担任新一届党组的副书记。1956年12月，他接替周扬出任中国作协党组书记，这个职务一直持续到1965年8月，接替他的是刘白羽。
邵荃麟比丁玲小两岁，比周扬大两岁，但入党比他们两人都早，他是1926年，周扬是1927年，丁玲则是1932年。他长期在国统区领导党的文化工作，写过文艺理论文章，翻译过马列主义文艺理论书籍。
黎之谈到反右斗争之前对邵荃麟的印象：“他是个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个非常诚恳执著的人。除了工作他似乎没有别的爱好。生活要求简单，据说上班时他的夫人葛琴得把香烟和手绢装到他口袋里。他烟瘾很大，但一讲起话来烟也忘了抽，点上火吸一口就丢到烟缸里，我很为那一支支浪费的‘中华牌’而可惜。面对着作协工作中的复杂情况他不时也流露出忧虑，但他相信以他的正直无私，对党的忠诚，是会把工作作好的。每一次党组会他都作有准备的系统的发言，一丝不苟地处理每一件经手的工作。他的身体那么瘦弱，体不胜衣，我为他的工作精神所感动，也为他的健康担心。”
邵荃麟身体不好，1928年就患过肺病，又坐了三年国民党的监狱。1962年8月，中国作协在大连召开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他在会上多次发言，针对着文艺创作中题材单调、人物概念化的倾向，提出描写中间状态的人物，因此被诬为鼓吹写中间人物，先是受到批评，又在“文革”中受到批斗，1971年含冤而死，时年只有65岁。他女儿邵小琴写的纪念文章中说，“文革”期间他被关押，夜里肺气肿加重，不停地咳嗽，他抓住同居一室的黄秋耘的手，以微弱的声音说：“你替我想想，这些年来，我有什么地方对不起党？”
邵荃麟是一个悲剧人物，正直，诚实，忠实于党，却不为“组织”所器重，一个重要原因是缺乏“勇于斗争，善于斗争”的精神，而“十七年”间文艺战线的领导工作，就是要敢斗善斗。黄秋耘评价他说：“邵荃麟是一个很正统的中国共产党人，他也有很多教条主义的东西，但同时呢，他对中国传统的人情世故那一套东西，也摆脱不了。”“邵荃麟待人处事主张通情达理，要与人为善，不要苛求于别人。”“他主要的一个矛盾，就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正直的良知，和正统的马列主义之间的矛盾。”
当时中国作协党组和中宣部的几个领导里头，郭小川对林默涵、刘白羽很佩服，觉得他们“是周扬的左右手，是文艺界的干才”，对邵荃麟却“不那么佩服”，觉得他讲话罗嗦，“林默涵也常常说他‘好表现’、‘一讲就是几小时’，但对他的大的方面，仍然是相信的。”（《检讨书》）